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该厂领导认真分析了企业的内部环境，认为收录机尽管有销路，但竞争激烈，无论是技术力量，还是设备条件，自己都是弱者。别说在全国竞争，就是和本市的几家整机厂竞争，也等于是以卵击石。
后来，厂领导研究市场、研究国家的政策，发现实现“四化”的五个战略重点中有通讯这一项，断定国家将会从政策上大力扶持通讯产品的发展，我国通讯落后，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二十分之一。
经济的发展，必然要让通讯走在前头，电话将会成为中国人受欢迎的通讯联系工具。
这是一个极好的市场之“虚”。
何不乘虚而入？况且，北京无线电三厂在历史上曾生产过一百二十门准电子交换机，具有开发通讯方面新产品的技术力量。
北京无线电三厂立即上马不被他人注意的、水平先进的互通设备——集团电话。
实践证明，该厂领导乘虚而入的决策是成功的，工厂终于摆脱了长期亏损的困境，走上了兴旺之路。
乘隙打“楔子”
李继迁以百折不挠的精神，借出没迅捷的骑兵优势，在广大的西北地区不断地骚扰、掳掠、攻击宋朝。内外交困的大宋终于向李继迁作出了重大妥协，李继迁终于在屡屡惨败中获得了不小的成功。但智勇过人的李继迁不仅在失败面前能够百折不挠，而且在胜利面前还能保持永不满足、不断追求的精神。在迫使宋朝妥协之后，李继迁依旧雄心不灭，以更加巧妙、更有远见的行动对宋朝进行了有效的复仇。
公元996年，宋太宗派白守荣将军护送军粮40万斛前往灵州，并令粮车先后分作三队，所有丁夫都执弓而行以自卫，外加士卒一路布成方阵以掩护，还令观察使田绍斌率兵接应。已有十余年作战经验的李继迁，竟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在甫洛河一举击溃了如此戒备森严的宋军，将40万斛军粮一粒不剩地统统截下了。截粮之后，李继迁又一鼓作气，遣万余骑兵，牢牢围住了灵州重镇。……
这实在是一场截粮围城的漂亮战！
宋廷为失去巨额军粮而大为震怒。宋太宗当即亲自部署庆州、延州、夏州、环州和麟州五路大军，共赴鸟白地以增援灵州，抢夺军粮，并务求彻底捣毁李继迁。
面对宋朝百万大军孤注一掷的进剿行动，李继迁泰然自若。我们说李继迁截粮围城之仗打得漂亮，并不是指他一举截获了足以使宋廷震怒的军粮，并一鼓作气轻易地围困了灵州，也不是指李继迁据此而一下子激怒了宋廷，使其失去冷静，调动了宋朝五路大军，而是因为这次战斗显示了李继迁趋于成熟的军事指挥艺术：它是“乘隙打楔子”这一宏远智谋的开端。李继迁能熟练地运用此计，又说明他已经摆脱了以往的对宋朝简单地骚扰、掠夺的报复性阶段，他已经把原本近于虚无缥缈的民族复兴的理想转化成了具体的、可操作又切实可行的方法步骤，即巧夺民族兴旺之基地——灵州，创造党项（西夏）、契丹（辽国）、大汉（宋朝）三国鼎峙的彤势，使党项族彻底摆脱宗主国宋朝的束缚……
