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自由的象征是清真寺，它自伊斯兰教兴起之日起，就发挥着传授知识的作用。教师在清真寺的大殿内，靠一根柱子讲课，任人来听。学生不受年龄、学历、身份和国籍的限制。上课采取讲演的形式，或由一名最优秀的学生高声朗读课文，然后进行讲解、讨论和分析。教师鼓励学生提出问题或发表自己的见解，然后由教师作评论，据说穆圣曾说过这样一些话：“学问是宝库，它的钥匙，便是问。”“善问，是学问的一半。”“提问者的水平并不比被提问者的水平差。”等等，旨在说明提问的重要性和提问者应具备的素质。著名学者还在清真寺里开设讲座，并经常举行学术讨论会，各派学者到会自由发表自己的学术观点，进而相互辩论，相互切磋，相得益彰。
伊斯兰教育还强调因材施教。认为各人的天赋不同，智力有别，应区别不同情况，因材施教。穆圣在这方面率先垂范，在传教过程中，很注意每个人的智力水平和个性特点，循循善诱，循序渐进。他曾说：“些微的领受，强过很多学问。”还说：“你们对一伙人讲他们不懂的话这便是对他们的一种灾难。”
伊斯兰教教育还提倡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强调学以致用。《古兰经》再三申明，只说不做者，非常可恶。（6：13）认为只有理论没有实践的人，犹如驮载书籍的毛驴一样，毫无价值。（62：5）穆圣说：“能实践自己学问的人，才是真正的学者。”
与此同时，穆斯林提倡学术旅行，负笈远游。在穆斯林社会，寻师访友，拜师收徒，“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蔚然成风。莘莘学子，时在通都大邑，时而又出现在穷乡僻壤；有时拜这个学派的学者为师，有时又投于其他学派学者门下，甚至向异教学者学习知识，不搞“从一而终”，因而使伊斯兰教育显示出它的开放性和灵活性。
（二）教育实践
伊斯兰教育文化并没有停留在理论上，它还有着丰富的教育实践。
1.初级学校的起源和发展。阿拉伯人自古就有经商的传统，而从事商业或旅行的人必须具备一定的读书和计算的能力。早在伊斯兰教兴起之前，阿拉伯人当中就有一种习惯：由粗有学识的人在家招生授徒，向儿童传授简易的读、写、算的知识，这种教育方式被称为“库它布”，相当于我国的私塾。伊斯兰教兴起之后，“库它布”便被利用为传播教义之地。最初，“库它布”仍由私人设置，后来在清真寺也附设“库它布”；因之数量大增。“库它布”以前只传授实用知识，这时便以诵习《古兰经》为首要课程，再教一些语法、书法、诗歌、算术等。可见，从历史上看，“库它布”是最早的而又比较普遍的伊斯兰初级学校。
2.宫廷府邸的学术活动和教育活动。“库它布”虽是伊斯兰国家历史渊源最早的学校，但它主要是面向社会下层子弟的，统治者和社会上层不太关心它，而注重宫廷教育。宫廷是政治中心，也是文入学者荟萃之地，并有从各地搜集来的大量图书，宫廷教育有着特殊优越的条件。统治者延聘最好的导师教育子孙，传授《古兰经》、《圣训》、诗歌（诗歌在阿拉伯教育和政治生活中发挥着特殊作用）、语法、历史知识和论辩术外，并讨论有关治国之道。宫廷中时常邀集学者、诗人举办学术讨论会，以争鸣的方式讨论宗教、哲学、法律、历史等课题，有时“哈里发”也亲自参加，从物质和精神上鼓励与会者。后来，贵族朝臣和富豪们也仿效宫廷而附庸风雅，更多在府邸延聘学者，教育子弟，讨论学术，成为社会上层的特殊教育方式。
