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一打赢亲情和谐攻坚战
目的：提高处理家庭亲情关系的能力
我的博客好友“赫图阿拉”向我推荐博友“哭泣的雨”所写的“谁能帮我远离那亲情的悬崖”这篇博文，阅后深有感触。我下决心勇敢面对自己在现实生活中所碰到大家庭责任问题，搬开压在自己心头已经有18年的石头，梳理自我的行走思路，打扫自己的心理卫生，坦然面对复杂的社会亲情关系这一现实问题。
本人一直在研究和分析“个人品质”修炼方面的问题，并写了不少有关这方面内容的文章。越写，越觉得思绪万千；越写，越觉得责任重大；越写，越觉得心里沉重。说实在的，其实我也累了，我的心累了，我的“情”累了，我的“魂”也累了。我的“累”已经“累”到了人心的“海底”。我想休息了，想放弃了，想逃避了。我的“累”，来自于对大家庭的责任感，来自于对和谐大家庭“亲情”责任的压力，来自于母亲晚年生活的安排，来自于我持有“现代式孝顺”理念与他人“传统式孝顺”理念之间的碰撞，来自于母亲的二次“失信”而陷入的困境，来自于我曾对已逝多年的父亲所许下的承诺，来自于为了解决母亲的养老问题而设计的“三合一养老方案”流产了，更来自于自己过于杞人忧天而陷入了自我不和谐的泥潭。
一、和谐大家庭亲情关系的日子里
1. 母亲过着自由自在的晚年生活
记得18年前，父亲去世后，我们几个孩子就考虑母亲晚年生活的安排问题。当时母亲还不到68岁，身体也不错，母亲自己也是个退休干部，有一份稳定的退休收入。母亲解放前毕业于上海一所著名的女子学校，她平时话不多，从不与人脸红，但却是个非常有主见的人。由于在大上海长大，她是一个喜欢花钱、不会节省的人。这么多年来，为了让母亲高兴，为了让母亲手头用钱宽余，我们每个孩子除了按月补贴母亲一定的生活费用外，还根据每个家庭的实际条件，经常塞钱给她，每个子女都按照自己的方式尽量地孝敬她。1997年香港回归之前，也就是她75岁那年，我带着母亲和80多岁的公公到香港游玩了一趟。
2. 三姐夫妻时常帮助和照顾母亲
日常生活，住在母亲楼上的三姐和三姐夫经常照顾她。三姐夫是医生，母亲每次头痛脑热的，都是他帮助照顾的。姐夫出身于一个农村家庭，部队军医大学毕业，是个非常勤劳而又简单和实在之人。他虽然不是那种有远大理想和抱负的人，但在工作上是非常勤快、认真、任劳任怨和敬业的。他从不与别人争高低，每当节假日，同事调休让他代值班，那是常有的事。在家里，姐夫也是个非常勤快和平和的好人。多年来，无论那个兄弟姐妹家事需要帮忙，如换个煤气、修个自行车什么的，你一叫他没有二话就赶来。对于我们二十多口人的大家庭来说，前些年每当过年或者日常聚会到母亲家，所有烧烧弄弄的事基本上是三姐夫一人承担。三姐原来与姐夫是同一个部队，也是当兵出身，性格像男孩子的那种人，直率、刚强、大大咧咧的，做家务不是强项，但家里的大事基本上由她决定。这十多年来，他们与母亲虽然没合并住在一起，但也犹如一家。既然像一家，但由于距离太近，缺少了“距离美”，在日常生活中也必然会有小矛盾和小分歧。这种小矛盾和小分歧在我来看，应该说是正常的生活现象。
3. 母亲坚持“个人自由”的生活理念
