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都认为自己喜欢说实话，听实话，不喜欢说谎话，听谎话。然而，在社会生活中，实话与谎话总是搀杂在一起，并不那么容易分辨。你认为是实话，可能是谎话；你认为是谎话，可能是实话。正如庄子与惠施所做的著名论辩一样，庄子见鱼“出游从容”，认为是“鱼之乐也”，惠施却不以为然：“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据己意反驳：“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其实也常遇到这样的情况。比如，我不喜欢名牌西装，这句实话说出来就可能被人当成谎话不予相信，有人认为你是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或你腰缠万贯不想露富才如此朴素，甚至认为你刻意矫俗装名士。可见说实话，并让人相信是实话还不那么容易。
有人说做人难，难就难在说话，而说话难，难就难在实话被人当成谎话，谎话被人当成实话。安徒生那篇童话《皇帝的新衣》是人们所熟知的。皇帝身边的人慑于皇帝的残暴对皇帝说的都是谎话，而皇帝却把谎话当成了实话，结果自己出了大丑还蒙在鼓里，最后还是一个小孩说了大实话。
实话与谎话性质不同、效果不同，但都能满足人的某种需要。根据不同的需要，有的人喜欢听实话，有的人喜欢听谎话。喜欢听实话，才有人说实话；喜欢听谎话，才有人说谎话。
古人邹忌看来是个讲实话的人，他把妻妾对他的“私爱”当作比方说给齐威王听，是为了使齐威王明白“臣谄君蔽”的道理。然而，就是这个邹忌，何尝不喜欢听谎话呢？他明知自己不如城北的徐公长得美，但当妻妾们怕他而不得不说谎话，而且他明知妻妾在用谎话糊弄他时，却不但没有发脾气，反而还心满意足。因为这种谎话能满足他的虚荣心。
在许多情况下，有的谎话是迫于压力、迫于无奈才说的。如邹忌的妻妾明知邹忌不如城北的徐公长得美，不说实话而说谎话，是因为她们惧怕丈夫。如果实话实说，就有被“休”掉的危险，迫于这种压力才不得不说谎话。所以谎话有时是违心的话，而实话才是真心的话。说实话而不说谎话是需要勇气的。
亚历山大国王多禄米生性残暴。他在学几何时，问数学家欧几里德有没有捷径可走，欧几里德实话实说：“乡下有两条道路，一条是供老百姓走的，一条是供皇家走的，但是在几何学里，大家只能有一条路，没有什么皇家大道可走。”说得亚力山大国王哑口无言，大概他当时心情还好，不然欧几里德早就一命呜呼了。的确，实话有时是很难听的话，谎话是很动听的话。实话“难听”是因为它与人的某一心理需求不一致；谎话“动听”是因为它能与人的某一心理需求相吻合。但是，要实事求是，要讲实话，就顾不了这么多。实话尊重的是事实，而不是某个人；谎话尊重的是某个人，而不是事实。
所以，真君子往往说实话，伪君子往往说谎话。然而，说实话者往往因此四处碰壁，万般困厄；说谎话者却每每左右逢源，志得意满。这种状况在封建、落后的社会表现得尤为突出。屈原说实话，遭到放逐；郑袖说谎话，当权得势。张说不作伪证，受到迫害；张昌宗诬谄好人，反受恩宠。海瑞秉笔直言，却身陷囹圄；严嵩坑害忠良，得志猖狂。尽管如此，许多历史经验证明，说谎话者虽得一时之利，但终究会被历史所唾弃；说实话者虽遭一时之殃，但终究会被历史所铭记。
当然，说实话的人有时也可能说点谎话，说谎话的人有时也可能说点实话。说实话的人说点谎话，有时是一种策略，是为了更好地说实话；说谎话的人说点实话，则是一种遮掩，是为了更多地说谎话。
对于实话与谎话，人人心里都有一架衡量语言的天平，这就是时间和事实。时间愈久，谎话就愈丑，真相暴露得也愈充分；事实胜于雄辩，再大的谎话，迟早会被过硬的事实击得粉碎。
我们倡导的是多说实话，不说谎话。因为“生命不可能从谎言中开出灿烂的鲜花”（海涅语）。有人说，谎话是草梢上的露水，实话是大海里的珍珠。这是颇有道理的。