3.清真寺——一个重要的教育机构。众所周知，清真寺是穆斯林礼拜真主，进行宗教活动的基本场所。但不止于此，清真寺还是穆斯林的文化中心，是一个重要的教育机构，它兼施初、中、高三级教育。先知穆罕默德在麦地那建造的第一座清真寺里，不但要带领穆斯林礼拜，还要给他们教授《古兰经》和其他社会知识。后来的“哈里发”们继承了这一传统，穆斯林做完礼拜后，便聚集在圣门弟子周围，聆听他们讲述先知的嘉言懿行。所以，清真寺始终具有宗教与教育的双重职能，清真寺附设“库它布”，主要教授《古兰经》诵读、算术、绘画等，此为初级教育范畴。清真寺不仅接受男童，还鼓励女孩入学。凡学习成绩优秀者，即骑马出游，众人向他投掷巴旦杏，表示祝贺。中级教育惯常的办法是教者坐于廊下或院中讲课，任人来听，听者环坐成圆形，称“哈勒格”（教学环）。教学内容虽以《古兰经》、《圣训》、法律为常，但也讲授数学、天文学、地理学等课程。此外，还有规模宏大的清真寺如开罗的艾资哈尔，非斯的卡拉维因清真寺，突尼斯的扎土纳清真寺，则邀请学者讲学，各地及各国学生寄宿寺内从事听讲和进行独立钻研，这就类似高等学校了。
4.图书馆——伊斯兰教育的又一个中心。在伊斯兰教育体系中，图书馆和高等学校的界限是不清的。中世纪的主要城市如巴格达、开罗、科尔多瓦，都设有设备完善的图书馆，馆舍宽敞、华丽，藏有大量书籍。图书馆的主要任务是搜集书籍，组织翻译，指导阅读，抄写图书和科学研究。那时的统治者每征服一地，都要征购当地的各类书籍，每每收藏宏富，起了保存书籍的作用。阅书者往往是学生，馆长通常由学者充任，为学生介绍图书，并解答疑难问题。当时印刷术尚未广泛使用，抄书就成为图书馆的一项重要工作，馆中雇佣录士，负责抄录、校对、装订成册。图书馆又无异于今天的出版社。为了吸取异邦文化，还必须着手翻译搜集来的图书。这些图书大都用希腊、古叙利亚和印度文写成的。从7世纪到9世纪大批学者被邀担任评述、注解和整理工作，从此掀起了一个翻译运动，古代的文化典籍，由他们之手而成为穆斯林精神食粮的一部分。有了这些便利学习的书籍，又有这些具有渊博知识的学者，就有了指导学生致力于高深研究的基础。图书馆还为国内外青年学子提供食宿，便利他们学习钻研。从某种意义上说，图书馆就是当时穆斯林的大学。后来搜集图书和翻译古籍的任务基本完成，学者们仍以大部分力量投入教学和研究，有些图书馆便成为高等学校或在附近建立起高等学校了。
5.高等教育机构的出现。阿拔斯王朝是阿拉伯——伊斯兰帝国的鼎盛时期，这时经济发达，国势强盛，学术繁荣，有条件创设独立的高等学校。伊斯兰第一所著名的高等教育机构是哈里发马蒙于公元830年在首都巴格达建立的，名叫“白易图·黑克麦”（智慧之宫），延揽东西方的学者担任校长、图书馆长和教师，除翻译研究外，还给学生传授天文学（宫内附设一座天文台）、数学、医学、哲学、历史等。法蒂玛王朝也于11世纪在开罗设置“达儒·艾勒目”（知识之家），重视自然科学教育，后倭马亚王朝则在其首都科尔多瓦（今西班牙境内）的清真寺内传授高深科目，并成立了大学。当时欧洲各国的学子负笈来此求学者不乏其人。然而，伊斯兰的头一所比较正规的高等学校要数塞尔柱王朝的“尼采名亚”大学。公元11世纪以宰相尼采母为开创者。学生在这所大学里寄宿，有许多学生还享受奖学金待遇。有学者认为，这所大学的某些规章制度成为早期欧洲大学的先例。