一晃到了2003年，母亲还在坚持“个人自由”的生活理念。一个人住在三居室的房子里，不愿意搬到任何子女家去长期同住。然而，她毕竟已经是83岁的高龄人了，长期这么一个人独居让我们这些子女都不放心。虽然我们住同一城市里的孩子们，经常去看看她，时不时地带她出去散散心，下个馆子吃顿饭，但如若长期丢开自己的家到她那儿去住也不现实。子女们都不放心她并动员她，一致提出“既然不想离开自己的房子，那只有找个保姆，以便照顾她日常生活起居”（她一直不愿意找保姆）。开始她还是一个劲地表示反对，经过儿女们再三劝阻，她权衡利弊最终决定与三姐同住。
二、母亲第一次变卦推翻了自己的承诺
1. 母亲许下承诺决定与三姐同住
母亲决定与三姐同住，她主动找了三姐谈起这件事，并承诺如果三姐对她照顾得好，等她百年后，她的房子就给三姐。这本是非常自然和可行的一步好棋。此方案，即解决了老妈的养老问题（事实上她们也在一起相处了十多年了），又帮助三姐解决了以后儿子结婚住房问题，一举两得。因为三姐和姐夫都是公薪阶层，有一个儿子大学毕业已工作，经济条件并不太宽裕，买几十万元的房子，对于她家来说负担是相当的重。对此方案，我一直是积极在帮助凑合，几乎用了十年的时间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然而，方案在实施前夕出人意料之外出现了逆转。
2.“合住”方案被推翻
2004年上半年，原本就要实施的“合住”方案，被母亲推翻了。这突然而来的重大转折，使一个原本和谐的大家庭亲情关系，陷入了不知所措的困难局面。原来，当母亲与三姐在“合住”这一大方向统一的前提下，却在处理母亲搬上去还是三姐他们搬下来的细节问题上，出现了认识上的不统一。母亲坚持让三姐搬到她那里住，三姐坚持因母亲那里厨房和卫生间条件不好，让母亲搬上去住，并承诺主卧室让母亲住，他们夫妻搬到小房间住。仅此“上还是下”的问题，让母亲变卦了，她改变了主意决定不与三姐同住。在其变卦的同时，由于母亲老了也变得比较任性，一反几十年的常态，采取把矛盾全部转加在三姐头上的处理方法。起初，在其他子女面前否认主动找过三姐谈起“合住”这一事实（由于她年纪大了，有些事也许记不清了，一年后她又承认了这个事实）；尔后，为了解脱自己，寻找如三姐脾气不好、想她的房子等多种理由。鉴于这些突发性的状况，由于其他子女对此具体情况并不是很了解，结果，对于母亲的这些理由，有的相信，也有的半信半疑。这样，一场大家庭亲情关系风波由此而起，原本和睦的大家庭出现了问题和矛盾，一个如何解决母亲养老和大家庭和谐的话题，活生生地摆在我们这些兄弟姐妹面前。
3.“三个月一轮”的下下策方案
然而，母亲一是不愿离开自己的家住到任何一个子女家中，二是不愿请保姆帮助照顾自己的日常生活。最后，子女们只好尊重母亲的意愿，由兄弟姐妹每人轮流三个月离开自己的家，住到母亲家照顾她（我是坚决反对这个方案，这是个最下下策的方案，弄的整个大家庭中的各小家庭生活不安宁，是一个不能保持长期稳定的极差方案）。第一个轮转两年多过去了，母亲自己的日子到也过得有滋有味，但她的子女却被折腾得不行。结果，68岁的大哥由于心脏病开了刀，现在已不可能再到母亲身边来照顾她了；66岁的二哥虽住了几次医院，但有时还能赶到母亲身边暂时照顾她，然而，作为一个男人，照顾老妈的日常起居并不是件方便的事；64岁的大姐虽然退休，但仍然在网络学院工作，加上在日本的儿媳妇近期生产，又得赶到日本帮助照顾；62岁的二姐现已有小孙子，在家帮助儿子带孙子也不可能离开自己的家；58岁的四姐也已有了外甥，现也在家帮助女儿带孩子；57岁的我是个长期患病且又忙于奔波的“太空”人；小弟工作依然很忙，长年累月的不着家；60岁的三姐一气之下，到外地打工已经多年了。总之，各小家庭都有自己的生活和面临的实际困难，虽然不能做到长期离开自己的小家庭到母亲家照顾她，但都持有“把母亲接过来与自己共同生活”的愿望。但母亲拒绝长期住到任何一个子女家里的想法，使我们这些子女又一次陷入了困境之中。
