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背信弃义地向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来一个突然地袭击；生气勃勃的中国大革命就被葬送了。从此以后，内战代替了团结，独裁代替了民主，黑暗的中国代替了光明的中国。”①中国革命由高潮转入了低潮。但是，革命的低潮是暂时的，因为引起中国革命的基本矛盾，不但一个也没有解决，相反随着国民党的日益反动更加尖锐化了。中国革命的处境虽然十分艰难，但革命基础仍然很深厚，革命的复兴和发展是不可扭转和势不可挡的。
§§§第一节共产党人的血不能白流
在反革命的大屠杀面前，中国共产党人表现出了坚不可摧的革命信念和无所畏惧的英雄气概。正如毛泽东所描述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②
为了挽救革命，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
1927年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改组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的指示，在鲍罗廷主持下，中国共产党在汉口召开了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陈独秀去莫斯科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总政策，未让他参加会议。陈独秀拒绝接受党的决定，向党中央提出辞职申请，从此脱离了中央领导机关。会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成立了由张国焘、周恩来、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5人组成的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代行中央政治局职权。
7月13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政局宣言》，肯定了从国民党改组以来，进行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取得的胜利。指出这些胜利的取得主要在于“革命得着中国人民之极大多数的赞助，尤其是工农群众的努力，并且有各种被压迫阶级因反抗一切剥削而团结的坚固的革命联盟。”《宣言》高度评价三大政策的作用，指出“革命之进行当在此三大政策领导之下的时候，国民革命日见其巩固发展，而成为革命敌人所震骇失措的伟大力量。”《宣言》强烈谴责武汉国民党中央和武汉国民政府的反动罪行，指出由于他们不实行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的决议；拒绝公布土地问题决议案；限制工农运动；放任反动派自由地进攻革命等，致使反动军官反攻民众运动的反动恶浪陆续掀起，造成“工农的血流遍中原，民众组织备受摧残，反动潮流日益汹涌，革命的胜利全被消灭！”《宣言》严正宣布：鉴于武汉国民党中央已公开准备反革命政变，背叛孙中山的根本主义与政策，“实足以使国民革命陷于澌灭。这种政策使武汉同化于南京，变成新式军阀的结合与纷争。”③因此，中共中央决定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并且声明：中国共产党将不退出国民党，决不抛弃与国民党合作的政策，仍将与一切诚实的坚决的根据三民主义、三大政策而奋斗的革命分子继续合作。
7月13日以后，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从汉口迁到武昌，连续召开会议，初步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通过了挽救革命的三项决策。
第一，决定武装反抗国民党。根据周恩来对张发奎部队的分析和李立三等人的建议，通过了在张发奎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2方面军中发动军事暴动的决议和计划，决定组成由周恩来为书记，李立三、恽代英、彭湃为委员的中央前敌委员会，领导起义。
第二，决定独立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在共产党力量较强，工农运动基础较好的湘、鄂、赣、粤四省举行秋收暴动，彻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推动革命深入发展，并派遣中央委员和党的负责干部到湘、鄂、赣、粤等省去指导秋收起义。
第三，决定召开一次中央紧急会议。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确定党在新的历史时期领导革命运动的方针和政策，并积极进行会议的筹备工作。
