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戍变法是晚清历史上一次流产的政治改革，前后历时不过百余天。从历史发展角度看，这次维新变法的总体目的是让中国社会政治朝着民主政治即君主立宪的方向前进。由于它牵涉各种政治利益的调整尤其是对高层政治权力的再分配，所有强有力的旧政治利益享有者，尤其是留恋“太上皇”权力的慈禧太后都对之极力反对，因而它会失败是不言而喻的。于是，这次变法一开始就演变成一场宫廷倾轧。当翁同龢等志在维新的大臣想尽力辅佐光绪帝变法时，慈禧太后却与奕訢、荣禄、刚毅等顽冥大臣密谋将翁氏开缺；当光绪帝一怒之下开缺礼部六堂官，又要裁汰各衙门冗员时，这些被开缺和裁汰的官员却得到慈禧太后的慰抚。——
西方列强的侵略、清国的历次挨打是戊戍变法的外在动力，尤其甲午年对日战败后的割地赔款更激发起光绪帝和清廷众多文武发奋图强的精神。这从光绪帝在战败后所颁发的诏书中得到明证：“嗣后我君臣上下惟当坚苦一心，痛除积弊，于练兵、筹饷两大端尽力研求，详筹兴革，勿存懈志，以收自强之效。”然而戊戌变法又是要学习西方以师夷之长技。中国的知识界精英如容宏、黄遵宪、严复等辈对西方政制、科学的介绍、输入和鼓吹，对这次变法的施行具有强大的催化作用。光绪帝锐意改革，翁同龢等大臣力促变法，康有为等下官屡屡上书献策，全是在这种学习西方政制、改良国内政治的文化背景中进行的。
尽管戊戍变法只是一位年青皇帝在宫廷颁布改革诏书，只是办了学堂、废了八股取士，改了学制，难以触及政治体制，但其影响毕竟深远。慈禧太后的恋权恋位使这次维新短命，既体现出专制统治基根的牢固，也预示了晚清的腐败和衰亡不可逆转。
翁同龢风雪夜访南海会馆。
容闳慨谈政府改制。
学会遍布京城
李鸿章使德时，德国外交大臣曾向他提出在山东租借军港一事，后德国驻华公使奉命与总理衙门一连交涉几次，却未达成协议。至1897年冬，德皇再也忍耐不住，乃命海军远征中国强行占据胶州湾。康有为在广州听到此事后，不禁中夜屑涕，仰天痛哭。他原本为中国人满为患而筹划移民巴西，准备专程进京上折的。德军强占胶州湾后，他即改变了原来的打算，迅笔草就《外衅危迫，分割洊至，急宜及时发愤，革旧图新，以少存国祚呈》。这是他第五次向光绪帝上折。他在折中提出变法的上中下三策：上策是请求光绪帝“采法俄、日以定国是”，即“以俄国大彼得之心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中策是“大集群才而谋变政”；下策是“听任疆臣各自变法”。
然而他赴京将折呈上后，工部尚书松溎却拒绝代奏，使之不能上达。康有为气愤之极，将此事告与兵部掌印给事中高燮曾。高燮曾是忠心热肠之士，甲午战争时，他曾以军务孔亟上奏请求停止慈禧太后寿庆点景事宜。这一次得知康有为的奏折被松溎所阻后，情绪又激动起来，于是连夜拟折，通宵不眠。次日，他即上奏光绪帝，保荐康有为至瑞士参加弥兵会，称赞康有为才气豪迈，谙于西法，具有肝胆，请皇上特予召对，观其所长；并弹劾松溎愚昧昏愦，不谙形势，压制部属，阻格言路。
高燮曾上奏后，翁同龢也乘机再次奏请光绪帝传旨召见康有为。光绪帝览奏后，便传旨说：“朕自前岁见到康有为的奏折后，原有召见之意，只是有碍祖制而未召见。今又有大臣再次上奏举荐康有为，特著总理衙门酌核办理召见事。”
谕旨下达后，恭亲王奕訢仍坚决反对，他上奏说：“本朝成例，非四品以上官不能召见。今康有为乃小臣，皇上若欲有所询问，命大臣传语可也。”奕訢上奏后，礼部尚书许应骙等一些纷纷大臣亦附和着他的意见。光绪帝见此，只得令改由总理衙门大臣传康有为问话。