原来，李继迁经过多方考察，早已看到了灵州城的战略意义，而把灵州看做是民族振兴的立国之基了。灵州方圆千里，有山河作为其天然屏障，易守难攻。这里水土肥美，草木茂盛，是西北大地上最好的放牧、耕种的地方。党项人如果能够占有这广阔的富饶之地，那么与中原抗衡的实力可谓一步登天了。而且，宋朝的环州、庆州北距灵武千里左右，互相呼应、联成一线，硬是把西域戎人分成了两部分。两部各自地窄势单，自然就成不了气候了。党项人一旦拥有灵武，李继迁自然拥有了统一并控制西戎各部的智谋及功勋资本。这样，不擅长养马的中原大地上所需的战马就完全控制在李继迁一人手中了（宋朝本还可以从契丹购买马匹，而此时正与辽国交战，所需马匹只能来自西域）。且不说西域大地东西合一后怎样增强党项族的力量，就光以兵种对比而言，在当时的情况下，党项骑兵对宋朝步卒的优势会显得更加明显。这样.败退胜进、纵深挺进、快捷后撤就会更加得心应手——宋军对党项人无可奈何，党项骑兵却随时都可以给宋军的任何部位加以攻击。
然而，宋朝也一直视灵武为军事重镇，一直派重兵守御。擅长游击无力攻坚的李继迁也就空负夺城之心，却无攻城之能。怎么办？
李继迁在密切注视宋朝对于灵武的态度、心理，随时准备乘隙插足，以智夺取。不久，李继迁果然找到了可乘之隙。
原来灵州远离中原，中间隔着“旱海”。它对于宋朝来说虽是控制西北的军事重镇但无丝毫实利可言，有的只是长途运输军事装备和粮食的劳苦和烦恼。由于宋辽战争日趋激烈，国库空虚，民众疲困，长期供应灵州军粮已成不小的负担。加上民夫难找，边境盗寇蜂起，党项骑兵出没无常，好不容易筹聚的军粮又担心半途被劫。这样，一些目光短浅的大臣便开始纷纷奏请皇帝快刀斩乱麻，主动放弃灵武，南向撤军，以消除供粮之苦，以增强其他边镇的实力——李继迁清醒地认识到这是夺取灵州的一个难得的可乘之机。
然而“敝帚自珍”，要让宋太宗痛下放弃灵州重镇的决心并不那么容易。宋太宗虽然耐心倾听了大臣们痛苦的陈述，依旧不断增加灵州的军供，始终不愿放弃灵州之地。于是在公元996年，李继迁经过周密的设计和布置，倾其全力在无定河进行了一场漂亮的截粮战斗，并继而围困了灵州城。
接下来的事态发展正如李继迁所预料的，失去冷静、狂怒之下的宋太宗，完全违背军事指挥的基本常识，坐在宫中瞎指挥，时时处处牵制五路大军的进剿行动。结果，五路大军远途疲奔，军供不继，相互失应；李继迁围城打援，以逸待劳，宋朝不得不无功败归。这样，狂怒后的宋太宗一下子跌进了绝望的深谷，开始想到“继迁不除，灵州必非朝廷所有”，放弃灵州的意愿一下子增强了许多。
继迁持续围困灵州，接连打退宋军的增援。宋军增援灵州的计划连连落空，终于心灰意冷，逐渐对灵州的得失变得麻木不仁起来。灵州守军已濒绝境，附近郊城已开始弃地投降。于是，公元1002年，李继迁集中优势兵力，一举把这一盼望已久的重镇攻夺下来了。
宋太宗见大势已去，党项族实力急剧增大，又怕李继迁结联辽朝，与辽朝东西呼应齐攻宋朝，便赶忙遣使与李继迁议和，把定难军地区干脆全部让给了党项。
李继迁改灵州为西平，公元1003年，从夏州迁居西平。从此，党项族建都、创国之势已成。宋朝已失去了对党项的宗主国地位。
毫无疑问，灵州之得失，乃是党项振兴、宋夏百年战争史的关键之所在。以李继迁“游击队”的实力，本来是无法攻夺灵州重镇的，但李继迁举重若轻，不仅轻轻巧巧地占据了灵州，而且极大地打击了宋朝的士气，提高了党项的威信，在夺城攻野中迅速地增强了自己的实力，创立了三足鼎峙的大好形势，我们不能不折服于“乘隙插足，扼其主机”定宏大智谋的巨大威力。
