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见，工作组组员许芳莲走进了伯父罗世堂家里，这时候伯母王烈儿正在案板上带面。伯母撒着屁股，双手在拼面杖上的那一卷子面上来回揉揉，再在案板上拼几回，将面提起来，扇出去，平铺在案板上，然后，她给揩开的面上撒上玉米面粉，又卷又捕。拼面杖在案板上滚来滚去，发出的响声很有节奏，她似乎不是在拼面，而是和面在玩耍，在调情。许芳莲进了灶房，一声不响地坐在灶膛前的一个木墩子上，抓起了一把柴火，就要点火烧锅。王烈儿将卷在拼面杖上的面没有顾得上展开，急忙在围腰布上擦了擦沾着面屑的双手，拉住了许芳莲的一条胳膊“姑娘，你快起来吧，柴火里一满是尘土，看把你的衣服弄脏了。”许芳莲扑哧一笑“婶子，你以为我是金枝玉叶？在家里，我每天都给娘烧锅哩。”王烈儿说：“家里是家里，这是不一样的。你是工作组。”许芳莲本来想说，她也是农民一个，她抬眼一看，王烈儿惊慌的双眼中透着既尊敬又不安的神情，就改了口“你拼面，我烧锅，还能快一些。”许芳莲划着了火柴，点着了柴火。许芳莲第一次在我的伯父罗世堂家里吃派饭，伯母王烈儿不但不觉得麻烦，而且感到很荣耀。那时候，“黑五类”家庭是没有资格给工作组吃派饭的。再说，工作组吃一天饭付3毛钱、1斤粮票。3毛钱和1斤粮票对农民来说也是一笔收入，庄稼人要去兑换一斤粮票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伯母以为饭做得迟了，就急忙去拼面了。
这个许芳莲，我是了解的，她始终没有走出我的视线。据我所知，许芳莲长到15岁，个头儿已经比大多数成熟的女人还要高，她的胸脯太饱满，臀部太肥实，大腿太丰腆，甚至，她的乳房也不再是青春期女孩儿应有的乳头挺立小而坚实的模样了。惹眼的乳房把衣服撑起来，使男人眼馋，使女人惊羡。她简直就像一颗熟透了的葡萄，手指甲一掐，就汁液漫流了。那时候，许芳莲刚刚小学毕业，她的父亲不再叫她去读书了，因为总有一些风言风语钻进这个诚实的庄稼人耳朵里，说什么“乳牛在植，女人在灌”。按照农村人的经验：女孩儿长这么大的块头肯定是招过男人的活，不见男人的家伙，一个女孩儿家不会如此丰满如此惹人的。经验导致了错误的评判，只有许芳莲的母亲知道，她的女儿喝凉水也长腰，她不是那种没有规矩胡来的娃娃。她坚持让许芳莲读了初中。
在中学里，许芳莲是班上年龄最小、长相最成熟的一个，她有十五六岁的女孩儿动人的眉眼，她有20岁左右女人的身材和衣服句勒出来的曲线。班上那些十七八岁、甚至过了20岁的男生像一群蜂似的整天围着她转，这些学生被她迷得神魂颠倒，荒芜了学业。而许芳莲似乎不在意这些男学生放肆的目光以及轻悦的举动，她的平静、安静、冷静一天又一天地消解着这些男学生的躁动不安。她只是让男孩儿迷恋，而不让他们近身，目光里不无轻蔑和拒绝。当她得知那些男生为她而相互动手动脚，甚至头破血流时，她毅然决然地退学了。她害怕惹出大的麻烦来。在初中，她只读了一学期。
接下来，就赶上了三年困难，她的身材并没有按照年龄的比例长高、长大。困难时期吃不饱，反而成全了她，她没有瘦多少，也没有再胖，她的身形恰到好处。不然，她会发育得又粗又壮的。十七八岁上，她成了许家湾的第一个美人儿了。难怪，我的哥哥罗大虎喜欢这个“工作组”，尽管，那只是少年人的一种情感萌动。从那时候开始，许芳莲的美丽在罗大虎心中扎下了根。