实话与谎话还有善恶之分。善意的实话是真诚的，恶意的实话则是愚蠢的；善意的谎话是美丽的，恶意的谎话则是丑陋的。
接受与拒绝
接受，是一种需要，也是一种获取；拒绝，是一种抵制，也是一种扬弃。
生活中，除了有许多需要你去努力追求的东西之外，还有许多接踵而至的东西，需要你去做出选择，而选择的方式无非是两种：一是接受，一是拒绝。接受，是一种需要。接受爱，是因为人们渴望温情；接受教育，是因为人类需要进步；接受考验，是因为人的意志可以得到锤炼。
接受，也是一种获取。接受教训，就能获取经验；接受批评，就能取得进步；接受帮助，就能得到友谊。
拒绝，是一种抵制。拒绝贿赂，是对金钱利诱的鄙视；拒绝美色，是对低级趣味的厌恶；拒绝恩赐，是对人格自尊的维护。拒绝，也是一种扬弃。拒绝的是恭维，扬弃的是虚荣；拒绝的是嫉恨，扬弃的是卑微；拒绝的是占有，扬弃的是贪欲。
人人有接受的自由，也有拒绝的权利。接受什么，拒绝什么，是因人而异的。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决定着接受与拒绝的选择行为。有的人接受贿赂，是因为崇拜金钱，利欲熏心，潜意识中有一种金钱至上的人生观、价值观。古今中外的一些贪官污吏莫不是利己主义者、享乐主义者。有的人拒绝利诱，是因为他们有自己的价值取向和高尚的道德准则。接受什么，拒绝什么，也是因事而异的。有的是必须接受而不能拒绝，比如文化教育、法律监督等等，否则，就会成为缺乏教养的文盲加流氓。有的是必须拒绝而不能接受，例如嫖赌、人格侮辱等等，否则，就会成为品格低下、软弱可欺的人。世界上有许多东西常常使人迷惑，使人误人歧途。因为有许多必须接受的东西，常常是你并不愿意要的东西；而有许多必须拒绝的东西，又常常是你所需要的东西。但是，良药苦口利于病，罂粟迷人却有毒。如果真正明白这样的道理，就会主动接受本能上不愿接受的，拒绝本能上不愿拒绝的，而不至于在接受和拒绝时表现出被动和无奈。因此，对于接受与拒绝，我们要用明确的价值观、道德观、是非观来做指导。一方面，不要接受应该拒绝的东西。比如，美色诱惑、不义之财等等。这往往是令人难以拒绝而又必须拒绝的东西。唐明皇不就是因为接受了杨玉环的美色而落了个江河日下的悲剧么？清代的大贪官和珅，当代的大贪官王宝森不都是因为接受了不义之财而为世人唾弃的么？
另一方面，不要拒绝应该接受的东西。比如善意的建议与批评。这是难以让人接受又必须接受的。因为接受了它，就有利无害；拒绝了它，则有害无益。楚霸王项羽总是不愿接受范曾的建议和批评，以致气得范曾骂他“竖子不足与谋”。假如鸿门宴前接受范曾的建议，斩刘邦于宴上，或日后用心接受谋士们的批评意见，也不至于众叛亲离，成为“失败的英雄”。而刘邦则不同，他善于接受韩信、张良等人的建议与批评，不断调整自己的战略战术，最终一统天下。
面对自身的许多欲望和生活中的种种诱惑，是接受，还是拒绝？其抉择往往不会那么轻而易举。
在很多时候，接受，是对一个人胸怀和气度的考验。
美国总统林肯当政时的国防部长埃德温·斯坦顿，因为林肯在处理一件事时，没有接受他的意见，公开骂林肯是个该死的傻瓜，林肯得知后竟然大度地接受了，他说：“如果斯坦顿说我是个傻瓜，那我很可能就是。因为他办事一向认真，他说的也许没错。”后来他接受了斯坦顿的意见，修改了自己的决定。
在很多时候，拒绝，是一个人胆略和气节的张扬。方志敏拒绝敌人的诱降，表现的是大无畏的超人胆略。朱自清拒绝国民党高官厚禄的拉拢，拒绝领取美国人的救济金和面粉，表现的是一种伟大的民族气节。
任何人的接受与拒绝都不是无缘无故的，接受有接受的理由，拒绝有拒绝的道理。
有的人接受高官，是为了满足权欲；有的人接受屈辱，是为了东山再起；有的人接受意见，是为了完善自我；有的人接受挑战，是为了赢得胜利。
有的人拒绝热闹，是为了追求宁静；有的人拒绝名利，是为了淡泊人生；有的人拒绝依赖，是为了独立自主；有的人拒绝奉献，是为了个人利益。