三、母亲的物质和精神生活
孝顺老人，我认为应该从三个方面理解：一是提高老人的物质生活水平，二是提高老人的精神生活水平，三是有利于大家庭亲情间的和谐关系。
1. 母亲同意用保姆
根据以上各个家庭的现状，“三个月一轮”的方案是不可能再执行下去了。2006年子女们给母亲请了个钟点工，这个钟点工，用两个钟点的时间把饭和家务做好后就走人。看见母亲那样单调的伙食和简单的生活，让我感到心酸和自责。最后，我主动找大姐及有关兄弟姐妹沟通，并在大姐的支持下，再三说服母亲，终于同意用个住家保姆（我把家里原来用过的老阿姨推荐给母亲），为了老阿姨做事方便，我帮助母亲家更换了洗衣机、添置了新的大衣柜、沙发和一些新的日常用具，用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帮助她打扫了房间，清理了堆放了多年的旧物品。大姐也请木匠为母亲做了一个专用的马桶，并帮她更换了新的冰箱等。对此，母亲也乐滋滋表示非常满意。
2. 母亲享有丰富的物质生活
说实话，我们这些儿女对母亲还是很孝顺的（除不能做到放弃自己的小家庭生活，长期住在母亲家里一天24小时倍伴她之外），每个人以自己的方式去孝顺她。在她住的小区里，不少人都认识她，许多老人都羡慕她福气好。母亲的日常开支都由我们这些儿女全包下了，如保姆工资和她们两人的生活费由我们子女全部承担，条件好的家庭多拿一些，条件差的少拿一些，母亲自己的退休金留在小金库。再比如，无论是装修房子、家里的大件物品空调、洗衣机、电视机、冰箱、热水器等都基本上是我们这些子女帮助解决；小弟不仅做到只要有空就去探望她，而且一年也有不少钱给母亲；其他的兄弟姐妹条件差一些，每年至少也有上千元给她；在她能走得动的日子里，我、大姐、三姐、四姐和小弟都分别带她到过香港、北京、大连、厦门等许多地方游玩过。
3. 母亲缺少精神生活
母亲的物质生活过得非常好，老阿姨会烧一手好菜，又会料理家务，又懂规矩，从来不到处串门说三道四的。以前，除了我们这些身边的子女经常去探望她外，有时也接她这家住几天那家住几天（她外住在子女家时，一般不喜欢超过一个星期）。平时，母亲一人在家时，多以电视为伴。她喜欢听歌、听京戏，对排球也有兴趣，电视剧只要好看场场不缺，喜欢经常到商场购物。左邻右舍都说她福气好，会享受生活。然而，岁月不饶人，她毕竟已经是奔90的老人了，许多事即使她喜欢也力不从心。一晃又过了两年，我又发现了一个问题：母亲缺少精神上有人与她沟通、交流、谈话，生活中缺少“兴奋点”。虽然住在同一城市里的兄弟姐妹们经常会轮流去看她，虽然外地的子女们也经常给她打电话，虽然老阿姨在生活上对她照顾得也很好。但是，由于她行动不便，已经不能随时出门闲逛，由于身边缺少子女，缺少随时可交谈交心的人，精神生活必然会显现出空虚和无聊。
4. 母亲与三姐“合住”是多赢方案
