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重商崇商的价值观，促进了伊斯兰国家国内外贸易的发展。在中世纪的中国和欧洲，儒家文化和基督教文化鄙视商业和商人，从而阻碍了商业经济的发展。而在伊斯兰国家，由于伊斯兰的价值观和经济观崇尚商业，尊重商人，从而使商业贸易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穆斯林商人不仅活跃于伊斯兰国家境内各城市、乡村之中，而且其足迹踏遍亚、非、欧三大洲的许多重要港口和城市。阿拔斯王朝各地有许多商业中心，首都巴格达是当时世界上最有影响的商业大都会，市场上商品种类繁多，琳琅满目。从毛织品、丝织品到玻璃制品、陶器、瓷器，从农产品、水果到金银制品、珠宝、香水等等，应有尽有，丰富多彩。“自8世纪初到15世纪末，欧洲人到东方之前，全世界的国际贸易都由阿拉伯人操纵。”在西非洲，从公元7世纪后期，穆斯林商人就开通了撒哈拉商道，深入到非洲腹地。开辟撒哈拉商道是一项艰苦的富有挑战性的工作，穆斯林商人冒着炎炎烈日，牵着骆驼，长途跋涉，还要时时提防强盗的劫掠。然而信仰的牵引与现实的驱动，使他们热情倍增，无所畏惧，终于通过撒哈拉商道，第一次将欧洲、阿拉伯半岛与中非洲连接起来。商业贸易与文化交流是相辅相成的。穆斯林的商业活动也促进了伊斯兰文化在非洲的传播。大批非洲人信仰了伊斯兰教，加入到了穆斯林的行列。在东非，穆斯林商人深入到哥达德角，从利比亚亚到肯尼亚一线都有穆斯林商人，形成了东非沿海穆斯林商团。13世纪时，商业在这里占据主导经济地位。
在亚洲，穆斯林商人和其他各国人民共同开辟了两个大商道：一是陆上“丝绸之路”，二是海上“香料之路”。丝绸之路，东起长安，横穿欧亚大陆腹地，西至东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全长7000多公里。公元8世纪以后，穆斯林商人就活跃于这一商道当中，他们既当商旅，又当文化使者，把伊斯兰文化带到了中国西北，从而促成了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的改信伊斯兰教，也促成了回、东乡、撒拉、保安等穆斯林民族的形成。穆斯林商人还通过海上香料之路来到中国东南沿海城市，促进了广州、泉州、福州、杭州等城市的繁荣。“当时的阿拉伯商人把象牙、犀角、珍珠、宝石、玛瑙，各种香料和药材贩运到中国来换去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金银和钱币，又贩运到西方去，以谋取厚利。据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年）的国外贸易统计，广州、泉州、杭州三州市舶司所收购的乳香达354449斤之多。8世纪时，巴格达城里有专卖中国瓷器的市场（叶孤比地方）。这种国际贸易的发展，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活跃了各国的经济生活，也促进了中国人民与阿拉伯人民之间的友谊。”同时，穆斯林到东南亚各国进行商业贸易，最终使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成为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
在欧洲，发掘于20世纪前25年的10000多枚穆斯林古钱币，表明10世纪时，阿拔斯王朝与欧洲国家甚至与遥远的北欧国家（如芬兰、瑞典、挪威、丹麦等）之间的商业贸易十分兴盛。事实上，处于亚、非、欧之间的伊斯兰国家的人民，在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中起到了重要的中介作用。
第三，伊斯兰教的分配现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贫富悬殊，化解了社会矛盾，尤其是禁止高利贷经营的规定使国家经济免受高利贷之害，从而有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
第四，适度消费的主张，有利于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尽管统治者的生活有时也穷奢极欲，挥霍无度，但整个臣民的生活相对处于节俭状态。这一点有利于积累，有利于生产。
如果说，中世纪穆斯林的社会经济蓬勃发展的话，近代却发生了变化。近代以来，伊斯兰世界分崩离析，思想僵化，社会动荡，经济停滞，国势衰微，江河日下。与此同时，欧洲国家却科技昌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国势强盛，走在了全世界的前列。
为什么伊斯兰国家近代以来落后了呢？其中的原因同样很多，也很复杂。东西方的历史学家们也各自从不同的视角进行了分析、研究，得出过不少结论。而我们认为，除了其他许许多多的原因以外，穆斯林价值观（其中包括经济思想与观念）由积极进取转向保守僵化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早期的穆斯林，尤其是走出沙漠面向世界的阿拉伯穆斯林虽没有多少文化，却也没有什么思想包袱，他们观念开放，思想敏锐，态度虚心，开拓进取，在伊斯兰教经营现世的精神鼓舞下，钻研科技，重视文教，并且吸收融合了其他民族的文化精华，特别是希腊文化、印度文化、波斯文化和中国文化的优点，兼容并蓄，集思广益，充实自己，最终创造出了一个灿烂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文化的发展反过来又推动了经济的繁荣。然而，穆斯林的历史并没始终沿着这个方向发展下去。