如果说曾国藩与胡林翼的遇合令晚清那段历史灿然一亮，那么曾国藩与咸丰皇帝的遇合则令这一段历史平添了几分郁闷。因为在这一对恩怨君臣的框架下，曾国藩就像从巨大的磐石底下蜿蜿蜒蜒爬出来的一条藤蔓。
磐石的力量，不仅在于君权，更在于满汉分畛的部族政权。故此无论是对汉人，还是对地方，清王朝的掌控都来得分外严密，可谓心机深邃，重重设防。再加上咸丰本人不是靠睿智而是靠心机坐上的龙椅，一旦龙驭天下，心机就呈现出它可怕的一面：阴郁而滞重。
然而，藤蔓居然从磐石底下爬了出来，还爬出了一份惊世奇功。
这是背景的力量。背景是历经二百多年后的清王朝内囊溃烂的忧危现实。于是太平天国应运而生。于是，曾国藩这位汉族中小地主及经世派的后起之秀才告别了理学名臣的故有之路，神奇地转入军界，成为撕毁清王朝军制的一头雄狮。
更为神奇的是在曾国藩同咸丰皇帝漫长而艰苦的博弈中，太平天国最英明的统帅石达开竟屡屡充当曾国藩的贵人，再加上汉臣祁巂藻先贵人后小人的介入，致使曾国藩与咸丰皇帝这一对恩怨君臣间的戏目精彩纷呈。
（第一节）诤臣冒死谏，庸君图圣名
咸丰皇帝嗣位的第二天，曾国藩参加了朝议，朝议的内容是对已故道光皇帝的两项遗命是否遵行，这两项遗命是“无庸郊配、庙祔”，意思是郊外祭天时不要祭祀他、祭祀先祖时不要祭祀他。朝臣们议定的结果是：“郊配既断不可易，庙祔尤在所必行。”曾国藩当时也没有异议，可是回去仔细一想有些不妥，次日，即道光三十年（1850）正月二十八日，便上了名为《遵议大礼疏》的折子，拿出自己的意见。
关于“无庸庙祔一条”，他认为“万难遵从”，这本来与朝议相同，只是他阐明了其中的理由。因为后世的周天子有七庙之数：始祖，四亲即父、祖父、曾祖、高祖，当中还另加上文王和武王两位远祖。这其中始祖和远祖是不变的，而四亲则随着子孙繁衍而不断变化。那么，道光皇帝作为咸丰皇帝的父亲，属于四亲中最近的一位，无论如何都应该入祀祖庙。
关于“无庸郊配一条，则不敢从者有二，不敢违者有三焉”。所谓“不敢从者有二”，因为郊祭是祭天的一种礼仪，但古礼都同时祭祀先祖，寓义先祖之德可配于天，而道光皇帝即有这种大德，如果不加祭祀，“则普天臣民之心，终觉不安”；我朝列祖相沿于此，已为成例，以道光皇帝之德，“即使无例可循，臣下犹应奏请”，何况古有“君行意，臣行制”之说，“在大行皇帝自怀谦让之盛意，在大小臣工宜守国家之旧制”。所谓“不敢违者有三”，其一，“坛壝规模，尺寸有定”，但后世子孙无穷，都享受配祭，将来是容不下的，道光皇帝正是“虑及”于此，“故定为限制，以身作则”；其二，唐、宋及本朝顺治年间都有因臣工奏议而兴废配享的先例，为了预防后世“援唐宋罢祀之例妄行陈奏”，道光皇帝特旨“非天子不议礼”，“大行皇帝以制礼之圣人自居，臣下何敢以寻常之识浅为窥测？”其三，“我朝以孝治天下，而遗命所在尤重”，历代圣主对前朝遗命都不敢违背，今道光皇帝有遗命在，岂可违背，何况道光皇帝“卑屈”自己以“尊崇”先祖，“此乃大孝”，对这种大孝又如何可以违背？“权衡”这“不敢从者有二”与“不敢违者有三”，显然后者为重。
毕竟事关礼仪，曾国藩身为礼部右侍郎，属于正常履职，即便表现不俗，甚至出众，也属为臣本分。何况，此时的曾国藩心中还不无忧虑，因为他于道光十八年（1838）即被道光皇帝由朝考第一等第三名，亲自拔置为第二名，授翰林院庶吉士，自此仕途顺遂，至道光二十九年（1849）正月即升授礼部右侍郎，八月又兼署兵部右侍郎，相当于今天两个部的副部长，官居二品，可谓道光一朝的后辈宠臣，而究其背后的原因，则是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为他会试时的座师，十几年来对他屡屡提携。穆彰阿把持朝政，结怨甚多，曾国藩作为穆的得意门生，自然被视为穆党。如今道光皇帝已经晏驾，按正常逻辑，穆彰阿很快就会失势，那么曾国藩受其牵连也几乎无可逃避。然而，曾国藩竟然凭借这道折子，赢得新皇帝的赏识：“侍郎曾国藩所奏，颇有是处”；次日又蒙“召见”，“奏对甚详，上益嘉之”。