近现代伊斯兰国家的教育制度发生了很大变化，西方的教育方式被引进，各国都建立起了一套独立于清真寺的从小学到大学的完整的教育体系，特别是一些产油国家随着其石油美元的激增，教育投资不断增加，教学条件得到显著改善，有些国家的教学设备是世界一流的，如科威特大学，教室、图书馆、宿舍和教学仪器等方面的条件十分优越，该国全国实行从小学到大学的免费教育，还办起了许多职业学校、成人教育网络，大大促进了教育的发展。
6.中国古代经堂教育。伊斯兰文化在中国的地位，不能与它在伊斯兰国家中的地位相提并论、同日而语。在伊斯兰国家，它是占统治地位，起主导作用的，为绝大多数国民所认同的一种文化，因而它的传承的主要途径——伊斯兰教育理所当然地得到官方和民间的一致支持。而在中国，它起初作为一种侨民的宗教信仰，后来成为几个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因而它不仅不是中国的主导文化而且还要受到主导文化的冲击。唐、宋、元三代，中国穆斯林无论其数量，还是经济、政治实力都比较小，统治者并不在意他们的以宗教信仰为核心的文化，一般都能容忍在内部自由传承。可是到了明清两代，随着穆斯林力量的壮大，统治者采取种种措施，以限制并削弱伊斯兰教的独立地位，加强对其专制统治。明代统治者禁止胡服、胡语、胡姓，禁止色目人在其内部同类自相嫁娶，欲从文化教育上消除伊斯兰文化，强迫其同化于汉族。清代对穆斯林的压制、歧视变本加厉。乾隆年间，在镇压了苏四十三率领的回族、撒拉族、东乡族穆斯林起义之后，清政府在思想文化领域里，大兴文字狱，禁锢人们的思想，抑制异质文化，极欲清除伊斯兰教的影响。在政治上推行“乡约制度”，要穆斯林以乡为单位向官府具结，保证不违法犯禁。在教育方面，采取压制、取消宗教教育的方针，如不准迎请别地阿訇前来教学；不准穆斯林子弟赴他乡学经；除拆毁一些清真寺外，还禁止新建清真寺。在压制伊斯兰教育和文化的同时，强迫穆斯林地区设“义学”，强制性地灌输儒家思想，旨在淡化穆斯林的宗教信仰，达到民族同化，教养“驯良”臣民之目的。
这样，由于明清政府推行“汉化”、“儒化”政策，加之穆斯林居住分散，长期处在儒、释、道文化的汪洋大海的浸泡之中，新一代穆斯林子弟难免受到影响，原先的父传子受式的零散的家庭教育已不能使新一代人继续维持自己的宗教信仰，信仰的堤坝大有被摧垮之势。在各种外在因素的作用和压力之下，在西北地区，也有“经文匮乏，学人寥落，既传译之不明，复阐扬之无自”的危机。于是在穆斯林内部出现了这样两种倾向：一是有些有一定条件和地位的人，走“学而优则仕”之路，通过读书以求取功名利禄；另一种倾向是有一些虔诚的穆斯林对那些读汉书、弃教门、的官员的人甚为不满，认为他们之所以放弃自己的宗教信仰是读汉书所致，因而拒绝汉书和汉文化。为了防止伊斯兰文化出现的衰退局面，为了使信仰能够重新根植于人们的心灵深处，一种独特的教育形式在中国西北穆斯林中产生了，这就是明末清初兴起的伊斯兰经堂教育。
经堂教育，顾名思义，就是在清真寺的讲经堂里施行的一种宗教教育。清真寺，不仅是宗教活动的场所，而且是穆斯林文化教育的中心，伊斯兰国家的宗教教育在清真寺进行，自不待言；中国伊斯兰教育由清真寺主办，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经堂教育的教师均由清真寺负责聘请，或者由主寺阿訇亲自担任。教育经费，不像伊斯兰国家那样，主要靠王公贵族、富商大贾的捐赠，而是由该寺所属的“哲玛体”（集体）提供。主讲阿訇每一天膳食采取全体教民“轮流供帮”的形式，而学员的膳食由殷实之家包下来，或由全体教民负担，书本费之类或由学员自理，或靠教民施舍。
