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车上书是19世纪末期中国的学生运动。各省来京会试的青年举子抱着一腔爱国热忱，上书言事，请当朝皇帝拒签对日和约，景况空前。它既是一次政治运动，也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自此开民间士人上书言政之先河。
公车上书亦是戊戍变法的前奏和准备，它把甲午战争的惨败和割地赔款的耻辱升华为理性的思考。
然而公车上书在光绪皇帝听命于慈禧太后、慈禧太后一人专制的条件并不能取得任何政治效果，朝臣疆吏迁都再战的谏言亦不能被纳。台湾、辽东的舍割，巨额战争赔款的支付，不止是慈禧太后昏庸无能的历史见证，也是留在国人心中永远的楚痛和耻恨。
马关签约，光绪帝与翁同龢相顾挥涕，
李鸿章在举国唾骂中革职
战败后的清国都城北京是另一番景象。当李鸿章还在返国的路上，马关签约的消息已在京城风传开来，朝野哗然。在条约签字的当日，翁同龢在御书房与光绪帝相顾挥涕。光绪帝仰天浩叹、悲愤无比，翁同龢则称臣恨不能碎首以报为憾。
4月18日，总理衙门即收到署台湾巡抚唐景崧奏问马关和约详情的电报，同时还收到前工部主事、台湾义勇军首领丘逢甲反对割台的上书及举人汪春源等人的联名上书。丘逢甲上书质问皇上对台民何忍弃之；汪春源等人上书则表示不肯甘心降敌，谓与其生为降虏，不如死为义民。光绪帝早朝议及这些上书时，痛心疾首，他怆然自责说：“台湾一割，天下人心丢失了，我怎么有脸做天下人的皇帝呢！”翁同龢见皇上如此伤心，亦垂泪奏告自己身为重臣而不能保全领土，更无面目立于天地之间。本来在两月前日军进攻山东、澎湖及台湾时，翁同龢就反对军机大臣孙毓汶、徐用仪舍南就北的方针，主张增兵保卫台湾和南疆，并拨寄户部银款五十万两予以接济台湾军民。在李鸿章临赴马关议和前，他再次叮嘱台湾万无议及之理。然而未几割台竟成事实，他战栗哽咽，不能自已。然而主和派却象卸去了一个包袱，孙毓汶见和约已签，就带着几分得意劝谏道：“南北战场老打败仗，不割地又有何办法？”
割弃地台湾自马关条约签字的当天起更是处于慌乱和激愤中。尤其是台北市民骤闻此讯，若午夜暴闻轰雷，惊骇无人色；继则奔走相告，聚哭于市中。可是署台湾巡抚唐景崧向朝廷致电奏问、台湾官绅上书抗议后，盼到的只是光绪帝为遵守和约着总理衙门的复电。复电谓割台系为保京师之万不得已之举，并告知交割期限为两月，百姓愿内渡者则内渡，不内渡者两年内改衣冠作为日本人。
谕电传出后，台北立即鸣锣罢市，绅民拥入巡抚衙门，哭声震天。唐景崧见此悲愤至极，又迭电恳请朝廷不可割弃台湾，其电言：
祖宗缔造之艰，史册俱在，传至二百余年，失自皇上之手，天下后世，谓皇上为何如君？他日更何以见祖宗于地下？臣为祖宗守土，惟有与台为存亡，不敢奉皇上之诏。弃台地百数十万之人民为异类，天下恐从此解体，尚何恃以立国？且地有穷，敌欲无穷，他国若皆效尤，中国之地可胜割乎？
但总理衙门先是悉置不答，后则电令唐景崧开缺进京陛见，台省大小文武官员内渡，以备交割。
总理衙门的电令，更是激起台湾绅民的义愤。丘逢甲等人又向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写血书表示誓不服倭，然而也不被理睬。无奈之下，他们决心用自己的力量保卫家园，故连日聚会台北筹防局会商固守之计。会商时，前驻法参赞陈季同献了一策：“《万国公法》中有‘民不服某国，可自立民主’之条，我等何不推唐巡抚为总统，使台湾为一独立共和国？”丘逢甲一听此建议，便主张采用：“此建议甚好！我等正可用民政独立，遥奉正朔，坚拒敌人之策，以借西法联络各国，并得其帮助。一旦台湾民主国成立，我等便能自主保台。”然而，当台湾绅民运动英、法、德等国时，却未获到半点支持和援助。