那时候，许家湾有一个戏班子。从学校回来的第二年春天里，地里没有多少活儿，许芳莲就进了戏班子跟大人们学戏，先是唱古装戏，扮演个小丫环什么的。后来，又学唱新戏。她在一出叫做《梁秋艳》的眉户剧中扮演一个叫做梁秋艳的姑娘。这出戏是为宣传新颁布的《婚姻法》写的。在戏中，梁秋艳是一个自由恋爱的角色，她爱上了一个叫春生的小伙子。唱着唱着，戏中就有了戏，许芳莲果真爱上了和她配对子的扮演春生的小伙子。那小伙子也是许家湾人，和许芳莲是同姓。虽然，两个人没有什么血缘关系，可是，许芳莲的父亲坚决不同意许芳莲和春生“乱”爱，他掂起了一把侧刀把一对谈情说爱的年轻人堵在了田间小路上，许芳莲的父亲举起寒光闪闪的倒刀警告这一对年轻人：要是我再看见你们两个在一起，我就把你们的头削下来砸成米饭了。这一对年轻人被吓得连一口气也不敢呵了。生活毕竟不是戏剧。
在戏剧中扮演具有反叛意识的梁秋艳和生活中的许芳莲是截然不同的两个女子。在父亲的恫吓唾骂中，许芳莲屈服了，她不具备反抗父亲的能力，她的善良完全是母亲性格的再现。假如她能将父亲的性格采集一点儿，她的结局不会是这样——嫁给了她不喜欢的一个庄稼人。18岁那年，许芳莲和王家庄的一个憨厚老实的小伙子结婚了。
许芳莲的婆家和我的伯母王烈儿的娘家在一个村子里。虽然，她的丈夫和王烈儿不是一个族系，但是，毕竟是同村人，谁家不知道谁家的后院在哪里？在许芳莲未来松陵村之前，伯母就和许芳莲认识的。
因此，两个人之间就少了些陌生，尽管许芳莲进了“工作组”。
1963年，凤山县从农村抽调积极分子去石铺县参加“社教”试点。还不到20岁的许芳莲之所以被看中，因为她是小学毕业，有文化，也是共青团员，在村子里享受着很好的口碑。许芳莲真是巴不得离开她的丈夫到另外一个天地中去呼吸一下“自由”的空气，她主动地去找了找村里的党支部书记，就如愿以偿了。那年春天里，在西水市参加了一个星期的训练班之后，许芳莲跟着工作队进了秦岭腹地的石铺县。
在石铺县，许芳莲结识了卫明哲。卫明哲只带着她一个组员在离县城100里开外的十分偏僻的山沟里搞社教。那个叫做石沟大队的村子里只有84口人。这84口人像一把乱撒出的谷子分散在长达15里的一条沟、两面坡上，只有做饭、烧炕时从石头堆中从山凹里冒出来的白烟在表示，这里住着人！比许芳莲大十六七岁的卫明哲进山之前在凤山县岐阳公社做社长。卫明哲在“教育”山里人的同时，每天都在“教育”许芳莲为他而献身。卫明哲常常以老革命自居，在游击队里搅和了几天，就以为，江山是他们打下的。他什么都想耍，想要权力，也想要女人，虽然，在商业系统干的那几年，身边的女人很多，他一个也没得手过。他那冷酷的样子，女人一看，心里就害怕，有谁愿意给他解裤带呢？这一次，他单独和许芳莲在一起，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开初，对这个矮而胖的男人，许芳莲有点畏怯，因为，他每次看她时从眼镜片上面伸过来的目光像用斧头劈开的两片桦树在她的身上抽打，这使她受不了。