经堂教育，一般分大学、中学和小学。赵振武在《三十年来中国回教文化概况》一文中介绍说：“所谓寺的教育者有大学，造就阿衡（訇）之学府也；有中学，中年失学者受教处也；有小学，儿童之教育机关也。”其中小学和中学比较普遍；大学则主要分布在穆斯林比较集中，经堂教育发达的城镇。如清同治年间以前，长安为经堂教育大学的集中地，各地阿訇多荟萃此地，接受高层次教育。同治年间之后，河州成为培养阿訇的重要地区。经堂小学主要是向穆斯林儿童和少年进行伊斯兰教知识的启蒙教育，让他们通过学习，掌握伊斯兰教的一些基本常识，如六大信仰、五项义务，并学会简单的阿拉伯语字母及其拼读，由此学会一些《古兰经》中部分常用的章节。小学采取松散的管理办法，学童可自由地入学或退学；学习不分级别班次，随来随学，学生水平参差不齐，也无一定的学习年限，以学会基本的宗教常识为准，一般是三至四年。中学教育的对象是从小没有受过宗教教育的成年人，学习的主要内容是《古兰经选读》（亥听），时间上无严格的规定，农村多在农闲时学习，城镇也多选择闲暇时间进行。大学里要系统学习《古兰经注》、《圣训》、教义学、教法学、哲学、阿拉伯语、波斯语、词法、句法、修辞以及一些相关的天文、地理知识。大学里的优秀生毕业以后，多被其他清真寺聘去讲经或任开学阿訇。大学学制，也无定制，以学成为准。
经堂教育是在一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特定的文化背景中产生的特定的教育形式。如果拿现代人的眼光审视这种教育形式，就自然会发现其中的许多缺陷和不足。但它的意义和作用只能放在它所产生的特定的历史背景中去考察，否则就是苛求古人，苛求古人做今人才能做到的事情。
基于此，可以认为，经堂教育的历史作用应客观地评价，主要表现在：
第一，经堂教育传承了伊斯兰文化的核心——信仰与价值观。前文已经述及，伊斯兰文化在中国不是一种主导文化，它受制于主导文化。在统治者“汉化”、“儒化”政策的影响下，新一代穆斯林对自己的信仰，对自己的文化逐渐疏远，甚至背弃。而经堂教育通过对伊斯兰教教义教法的系统的讲解、传授，使一代又一代的穆斯林或恢复了信仰，或巩固了信仰，重新确立了自己的宇宙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使以信仰为核心的伊斯兰文化得以在一个儒家文化占统治地位的国度里，代代相传，生生不息，经久不衰。从而从一个侧面，充实了中华文化的内涵，使中华文化成为各民族共同拥有的一种更加博大精深、丰富多彩的东方文化。
第二，经堂教育起到维系、巩固穆斯林群体的作用。中国穆斯林居住分散，民族不同，语言、习俗各异，而经堂教育通过共同的信仰和价值观把各穆斯林民族熔铸于一个文化之中，从事经堂教育的德高望重的阿訇，由于聘任制的作用，冲破地域和民族的界限，不断地游学于各穆斯林地区，用同样的教义、教规，同样的语言向穆斯林群众宣教游说，从而加强了各地穆斯林之间的联系，增强了团结，有了“天下穆民是一家”的观念。
第三，经堂教育造就了一大批穆斯林经学家、文化学家、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如马明心、马来迟、马启西、祁静一、马万福、马化龙等等，他们通过自己的宗教活动、社会活动，在巩固穆斯林的信仰，传播伊斯兰文化，培养人才方面起到了重大作用，从而成为西北穆斯林的杰出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