“乘隙打楔子”是指钻空子插脚进去，掌握其首脑机关或要害而妥善地循序渐进，使“巨椽开裂于微缝”。李继迁乘宋辽之战方兴未艾，宋国忙于在东边战争之际，果断改变以往小打小闹，毫无远见的报复行动，而猛插一脚，实施夺取与宋、辽平起平坐之资格的宏伟计划，这是从宏远计划上的“乘隙打楔子”之计。这使得宋朝顾西边顾不了东边，方寸大乱，这样，李继迁便达到了反客为主掌握主动权的目的，从战略的高度保证了攻取灵州的胜利。针对宋国某些大臣认为灵州僻远、耗粮甚多、耗力甚多而收效甚微，不如主动放弃的心理，以粮运为突破口，一举截下宋朝40万斛粮草，这是从具体步骤上的“乘隙打楔子”之计。李继迁如果对灵州实施攻坚战，拼实力，那么李继迁是客，宋朝是主。一般来说客随主便，主动权被宋朝牢牢抓住，十个李继迁也难以攻下一座灵州城，现在李继迁采用此计，乘灵州远离中原、有劳无功之“隙”而插足，紧扼宋朝担心粮运困难之“主机”，循序渐进地把主动权从宋人手中夺过来。从而迫使宋朝自动、半自动地放弃灵州。这样，以战术上迫使宋朝放弃灵州，从战略上又使宋朝承认了党项族独立的资格，李继迁可谓大功告成了。
“乘隙打楔子”之智谋，空灵脱俗，成大事而不费大力，却强敌而不留痕迹，在商业经营中，也广为原本处于被动地位的弱小者所采用。
穷得连学都没有读完就来做推销工作的美国克罗先生。在认识了餐馆业主麦克唐纳兄弟之时，有了一番改革美国快餐行业的远大抱负。可是他一贫如洗，有什么资格插足快餐业，并实现他的抱负呢？
一番观察和思索之后，他要求麦氏兄弟留他在餐馆里。即使是当一名跑堂的小伙计也很乐意。并说，他在餐馆工作后将兼做原来的推销工作，并把这推销收入的5％让利给老板。麦氏兄弟听说后当即爽快地答应了他的要求。
克罗进入餐馆后，一方面迅速掌握餐馆的实力和条件，另一方面靠异常的勤奋来博取老板的信任。同时，他不断地向麦氏兄弟提建议，改善营业环境，配制份饭、轻便包装、送饭上门，他还建议在店里安装音响设备，使顾客更加舒适，大力改善食品卫生，精心挑选和安排服务员，让那些动作敏捷、服务周到的年轻姑娘当前方招待，把那些牙齿不整洁、相貌平平的人安排到后方劳作……当然，每项改革都使老板心里感到满意。他显得坦诚，值得信赖，谦虚谨慎……他也确为店里招揽了不少顾客。餐馆的生意越来越火红，老板对他更是言听计从，百依百顺。
不知不觉地他在餐馆里干了6年，他的经验越来越丰富，头脑中的新点子越来越多，麦克唐纳快餐馆在美国也颇有名声了。于是，克罗通过各种途径筹集一大笔贷款，在1961年的一个晚上，他请来了他已深切了解的老板麦氏兄弟，然后对他们说，他要买下这餐馆，开价270万美元。
事情进展异常顺利。第二天，餐馆里发生了引人注目的主仆易位事件，店员克罗把老板当“鱿鱼”给炒了。
接着，快餐馆以崭新的面貌享誉全美，在不长的时间内，那270万美元很快就回到了克罗的账号里。再过20年，餐馆总资产已达42亿美元，其快餐成了国际十大知名产品之一。
“钻乘”之术大赢家所为
在中国历史上，宦官有着极其特殊的地位。
在长期的封建制度下，因宫廷内杂役和其他需要设置了宦官，而其中一部分宦官由于与皇帝朝夕相伴，因而摸透了皇帝的脾气，甚至成了皇帝的亲信。历代宦官中不乏对百姓做了好事的典型，但不少宦官却是作恶多端之徒。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对皇帝的顺从、迎合和善于控制各种政治势力，直到最终大权独揽。
明高宗朱由校是一个典型的昏君。嘉宗幼年丧母，由奶母容氏抚养长大。朱由校即位后，就尊容氏为“奉圣夫人”，并提拔与容氏有暧昧关系的魏忠贤为司礼监秉笔太监。魏忠贤勾结外廷官员，与各种依附势力结成同盟，形成一股强大的邪恶势力，史称“阉党”。
当朱由校16岁当上皇帝后，仍然放不下自幼癖好的木工活，常常整天忙于自己动手劈、锯、刨或油漆木器。而魏忠贤则经常在朱由校制作木器具正高兴的时候，拿出一大堆奏章请他审议，故意惹烦嘉宗。这时的朱由校哪里还有心思关心国事？便赶魏忠贤快快离开：“我都知道了，你看着办吧，怎么都行！”