李鸿章向日乞和刚刚归来，传旨太监立刻传旨要他去朝见光绪帝。李鸿章顾不得旅途疲劳即入朝奏告议和之事。光绪帝在慰问他的伤情后，即话锋一转，怀着沉痛之感责备说：“你身为重臣，竟负重托。两万万之款从何筹措？台湾一省送于外人，失民心，伤国体。我大清朝将如何立国！”李鸿章自知有口莫辩，只任谴责，满脸羞愧。次日，光绪帝即奉慈禧太后懿旨发谕命李鸿章入阁办事，加恩免去他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职位，仅保留文华殿大学士头衔。
李鸿章尽管去职，却仍被举国咒骂，成为众矢之的。朝野上下，因不便公开责怪慈禧太后，便把割地赔款的愤辱全发泄在他一人身上。在李鸿章奉命赴日议和后，朝臣疆吏都觉得对日战败、上门乞和是大清的奇耻大辱，纷纷上书反对和议，反对倭虏要挟，主张撤使再战。马关条约签字的前一天，御史王鹏运又向光绪帝上“和议要挟已甚请宸断折”。签字的当日，给事中洪良品再上“倭虏要挟请饬李鸿章回京专筹战备折”。这使得本来心烦意乱的光绪帝愈难宸断：欲撤使再战却无将兵银粮，且皇太后不允；欲就此订约确实有辱国体，有失人心。但他请懿旨后，还是忍受着巨大的苦痛批准签约。签约之后，朝中重臣，各部尚书及各省巡抚又争相上折劝阻批准。半月之内，这些奏折竟多达六十余件，其中十八件还是多人联名。不仅如此，还有不少中书、主事、满族宗室及贝勒，四品以下尚无资格向皇帝上书的小官也都条陈言事，激昂进劝光绪帝禁准和约，励兵与日本再战。
众公车相约上书，奏请拒准对日和约；
都察院门前车马阗溢，衣冠塞途
京中臣民反对马关和约而纷起上书陈言，使京城笼罩着一层悲壮气氛，亦使许多旅京人士深受其激励。正好这时各省举人来京城会试，这些举人大多年青，血气方刚，颇为关心时政，其反对和约的激愤之状更是溢于言表。
在马关和约签订的次日，北京宣武门外米市胡同内南海会馆的几位粤省举人，为和约及对日和战之事，又聚集在馆内商议上书光绪帝，情绪颇为激昂。
坐在方桌旁一位额宽脸方、面色浅黑的男子，在高声怒斥李鸿章是误国庸臣。他本来态度儒雅，由于过分激动却显得有些失态。这男子姓康名有为，字广厦，号长素，又名祖诒，年约三十七八，广东南海银塘乡人，出身书香世家。只听他说：“圣上虽力主战，但自倭人学西技后，亦用坚船利炮攻我，使朝廷兵结连祸，既赔巨款，又割台湾，使我上国地位不复保，如之奈何？丧地失师，全是中堂大人李鸿章误用株守之策，加之文恬武嬉所为。去夏圣上对日本宣战日，我即进呈《攻日策》，主张先发制人、进攻日本，可惜圣上对此策未能采用。”
坐在他右手一位二十出头、一脸英气的青年举子接过话头：“今日老师何不趁机上书，奏请皇上在和约未准、台湾尚未割让之前，拒换和约、拒割台湾？若老师领衔上书，在京会试举子势必蜂起响应。”这说话的青年举子姓梁名启超，字卓如，广东新会人，他四岁始读经，八岁学诗文，十一岁举秀才，十七岁中举人，因以神童遍闻粤省；后以举人身份就学于连进士也不是的康有为门下，成为康氏最为得意的门生。