到了13世纪，历史发展又急转直下，伊斯兰世界慢慢开始走下坡路了。此时统治者远不及早期哈里发那样开明、清廉、励精图治，那样有雄才大略，而是争权夺利，奢侈糜烂，置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同时在学术文化上，大搞唯我独尊，限制了不同学术观点的交流，墨守成规，抱残守缺，扼杀穆斯林原有的开拓精神和创造精神，并宣布在宗教理论上“独立思考”（乙直提哈德）的大门已经关闭，叫人们固守原有观念，而无视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对经济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仍然拿老套套去解决，不允许人们大胆的探索和尝试。从而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一些下层穆斯林对统治者的腐败深感不满，屡屡发动起义，均被残酷镇压。于是无可奈何地转向神秘主义（苏菲派）。放弃现实的斗争，寻求所谓内心的净化，为此，也像其他一些宗教一样，出家修行，逃避现实，淡漠功利，提倡禁欲，以此求得心理平衡。这股风蔓延到整个社会，使伊斯兰教原有的经营现世、注重生产的价值观丧失殆尽。整个社会出现两极分化——统治者穷奢极欲，挥霍无度；老百姓生活无着，悲观失望。从而极大地影响了社会生产的发展。
到了近代，在伊斯兰国家走下坡路的同时，西方通过工业革命、资产阶级革命，日趋强盛，蒸蒸日上，于是又进行了侵略包括伊斯兰国家在内的其他落后国家的活动。穆斯林的一些有识之士，面对本国统治者的腐化堕落、专制残暴和列强的侵略，面对内忧外患，感到痛心疾首，立志要进行改革，奋发图强。
从近代、现代到当代的改革主义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几乎席卷了整个伊斯兰世界，改革主义派别众多，目标、模式、思路、方案多种多样。但是没有哪一派想从根本上否定伊斯兰教教义和基本信仰，只是要求穆斯林解放思想，恢复和充实伊斯兰教原有的注重现世，追求功利，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灵活性、务实性主张，让伊斯兰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充满生机和活力，以迎接现实生活中，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领域里的挑战，试图摆脱困境，走向昌盛。
为了解决各伊斯兰国家所面临的带有共同性的经济问题，一些伊斯兰经济学家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探索解决经济问题的途径，提出以伊斯兰价值观念指导经济问题的主张，学者们从现代经济学的角度对建立“伊斯兰经济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了大量的论证，初步形成了伊斯兰经济学的基本框架。
首先，伊斯兰经济学家非常重视对“人”的概念的限定，认为对人的概念的不同理解是伊斯兰经济学与其他经济学的界限。学者们认为，与其他类型的经济一样，伊斯兰经济也是以有限的资源去满足无限的需求；但与众不同的是，伊斯兰的经济主体是有信仰的人即穆斯林，指导经济活动的诸种规则寻源于伊斯兰的诸种价值，调节经济的手段也是多种多样的：既有市场机制、行政干预、法律手段，也有穆斯林的信仰、道德和行为规范。
其次，与人相联系的财产权的概念。世界万物的主权归真主，穆斯林只拥有财产（包括生产资料）的占有权和使用权。因此，伊斯兰经济制度中生产资料所有制既不是完全的公有制，也不是绝对的私有制，而是一种有限的私有制。所谓“有限制”是指穆斯林对自己财产的权利受真主的主权的制约，受伊斯兰教道德规范的约束，在财产方面必须无条件地承担一些义务。
第三，伊斯兰经济学比较重视国家（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宏观调控作用。学者们认为，伊斯兰经济虽属市场经济，但政府的职能也很重要，它有两个特性，一是奉行“大社会，小政府”的方针，不实行全盘的计划经济，不过分或不适当地干预经济，以致市场偏离均衡状态。二是政府可以在适当范围内合理地干预经济，充分发挥其调节的职能作用。还认为，政府应保证各种生产、交换活动都公平、合理地进行；在分配上政府应采取必要的行政手段，保证那些勤勉但能力差的阶层的正常收入；国家还应依照教法制裁从事违法经济活动者；国家还负担进行对外贸易的任务，等等。
以上是伊斯兰经济理论中关于生产关系的基本轮廓。同时，学者们还着重论证了“则卡提”（天课）税收理论和废止“里巴”的金融理论。
“则卡提”（天课）是穆斯林的“五功”之一。学者们认为，天课制度具有诸多优越性，它完全可以成为当代伊斯兰国家财税制度的重要内容。首先，它有助于的富济贫，缩小贫富差距；其次，由于天课用于扶贫和社会的公益事业，因此它具有类似保险制度的功能；第三，由于财产是征税的主要对象，促使人们把闲置资金投放到生产性经营中，有利于社会生产的发展；第四，由于天课是宗教课税，信仰促使人们一般不会出现逃税、漏税现象，有利于国家税收的征收和管理。
“里巴”原指前伊斯兰时期盛行于阿拉伯半岛的高利贷利息，《古兰经》和《圣训》都明确禁止里巴。学者们认为，里巴与现代的利息没有本质的区别，只是形式和利率的不同，它们都是一种未经付出劳动的，按一定比例的超过原借贷金额之外的收入，是一种不劳而获的非法收入，不劳而获的行为，无论是工业资本、农业资本、商业资本，还是金融资本，均为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