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叛作战运输。1958年3月中旬，甘肃省的南部和青海省的黄南、玉树等地发生叛乱。接着1959年3月以拉萨为中心的西藏全境发生武装叛乱，兰州军区为平息叛乱，调动约四万余兵力投入平叛作战，同时先后投入五个汽车团，动用各种汽车二千六百九十辆，军区汽车团派出汤志成、贺德庆、冀平带着车队在甘、青、藏一些地区执行平叛运输任务。贺德庆同志在甘南的卓尼县、玛曲、德乌鲁、洮江和青海的同仁、贵德、黄南、果洛等地区执勤，任务也是十分艰巨繁重的。
贺德庆同志从陕甘宁、晋绥边区到西北青藏高原五十年来一直战斗在交通运输线上，从黄河运送军粮，到参加晋西南战役，保卫延安，绥包战役，西安战役，兰州战役作战运输。甘南青南剿匪，青藏平叛作战运输，运送中央代表团进拉萨，以及支援地方经济建设和抢险救灾运输等。这些年他勤勤恳恳，艰苦奋斗，克己奉公，一心一意，忠于党忠于人民，把自己的青春奉献给大西北藏、回、汉、维吾尔等少数民族。他个人婚事因忙于打仗，忙于工作而耽误。待剿匪任务结束后，才于1954年三十二岁时结婚了。在青藏公路运输线上苦战几十年后，因年大体弱不适应部队的工作需要。在成都部队干休所离休，给予优厚的待遇。
关爱部属的刘运生局长。他是老红军，是长征老干部，是高级领导干部，在二万五千里长途征战中，差一点失去生命，在党组织的关怀下，才艰难地到达陕北，在红军东渡后，贺龙将军创建了晋西北根据地。刘运生与黎化南、李德强、贺德庆、毛子长、马平、陈介平、何庆怀、梁德珍等同志在晋绥边区创建后，黎化南是行署财政处处长，刘运生是行署粮食局局长，李德强是晋绥边区洪涛印刷厂厂长（是印农民币的），马平是晋绥丰镇县的贸易公司经理，毛子长是行署粮食局粮秣科科长，陈介平、梁德珍、何庆怀是粮站站长。直到1949年春，随着全国形势的大发展，我军全国大反攻，晋绥大量干部南下，行署的大部分干部也南下，有的到湖南，有的下四川、甘肃。
粮食局的一批干部在刘运生局长的带领下，杜海州、梁德珍、何庆怀、武斌、赵文彦、毛子长、马平、杨光辉、黎运兵、郭子茂等到甘肃省兰州市，除毛子长到宁夏粮食厅当厅长，梁德珍、何庆怀到四川省外，其他同志参加第一野战军。都到“一野”后勤部运输部工作。黎化南任后勤部部长，刘运生任后勤运输部部长，不久，刘部长调四川省当粮食厅厅长，马平任后勤运输部长，李德强任汽车二团团长，赵文彦、杜海州、武斌分别任总务科、车管科、财务科科长。刘运生虽是党的高级干部，但给人的印象是联系群众，没有一点架子，平易近人，在工作上有原则性，有魄力，有能力，经常深入基层，了解情况，调查研究，爱护干部，是个朴实的领导干部。
政治上帮助干部。1947年绥包战役，粮食局派一些干部在刘运生局长的带领下，到绥远的凉城、丰镇县区收粮设站，有个同志年小幼稚，和一些同志闹意见耍脾气，争争吵吵，影响工作，也妨碍同志间的团结，对老干部也不尊重，顶顶撞撞。当刘局长得知这一情况后，有次在绥远丰镇召开干部会研究工作，在最后总结时他说，“有个别干部，骄傲自满，自高自大，对老干部不尊重，不服从领导。”对这个同志进行了批评，并要求他认真地检查自己，改正缺点错误；还有一次晋绥“七月剧社”在绥远丰镇演戏时，票少人多，有些同志看不上戏，其中有个同志耍小聪明，拿山药蛋、白纸、印色，仿照真票刻印了八九张假戏票发给“大家”，以假充真还都进去看了戏，这个同志还认为自己办了一件“好事”。科长向刘局长汇报了这件事，第二天一早，将伪造假票的同志叫到局长住处问：“你昨晚干什么来着？”我造了假戏票错了。“