真如我的博客好友“上网种田”所指，我想把“老人的养老、大家庭的和睦和帮助姊妹解决困难”这三个问题，通过解决母亲的问题而一并解决。确实，这“三合一”的方案，我一直认为这是个“一揽子”解决问题的理想方案。为此，我又一次主动承担起“娘舅”角色。首先去做母亲的工作，让她重新考虑与三姐住在一起的事，其次打电话到老挝找三姐与她沟通（当时，三姐公司派她去老挝的加工厂担任人事、后勤等方面的管理工作），希望通过我在两人之间牵线和协调，再次办成这件事。如果这个方案成功，应该起到多赢的效果。一方面母亲最终有一个稳定的去处；二方面三姐可以回家来，一个60多岁的女人，长期在外地打工是很辛苦的；三方面有利于和谐兄弟姐妹之间的亲情关系，促使亲戚之情步入良性循环轨道。
5. 母亲同意我“三合一”的方案
我再次与母亲沟通，并从三个方面来谈“合住”的好处：一是“合住”是母亲自身精神生活的需要：她需要有人倍伴说说话，需要热闹些（三姐是个喜欢开玩笑的热闹人）、需要由于热闹而延缓自己的大脑神经功能日益衰退的现状，需要持有清醒意识才能过上相对高质量的生活（有不少的老人虽然活着，但失去了正常的记忆功能，事实上与行尸走肉没什么区别）；二是从爱的角度谈“合住”：心疼三姐在外打工所受的苦，心疼姐夫一人孤单的生活；三是从亲情关系谈“合住”：认清处理好这件事，对于今后子女亲情之间和谐、大家庭和谐的重要性；四是建议她敏感的房子问题以后再说；五是我表态支持和协助三姐一起全力做好这件事。最后，母亲被我说服了，第二次同意与三姐他们一起生活。尔后，我们又商定了一个“合吃又分住”具体操作办法，即先采取白天一起吃饭，可以增加家里的热闹气氛。晚上分开住（一个楼上、一个楼下），又可保证母亲相对安静和自由。母亲同意后并准备过年三姐回来时与她谈妥。三姐接到电话后，并不计较以前的事，表态只要母亲明确态度愿意与她合住，她没什么意见。对此，我心情特别愉快，这件忙碌了十多年的大事，终于有了着落。
6. 母亲第二次变卦我请求支援
2007年圣诞节，那晚我打电话问候母亲，哪想她又变卦了。对我说，她“喜欢自由”，不想与三姐一起住了。我一听急了，赶紧打电话给有关的姐妹，希望他们出面做做母亲的工作。然而得到的结果是：有的认为母亲不愿意与三姐住在一起，一定有不愿意的理由，做子女的不能勉强她；有的认为三姐打工虽然辛苦，但这是她自己对生活目标的选择和需要所致，应该由她自己承担，不应该让老母亲分担；有的认为三姐夫孤单和寂寞应该由他们夫妻自己沟通解决等。诚然，从一般的道理上说，以上这些话应该是没错。但是，如何正确处理家庭的亲情关系？如何正确面对父母亲的孝顺问题？如何做到真正无私的帮助他人？如何表示对曾帮助过你的人表示感谢和回报？如此类问题，围绕“知易难行”这一中心在实际的亲情关系事件中展开了。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在一些具有相当文化层次的家庭中，不少人对于如何做人的道理从理论上来讲都非常精通，讲起来都有一套套的大道理。然而，在实际生活中，面对自己周围发生的具体问题和矛盾，真正做到却不是件容易的事。本人认为，无论什么道理，无论这个道理再高明，但必须有人面对现实去分析原因解决问题和矛盾，必须有人去做。如果嘴上大讲道理，问题和矛盾摆在那里却没人去解决，那么，这个道理永远只是个“空理”。因此，我虽然认同以上所有的道理，但我不能认同那些“由他们自己解决”的说法。我坚持无论从何种道理上讲，无论有多少个好点子，只有解决问题去“做”才是硬道理。因为“做”，才能解决母亲日常生活方面的照顾问题；只有“做”，才能帮助母亲解决生活中冷清的现状问题；继续“做”，才能帮助自己兄弟姐妹解决实际的困难问题；坚持“做”，才能排放亲戚间的怨气回归生活；持之以恒“做”，才能逐渐体现出“和谐”的亲情关系。“做、做、做”，满脑子的“做”，却没有得到他人的理解和支持，更没人来配合。唉，我这个人，总是杞人忧天，经常干一些“吃力不讨好”的事。