中国共产党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成立，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全党的统治，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的紧急关头，实行了党的战略的伟大转变，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时期。
7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对于武汉反动时局之通告》，强烈抗议“七·一五”“分共”会议作出的“分共”决定，并指出，这个决定表明了国民党中央除宋庆龄、于右任、彭泽民、陈友仁、邓演达等少数人外，“余均实行反动”。根据这种形势，中共中央除重申“七·一三”宣言的立场外，还发表了《致中国国民党革命同志书》。分析了国民党中央当时的领袖叛变革命的根源，揭露了汪精卫自“中山舰事件”以来，叛变革命的真相，指出国民党中央现行的政策显然是背叛了三大政策。中共中央号召革命的国民党员应当与叛变革命的汪精卫集团决裂，实行孙中山三民主义的革命纲领和三大政策。中共中央明确表示：中国共产党员决心和革命的国民党员，孙中山的忠实信徒共同工作，同生共死，继续孙中山的国民革命伟业，力求革命之最后胜利。
中共中央的上述三个文件，一反过去对国民党汪精卫集团一味迁就、妥协、退让的态度，转而采取了彻底与之决裂，并坚决斗争的政策，反映了广大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的迫切愿望和要求，鼓舞和增强了革命斗争的勇气和决心，在党内和社会上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第二节再也不能贻误的时机
从“四·一二”到“七·一五”，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公开叛变革命，由于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在党内占了统治地位，一再贻误挽救革命的时机，致使湖南、湖北和江西的工农革命力量几乎丧失殆尽；党在国民革命军中的力量，也因“清党”、“分共”而受到摧残或被“礼送”出军队。唯一例外的是张发奎任总指挥的国民革命军第2方面军中，党的力量和影响尚能继续存在。
张发奎早年追随孙中山，投身旧民主主义革命。
1925年7月，国民革命军组建时，他担任第4军独立旅旅长，后升任第4军第12师师长。
北伐大军出师前，张发奎率部由广东琼崖北上湖南，在攻占醴陵、浏阳、长沙、平江等战斗中，屡立战功；在参加指挥汀泗桥、贺胜桥、武昌城等攻坚战大获全胜后，声誉大震。
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克武昌后，张发奎任第4军代军长，率第4军攻击江西，配合北伐军中路军一举歼灭孙传芳主力，攻克江西。
1927年初回师武汉，张发奎任第4军军长。
1927年春，第11军军长陈铭枢脱离武汉政府投奔蒋介石，张发奎因积极赞成反蒋，一度兼任第11军军长。
武汉政府进军河南进行第二次北伐获胜，回师湖北后，张发奎升任第2方面军总指挥，辖第4、第11、第20军，统率近4万大军，成为武汉政府中举足轻重的风云人物。
张发奎虽为旧军人，但由于广大共产党员在其部队中充分发挥了骨干带头作用，大大加强了部队的战斗力，客观上为他的迅速升迁创造了条件。因此他十分赞赏和信任共产党员，任用了一大批共产党员担任指挥军官，如叶挺、蒋先云、卢德铭、周士第、许继慎、刘鸣霞、梁秉枢、范荩、彭铭、侯镜如、周邦采、傅维钰等都先后被委以握有相当兵权的师、团级军官，至于营、连级军官及主要的政工、参谋人员，所任用的共产党员就更多了，这在其他方面军中是没有先例的。
此外，第2方面军所辖的第20军军长贺龙，虽然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但却早已是著名的革命将领，他曾多次提出入党要求，并热忱欢迎共产党员周逸群等帮助整顿部队，大量接纳因受反动派迫害而面临危险的“红帽子”。
对于贺龙的这些所作所为，张发奎也没有予以限制。不仅如此，1927年6月间，在武汉国民政府方面的反动将领唐生智、朱培德大力“分共”、迫害共产党人之际，张发奎不仅没有采取行动，反而表示愿意继续与共产党合作，支持部将大量接纳受唐生智、朱培德迫害的革命分子。也正因为如此，在唐生智等人的眼中，享有“铁军”声誉的张发奎部无异于共产党的党军。
唐生智，在1926年上半年还只是湖南省防军的一个师长，因支持进步势力驱逐省长赵桓惕运动，遭到直系军阀吴佩孚部叶开鑫师的进攻，濒临绝境，是叶挺率领第4军独立团奋力援救，才免于覆灭。
唐生智部投向国民政府后被编为国民革命军第8军。在第一次北伐中，唐生智不仅巧妙地保存了自己的实力，而且把自己的部队迅速扩充为第8、第35、第36军共3个军，一跃而成为一个方面军的总指挥，并进而取得指挥武汉政府所属全部武装力量的第4集团军总司令之职，成为武汉政府军事委员会的首脑人物，一度独霸武汉政坛。
唐生智一旦大权在握，就开始恩将仇报，对自己的救命恩人共产党暗下毒手。他利用职权，处处与共产党作对，对与共产党关系密切的部队，明里暗里克扣饷械。在国民革命军进军河南的临颍战役中，唐生智临时变更作战计划，令与共产党关系密切的部队参加正面作战，迫使其打硬仗，有意损耗其有生力量。