“上书？不少朝官上折的底稿我都与闻，御使王鹏运、给事中洪良品近与我过从甚密，我已借言上过书了。”康有为接口应道，“我自己何尝不想上书呢？六年前我就以布衣之身向皇上进折，为国势危蹙、祖陵奇变，请皇上下诏罪己，及时图治，但奏折被迂臣拒阻，不能上达。若上达，皇上必定准奏，早日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不意今日在东邻日本面前竟一败涂地！我在折中之预，全都成为事实！”说罢他目视梁启超：“我那奏折中的陈言你可否还记得一些？”
梁启超说：“先生忧天悯民之言，学生已烂熟于心，如何不记得？”说着信口将其首段念了出来：“窃见方今外夷交迫，自琉球灭，安南失，缅甸亡，羽翼尽剪，将及心腹。比者日谋高丽，而伺吉林于东；英启藏卫，而窥川滇于西；俄筑铁路于北，而迫盛京；法煽乱民于南，以取滇粤。乱匪遍江楚河陇间，将乱于内。兵弱财穷，节颓俗败，纪纲坏乱，人情惰偷。上兴土木之工，下习宴游之乐。金田之役，将复起矣。天下将以为皇太后皇上拂天变而不畏，蓄大乱而不知，忘祖宗艰大之托、国家神器之重矣。”
康有为以赞赏的语气打断了他，又指了指在座的麦孟华、江孔殷、赖际熙等弟子，说：“卓如不要念了，你同他们快去联络湖广举人，好一齐具名上书。我呢，这次就不领衔了。我要去融通关节，好使上书能达。”
四天后，梁启超领八十一名广东举人率先联名上书，文俊铎等领百二十名湖南举人即带头响应，他们分作四批到都察院请代递上书，奏请光绪帝拒准对日和约。紧接着，其他各省举人相约上书。
所有的上书者情绪都十分激昂，而台湾举人罗秀惠的哭诉更令人感动。他在都察院大门前是围住长官之车捶胸顿足，垂泪请命：“台湾人民痛恨倭人，誓死阻止割台，他们正在向着京师恸哭。台北闾巷妇孺，莫不欲食倭人之肉。”都察院官吏听了他的哭诉，深感同情。
这些来京会考、坐着各省公车的举人一批接一批地到都察院上书，先后二十余起，总数达三千人次，以至都察院门前车马阗溢，衣冠塞途。京城百姓见了议论纷起，大街小巷都在谈论这事，明白事理的人称赞他们关心国事。于是，“公车上书”的事在京都风传开了。
然而都察院收下众举人的呈文后并不予代递，故光绪帝根本不知此事。于是公车们又运动朝官，好使竟相鼓动，奏请光绪帝毁约拒和、迁都再战。后来，侍读学士文廷式在康有为的说动下，与人联名上折，言及“各省会试举人呈请都察院代递，拒与日本议和，至有痛哭流涕者”。光绪帝览奏后，始知有各省来京会试举人联名上书之事。
慈禧太后不允迁都再战，
光绪帝忍痛在和约上用宝
朝中大官小吏及各省公车接连不断的上书，使本来蒙辱而痛心的光绪帝更加焦燥莫名，以至在养心殿寝宫常常宵不能寐。
本来，光绪帝在得到李鸿章的马关和约定议电奏的同时，也得到了驻日公使王之春告“倭财竭疲甚，必难久，冀我固守”的电奏，他曾几度决意毁约，想迁都与日本持久作战。他的爱妃珍妃也委婉表示赞同他的这一主意。当他听军机大臣翁同龢奏告多数朝臣以及各省举人都愿请拒和、迁都，尤其是闻知台湾举人痛哭请命之时，又感到吏心民心可用，于是他再度将废约再战的意旨交大臣议论。
然而早朝时，众大臣又争论起来。庆亲王奕劻怒气冲冲，说废约再战是发诳语。军机大臣、兵部尚书孙毓汶则哭言：“战万无把握，而和则确有把握。”
翁同龢见孙毓汶哭泣，心生卑意：“孙相何故这般胆小？如此和了，如何立国？迁都再战，未必不能胜敌。”
孙毓汶抽泣着说：“若不早日批准和约，日人必破京师，我辈皆有身家，实是不敢。”
“我亦岂不知爱身家，其如国事何？”翁同龢厉声相责。
“迁都就是弃宗庙社稷，我大清岂有弃宗庙社稷之理？”孙毓文也大声辩说。