7. 亲情需要感恩和技巧
在我们现实生活中，一般人利用亲情关系开个后门、图个方便这是普遍存在的正常现象。通过母亲的这个问题，我却又感悟到另外一个被人们忽略的“个人品质”问题。即亲情关系也需要诚信、需要感恩、需要宽容、需要爱心、需要关注、需要帮助、需要理智处理。比如说三姐和三姐夫与母亲一起共处了近20年，为大家庭的和睦做过不少好事。但也因为是个凡人，也曾经发过脾气、说过气话。然而，总有人对她的缺点耿耿于怀，时常忘记她做过的所有好事。通过这件事，我联想到一个社会现象，有些人在单位里不做实事，但人际关系却很好，原来是不轻易对他人发火；而那些虽然工作干了不少，但脾气不好的人，总是得不到他人的认可，原因是“经常发火而得罪了人所致”。因此看来，三姐在做人的技巧方面是不行的，确实需要改进。
四、我感恩三姐相信她是个有责任感的人
在我的亲戚圈子里有一种说法，说我偏袒三姐，经常与她穿一条裤子。有时静下来想想，自己也确有其意。
1. 我偏袒三姐的理由
我为什么要偏袒三姐？曾记得在父亲关牛棚的日子里，远在内蒙支边的三姐，经常给家里写信，省吃俭用给弟妹寄来东北的“乌拉鞋”、围巾、手套等。我不曾忘记在那艰难的岁月里，每当入冬后，知青点里的知青都跑回家去了，而只有她一个才20岁的女知青，为了帮助家里节省路费几年不回家，用节约下来的钱，购买了一些年货如椿子、香瓜子等寄往家里。曾记得在父亲脑溢血住院期间，她和三姐夫两人连着几天几夜不睡，守护在父亲的身边，直至他最后离我们而去。更是让我至今还在心疼的一件事是，当年三姐当兵是开后门去的，为了帮助当时只发给每人8元钱生活费的家里生活（父亲当时的工资大部分被冻结不发），三姐把姑妈寄给她到部队当兵用的路费，一分不留全寄回了家，自己却不顾危险，像铁道游击队员那样抓住奔驰列车车门上的双柄，在寒冷的冬天爬火车，一路讨饭赶到指定的报到地点。到了部队后，三姐勤快、吃苦耐劳并积极上进，曾经多次被评为部队的标兵。但由于父亲没有“解放”，几次外调和政审都未能过关。父亲的问题，使三姐在部队的6年中错过了每一次提拔的机会。如果不受父亲影响，按照她的能力，现在至少应该混得不错。
2. 我相信三姐是个有责任感的人
说实话，在我们这个大家庭最困难的时候，三姐曾为家族做了不少事。在父亲被批斗的年代里，三姐对家里的帮助最大，心肠最好。当17岁的四姐远离父母独身一人在山西时，三姐经常给她写信寄些花布之类的生活用品；在父亲关“牛棚”的岁月里，三姐又经常写信回来鼓励15岁的我和13岁的小弟要坚强。当18岁的她将远离父母到内蒙支边的前夕，还偷偷地塞了10元钱给我，叮嘱我在家里揭不开锅时拿出来补贴家用。这一切经常一幕一幕地在我脑海中闪现。因为我感激她，所以我永远记住她为大家庭所做过的一切事情；也因为我感激她，所以他儿子上大学期间的生活费也全部由我赞助；还是因为我感激她，我坚持认为她是一个经历过考验值得信任的人，是一个对母亲和大家庭有责任感的人。
3. 三姐是个直率人也发脾气
