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国庆节，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率团访华。毛泽东当面向他提出了希望帮助研制核潜艇的问题。赫鲁晓夫傲慢地说：“核潜艇技术复杂，价格昂贵，你们搞不了！苏维埃国家的海军拥有这种战略武器，同样可以保卫你们的国土。”并且宣布准备撤回援华的苏联专家。毛泽东冷静地回答了赫鲁晓夫：撤不撤专家是你们的事。核潜艇研制，我们自己试试！
时过不久，一句名言便传遍了海军部队、院校，全国科研单位。毛泽东说：“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1960年8月，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政府撕毁了多年来签订的所有协议，撤走了全部援华专家，断绝了对中国的一切援助。
萧劲光关注着核潜艇研制工作的进展。赫鲁晓夫的傲慢无理使他感到无比愤慨，党中央、毛主席坚定不移的态度，有力地激发、鼓舞了他的信心和决心。1961年6月，经与国家有关工业部门研究协调，萧劲光报请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以海军科研部为主，组建了舰艇研究院（又名“第七研究院”），成立了核动力研究室。从此，在核潜艇研制领导小组、七院的协调组织下，数以万计的专家、技术人员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核潜艇研制工作中。开始时，全部有形的资料只有外国杂志上刊登的几张美国核潜艇在海上航行的照片和美国超市上出售的导弹核潜艇儿童玩具。在各位专家、技术人员的协同努力下，“摸着石头过河”，各项目研究很快都有了重大进展，提出了核潜艇研制方案。
可惜的是，由于连年自然灾害和政策上的失误，加之苏联撕毁协议，催还贷款，这时国民经济出现严重困难。严峻形势下，党中央调整了国防科研工作方针，决定“缩短战线，任务排队，确保重点”。为了集中财力、物力保证原子弹和部分急需装备的研制，核潜艇工程暂时“下马”（保留少数骨干，继续对几项技术复杂、周期长的关键项目的研究）。海军、二机部等有关单位同时传达了国务院这一决定。
时间是1962年春节前夕，一个寒风刺骨的夜晚。
萧劲光心情复杂地出席了海军参加核潜艇研制小组工作人员会议。罗舜初传达国务院决定后，大家面面相觑。这是最不愿意听到的，也是意料中的。萧劲光怀着沉重的心情，一字一句地作了三点指示：“下马”是暂时的，要研制成功是坚定不移的；机构人员减少，不撤编；属于海军的主要研究工作一天也不停。希望大家发奋图强，把工作做得更好。
转眼三年过去了。在这期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国家政治经济形势明显好转。萧劲光主持编制海军装备科研第三个五年计划，再次写入了核潜艇研制问题。他找来核潜艇研制小组成员了解情况，嘱咐他们做好全面启动研制工作的准备。
1965年8月15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会议，宣布核潜艇研制重新上马，加快进行。并且明确了三条原则：一是认真执行大力协同的原则；二是立足国内，从现实出发，分两步走，先研制反潜鱼雷核潜艇，然后再搞导弹核潜艇；三是第一艘艇既是试验艇，又要在主要战术技术性能上力求配套，可以作为战斗艇交付使用……就这样，核潜艇研制再次全面展开。
使人没有想到的是，正当研制工作突破重重难关，进入攻坚阶段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1967年夏，“文化大革命”进入第二个年头。
“人员被揪，研制难以继续进行！”“工厂停产，无法按时交货！”一封封告急电报飞到核潜艇研制办公室，飞到海军首长的案前，重新上马不久的核潜艇研制面临着夭折的危险。
萧劲光忧心如焚。他一面通知相邻部队给予支持帮助，保护科研人员，一面指示有关部门：要尽快把情况搞清，向国务院汇报，向中央汇报。无论如何不能让核潜艇研制再次中断！
关键时刻，聂荣臻元帅主持召开了核潜艇工程协调会议。并且明令规定：所有接到通知的的人员，不管是谁，即使正在被批斗，也必须按时到会。
6月25日上午，协调会在民族文化宫会议大厅召开。来自全国各地核潜艇研制单位的三百多位厂长、所长、党委书记，专家、技术员，济济一堂。他们大都是刚刚摘下“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反动学术权威”的牌子、帽子，从批斗会场赶来的。彼此相见，或相对无语，感慨万千。9时许，聂荣臻在国防科委副主任刘华清的陪同下，一身崭新的戎装走进会场。几句问候过后，聂帅以临战的姿态，发表了简短、有力地讲话。
他说：核潜艇工程是关系着国家安危大计的重要工程。这一工程是毛主席亲自批准的，是党中央集体研究决定的。任何人都不准以任何理由冲击研究院、所和生产车间，不准以任何借口停工、停产！我可以告诉大家，毛主席非常关心这项工程，中央也全力支持这项工程。这项工程，不能等，不能停，必须保质保量地按时完成。一切干扰、延误这一任务的做法，都是错误的，都是不能允许的！
