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松
林松，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著名伊斯兰学者，《＜古兰经＞韵译》译者。
近年来，有关研究伊斯兰的论著和译述，陆续涌现。其中包括内涵丰富的学术性专论或概论，通俗易懂的知识性普及读物，甚至已有系列配套的丛书、“百问”之类出台，形势可喜。与此同时，偶或也会在报刊、画册、图书中冒出一些奇谈怪论，对民族习俗、宗教文化肆意歪曲、丑化和诽谤。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它虽然成不了大气候，总是以失败告终，但潜伏暗藏的余波，说不定什么时候又会掀起恶浪！看来，如果正面宣传伊斯兰文化的努力持续不断，切实有效，使有关的常识能广泛深入地传播，上述荒诞谬论无处兜售，就会逐渐销声匿迹。不过，从现实状况衡量，伊斯兰研究的领域，确实基础薄弱，亟待加强。不仅是研究成果在数量方面的培植与扩展，而且尤其是在质量方面的提炼与升华，都不容忽视。当然，值得欣慰的是这个问题已开始得到重视，有志于垦荒、耕耘之士不再局限于寥寥撑持的少许中老年孤军，不少血气方刚的新生力量，正在充实和壮大这块历代先贤焚膏继晷、惨淡经营的阵地，后继乏人的“断层”之忧，正在缓解，端倪已见，在有关报刊上，曾披露过许多青年朋友奉献的佳作，就是例证。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伊斯兰文化新论》（以下简称《新论》），是撒拉族青年学者马明良不久前脱稿的著述。作者写信将这一喜讯告诉我，并嘱我写几句话作为序言；稍后又寄来书中的两章手稿及全书目录，以便借此窥想其概貌，时值酷暑盛夏，连年来每到这个季节，我总是犯病，脑钝体衰，终日庸碌而一事无成，以致把作序的事拖延下来，但轻诺寡信的自疚感和欠债未偿的沉重感，却一直压在心头。深知作者“不好意思”催督过急，其实我自己更“不好意思”拖拉延误，曾几度翻阅其手稿，并列入急于办理的计划日程。
浏览了这两章，感到明良的这部初试锋芒之作，既名之曰“新论”，确实也颇有新意。正如他信中所说的那样：“所谓‘新论’，并非标新立异，哗众取宠，只是角度、材料、写法稍新一点。”反映了他扎实的基本功和务实的立足点、着眼点：不求猎奇捕异、卖弄玄虚，但也不老生常谈，拾人牙慧。
就已经问世的有关伊斯兰的著述而言，确实出现过选题类似、内容重复、写法相近的现象。当然，无论是介绍或论述伊斯兰的基本哲理、原理、宇宙观、处世观以至种种宗教的、世俗的章法细则，都必须准确掌握真谛，有可遵循的依据，不能胡乱发挥；因此，有关译著中即或有重复雷同之处，也谈不上是相互抄袭剽窃，反正有许多丰富的素材，谁都可以引用，引来引去，抄来抄去，总是八九不离十。久而久之，“抄”变为“炒”：炒材料，致使研究工作停滞不前，雷同的小册子刊行问世，也会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
明良的《新论》，全方位、多角度地从文化视觉综览伊斯兰的方方面面，拓宽了研究的领域。实际上，这也是当前伊斯兰研究中日益明显普遍的选题趋向。但力求摆脱陈规旧套而希望创新进取的明良，其《新论》之“新”，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在深钻伊斯兰文化本身内涵的基础上，博览群书，从古今中外的文化遗产中汲取有关的资料与之比较、对照，特别是从近现代以至当代最新研究成果中有鉴别、有筛选地获取了有益的新资料。“新”就新在他平时的勤奋积累，在旁征博引中捕获了“为我所用”之材。
二是经过他认真的独立思辨，慎重地反映了他研习伊斯兰文化的心得体会；在思路上、写法上，也有他的个性特点。
明良出生于穆斯林民族聚居众多的西北地区，在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毕业，被分配到青海民族学院工作，往后又曾到中东国家进修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归国后继续其教学与科研活动。在持续不断的工作实践中，发表过一些文章，现在又完成了这部《新论》。他的历程与成长表明：之所以选择伊斯兰文化为研究课题，有幼年环境氛围的熏陶，有对其乡土民族的热爱，有坚持所选专业项目的信心，有学以致用、不见异思迁的志向，种种因素，使之安心踏实地埋首案头，默默奉献。在他的《新论》中，他能客观、冷静、如实地分析、剖视伊斯兰文化；但在朴实的铺叙与评述中，字里行间仍然可以看出他喜爱这一文化的感情与心态。这一点，我以为，是可贵的。
本世纪80年代以来，从事伊斯兰研究且成果纷呈的作者中，有穆斯林民族和非穆斯林民族的学人。特别是有不少非穆斯林民族学者呕心沥血的成果，治学严谨，客观公允，引证丰富，实事求是，深得社会好评，博得各族穆斯林群众的赞赏。至于穆斯林民族学者，自然也应该跟他们携手合作，甚至虚心求教，力求开阔视野，提高研究水平。曾经有人担心，教内人研究伊斯兰教，难免狭隘、保守甚至偏激，似乎只有教外人才站得高，看得远，能客观地写出高质量的精品。因之，好像最有资格研究伊斯兰文化的权威，最好是教外人；所谓教内人，倒理该“避嫌”，另谋“高就”。这种认识，显然有片面性，缺乏说服力；再仔细琢磨推敲，更觉荒唐。按照这一逻辑推理，如果要表述、反映或总结炎黄历史与华夏文化，恐怕就只能由高鼻子蓝眼睛、啃惯汉堡包的洋学者承担领衔了。要是中国人自己动手，怎能防止狭隘、保守、偏激的弱点呢？——这不就等于说：伊斯兰文化最好请非穆斯林学者写，古老的华夏文化最好请非中国人写？谁看问题，也不该如此绝对化吧！排外，贬内，都没有道理。外人也好，内部也罢，都会有可取的特色。李约瑟博士研究中国科技史，陈垣先生讲述回教文化史，皆独具慧眼，卓然一家，举世公认。这是外国人或教外人的学术成就，丰碑犹在，但终究取代不了，更不能因之而排斥、贬低中国人或教内人对自身科技文化的深入钻研与总结。
怀着热爱祖国、热爱本民族的激情去研究、宣传、探讨、弘扬它的历史、文化，不是更直接、更亲切、更知底细、更不会隔靴搔痒吗？粗读明良《新论》的手稿，就有这样一种感觉。作为穆斯林民族中的一员去研习伊斯兰文化，应与其他任何民族的学者密切合作，相互学习，取长补短，提高认识水平，既不能孤高自傲，偏颇排外；更应该奋发自强，当仁不让。我们需要更多的自我鞭策与彼此勉励，各族穆斯林读者也企盼更多高质量的精神食粮。
在《新论》即将付梓之际，谨表示由衷祝贺。由于时间精力所限，没能通读全书，就妄加序言，十分抱歉。如果说，《新论》中仍有不够成熟、有待提炼的片断，有不完全贴切稳妥的个别例证，或在文字表述措辞方面需要修润补充，那是谁也难免的事，何况这是明良初出茅庐的抛砖之作，对青年学人岂能苛求！这一初步的尝试，相当不错；可喜的硕果，还在后头，广大读者，寄予厚望焉。
1996年8月6日深夜草拟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