当然，三姐又是个直性人，有时心情不好时，也会发发脾气。当母亲在处理家庭问题不当时，她也会直接向母亲指出。如有一次过年，有人给母亲家送去几只甲鱼，从母亲角度想全部留给儿女们回来吃，而三姐建议她两只让弟媳妇带回去送给亲家，两只留在家自己吃，母亲就不高兴了，认为三姐想做她的主、管她的事，最后闹得三姐也发了一通脾气。其他兄弟姐妹不知情还认为三姐不对，事后三姐才把真象告诉我，她也是很难的呀。还有一次，二哥的女婿因公牺牲，三姐提醒母亲应该给二哥打个电话安慰一下，但母亲却赌气地说，“他们结婚也没告诉我，不来看看奶奶，我为什么要打电话？”对此态度，三姐狠狠批评了母亲，虽然母亲最后还是打电话去了，但也让母亲心里不舒服。诸如此类生活中的琐碎小事，三姐经常要提醒母亲，对于希望“自主”的母亲来说，三姐不听话、脾气不好的心理阴影，就是由这些生活中点滴小事日积月累堆积起来的。
4. 三姐的一句气话刺伤了母亲心
三姐火头上的一句话伤了母亲的心，导致她至今不能忘怀这句不孝顺的话。那是三年前，三姐对母亲“失信”并对其他子女扩大描述“所谓”抢房子一事非常生气（母亲老了，在气头上也说了过头的话），曾经发火说“你既然说话不算数，不相信我，又在诽谤我，那我们就不要来往，你以后也不要到我家来吃饭好了”（那段日子，母亲晚饭已经与三姐同吃）。这本来是句气话，但却深深伤了母亲的感情。事后三姐也意识到气话说过头了，并力争在弥补。但说过的话如同拨出去的水，已经不能收回了。母亲把这话反复向其他子女诉说，弄得一些不明真像的兄弟姐妹，都误认为三姐真得对母亲不好和不孝顺。这个阴影，至今还埋在一些人的心中，而三姐也为这件事一直脱不了干系，一口气至今还堵在胸口。
五、责任使我自导自演“娘舅”角色
如果说，创建和谐社会不仅是政府的责任，也是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共同责任。同理，创建和谐的家庭亲情关系，不仅是长辈的责任，也是我们每个子女及晚辈应尽的共同责任。那么，我的这种对于大家庭的责任源于何方？体现在何处？
1. 责任来源于对父亲的承诺
我永远忘不了38年前对父亲的承诺，这一承诺不仅包括照顾母亲的责任，也包括帮助母亲协调大家庭和谐亲情的责任。那年我17岁，一直关在牛棚里的父亲连续数日的胃痛后，被送了回家。当时，除了上面两个哥哥和大姐已经在外工作，其他的三个姐姐都下放在农村，小弟也在地区集训队集训，准备参加全省的青少年运动会，母亲被下放车间劳动。那些日子里，家里只有我和父亲。一天，我在自己的房间听见父亲在隔壁书房里不停地大声咳嗽，急忙赶过去把痰盂放在他的面前。开始，父亲吐出少量的血，突然，他大口喘气，鲜血从嘴里喷出，我又吓又急，急忙拿了一只脸盆接，父亲吐出了近一大半脸盆的血后。用手指着床，我急忙把他扶到床边让他躺下。一会儿，他有气无力的对我说“我想‘潵污’”（上海话）。我赶紧找了快围裙垫在他的屁股下，同时，我“哇”地一声大哭起来。刹那间，一个“死”字在我的脑海中闪现。因为，我曾经在书上看到过，一个人临死之前会解一泡大便，然后就会断气。一会儿，父亲突然把眼睛睁得大大的，轻声而又无力地叫着我的名字并说，“我就要死了。我死后，你要好好照顾姆妈”。我一边哭一边点头。过后，我哭着跑去找了隔壁的“小琼奶奶”，在她的帮助下，叫人把父亲送到医院抢救（病因：胃大出血）。因为我对父亲的承诺，所以我就必须比他人更关心母亲；因为我对父亲的承诺，也必须比其他的哥哥姐姐们多做一些事；因为我对父亲的承诺，我必须尽协调和睦亲情关系的责任；因为我对父亲的承诺，面对一次次失败，我仍然坚持一次次的努力和尝试。
2. 责任体现于超前的危机感