他说，参加这项工程的人员都是经过组织认真选拔的，是可以信赖的。有意见可以提，有错误可以批评，但不能随便揪斗，更不准停止工作。核潜艇研制，涉及27个省、市，上千个科研单位，协作面广，工作量大，一环扣一环。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可能影响整个工程的进展，给国家造成巨大损失。希望各单位从大局出发，严密组织，千方百计克服困难，把分担的工作做好，把各自的任务完成好，为国防建设作出新的贡献。
时过不久，为了使这次会议精神得以认真贯彻，确保核潜艇研制能够顺利进行，聂荣臻又以中央军委名义签发了一份“特别公函”，明确提出研制单位不得冲击，有关人员不得揪斗，工程建设不得干扰。核潜艇工程办公室主任陈右铭拿着“特别公函”，跑遍全国各地有关科研院、所，参研工厂……
事实证明，协调会召开是及时的。发《特别公函》这一特殊时期的特殊做法，发挥了特殊的作用：藉此，主持核反应堆总体设计的核动力专家彭士禄与数十名设计人员，安然地集中到一个海岛，“全封闭”地向核动力装置设计进行最后“冲刺”；全国承担了核潜艇研制任务的数以千计的科研院、所，在空前的政治风暴中基本上可以正常运转；大批军工企业顶住了所谓“反对资产阶级的关、卡、压”、“以生产压革命”等种种谬论，扭转了“四大”造成的混乱局面，坚持生产。
在核潜艇研制中，7月18日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1958年7月18日，毛泽东签文批准了这一重大工程；十二年后的1970年7月18日，核潜艇动力装置在“三线”某地进行了陆上模拟试验。
这是关键的试验，也是惊心动魄的试验。因为核潜艇试验与原子弹、氢弹不同。原子弹、氢弹试验，人可以远离现场用无线电操纵，而核潜艇操作必须坐在跟前。一旦发生意外，现场参试人员将和整个装置一起化为灰烬。
7月18日，模拟起堆试验如期举行。参试人员激动、欣喜、担心、恐惧交织在一起，整个试验现场笼罩在神秘的气氛中。当日18时，模拟堆升温升压开始。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反应堆的功率在缓缓提升。在场的领导和技术人员都屏住呼吸、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中心控制台一排排闪亮的信号灯和不停转动着的仪表。操作人员紧张、有序地记录着各种参数……
此时，北京西郊海军机关指挥中心，萧劲光等海军首长都凝神案前，关注着千里之外起堆试验的每一步进展。
试验在人们激动和焦灼的期待中进行着。一天又一天，40天过去了。8月28日，反应堆达到了额定功率，核动力装置成功了！大厅里一阵欢呼后，参试人员都不由自主地流下了激动的热泪。
时刻关注着试验进展的萧劲光，迅速拿起电话，询问详细情况，向参试专家、官兵、全体人员，表示真挚的感谢。周恩来也及时送去了亲切的祝贺和慰问。
陆上模拟堆试验成功的喜讯传到核潜艇总装厂，顶着“唯生产力”的帽子，克服工作、生活上重重困难奋战多年的职工们，无不欢欣鼓舞。大家昼夜不停进行设备安装。或许是巧合，也许是着意安排，同年12月26日，毛泽东的诞辰日，新中国海军装备的“头生宝贝”——反潜鱼雷核潜艇，胜利举行了下水典礼。
此后，按照计划鱼雷核潜艇（时称核潜艇1型）进入试航阶段。一年多的时间里，核潜艇先后出海20多次，累计航行6000多海里，顺利地完成了码头、水面，浅水、深水等阶段200多个项目的试验，为完善、改进和定型建造积累了大量宝贵的数据和经验。
然而，这一工程的政治命运远不像海上试验那样顺利。1971年“九一三”林彪叛逃后，借机窃取了更大权利的“四人帮”一伙再次挥起大棒，声言核潜艇工程是“黑工程”，胡说全力抓核潜艇研制的领导、专家于笑虹等人是“唯生产力论”的典型，妄图干扰破坏核潜艇航行试验，进而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叶剑英元帅等老一辈革命家识破了他们的阴谋，通过有理有力的斗争，才保证了核潜艇试航的正常进行和进一步改进、完善。
1974年8月1日，中央军委颁发命令：中国第一艘鱼雷核潜艇命名为“长征一号”，授予军旗，正式编入海军战斗序列。
按照核潜艇研制分两步走的规划，接下来是研制导弹核潜艇。在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这一工程再次受到严重的冲击和干扰。粉碎“四人帮”后，进程才得以大大加快：1981年4月30日，第一艘导弹核潜艇剪彩下水；翌年10月12日，首次进行潜艇水下发射运载火箭试验，取得圆满成功。
消息传出，举世皆惊。国外多家报刊在显要位置赫然报道：
“中国研制的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成功……使中国同美苏法英一起加入了拥有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的国际俱乐部。”
“中国有了第二次核打击能力！”
“潜艇水下发射运载火箭试验成功，将使中国军队现代化得以加速。”
核潜艇，中华民族的骄傲。它向世界昭示：新中国海军装备建设，已从组装、仿制、常规武器研制跃入突破“高精尖”技术的新时期！至时，萧劲光关于海军装备建设分“三步走”的设想，已变为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