这无异于在曾国藩的心中漏进了一缕阳光，仿佛他与咸丰皇帝的君臣关系也是通过这道折子才明朗起来。
其实这种君臣关系本是先天注定了的。尽管一个出生于北京的皇宫，一个出生于湖南的乡下，但是既然江山是人家清朝爱新觉罗氏的，那么你一个汉族农家子弟要想改换门庭、出人头地，便只能沿着读书求仕的道路千里迢迢地奔赴京城，臣服于阶下。只是曾国藩在路上走到二十一岁那年，咸丰才在皇宫里出生，及至曾国藩二十八岁会试中第而正式进入京城，咸丰皇帝才刚刚八岁。而咸丰即位时年仅二十岁，曾国藩则已年届不惑，刚好四十岁。自此，四十岁的臣开始了与二十岁的君恩怨纠结的生命历程。
应当说咸丰皇帝的出生适逢其时。在他的三位哥哥相继死去之际，他还在母亲的肚子里。于是他就在父亲道光皇帝的深情瞩望中降临人世，为了告别哥哥们早夭的不吉，父亲为他取名刻意回避了“纟”字旁，而取了“言”字旁的奕詝，似乎是想到二者的谐音“丝”之易断与“延”之绵长的缘故。而他的母亲还是父亲最宠爱的妃子，到他三岁那年，孝慎皇后居然去世，他的生母便晋为皇贵妃，下一年又立为皇后。到他六岁时，父亲又为他择了“通典籍而知世故、老谋深算”的杜受田为师傅。谁料命运之神在他抵达峰巅之时，突然让他跌落下来。在他十岁那年，生母亡故，道光皇帝将他交由静贵妃抚养，静贵妃虽未晋为皇后，却也晋为皇贵妃，总摄六宫。而且皇贵妃还有一亲生儿子，名叫奕欣，仅小奕詝一岁。两位皇子相比，奕欣的聪明才智和胸怀为人都稍胜一筹，而且奕詝还有一短处，因从猎南苑，坠马伤骨，成为跛子，更有甚者，居然还有传说他因生天花而成为麻子。但是两皇子对皇位的角逐，却最终由奕詝胜出。胜出的原因恰在于心机，而他的心机则成于两个方面。一是他被人领养的经历，虽然同为皇贵妃抚养，但毕竟他心知自己不是亲子，难免暗怀卑怯，在弟弟面前，总要退让一步，久之成为习惯，便在道光皇帝眼中成了美德，其实退让并非出于真心，而是出于世故，甚至是伪装。二是师傅的导演，师傅知道他论资质比不过奕欣，便让他表现仁孝，诸如，奕欣在父亲垂询时知无不言，而奕詝则不与争锋，只在父亲自言老病，不久于君位时，伏地而泣；还有在会猎南苑时，奕欣获猎最多，奕詝则一矢不发，当道光皇帝怪而问之，则对以不忍伤生，从而博得皇帝老爹赞其为真帝者之言。于是，他便在父亲死后荣登大宝。
而比他年长二十岁的曾国藩却不知心机为何物。鉴于父祖两代人的殷切希望，及父亲读书无成的酸楚，曾国藩从小发愤苦读，科考之途虽屡经失败，却屡败屡战，终于以顽韧精神会试中第，随后又将这种精神用于修身求圣。
由此，他从理学家那里学到了求知与践行的方法论，不仅令他博通天地古今，更令他忧时济世的情怀格外真挚而殷切。至于他的官运亨通，则多半出于贵人相扶而不是善于钻营，故此并没有让他增长心机，倒是于深感皇恩浩荡之余，更强化了他报效君父的挚诚。于是一位年长却诚同赤子的臣与一位年轻则满腹心机的君便历史性地相遇了。