（1）我的危机感来自于对家族发展史的分析
纵观中国社会传统的大家庭发展历史，既是家族亲情关系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也是家族亲情关系矛盾运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必然经历“组合、协调、凝聚、裂痕、分裂、回归”等6个阶段，其中：组合阶段表现在“由两个自然人开始新的家庭组合，生儿育女，为家庭发展这一个共同目标而努力”；协调阶段表现在“父母和子女各行其责，家庭生活按照一定的规律协调行事，并未有外人进入”，如在家庭里，父管外，母管内，子女读书学习；凝聚阶段是每个家庭的鼎盛期，表现在“父母处在中年身强力壮期，而孩子也已步入青年期，无论是物质和精神生活都相对稳定或富足，父母和子女生活目标基本一致，父母为子女，子女想父母”；裂痕阶段表现在“第三方步入了家庭，年青的经济人家庭开始为自己小家庭的生活目标而考虑”，开始步入家族的分心阶段；分裂阶段表现在“大家庭分拆为若干个小家庭后，加上父母年岁已高，基本丧失了自立生活能力”，这个阶段由于大家庭缺失了掌门人或掌门人精力和能力受限，也是造成大家庭亲情关系矛盾突变的危险期；回归阶段表现在“掌门人去世后，大家庭正式解体，各小家庭回归于相同的家庭模式周而复始地运作”。
（2）体现于想对“家族亲情危机”提前防范
一个大家庭，缺失掌门人或掌门人责任不清，势必造成混乱和无序的局面，这是每一个大家庭分裂的主要根源。对于任何一个大家庭来说，在组合阶段、协调阶段、凝聚阶段甚至于裂痕阶段，大家庭的亲情关系基本上比较和睦和温馨。就拿我们这个大家庭来说，在2002年之前，母亲持有自立生活能力，思维基本清晰，家族管理能力也相对强些。为此，大家庭与小家庭关系还是和谐，亲情关系也是和睦的。
然而，一旦进入分裂阶段，家庭矛盾凸显。若能提前防范或妥善处理，不仅可以减缓矛盾向负面演变，甚至可以通过化解矛盾，变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有利于亲情关系的持续和谐。反之，如果处理不当，则易造成亲情关系紧张乃至断裂。为了防范这种现象在我们大家庭内部出现，我意识到，三姐不仅能照顾好母亲，又是“虚拟掌门人”或者说是“召集人”的合适人选。实施这一方案，既有利于增强大家庭的凝聚力，也有利于维持大家庭和谐的亲情关系，这是防范于未来的睿智选择和最佳方案。
（3）经历“八年抗战”和“三年解放战争”时期
我在“十项个人品质”修炼中指出，做一个睿智好学之人，必须取舍分明。一个睿智之人，不仅表现在睿智的处理工作、学习等事务，也表现在睿智的处理家庭生活等事务。从1996年始，我意识到母亲的养老问题是牵动大家庭全盘棋的关键，为了帮助母亲走好这步棋，自从父亲去世后，我曾多次向母亲建议向“红楼梦”里的老祖宗学习，向我们的******同志学习，提前培养大家庭的接班人，逐渐放权，过渡式地进入养老阶段。经过多次与大姐、二姐、三姐、四姐等沟通，一致向母亲推荐三姐为合适人选。我们经历了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做母亲的思想工作，但母亲一句“以后再说”一推再推。这样，一个和谐大家庭亲情关系的“三合一的养老”方案，在母亲不经意中流产了。2003年，母亲的养老问题正式被提到了大家庭的议事日程上，但又由于母亲的“失信”，引发了大家庭亲情关系的失和，造成了家族中的各小家庭进入了三年“解放战争”的艰苦期。直至2006年由于住家保姆的加入，各小家庭方有精力投身于“土地改革”之中，帮助第二代，培养第三代，有的也在准备入冬的装备逐渐进入自我养老阶段。与此同时，各小家庭的生活基本得以相对平稳。