“”什么错了，你犯了严重的错误，要写出书面检查，在科务会上认真地检讨自己，根据你的态度作最后处理……”刘局长对原则性的问题，十分认真，这当然是对干部的真正爱护，不然就要犯更大的错误。
工作上体贴干部。1947年我军为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主动撤出延安，我党中央机关从山西省碛口，柳林、军渡过黄河暂时驻扎在离石、临县一带，需从河曲、保德一带征集粮食，从黄河用木船运输至碛口、军渡一带，供给中央机关。当时，粮食局派安都当站长，还有黎运兵、高宗普、李拴平等同志，到保德冯家川设站运粮于军渡，由黎运兵押运粮船南下，当船行至三交渡口附近，由于木船老艄掌舵不当将粮船搁浅，在水的冲刷下，舱壁撞了个大洞，船工们立即将棉被、棉袄塞在洞上，同时用脸盆将船内的水舀出去，在大家的积极苦干下，挡住了漏洞，徐徐将木船靠了岸，保住了八千斤小米和木船，避免了一场灾难，黎运兵同志自己做主买了一只山羊，慰问了全体船员，大家也很高兴。回去粮食局报销时，科长批评了黎运兵，自作主张，大吃大喝、乱开支不能报销。那时，完全是供给制，没有发薪金怎么办，无奈之下，黎运兵找到了刘局长，汇报了具体情况，当时局长就拿起笔批了“准报”的条子，他还说“你作得对”，黎运兵去会计室报销了。
通过这件事，说明老领导、老干部很体贴关怀下级干部。
生活上关照干部。1947年冬，行署粮食局派陈介平、白占云、黎运兵、张德胜、尹富有等同志到绥远省凉城执行征集粮食任务，返回时路经山西省右玉县杨家沟村，休整住了几天，找到村主任、贫协主席，了解产粮情况时，谈到了民兵队长春生第二天要结婚，到了下午没事了，黎运兵、尹富有等他们几个年轻人去春生家看新房，去了见两间简陋的土房内，其中一间土炕上铺着一张半新不旧的席子，上面有半张半新不旧的羊毛毯，炕右角用砖砌了个火炉，炕对面有个小四方桌和两个小木凳，墙上贴两张胖娃娃新画，窗上贴一对用红纸剪的鸳鸯纸花，门上贴的一对新对联，这是洞房的全部家当，真寒酸，出来后几个人纷纷议论，既高兴又难受，高兴的是春生就要当新郎了（他已经三十岁了），难受的是他炕上连床被子都没有，新娘新郎怎入洞房……这时，黎运兵回到住房左思右想，把自己的被子借给他吧，被子是参加革命时从家里带出来的有点留恋，又想到借给人自己盖什么？不借吧心里又觉着……正在这时，老模范老温同志看出了他的心事说：“小黎不要犹豫了，借给他们吧，你干一件好事，被子还可以返回来吗。”小黎心头一热，顾不得想什么了，他也不知道是出于同情、还是怜悯，连自己也说不清，立即将被子抱起借给春生。
恰巧当夜有敌情，连夜紧急转移，也顾不及去取被子，结果是一借永不归，黎运兵当时也有点后悔。回到机关后，科长指责他，边区经济这么困难，不应该把被子给了人。群众更是议论纷纷，有的同志讽刺他出风头，显示自己为了表现个人，有的同志说，拿公家被子送人情，真是损公利己，总之说什么的都有。黎运兵听到这些议论后，心里十分难受，心想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在他心情郁闷的时候，老模范老温说：“不能责备小黎啊，依我看他是做了一件助人为乐的好事。”
要不要发给黎运兵被子问题。这件事刘局长知道后，他为了慎重起见，在一个会议结束后，提出了这个问题，想听一听大家的意见，有一少部分人认为，这完全是个人所为不能发给他被子。但绝大多数人认为，因为当初就不是把被子给人，是为了帮助老乡才借给被子的，因为敌情突发紧急转移而造成的。刘局长听了后不但没有批评黎运兵，还表扬了他做得对，马上决定发给了他新里、新面、新棉花“三新”的被子一床。小黎彻夜未眠，深深感谢党，感谢组织，感谢刘局长。