光绪帝见廷议不决，只得奏告慈禧太后。慈禧太后却颁下这样的懿旨：“是和是战，事关重大。两种主张都各有弊，我也拿不定主意，让大臣商量一个妥善办法。今后不管是和是战，都不是我的主张。”然而当光绪帝至颐和园向她敷陈西迁之议时，慈禧太后听了却冷冷说道：“是和是战由你，这迁都嘛，由我。”光绪帝欲再开口，她沉着脸说：“皇帝回去吧，不要再说了。”光绪帝知慈禧太后内心是想和，便告辞回宫去了。慈禧太后担心一些大臣还要主战，特让太监总管李莲英向徐用仪等大臣放风：“中国甚大，台湾一点地，去了何妨？”
康有为见公车上书声势既成，以为士气可用，便带领手下弟子日夕奔走，准备发动一次规模巨大的公车联名上书。经过四出发动，他与梁启超等弟子确定在松筠庵谏草堂召集各省赴京会试的举人会议，传观讨论自己用一昼两夜拟成的《上今皇帝书》。
5月1日，来自全国各地的一千三百名举子纷纷前往北京宣武门外松筠庵，康有为拱手作揖热情迎候他们，俨然主人。他意气激昂地告诉各位临会举人：“我之选中松筠庵作为各位举子的会所，不惟看好此处环境清幽、交通方便，更因此处是明代忠臣杨继盛的故居。杨公以冒死上书弹劾奸相严嵩及仇鸾，当为我辈敬仰。康某虽不才，却有意与各位仁兄贤弟共承杨公之冒死忠谏品德。”一席话说得众人肃然起敬。
待会场人满后，英姿焕发的梁启超登上一临时搭起的讲台，用带有浓重乡音的广东官话讲解起康有为起草的上书：
甲午败战，向倭人割地赔款，实乃千百年来奇耻大辱。自三代以降，只有外邦夷蛮向我列朝进贡进物，未闻敢有岛国小民向我索赔巨款，更未闻有割弃祖地之成例。今日朝廷有主和大臣，竟称割地保京畿，和议成可十数年无事，此不过是以美言欺皇上，卖天下罢了。殊不知弃台民之事小，散天下民之事大；割地之事小，亡国之事大；社稷安危，在此一举。割弃台湾不仅使民心土崩瓦解，更引起列强纷起效尤，接踵瓜分我国土地。故我们上书今皇上一力主战，言战者，团结民心，力筹大局，可以图存。
梁启超的雄辩口才，深深打动了众举人，全场寂静无声。他接着讲道：
今皇帝宜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而欲鼓天下之气，今皇帝可速下罪己诏、明罚诏、求才诏，此必提高皇帝威信，鼓舞全国人心。欲定天下之本，今皇帝可速迁都西安，以远防诸国之联镳，近拒日本之胁制。欲强天下之势，今皇帝拟用选锋、选将、购械办法，训练重兵，以待敌变。欲成天下之治，今皇帝当以开创之势变法图强，而变法有富国、养民、教民三法。
梁启超把康有为主拟的这些为皇上代筹的主战兴国之策，在演讲中发挥得极为得当，使在场举子听得津津有味，不少人纷纷伸出大拇指连声叫好，称拟上书者是经天纬地之材。梁启超接下来又讲解了富国、养民、教民三法的具体内容，言富国之法有六：一曰钞法，二曰铁路，三曰机器轮舟，四曰开矿，五曰铸银，六曰邮政。而养民之法有四：一曰务农，二曰劝工，三曰惠商，四曰恤穷。教民之法亦有四：一曰普及教育，二曰改革科举，三曰开设报馆，四曰设立道学。他所讲的这些主张亦令一些平生只读经书、习八股的举人耳目一新。
《上今皇帝书》经传观、讲解、讨论之后，情绪激愤的举子们争相在上面署名，并要求集会主持者康有为领衔向都察院呈折。康有为满口承应接受领衔上折之事，当场与众举人约定：在5月3日会试完后，次日即与众人去都察院集体递交上书。最后，康有为在众举子的要求下也登台作了讲演。讲到伤心处时，他声泪俱下，极为感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