接受要有一定的承载量，过多的接受，就会造成“消化”不良。过多地接受金钱，身上的铜臭味就会太浓；过多地接受各种虚名，就会华而不实；过多地接受恭维，就会被“糖衣炮弹”击中。
拒绝要把握一定的范围和程度。过分的拒绝，就会带来不必要的悲剧。拒绝追求，就会丧失机遇；拒绝耕耘，就会没有收获；拒绝竞争，就会造成懒惰；拒绝治疗，就会病入膏肓。不要随便地接受什么，也不要随意地拒绝什么。无论是接受也罢，还是拒绝也好，至少应该讲起码的原则，即做人的原则。
利己与利他
利他亦可利己，利己而不损人。这是现代社会应该遵守的“游戏规则”。
为自己，即利己；为他人，即利他。这是十分简单明了的一对矛盾。我们无时不生活在这样的矛盾之中。
不庸讳言，人都存在着一定的利己性。法国哲学家笛卡尔想通过怀疑建立起哲学系统，最后承认：“我思，故我在。”他从哲学方面证明自己最实在。饥寒冷暖、喜怒哀乐，只有自己最能感受，也最清楚。因此，讲人生，讲社会，都不得不由自己出发，甚至以自己为中心。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对于各个人来说，出发点总是他们自己”，“个人总是并且也不可能不是从自己本身出发”。这段话的意思是：处在一定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中的个人，总是从他特有的角度出发去认识和评价周围的一切。他对社会的看法，尽管受到他人的多种因素的影响，但总是鲜明地打着个人的印记。不管你是意识到，还是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每个人都是生活在他人（如民族、团体和家庭）之中的“我”。同时，每个人也实实在在生活在他人之中，自己的生存、发展、利益、幸福都与他人联系在一起。因此，个人的利益与他人的利益既有一致的地方，也存在矛盾冲突。正因为如此，在利己与利他的关系问题上，一直有两种相反的观点、态度和行为。
一是绝对肯定利己，否定利他。认为自己的利益高于一切，个人自己的发展依靠自己个人的理性、天赋以及个人奋斗去实现；认为个人服从社会就是损害个人的利益，就是不人道。在这种利己主义原则主导下，“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人为自己，上帝为他人”，“点着别人的房子煮自己的一个鸡蛋”便成了损人利己者的真实写照。
具体表现，如：为了发家致富，巧取豪夺，尔虞我诈，甚至偷摸扒窃，谋财害命；为了自己升官，不惜打击、诽谤、陷害他人；为了发泄自己内心的不满，砸公家的东西，或拆他人的台：我不行，你也甭想行等等。这些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的行为，都是可恶的不道德的极端利己主义的表现。
二是绝对否定利己，肯定利他。在“左”倾思潮的影响下，我国曾出现了对社会利益的绝对肯定和对个人利益的绝对否定的思潮。利己与利他被置于水火不容的地位。
推行“一大二公”，都吃公共食堂，不能有自己的“家”；不能有自己的“自留地”，更不要说私有财产；人们无休止地“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要求人们盲目地服从他人的利益，无条件地牺牲个人利益。这样的结果自然会扼杀个人性，阻碍社会物质文明的健康发展。
利己与利他并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在一定的情况下，又是统一的。在现实生活中“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的现象比较普遍，“各尽所能，按劳取酬”就蕴含着利己与利他的合理性。一个要补锅，一个锅要补。靠一技之长“利他”，进而“利己”，从中得到报酬，两厢情愿，各得其所，何乐不为？