（4）责任使我担忧新的危机
随着时间的推移，母亲生理机能的衰退和老化，一个新的矛盾和危机正在逐渐形成。母亲总不能全交给保姆管理和照顾吧？母亲总有一天要病倒、躺倒，这时怎么办？一旦发生紧急事件，三姐住得最近，当然还得首当其冲。这时，三姐感觉会如何呢？心里能平衡吗？想想三姐所处的位置，这种暂时的假象稳定，一旦有突发事件，必定会把她推到风口浪尖上放到烈火上烤了。因为，母亲万一躺倒，三姐去还是不去？去，心里委屈和不平衡，不去别人要骂她不“孝”。对于其他的人来说，离得都这么远，不可能一下子赶到现场，到头来还是把担子压在三姐和三姐夫身上。压了担子又不给她名份，这对三姐是很不公平的！虽然我相信三姐一定会尽她的责任去做，但肚子里的怨气和心里的委屈，势必影响今后和睦的亲情关系。鉴于对大家庭的责任感，我又进入对新一轮危机的思考。
3. 责任又一次使我陷入困境
由于对大家庭的责任感，使我又一次陷入困境之中。我担心母亲这个“掌门人”已经力不从心了，担心母亲精神生活空虚影响她的生活质量，担心年近60岁的三姐在外打工太辛苦了，担心因对母亲养老问题引发的部分子女对三姐的误解不能及时化解，担心家族亲情关系不和谐而产生的后遗症，担心不和谐的亲情关系会影响到第三代。为此，我希望在母亲思维还清楚时解决这些问题，希望在母亲有生之年尽量推迟她机体功能的衰老现象，希望由于三姐的介入让母亲重拾往日的笑语，希望母亲的笑声化解子女们的猜疑，希望用延长母亲生命的时间换取大家庭亲情关系和谐的空间。我的这些担心和希望，又一次让自己陷入深深的困境和矛盾之中，一直不能自拔。我到处游说、协调，试图努力争取，但找不到理解和支持我的人。我先生和女儿虽然心疼我，但也并不理解我。他们多次劝解和提醒我“大家庭的事是吃力不讨好的事，不要管得太多。否则，你又会受到伤害”。用他们的话来说，“无论从大到小，还是从小到大；无论从男到，还是从女到男女；怎么轮也轮不到你出面说话，轮不到你扮演‘娘舅’的角色”。
4. 我再一次失败也感到累了
我一直坚持不懈用了近18年的时间来努力协调，这次我真得累了，我准备辞去现有的角色，撤出前线。这个“大家庭责任”担子太沉重我无力挑起，这个没有规则的“亲情”游戏我不玩了。我试图说服自己“做好八分之一责任事”是明智的选择。但我还是不甘心！因为，母亲迟早会走的，母亲对三姐的误解需要有人帮助化解，由母亲养老问题而引发对三姐猜疑需要有人帮助解开，三姐多年来积累的怨气需要有人帮助排除，和谐的亲情关系需要有人协调。这些事，总得有人牵头去做。我再一次自不量力，主动担当起这个“娘舅”角色，我找了有关人士沟通和交谈，希望得到理解、支持和配合，但圣诞节的电话，又证明我的彻底失败。我已经没这个能力说服母亲接受三姐，也没有能力协调大家庭的亲情关系，更没有能力一个人挑起大家庭责任的担子。看样子，只有祷告上帝来帮助我，祈祷在天国的父亲能原谅我，我已经尽力了，我单枪匹马又失败了。我已经无能为力，因为我也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