使她不可忍受的还有他身上的肉，他浑身肉滚滚的，哪儿也不缺肉，那酱色的肉乱七八糟地堆积在身上不说，脸蛋儿上垂着的那两挖肉似乎横长着，仿佛是他父亲铸造他时心生烦躁随便抓起两团淤泥扔在了他的面部。稍微能安慰她的是，他的头发很好，撇下面部和身材不管不顾，只看他那头黑而密的头发，就觉得他还年轻。不是我把卫明哲的形象说得很糟糕，导致许芳莲爱不上他，不是的。即使卫明哲形象再丑，长成了一头猪的模样，也和许芳莲的爱没有关系，两个人之间就不存在谁爱谁的问题。你们继续听我说，就会明白的。卫明哲是高度近视，天稍微一麻，或者走山路时，都要牵着许芳莲的手。他的手由于多肉的缘故，使许芳莲觉得，她的手一旦到了他的手里，仿佛站在冬天的太阳地里，有一种温热感，有一种人情感，被他握得久了，她的手就发痒，这痒可能像虫子一样在她周身爬动，在她心里爬动，她就不停地动弹，想用手把什么抓住，用脚把什么蹬住，再用肉身子在卫明哲的胸膛上磨蹭磨蹭。她想挣脱他递送的手却办不到——他不紧不慢、不依不饶地牵着她的手。她忍不住就笑，吃吃地笑，哈哈地笑，抖着身子笑，靠在卫明哲身上笑，被卫明哲搂住笑，躺在卫明哲身底下笑。她笑自己，笑父亲，笑丈夫。她的快感不仅来自卫明哲的身体，可能也来自自己的心理——她总算报复了古怪、暴躁的父亲，报复了老实得近乎麻木的丈夫，报复了自己的命运。卫明哲用手一边抚摸着这具丰满滑润的肉体，一边继续“教育”她，要她永远永远地爱着他的这一身肉；他给她允诺“社教”一结束，他将把她转为国家正式干部。许芳莲关闭了20年的悠悠岁月中的全部热情即刻冲出了牢笼，用身体来感激被她叫做卫大哥的卫明哲；感激他点燃了她心中的火，使她真正地尝到了肉体的愉悦是怎么回事；感激卫明哲看得起她这个农民；感激卫明哲将使她成为一名堂堂正正的国家干部。她并非天生就是一个贱胚子。其实，她是能自重的，她用放弃学业，用对那些男孩儿的冷漠无情所捍卫的就是她的贞洁。可是，当她觉得这贞洁已不值几个钱的时候，她的心理防线就濒于崩溃了。卫明哲看清了她矛盾的心理：既想贞洁又想堕落。卫明哲有他的精明之处——只要不断进攻，再好的女人也经不住男人的三搅缠。在卫明哲的搅缠中，许芳莲只能投降。许芳莲主动给卫明哲叉开了双腿，卫明哲并没有威逼她，瓜熟蒂落了，卫明哲没有必要施淫威。
卫明哲紧紧地搂住许芳莲，将脸埋在她丰肥的双乳之间。卫明哲流泪了，他的眼泪大概使许芳莲百思不解。当他在她的乳沟间蹭干了泪水，抬起脸时，她发觉，他的神情是一种过了头的满足，过了头的放纵，尤其是这放纵，有咬牙切齿的深度——它使许芳莲畏怯。
卫明哲的肉体是一座房子，许芳莲住进去时间久了，不仅习惯了房间里的摆设、布局，自然也就呼吸着房间里的空气，把自己和房子融为一体了。卫明哲的冷酷、残酷、无情和狡猾被许芳莲吸进肺腑之后随着她的血液而循环。参加过多次斗争会以后，许芳莲的矜持、腼腆、善良的性格面貌在改变，虽然，她永远也变不成卫明哲那样的人。可是，卫明哲的做人在悄无声息地影响着她。我知道，许芳莲觉察不到自己的变化，在旁人看来，她的变化是很明显的，特别是卫明哲的“斗争”论自觉不自觉地成为她的思想的一部分。她的弱点还在于：她投进去的不仅是肉体，还有感情。她一旦感情了卫明哲这样的男人，连他身上的斑点已当做花纹了，这才是最可悲最可怕的。由肉体的满足到对肉体的渴望，由肉体的渴望再到对情感的渴望，许芳莲正在历经这样一个过程。罗二龙不能说这一男一女的爱是畸形，但起码是个怪胎。爱太复杂了，我罗二龙说不清，恐怕许芳莲自己也说不清。