事实证明，从关心干部、爱护干部出发，保护了干部正确的积极性，这样处理是正确的，大多数同志是这样的态度。还有一件刘局长关照干部的事。那是1949年春，粮食局一些干部在刘运生局长带领下，集体参加了第一野战军，进军大西北，从晋绥行署驻地山西兴县出发，路过晋中平原汾阳县，他了解到有个同志是当地农村的，离县城不远，刘局长主动找他说：“你的老家是这里的吧，家里有父母吗？”是汾阳的，家里有父母。“那你该回家看看老人。”
“谢谢局长，想回去。”“给你三天假够了吧？”同时又说：“小鬼你要按时归队呦，在山西灵石招待所休息三天，等你。”“没有问题，按时归队。”黎运兵到司务长那里领了粮票菜金，马上动身回家，路程四十华里，走得飞快，不到两个小时就到家了，这是他参加革命五年来第一次探家，有种欢快的感觉，而母亲却一见面就哭得像个泪人，母子俩泪水涟涟，一打听才知道由于阎锡山的统治，父亲被逼外逃，胞兄被抓去当兵，姐姐出嫁他乡，妹妹流落在外，好端端的一个家，成了“家破人散”，只老母、嫂子，一个五岁的侄女在家苦苦熬日子，实实凄凉啊！黎运兵在家呆了两天，第三天离乡向远方走去……一个老红军、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对一个小干部如此关怀，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大家庭才能出现这样的事。
红军勇士李德强。他是二万五千里长征过来的老干部，在陕甘宁边区首府--延安工作，1939年晋绥边区创建以后，同杜海舟、贺德庆、马平、李亚民、刘运生等调到晋绥边区工作，先在行署财政处下属单位，不久到洪涛印刷厂当厂长等。
直到1949年初随南下干部到西北加入第一野战军后勤部运输部工作，先是在运输部（当时兵站部）下属汽车大队当大队长，在西安战役、兰州战役作战运输中，他带领所有汽车抢运炮弹，做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从西安、宝鸡等地向兰州地区运送各种炮弹。当时任务十分紧急繁重、运输线长，西安至兰州七百余公里，昼夜行驶，极其艰苦劳累，李德强同贺德庆同志等指挥抢运炮弹，运量大而载重汽车大都是嘎斯51型车，载重量每车只有两吨半，更加大了完成运输任务的困难，如果是吉斯车、大道济、吉姆西每车载重量是四吨，效率会高得多，而嘎斯车一趟就少拉一吨半，因而加大了车辆跑运的趟数，只有昼夜抢运炮弹。
直到当年8月26日解放兰州，才完成了抢运炮弹的任务。运输部汽车大队驻兰州拱星墩，原国民党军营的旧围子内，不久，汽车大队扩编为西北军区后勤部汽车第二团，团长李德强，政委王伯川，除执行运输部给的正常任务外，主要是担任甘南州玛曲、德乌鲁、卓尼及临夏和青海同仁、贵德、玛沁等地的剿匪运输任务。从1952年6月到1953年剿匪任务胜利结束。随之，1958年又发生青海部分地区和西藏的反革命武装叛乱……李德强团长1953年已升任西北军区后勤车管部副部长。