康有为在上书被阻后，内心焦躁不安。他废寝忘食，乘马车奔走游说于公卿之间。一连数日，竟忙得连饭也顾不上吃；还把棉被带到马车上，困了就在马车上睡。转眼间来京已半个月了，然而王公大臣中没有人理解他的这种忠贞为国精神。
在12月上旬一个风雪迷漫的上午，苦闷而绝望的康有为正在海南会馆打点行装准备返粤，忽然门外传协办大学士翁同龢到。这令他喜出望外，急忙迅步门外将站立在风雪中的翁同龢迎入馆内。进屋后，翁同龢拉着康有为的手说：“老朽早朝刚刚回家，闻你要走，特赶来留你。你不要走。我今晨在皇上面前力荐，请皇上破格擢用，委你以重任。皇上正将重用你，你不能走。”康有为听后，又感动又振奋，当即答应留下不走。
康有为于是又置好行装，在南海会馆住下来，等待朝廷召见。这时有人来告诉他，驻美副公使容闳眼下在京。容闳是清廷最早派遣留学美国的幼童，毕业于耶鲁大学，思想先进，且是广东南屏人。这些康有为早有耳闻，于是便去拜访这位有远识的长者。容闳热情接待了他，由于政见相近，二人谈得十分投机。谈着谈着，容闳痛心地说：“昔年赴美求学，中国之腐败情形，时触我怀。更念中国国民，身受无限痛苦，无限压制。我意以为，我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我之人，亦享受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我这事业，盖以此为标准。”
康有为听此衷言，即恭从道：“先生是毕业于美国第一等大学校之第一人，学识富博。学成归国后，即辅曾文正公置办东方第一机器厂‘江南制造局’。甲午年与日人战时，先生又条陈张总督，献奇计以袭日本，如此高见远识，令后生钦佩。不知先生于现今变法之事，有何见教？”
容闳滔滔不绝地说：“东西文化，判若天渊。中国根本上之改革，乃不容稍缓之事。中国故宜兴办矿山铁路之实业，亦应设立银行。然中国不欲富强则已，苟其欲之，则非行一完全之新政策。政府至少须聘外人四员，以为外交、财政、海军、陆军四部之顾问，与之订立十年合同。十年后若有成效，则更继续聘请。惟所聘之顾问，必须有真确之经验，高深之学问，纯洁之品行。既聘之后，其所陈之嘉言良策，政府当诚意采纳，见诸实行。此外更派青年有才学之中国学生，处于各顾问之下，以资练习。如是行之数年，则中国行政各机关，不难依欧西之成规，从新组织。”
康有为听了此议，甚为赞许，接着他又向容闳谈起兴学变思想、育人材之事。
提到此事，容闳更多感慨：“三十年前，我即有教育计划，请选派颖秀青年出洋留学，以为国家储蓄人材。后又经理留学事务所，惜乎留学事终遭夭折。今之兴学，宜先在京师创办大学可也，亦可开办学会。”
最后，二人还谈了变法的许多具体事宜，直谈至日落时分，康有为才告辞离去。此后，康有为等大批维新党人，常来容闳寓所访晤，讨论时政。一时间，他的寓所几乎变为维新党领袖的会议场。
与容闳相谈后不久，康有为在京开办学会之意又起。一日，内阁侍读杨锐到南海会馆汗漫舫聚谈时，康有为向他大发感慨：“近月来废寝忘餐，奔走于朝臣公卿门下以说维新，却倍受冷遇，此乃风气仍未能开之故。今者既上书求变法于上，复思开会振士气于下。不知公意如何？前日访容闳先生，他极主张开办学会。”
杨锐听了此议，即表同意：“振励士气乃保国之基础，兄若在京师开学会以续强学会之旧，弟极力支持。不过，今日之办学会，宜以各省分办，不致引起嫌疑。兄能联络粤省先办起来，最好。这样其他各省也会跟着办起来。”