这样，朝廷里的大事小事，实际上就由魏忠贤说了算，因为皇帝已吩咐“怎么都行”而这正是魏忠贤所期望的。于是，明熹宗时期，朝廷的大权一步步掌握到魏忠贤手里。朝中事无巨细，必先请示魏忠贤。此外，他还掌握着皇家特务指挥大权。只要有人说魏忠贤一句坏话，被暗探听到马上就会遭到惨杀。
作为一代大奸臣，魏忠贤的做法一直为人们所不齿。但是，就魏忠贤故意惹烦皇帝，从而“乘虚而入”，一步步夺得朝廷大权的方法而言，则是令人深思的。现代商战中，各商家为占据市场使尽浑身解数，但最后的结果，一般说来不可能“皆大欢喜”。那么，谁才能成为最终的赢家呢？
事实表明，最后的赢家，往往是乘虚而入者。
在上海乃至全中国，汽车工业一直是薄弱环节，甚至在很长时间里是一个空白。1901年，当匈牙利人李恩时携2辆汽车来到上海时，当时的公共租界工业局一时无法决定将这张执照归入哪一类。为此，第二年一月专门召开会议讨论解决这个难题。于是，第一张特别临时执照，暂按马车月捐纳税银洋2元。整整半个世纪，在上海土地上，车是泊来货，人是修理工。到1949年上海解放，上海从事汽车配件生产的民族企业，职工人数30人以上、60人以下的不到10家。
直到1958年，上海汽车装配厂以华沙和顺风汽车为样本，在这一年9月28日试制成功了中国第一辆开始取名为“凤凰”、后来易名为“上海牌”的轿车，1960年至1963年的4年里，总共才生产了20辆这样的轿车。
高坐在现代工业王国皇座上的轿车业，在中国也一直是极其薄弱的环节。直到1978年，积重难返的中国，在无比艰辛的跋涉中，开始考虑以“合资”的方式发展中国轿车工业。在中国近乎空白的轿车工业领域，谁能抢占到这块地盘呢？
国外汽车界显然也认识到，中国是这个世界上最后一块待开垦的“处女地”，而且是一个潜力最大的市场。于是，美国通用、法国雷诺、日本日产及丰田、德国大众等汽车公司的代表，纷纷前来洽谈合资事宜。
几番磋商后，丰田公司首先退出。原因是竞争性的：他们担心技术输入后，使上海成为其对手；日本商人只要中国这个市场，但不允许世界上再诞生一个轿车企业。法国雷诺也因无合适车型，与中方停止了谈判。
美国人要坦率些。他们强烈地感到：中国的汽车工业实在太落后了，即使有意合作，面对现状实在无可奈何。
这时的德国大众，却显现出与别的公司不同的思维：上海地处中国沿海发达地区中心，是万里长江的人海口，为中国最大的港口，又是发达的航空港，而且铁路四通八达；不仅如此，上海还是中国最大的国际贸易中心，最大的金融中心，国际著名的银行都在上海设有分支机构；同时，上海又是中国最大的信息中心。除此之外，上海毕竟还有20多年生产轿车的历史，产量、质量、工艺、企业管理和销售服务，虽与世界先进水平不能同日而语，但在中国却是处于领先地位。更重要的是，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有轿车生产的主要原材料，综合加工能力强；大中院校科研机构集中，有利于培养人才、组织技术攻关和消化引进。
物质世界的最后驱动力需要的是物质力量。高明的德国大众，分析了各种有利条件后，以生产中级轿车、小型车和微型车为主的德国大众汽车公司毅然“抢滩上海”，继在欧洲、美洲、非洲之后，在亚洲创建一个生产基地，在上海与中国合作生产轿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