相遇的背景则是历经二百多年后的清王朝内囊溃烂的忧危现实。其一，人口暴涨与土地兼并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大批农民失去土地，而转成流民，并数量激增，汇集在会党、宗教的旗帜之下，成为对抗官府的强大势力。其中拜上帝会于咸丰即位当年（1850）十月初一在广西起事，十二月初十便正式建国号为太平天国，成为清王朝最大的敌人，历时达十四年之久。其二，西方列强的威胁已从海上日益逼近，十年前爆发了第一次鸦片战争，曾让道光皇帝焦头烂额，十年后，已延续四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便令咸丰皇帝逃离了北京。其三，抵御内、外强敌的军队系统却是一败涂地，八旗兵因特权而导致腐败，从而蜕变为清朝军事体制中的恶性肿瘤，绿营兵也因军制落后而战斗力沦丧，两个兵种每年却要耗银2000多万两。其四，财政则入不敷出，鸦片战争失败后战争赔款及鸦片走私导致白银外流量高达1.2亿两，是道光年间每年财政收入的三倍还多，清朝国库储备枯竭，至咸丰即位时，户部存银仅为187万两，战略后备极其虚弱。
危局需要英主，需要雄才大略，可咸丰不是英主，他才智平庸。尽管他也想登基伊始即绽放新皇风采，展现新朝气象，却绝无振衰起弊的睿智、魄力与手段。譬如两次鸦片战争之间亟需知己知彼、高屋建瓴地预谋应对之策，但是咸丰却只是于海防上稍事整顿，随后便束之高阁，以致外患卷土重来之际，他毫无定见，一走了之，并就此颓废致死。由于外患处于暂时潜伏状态，国内矛盾便成燃眉之急。咸丰为此几乎耗尽了毕生心血，客观地说，他堪称勤政，而且也大抵称得上赏罚严明，听从劝谏，致使十一年执舵，为太平天国的最终剿灭，奠定了取胜的基础。正是在这剿灭太平军的过程中，咸丰皇帝与曾国藩君臣之间，历史地上演了一幕又一幕的精彩活剧，这第一幕便是奏折的风波。
咸丰于道光三十年（1850）正月二十六日即位，二月初八即下诏征言。他万万没有想到，一年零两个月后，即咸丰元年四月二十六日，一封词锋尖锐的奏折居然矛头直指自己，而且上折者竟是被自己屡屡施恩的曾国藩。
自去年正月上《遵议大礼疏》受到嘉奖后，曾国藩越发吉星高照。三月初二，曾国藩于咸丰皇帝下诏征言二十四天后便上了分量很重的《应诏陈言疏》。在这封长达三千言的奏折中，曾国藩一针见血地指出京官“退缩、琐屑”，外官“敷衍、颟顸”的可怕现状，预言“将来一有艰巨，国家必有乏才之患”。为此，他提出造就人才的三个办法，即转移、培养、考察，并对三个办法逐一详述。还请求咸丰皇帝仿效圣祖康熙，“俟二十七月后，举行逐日进讲之例”。所谓“日讲”，其全称为“经筵日讲”，本是康熙皇帝在铲除鳌拜集团后为整治朝纲而推出的一项举措，而其中的“经筵”，原是顺治朝所定的年例，即是讲读清朝列位先帝“祖训”的盛会，康熙将“经筵大典”改为“经筵日讲”，选内臣御前每日进讲汉儒经学典籍，隔数月，举行大典交流进讲，目的在于用儒家思想统一认识，拨乱反正，同时又不失为培育人才的有效途径。咸丰皇帝阅后，当即在折后加了长长的朱批，大加赞赏，不仅采纳曾国藩关于“日讲”的建议，还将曾氏所请的“二十七月后”改为“百日后”，几乎提前了两年。为此，一个月零两天后，曾国藩又上《条陈日讲事宜疏》，紧承前折，为“日讲”陈列十四条目，初定大概规模。可见曾国藩的上言得到了咸丰皇帝十足的重视。不仅如此，还于六月兼署工部左侍郎，十月变兼署兵部右侍郎为兼署兵部左侍郎。更为幸运的则是，当十月罢免穆彰阿时，被视为穆党的曾国藩并没有受到牵连。毫无疑问，对于曾国藩而言，新皇的态度已经超越了重视，而进展到保护，按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惯例，这绝对是需要格外施恩的。
那么接连享受新皇恩遇的曾国藩何以反将矛头指向恩主呢？其原因便在于清廷防剿太平军频遭失败。