机关缩编。1955年西北军区缩编为兰州军区后勤车管部（处），机构缩小，人员精简，因而，汽车团、汽修厂、汽车学校等单位归军区后勤部直接领导，车管处成了职能机关，与汽车团、汽修厂等单位，成为业务上的指导关系。1955年，我军实行军衔制，李德强部长被授予上校军衔，到1965年文化大革命前取消军衔时，李德强部长已晋升为大校军衔。在当部长十余年期间，群众普遍认为他：一是，对党忠心耿耿，为革命艰苦奋斗，为党无私贡献；二是，廉洁奉公，两袖清风，一生勤俭朴素，克己奉公；三是，密切联系群众，平易近人，与群众打成一片，同甘共苦，在群众中有威信，德高望重；四是，工作认真负责，深入基层，有一定工作能力，为兰州汽车部队建设做出重要贡献；五是，关心爱护干部，视兵如子，教育干部有方，为人表率；六是，为人耿直，刚直不阿，品德高尚，光明正大，作风正派；七是，原则性强、党性强，以党的利益为己任，从不搞团团伙伙；八是，党的好党员，党的好儿子，人民的好干部，人民的好公仆，人民的老黄牛。
他从当部长改作处长，从不计较个人得失。
部长昭雪。文化大革命前，李德强处长从兰州军区后勤车管处调任陕西军区后勤部部长，到西安市以后，工作仍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显出老红军之刚强，他的老作风也带到省军区后勤机关，与群众打成一片，每年春节到一般干部家看望大家，平时在灶上与官兵同饮同餐，有时与大家同桌打乒乓球，技艺一般，精神超众，真值得后人钦佩，得到群众的同声赞扬。
不幸的是“文革”初期，“红卫兵”说他投敌叛变天天批斗，甚至弯腰“坐土飞机”，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乘机大肆发挥，什么老叛徒、老反革命？奇怪的是老红军怎么成了老叛徒，二万五千里长征中投敌？投敌怎么到达陕北？况且1942年延安整风无人揭发？一直混到1966年，隐瞒长达二十四年之久？老革命成了反革命从何谈起？证据何在？真是一派胡言。一个老红军，一个老党员，一个老领导，哪能经得起如此的折磨，真是逼上梁山，李德强部长于1966年10月14日被“四人帮”迫害身亡。是残是冤是惜啊！党培养一个老红军老党员老革命谈何容易！
李德强部长的老部下黎运兵同志，从1949年初就是部长下属的一个老兵，一直到调离兰后车管处，近十五年来在李部长身旁工作，如果算1946年在晋绥边区行署认识直到1978年为止，那就三十二年了吧，人生有几个三十年呢，应该是老上级了。
黎运兵1978年10月18日离队转业，路过西安看望老领导武斌、王伯川、张汉兴和老战友金莲玉、陈克和、王绪光、金俊成、阎瑞城、何锦先他们时，得知李德强部长于10月14日在陕西军区礼堂举行昭雪大会，并给黎运兵发了电报，因他已在路上故未收到，到了西安才知道开昭雪大会，故此，将火车票退了，住在陕西军区招待所等待这一天的到来。期间，武斌部长让何锦先派车，同老汽车兵王成钦主任、刘福祥、黎运兵、陈克和、陈朴、王绪光、王殿佑、罗文尧、陈述华、王明波、卢森、徐成秀、殷国华等同志，游览了西安的大雁塔，临潼捉蒋亭、温泉等处，并在大雁塔集体到了10月14日那“部长昭雪”的同志在西安大雁天，来自兰州、山西、潼关、咸阳、西安等地塔集体合影。
老部下武斌、王成钦、黎运兵、罗文尧、王明波等二十余人痛心地参加了昭雪大会，沉痛悼念李德强老部长，有些同志热泪满盈，怀念老领导。有的同志提笔写了打油诗：“艰难鹏程二万五/忠心耿耿为人民，老骥无私战恶魔/含冤离世众伤悲。”以此作为对老部长的永远怀念和惋惜。
烈士子弟杜海舟。杜海舟1935年十二岁时，就是红军的“红小鬼”，经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小鬼，他的父亲在长征前就牺牲了。他同李德强、贺德庆、刘运生、梁德珍、贺庆怀等老红军一起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