蒋介石叛变革命之后，一面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一面在南京另立政府，与武汉的汪精卫政府分庭抗礼。南京的蒋介石和武汉的汪精卫各掌管着一个“国民党中央”和一个“国民政府”，各统辖着一部分“国民革命军”，互相争权夺利，剑拔弩张。唐生智为继续扩张势力，争霸天下，急于打败蒋介石，以取而代之。他力主东征讨蒋，以驱使武汉政府统辖的全部军力为实现其个人野心冲锋陷阵，并趁东征之际打击继续与共产党合作而战斗力又较强的张发奎的第2方面军。
老谋深算的唐生智在东征讨蒋的部署上用心十分险恶。他将自己嫡系第1方面军的第35、36两军部署在长江北岸；将程潜、张发奎部部署在长江南岸，夹江而下，以两翼的力量压迫张部去打硬仗。并以朱培德部向广东方向警戒，既防止广东的宁方军队北进，又防张发奎的第2方面军南归。唐生智企图置第2方面军于死地：如果在讨蒋作战中失败，则正好借蒋介石之刀消灭之；如果胜利，则令其开赴江北，断其饷械供应，使其自然消灭。无论东征胜负，都要把第2方面军置于生无容身之地，死无葬身之所的境地。
张发奎也不是傻瓜，他对唐生智的歹毒用心早已看得一清二楚。因此，他决计不再为他人做嫁衣裳，而是积极准备趁东征之机，离开武汉地区，相机回师广东老家，借助共产党发展自己的势力，寻机再一次把汪精卫抬出来，以汪立党立政，以己立军，争霸一方，组织起既反对蒋介石又制约共产党的政权。他第一步计划是沿江东进，占据江西南浔一带，待机而动。郭沫若曾回忆说：“所假借口名义倒是很堂皇的，东下讨伐南京蒋介石。但在实际上，政府要人在和南京方面勾结，企图宁汉合作；军事方面的人，特别以‘保护阿斗’自居的张发奎，则是存心观望。他之占据着南浔铁路沿线，连他自己都直率地对我说过，是‘进可以谈，退可以走’——还要向什么地方走呢？退回广东去，由北伐而南旋了。”④
在中国共产党方面，到6月底7月初，各地工农运动已经转入低潮，共产党所能借重的力量只有张发奎的第2方面军和散处湖南、湖北的一些革命武装。但是，共产党既不能直接掌握这些军队的指挥权，仓促之间也难以在武汉地区与反动派展开决战。同时，张发奎表示仍然要“保护”共产党，甚至痛哭流涕地向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周恩来、恽代英、高语罕等表白：第2方面军无论如何不反对共产党，不与共产党分家。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便如叶挺所说：“此时武汉政府的策略是‘分共’、‘讨蒋’，分共已实现了，遂去进行讨蒋，当时我们党的意思是主张集合我们的武力，依张发奎回粤徐图发展。”“当时我们军队的武装势力：张发奎所部内共九团；湖北警卫团一团；程潜所部二团；公安局的四百枪；政治军事学校约一团；工人纠察队约一千支（枪）；襄阳方振武所部一师长是我们的同志，亦有一部分力量；陈嘉祐所部约两营；农民训练所学生约五百人，有枪；其他各处工人、农民的武装未计。”⑤所以，当武汉政府提出东征讨蒋时，鲍罗廷和党中央决定派出共产党员和干部，在“东征讨蒋”的号召之下，或转地工作，或随张发奎行动。同时通知两湖各地的正规军和少数仍在坚持斗争的工农武装，逐步向第2方面军靠拢。
于是，武汉国民政府统治下的各支军队，抱着各自不同的政治目的，在“东征讨蒋”的旗帜之下，于汪精卫集团正式“分共”前夕的7月上旬，沿长江两岸夹江而下，开始了“东征”。
7月15日，汪精卫集团正式“分共”，标志着国共两党统一战线彻底破裂。至此，合作东征讨蒋不仅在实际上已完全没有可能，就是作为一个宣传口号也失去了任何意义。在这种形势下，张发奎何去何从，还能不能作为中国共产党团结和依靠的对象？这直接关系到中国共产党所掌握的一部分武装力量的生死存亡。
当时，张发奎没有与汪精卫决裂的表示，不仅仍然滞留武汉，而且与汪精卫过往甚密。第2方面军中参加东征讨蒋的部队已渐次抵达九江一带，其他散处各地的革命武装尚未及集中。
中共中央及时地调整了原定的“依张回粤”的策略。
一方面，放弃“东征讨蒋”的政策，公开宣传与张发奎合作回广东，在部队驻地和所到之处张贴标语，提出“反对武汉政府！”“打回广东老家去！”“欢迎张总指挥领导革命！”“反对无意义的讨蒋战争”等口号，指示一些有影响的共产党员如第2方面军秘书长高语罕等在九江的进步报纸上发表文章，揭露汪精卫的叛变行径，表示欢迎张发奎，以敦促张发奎继续与中国共产党保持合作关系，打回广东。
另一方面，中共中央根据张发奎仍然表示拥护汪精卫为“领袖”的实际情况，作出判断：与张发奎的武装分离已在所难免。因而进一步明确“决定对张发奎的态度，如张不与汪精卫联络则到东江之后始解决之。否则在浔便解决他。”⑥同时对在张发奎部担任重要职务的共产党员叶挺等也训示说：“如果张发奎能够不拥护汪精卫，则我们可以与他合作回粤，否则实行脱离关系。”⑦
“七·一五”之后，形势急剧变化，共产党在第2方面军中的力量面临更加险恶的环境。
汪精卫在武汉“分共”之际，正是第2方面军渐次到达九江之时。汪精卫集团鉴于第2方面军仍未实行“清共”，便将原打算用来进攻蒋介石南京政府的唐生智的第1方面军、朱培德的第5方面军用于对付第2方面军。将朱培德第3军的大部调往南昌西南方向的重镇樟树一带；令第6军经湘、赣边界分途向南昌急进；第9军驻扎南昌东南方向的重镇抚州。同时下令破坏了九江至南昌间山下渡大桥上的铁路，以断张发奎部南进之路；令唐生智所部第35、36军进抵九江对岸，与张发奎部形成隔江对峙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