许芳莲拉动了一下风箱杆，由于用力太大了些，灶膛里的火焰猛地扑出来，那火焰像猫舌头那么薄，在许芳莲的刘海上迅捷地一舔，她那整齐的刘海即刻了卷上去。灶房里多了点毛牒味。许芳莲伸出左手在刘海上抓了抓，向里推风箱杆时很小心了。
我的伯母王烈儿弯下腰去用切面刀在案板上切面，她左手的三个指头把住拼面杖，右手握刀。随着左手的带面杖向里移动，右手里的切面刀紧靠住摒面杖切动，刀过之处，比麦轩还细的面条儿静静地排在案板上了。
“老罗干啥去了？”许芳莲似乎是漫不经心地问。
“刚一收工就到自留地里去了，就那么点自留地，还得加工干。”
“老罗是庄稼把式，不愁做不好。”
“那也是，做了大半辈子庄稼，也没个啥手艺。”
“听说他十三四岁就给罗家种地，罗家人对他咋样？”
“好，好。娃他婆（祖母）对他不错。他脾气怪，没叫过人家一声娘。你想想，两个人年龄相当，咋好开口叫娘呢？罗家没有亏待过他这个外姓人，我们分家时，公公还在世，他没有少给我们分啥东西。”
“你们是啥时候分的家？”
“渭河发大水那一年。对了，就是1954年，我记得很清，分开10年了。”
“这么说，解放前你们还在一起过了几年？”
“过了3年。我进罗家门第四个年头就解放了。”
“有人说，罗家对你们是很苛刻的，有这事吗？”
伯母“啪”的一声将切面刀放在了案板上。她站直了身子“谁说的？人要讲良心，不是那回事，公公和婆婆没有把我们当外人看，松陵村人都有眼睛的。”许芳莲拉风箱的手住了。灶膛里燃烧的柴火嘛嘛啪啪地响着，那声音仿佛几双手在同时鼓掌。伯母似乎意识到她刚才失态了，急忙说：“得是锅开了？”“开了。”
“开了我就下面。”
伯母提起了一把面条下到锅里，用筷子划了划，又下第二把……
吃晌午饭时，伯母将许芳莲让进了房间，让“工作组”蹲在灶房里吃有失人家体面。面端进了屋子，许芳莲不叫伯母走，她要伯母和她同吃。伯母吕了一碗面，坐在了炕边。一碗面条儿吃完了，两个人没有说一句话，吃面条儿的声音相似又不同。伯母的面条吸溜得小心而单薄，许芳莲的面条儿吸溜得放肆而畅亮。如果说，晌午是一件衣服。
我的伯母王烈儿大概能觉得出，衣服的结榴里藏着什么，究竟是什么东西，她却还说不清。吃第二碗面条时，许芳莲很粗俗地吸溜了一口，咂着嘴说：“照你说，罗家人不错？”伯母实话实说：“不错，就是不错。”许芳莲笑了。“我说错了？”伯母把嘴里的面条儿猛地咽下去。许芳莲又笑了“没说你错呀。”伯母像喝中药似的，报完了碗里的汤。她没再看许芳莲半眼。
伯父从地里回来时，许芳莲已经吃毕了饭向院门外走。两个人在前院里打了个照面。伯父罗世堂没有正眼去看许芳莲，只是勉强地一笑“吃毕了？”“吃了，你快吃饭去。”许芳莲朝伯父点点头，很快地走出了院门。
伯父将扛在右肩上的锄立在了房檐台上。他取下来挂在房子门环上的“甩子”，木然地走下了房檐台阶，木然地用“甩子”在身上前后左右打——其实，他身上并没有多少尘土。打一打，只是为了打一打。