康有为觉得杨锐此议甚好，于是四出串联，在粤省居京人士中极力鼓吹，并联合二十余人，于1898年元月率先在南海会馆成立了粤学会。接着，林旭联合旅京闽籍人士成立闽学会，宋鲁伯、杨深秀联合陕西、山西籍旅京人士成立关学会，后杨锐也联络四川籍京官开蜀学会。这些学会开办起来后，康有为还鼓动直隶、湖南、淅江、江西、云南、贵州等省人士各自开会。很快，各省学会遍开京城，名声噪起。
五大臣西花厅问话，康有为讲变法条条是道。
李莲英挨光绪帝嘴巴，慈禧太后罚光绪帝下跪
正当康有为为开办学会事努力时，元月下旬的一天，总理衙门派小吏到南海会馆传令：著康有为明日午后去衙门进见问话。康有为得到传令后至为欣喜，他想，将近等了一个半月，应候召见的这一天终于来了。
召见的这天中午，康有为早早乘马车来到北京东堂子胡同总理衙门，等候在侧房。一个多时辰后，他被传入西花厅内，见总理衙门大臣李鸿章，户部尚书翁同龢，军机大臣荣禄，刑部尚书廖寿恒及户部左侍郎张荫桓这五位问话大臣正正襟危坐在堂上。康有为对他们行过礼后，翁同龢示意他到堂前一为他特设的座位上就坐，并祥和地对他说：今日就为变法之事问话。
康有为刚刚坐定，荣禄首先以坚硬的口气说：“祖宗之法不能变。”
康有为见话说得很绝，便不卑不亢地说道：“祖宗之法是用以治理祖宗的国土，今天祖宗的国土都保守不住，祖宗之法还有何用？即以总理衙门而论，也并非祖宗之法规定而有！法律因时制宜，诚非得已。”
荣禄听罢此言，默然不语，面呈不悦之色。廖寿恒这时接过话题问道：“宜如何变法？”
“宜变法律，官制为先。”康有为答道。
李鸿章听后即问道：“然则六部尽撤，则例尽弃呐？”
康有为以坚定的语气回答说：“今为列国并立之时，非复一统之世。今之法律官制，皆一统之法，弱亡中国，皆此物也，诚宜尽撤。即一时不能尽去，亦当斟酌改定，新政乃可推行。”
翁同龢对康有为的变法主张早有了解。他为了使康有为有机会显示变法才干，便谦和地提出变法所需经费如何筹措，其实这是他与康有为在前一天晚上会面时议论过的问题。康有为一听，心领神会，便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从银行的设立，到纸币的发行，税赋的征收，以及变法的各种具体方案……直讲至掌灯时分。
整个下午，五大臣问话少，康有为答话多，使得问话差不多成了康有为宣讲变法的会议，翁同龢则对此尤感满意。荣禄见状，不等问话结束就先行离去了。
总理衙门五大臣向康有为问话的次日，光绪帝临朝议事首先问及此。翁同龢班在前，即将问话详情上告，又极力向光绪帝举荐康有为：“康有为之才胜臣百倍，请皇上举国以听。”光绪帝听奏后，对康有为已是倾心向用，又下旨要召见他。可是奕訢再次劝阻，说不妨叫康有为条陈所见，如确有可采之处，再召见不迟。光绪帝无奈，只得传谕：康有为以后有所建议随时条陈上奏，总理衙门此后凡有康有为的章奏可直接送呈，任何人不得借口扣压。同时，他还传旨康有为将所编《日本变政考》和《俄彼得变政记》两书一并送上，以供览观。
散朝后，光绪帝因自己下旨召见康有为再次被恭亲王奕訢劝阻，心中颇为不快，便召师傅翁同龢到南书房议商。议商完毕后，他走到后门时，不意与一太监撞了个满怀，便扬手打了对方一个嘴巴。等到回头一看，却是太监总管李莲英，见他还一副蠢丑模样站在那里不敢动，光绪帝更是火冒三丈，本还想加罚于他，但到底忍住了，只叫他离去了事。