我国古代著名文学家元好问在金元动乱年代，颠沛流离，十口之家，就靠他给人撰写碑文墓志赚钱养家糊口。
他在《初挈家还读书山杂诗》中写道：
并州一别三千里，
沧海横流二十年。
休道不蒙稽古力，
几家儿女得安全？
他尽其所能，撰文取钱，当然觉得理直气壮。在利己的基础上利他，在利他的前提下利己，用中国古代墨子的观点来看，应该是合乎道德的。《墨子·兼爱》云：“兼相爱，交相利。”“为彼，犹为己。”意思是说，人在交往中应该互爱、互助、互惠、互利；为他人，也为自己。
用现代市场经济的观点看，这也是合情合理合法的。
比尔·盖茨开发微机软件之初，仅仅是为了开创自己事业，实现其发财致富之梦，没料到他所开发的微软利国、利民、利天下，以致推动了世界“电脑革命”。他在大赚其钱的基础上，也为世界现代科技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可谓既利己又利他。香港著名企业家邵逸夫热衷于慈善事业。他所捐建的以“逸夫”命名的学校、图书馆等公共事业已遍布全国不少的省、市、县。他在关心、资助他人的同时，自己也获得了良好的社会形象和声誉，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可谓既利他又利己。
在现实生活中，利己又利他，利他又利己的人可以说“芸芸众生”，而要做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确属难能可贵，但也不乏其人。如共产主义战士白求恩，离开优越、安全的生活环境，从加拿大不远万里来到硝烟弥漫的中国，为实行人道主义救助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如印度修女德雷莎，平时布衣疏食，帮助穷人，把获得的诺贝尔和平奖金又都用于慈善事业，被誉为“穷人的圣者”。他们的“利他”行为并不完全是为了“利己”，没有任何功利色彩，这正是他们道德境界的高尚之处，也是世人学习的楷模。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片面地强调利已是行不通的；片面地强调利他，也是不合时宜的。利人亦可利己，利己而不损人，这是现代人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应该遵守的“游戏规则”。
忍与争
该争时，不要忍；该忍时，不要争。在忍中争，在争中忍。
忍与争，是两种不同的处世方法，它不仅可以表现一个人自身修养，而且可以反映不同的文化价值观。
在忍与争的关系上，我国古代文化历来比较强调“忍”的作用和意义。孔子在《论语》中说：“小不忍，则乱大谋。”《说苑·丛谈篇》云：“能忍耻者安，能忍者存。”
杜牧在《遣兴诗》中也说：“忍过事堪喜。”民间还有“忍得一时之气，免得百日之忧”的俗语。忍，一直被当作一种美德为人所推崇。许多事实也证明了忍的重要性。
《史记》中《廉颇蔺相如传》就讲了一个胸怀大局、相忍为国的动人故事。蔺相如在廉颇一而再，再而三的挑衅之下，以忍为上，不与之争斗，从而维护了将相之间的团结，维护了国家的利益，也表现了他为人处世的气度。
相反，如果争而不忍，不仅可能乱“大谋”，而且可能误了卿卿性命。就拿晋朝那位与王恺斗富的石崇来说吧，他在任荆州刺史时，搜刮了不少民脂民膏之后，便忍不住与贵戚王恺斗富，想争个高低。更为可悲的是，他还不忍孙秀的小辱，以致招到孙秀的报复，惹来杀身之祸。
的确，在许多情况下，遇事是忍还是争，反映着一个人的胸怀与风度。心高目远、志大气宏者，大多不会在意义不大的小事上去争，他们往往会忍而让之，不予计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