本来，自留地里的廉子他已经锄过三遍了，连一枝草也没有，他没有必要再锄一遍的。生产队里收了工，他就扛着锄头进了自留地。他在家里蹲不住，躺不住，闲不住，到了地里，他挥动着锄头，闷下头，不停地在靡子的空隙中刨挖，他似乎不是在锄地，而是和这块廉子地较量。
只有不停歇地劳动，才能填补晌午饭前的这一段空缺。这一段时光，对伯父来说，恐怕不好熬吧。
我的伯父罗世堂没有进过学堂，也没有读过私塾。解放后，他在夜校里的识字班认了些字。他没有多少文化，可是，心理并不文盲，而且是很敏感的。村子里发生的大事小事他虽然不发言，并不是因为他糊涂，而是因为他很清醒：话多必有错，不关自己的事，少说两句谁也不会把他当哑巴或聋子的。我猜测，伯父可能感觉到他将“有事”了，那“事情”就像躲在门背后的一只狗随时准备出来咬他几口。我几次看见，卫明哲那阴冷的目光老是在伯父的眼前头晃来晃去，伯父还看不清那目光背后隐藏着的是什么，不过，卫明哲用那目光在他的脸上一扫，他仿佛挨了巴掌似的就低下了头，显然，他畏怯卫明哲那深不可测的目光，伯父究竟做了什么亏心事？为什么怯懦卫明哲？既然没做什么违反政策的事，就不必怕卫明哲。伯父自己给自己壮胆。卫明哲那干巴巴的缺少感情的声音像三九天里挂在瓦口里的冰凌一般坚硬而刺眼：西北地区民主革命不彻底，这次“社教”就是要补上这一课！
卫明哲的话是在社员大会上说的，不是说给伯父一个人听的，而伯父总觉得卫明哲用那话暗示他：既然不彻底，这次就“彻底”一下，而“彻底”是有对象的。箭是有了，靶子是谁？是罗家？是赵家？还是史家？
伯父很可能为此而忐忑不安。
那天，卫明哲把伯父叫去谈话。说是谈话，实际上是卫明哲一个人唱独角，他给伯父讲了有关“社教”的政策条文，然后说，松陵村要补订10多户地主富农。卫明哲为什么要给伯父说这话？订多少是工作组的事，和伯父有什么相干？为什么要给他亮这个底？莫非是……伯父没看卫明哲，不由得低下了头。
“罗炳升对你咋样？”卫明哲突然话锋一转。
“还好。好。”伯父和伯母一样，也是实话实说。
“你要说实话，罗世堂。”
“是实话。松陵村人都知道我父亲的为人。”
“据我们调查，不是你所说的那样。”
“你回去再想想吧，啊？”
我看得出来，这几天来，伯父心头只缠绕着一件事，那就是罗家要有事了。假如罗家要有了事，他将怎么应对呢？罗家的事情也就是罗炳升的事情，罗炳升已经作古了，还能将他怎么样呢？为什么卫明哲要他说说罗炳升？卫明哲用深不可测的目光斜视伯父，用冷冰冰的语言敲打伯父，况且，卫明哲的话半明半暗，半阴半阳，就像“尿泡”打人，感觉到的不是疼而是那股躁气。伯父的不踏实挂在胡子茬上，挂在头发上，挂在了眉梢眼角。
我也知道，在那天晌午，伯父没有说假话。我的伯父罗世堂进了罗家门之后，祖父罗炳升确实对他不错。虽然两个人之间不可能有那种血肉相连的亲情，祖父对养父养子之间的人情还是挺周到的。祖父一辈子都在尽量地保持一个大夫应该具有的同情和温和，在好多事情上他能宽容人能体谅人的。尽管祖父也有不少瑕点毛病，可是，在对待养子这件事情上，他确实是尽到了为人之父的责任。况且，我的祖母马闹娃又是那么仁爱善良，伯父在罗家能遭什么罪呢？不说别的，只说祖父给伯父娶亲那件事儿。我的祖父为了给养子将媳妇娶进门整整花了30石小麦，仅仅聘礼就有24石。那时候，伯母王烈儿一家还没有回到平原上，他们在北山里做山庄，山里的收成很薄，王家人口多，长年少吃缺穿。按理说，聘礼是一岁一石麦，王烈儿那年16岁，再多给她一两石就够人情了。王家张口就要24石，我的祖父一听，眼睛也没眨一下就答应了。