咸丰皇帝即位不久，便着手处理广西的匪事，三次诏命广西巡抚，委派广西提督，令两广、两江总督前往广西，钦差大臣就委派了三位，其中一位便是大名鼎鼎的林则徐（赴任途中即已病逝），另一位则是他最信任的、接替穆彰阿出任首席军机大臣的赛尚阿；所投兵力两万，加上募勇达三万以上；所投军饷仅赛尚阿就拨银1000万两；而且咸丰皇帝亲发上谕，随时详授机宜；更对败军之将予以革职查办，并及时更换将领。但是，太平军却不断突破清军围剿，由桂平斜上西北武宣，洪秀全在这里登基号称天王，到曾国藩上折时，已经离开武宣，北上象州。事实无情，咸丰应对太平军的举措几乎全都宣告无效。这是清廷正规军战斗力沦丧的明证，同时也是以清朝权贵为核心的军政系统溃败的明证。
于是，朝野为之震动。反响最烈的是汉族中小地主及其代表经世派。
汉族中小地主是一个广大的社会存在，处于社会结构中的中层，始终充当社会的中坚力量，托载这个社会。历史已经证明，清朝权贵的溃败之所以没有导致清朝政权的覆灭，原因就在于中小地主及其代表经世派这一广大而坚实的中层适时崛起，这是否就是人们所说的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结构？而汉族中小地主既为中层，便绝不想滑回下层，相反却一直向往上层，甚至攀附上层，这恰恰便是他们的本性。清朝权贵正是利用他们的这一本性，通过开科取士将他们吸纳到政府里做官，当然给予的权力十分有限，但毕竟为他们敞开了一条向上的通道，从而赢得了他们的依附，实现了政权的稳定。而这些步入官场的汉族中小地主的子弟，亦即汉族知识分子，自然成为他们所出生的那个阶级的代表。他们以儒学乃至程朱理学作为自己安身立命之本与虔诚的信仰，正常岁月里，他们努力钻研儒学经典，凭此修身治国平天下，从而同清朝权贵泯然一体。而到了嘉庆年间，国势渐趋衰颓，他们目睹危局，不满于清朝权贵的浑浑噩噩，便从官僚集团中分化出来，形成一个正视现实、力主改革的派别，即经世派。他们编纂刻印了《皇朝经世文编》，倡导经世致用之学；在经历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之后，又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将经世之学引入学习西方技艺以制胜西方的轨道。可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外患间歇下来，国内矛盾空前激化，迫使经世派的关切又重回国内。
由于经世派从一开始就是以湖南籍官员为中坚，故此，出生于湖南中小地主家庭的曾国藩便历史地被推上前台。其原因在于：他经世致用的学问功底扎实，名声很大；尽管京官生活清苦，但遇同乡有难，能倾囊以助，而且办事更是不遗余力，由此被人赞为德厚；而且，因官运亨通，早在道光二十六年（1846）十月，就开始被湖南籍官员推举领衔奏事；及至下一年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后，在部司员都佩服他做事条理精密。于是，曾国藩便顺理成章地成为新一代经世派的领袖，无论在朝在野，他都众望所归。由此也对他形成了巨大的压力，湖南朋友不断写信给他，指责他值此溃败时局，心怀贪位私心，不敢上疏直谏。本来他自己出于内圣外王的志向，上感皇恩，下怜百姓，已经在内心燃起火焰，如今又被从外面吹进强风，曾国藩如箭在弦，其势必发，便上了那封矛头直指咸丰皇帝的《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
曾国藩在折中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