李莲英是奉慈禧太后之命到后殿来偷听朝事的，慌张躲避之中偏偏撞着了光绪帝。他挨打后，连滚带爬跑到宁寿宫，哭诉着要老佛爷救命，说挨了皇帝嘴巴，恐怕日后还要挨刀子。接着，他添油加醋地说：“翁同龢每每在书房与皇上密议，荧惑圣听。皇上违祖制下旨要召见康有为，全在翁同龢极力举荐。翁同龢此举全在植党营私。”慈禧太后一听这话，顿时脸色铁青，立即命太监传谕光绪帝进宫叩见。
光绪帝回宫后，即告诉珍妃刚才有些冒失地打了李莲英嘴巴，真有些后悔。珍妃也生怕太后怪罪光绪帝，感觉不安。正说间，传旨太监前来传懿旨，召光绪帝去叩见皇太后。光绪帝接旨后，诚惶诚恐地来到宁寿宫在慈禧太后面前跪下，说：“孩儿叩见亲爸爸，冒犯李大总管之事，实为鲁莽，乞求宽恕，日后再也不敢这样办了。”慈禧太后先是怒气冲冲地训斥光绪帝，后又追问有谁从中挑唆。这时，珍妃匆匆赶来为光绪帝求情。慈禧太后不但不领情，反而迁怒于她，抬手就打她两个嘴巴，还说：“你叫我生气，你一辈子就甭想好受。”说罢，她叫李莲英陪自己去用膳，让光绪帝和珍妃跪在地上，不准起来。
受到慈禧太后惩罚后，光绪帝心中积怨更甚。夜寝时，他含泪对珍妃说：“太后不惟昏庸老朽，且专横太过。在国家濒危、面临列强瓜分之时，每每口言祖制，干预朝事，连一个太监的事也让我为难！”
珍妃劝慰说：“皇上宜早日改变这种境况，重振朝纲，变法图强。只要你做个堂堂皇正正的国君，就不会遇事受制了。”
光绪帝本想作有为之君，听了珍妃这番话，更是坚定了信心。不久，他对庆亲王奕劻转告太后说：“国势日危，我不能为亡国之君，如不与我权，我宁逊位。请你代我劝谏皇太后。”
奕劻是慈禧太后的心腹，他转告光绪帝的话时，随加贬斥，使慈禧太后当即暴跳如雷，说：“他不愿坐此位，我早不愿他坐了！”她想到光绪帝才四岁时，自己就扶他登基，辛苦听政，如今这不知天高地厚的侄儿倒是要从自己手上夺权了。她悲怒难制，不禁当着庆亲王的面失声痛哭起来。
保国会遭参劾
翁同龢退出南书房后，心绪颇好，心想：“皇上有意重用康有为，维新就有望了。”回到府中，他连忙差人把康有为请来，细细商议起改革之事来。末了，他又授意康有为赶紧著书，多为那些有意改革的大臣代议奏折。康有为十分感谢翁同龢的知遇之恩，临别时，他再行表白：“小臣当竭尽愚钝，为变法尽力，效忠皇上，报答恩相。”
康有为眼见登青云之路有望，就电告弟弟康广仁及梁启超等弟子速速到京协助自己。正好入春京城有春官考试，康广仁、梁启超接电报后即一同结伴到京应试。兄弟、师徒相见，分外高兴。旧日友人及粤学会人士闻梁启超新近来京，也纷纷前来南海会馆相聚。当着众人的面，康有为述说起自己在西花厅被五大臣问话，光绪帝锐意变法和翁同龢知遇诸事来。
锐气正盛的梁启超听到康有为的介绍，欣喜若狂，以为大显身手的时刻到了。他激动地说：“吾国人不能舍身救国者，非以家累，即以身累。我辈以此相约：非破家不能救国，非杀身不能成仁，同此义者，皆为同志。”
众人听了这话，都示以同感，接着又问康有为对维新变法有何新见。
康有为说：“以群为体，以变为用，斯二义立，虽治千万年之天下可也。变者，即行变法。群者，又分为三种：国群曰议会，商群曰公司，士群曰学会。而学会又是前二者之母。我意在各省学会基础上成立一保国会，以开维新风气之先，则事无不成。”
众人听罢，一致表示赞成。
为开保国会，康有为让粤学会同人在京城广事联络。闻知江南道监察御史李盛铎也有开会的主张时，康有为便登门商请他也做保国会的发起人，李盛铎即表同意。二人合计一晚，决计4月17日在粤东新馆举开保国会成立大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