就在那年冬天里，罗家的那头叫驴向北山里跑了60趟。一头叫驴一次只能驮4斗小麦。麦子是前一天晚上就装好的。第二天，星光满天之时，伯父起来给叫驴披好鞍子，将4斗小麦抱上了驴脊背，吆着驴出了松陵材。叫驴在仿佛人心思一样弯曲的山路上艰难地跋涉，等上到山口时，已是农村人吃毕早饭时节了，叫驴浑身透湿，两肋间的毛像用木模子磨过几遍的土墙，光溜溜的，冒着热气。走到最陡处，叫驴老半天迈不了一步，缓慢得难以觉察，仿佛一个死结打在一根皮绳上。
这时候，伯父就得用肩膀顶着叫驴的屁股向上拥，拥着叫驴向前走。
午后，当山里的太阳焉头聋脑地从山顶上溜下来时，伯父才到了伯母家。卸下麦子，吃罢饭，回到松陵村，又是星光满天了。这24石小麦是伯父和雇工轮换着向山里驮的。有一次，雇工去上山，刚下了黑山梁，北山游击队里的两个队员从山凹里冲出来拦住了雇工，他们叫雇工把粮食驮到指定的地点，雇工一看那两把短枪早就吓懵懂了，他不敢理嘴，将粮食驮到涝川以后，叫驴也被他们留下了。那些人给雇工打了一个收到的条子，雇工拿着他们打的条子回到松陵村。没几天，伯父又去集市上买了一头叫驴，把没有驮够的粮食继续向山里驮。
我知道，伯父是不会忘记祖父的养育之恩的。按照卫明哲所说，松陵村一些人并不这样看待伯父和祖父之间的关系，他们出自什么目的要把伯父和祖父对立起来呢？是为了挑拨他和祖父之间的关系？
事情恐怕不是这么简单。运动几乎使全村人都紧张，把心悬起来的不是一个人，而我的伯父罗世堂尤其紧张，尤其敏感，他整天忧心忡忡，愁眉苦脸。
我的伯母王烈儿一看，伯父的脸阴得跟灶膛里喷出来的烟是一样的颜色，就没有问他什么，她只声不响地进了灶房，将晾在案板上的面条调了一碗，递在了伯父手里。伯父顺着房子门蹲下来，没有挪地方，吃完了饭。
“许工作组说啥来没有？”伯父用手抹了抹嘴，问伯母。
“没有呀。”伯母说。
“一句话也没说？”
“好像是随言搭语地问我，罗家待咱们咋样？”伯母漫不经心地回答。
“你是咋说的？”伯父抬起头，直直地看着伯母。
“我说好。”
“你咋知道她是随言搭语问的？”
“她只是问了问，也没有再说啥。”
“你呀，你真是猪脑袋，那女人贼精贼精的，你能说她是随言搭语？”
“我说错了吗？”
“错咧！”
伯父将已经卷好的一支烟扔在了脚地，他站起来，用脚掌在烟卷上拧了几拧，那烟叶和卷烟的旧本子纸被他踩烂了。
“照你说，罗家待咱不好？”伯母似乎很冤屈，她也拉下了脸。
“我说你是猪脑袋，你就是猪脑袋，谁叫你说不好的？你一句话也不说，她能向你嘴里掏？你出去听听风声，这是啥年月？一句话说错了，就要挨洋铿的。”
“我昨知道人家是向我嘴里套话哩？”
“她下一次找你问话，你啥也不要说。那个戴眼镜的老卫问你话，你也不要开口。工作组都是些啥人？是人精。他们不会找你闲诵的，问你话是准备给你找破茬哩。”
“你咋不早说？”
“现在说也不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