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税法的主要内容是：其基本的财政原则是根据自西周以来我国的传统财政思想 “量入为出”而逆其道而行之，改为“量出为入”的精神。即根据国家的财政支出数额，结算财政收入，从而分摊给各个民户。这样做的目的在于遏制地方上的苛政滥收，减轻人民的负担。如此一来，便结束了从前那种没有限额的征税方式。毕竟一个国家的开支是一定的，而自上而下分摊租税的方式更能让收税制度平等化。但是这里还有一个问题，那便是平常国家的开支并没有丰年欠年之分，每年的变化并不大。但是农民每年的收成确实不固定的。并不是说今年国家花了这么多，我的田里就能照着这个样子生产多少，除了上交国家的租税以外还能维持一家人的口粮。所以上述这种方式在执行起来未免有些死板，欠缺灵活。此外，两税法其具体的征税方式是，将过去的租庸调、户税、地税以及各种杂项税收合并起来统一征收。其税额按照土地的多寡以及资产多少来确定征收，即资产少的，其税额便少；资产多的，则相应要多征税。从这个理论上而言，这样的计资而税的制度，对于广大的无地少地民户是公平的，其体现了中国古代赋税制度的重大进步。
具体而言，所谓两税法，现在仍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认为，两税，是因为其征收的对象为户税和地税，两税因此而来。还有一种是，因为两税法是分夏秋两季进行。但暂且不管到底是怎样的两税，其都体现了一种征税简化的原则，从而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民户所要承担的税额。同时杨炎建议实行的两税法中，把货币赋税的征收作为其重要的方面。虽然当时的“田亩之税”仍以实物的形式来征收，但两税中的重要部分户税，则都是以货币来征收的。两税法中的货币赋税的思想，适应了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开始了我国封建社会赋税征收形式从实物赋税到货币赋税的转移，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总而言之，德宗时期所提倡的“两税法”，客观上确实为唐代中后期的财政作出了十分有效的努力，促进了中国古代财政改革的发展。而杨炎作为改革的提出者，更是为我国的财政思想史的发展开辟了另一个重要的方向和途径。西方古典经济学派学者亚当·斯密在18世纪所提出的财政原理即“公平、便利、确定、经济”，曾经轰动一时，并作为后代财政学的经典而被传承。事实上，早在我国的唐朝，杨炎所提倡的两税法便是贯穿了这种经济学的思想，可见我国古代财政学的发展，应该说远远先于西方。杨炎的伟大之处更在于，其实在封建社会的巅峰时抛弃了传统的租税体例，而开创了一种全新的税收理念。这一点尤为可贵。
但是任何一种新兴的制度，其总有一段适应现实社会的过程。如果统治者能有一以贯之的坚定和支持，那这种制度的施行且不说如何成功，但最起码其最基本的精神能够贯彻。但在中国古代社会这种以大地主利益为保证的前提之下，两税法的施行过程中必然会产生一些歪曲，甚至变质。
“国家定两税，本意在忧人。厥初妨其淫，明敕内外臣。税外加一物，皆以枉法论。奈何岁月久，贪吏得因循。”事实上，中国古代地方在执行中央制度上，有着超乎寻常的聪明技巧。他们善于解读中央的各项制度，并从自我利益出发，用尽各项手段从而达到敛财的目的。因此，最后，所谓统一的两税法，是以两税为主，并以各种派生的杂税为辅的征税则例。同时，他们还利用货币税这一制度，从中克扣民户税收。
因此，据史料记载，贞元三年，德宗出外打猎，走到一户名为赵光奇的百姓家里，问道，“你们的日子过得快乐吗？”赵答道：“不快乐。”德宗又问到，“今年的收成很好，可是你们为什么还是不快乐？”赵又答曰：“您下达的昭令没有信用。在两税法之前，我们没有劳役。可是现在实行两税法之后，政府额外征收的税额比以前还要多。每年老百姓辛苦忙碌的收成还不够交税，即使收成很好又能够怎么样。这样的日子，百姓怎么能够快乐呢？”
也许连德宗自己也没有想到，自己也许并不是主要为民户减轻负担的两税法，但在这时候却又成为了自己子民的另一项重要负担，而且民户深为其害。而这日趋衰败的大唐王朝的气数，已经无可挽救了。正如诗人白居易曾有诗作这样揭露当时的社会现实：“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如何？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
但是，客观地讲，两税法的实施是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的。两税法不仅简化了中国古代的收税条目，这样便也减少了税收的复杂和繁冗，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此外，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税收制度的合理化和货币化，使得大量农民从土地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成为我国商品经济这个新型行业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他们慢慢地从农业生产中脱离出来，从事商业贸易活动。而他们的发展，担负着传统中国现代化的重任。
昙花一现的王叔文改革
要说这昙花一现，说的是，这昙花开花时间非常短，经历了漫长的等待之后，却才看到它绽放过美丽的笑脸，转身便过去了。因此，人们用这个词来形容某种珍贵的稍纵即逝的事物。而这昙花吸引人的，不是说它的花朵如何娇艳动人，却是它的短暂给人的惊喜之后的留恋。其实，这世界上很多东西也是这样，人们对他的珍爱与留恋，不在于他给人们带来了多少好处，实际上，往往只是因为在某一个特殊的机缘，他给了历史一个恰当而又重要的提示。而唐中后期的王叔文改革，其历时虽然极其短暂，在它的改革还尚未看到任何成效之前便已结束，但它在整个帝国陷入一片混乱状态之下，这些改革者们能够敏锐地针砭时弊，力整朝纲，从而成为中后唐上的一段佳话。
这大唐帝国，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是显著的，它曾经被曾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巅峰。而帝国大了，自然新鲜事便会多。在唐朝这几百年的历史过程中，还真正出现了几桩前朝从未有过的现象。一是这武则天的登基，自此改写了前朝妇女不理朝政，坚守内宫的历史；一是著名的安禄山之乱，不但使得这曾经盛极一时的大唐帝国差点就此分崩离析，还因此葬送了一个后宫贵人的生命；再有，便是这已经根深蒂固的宦官专权。唐太宗时期，宦官不过是看门传令的奴仆而已；唐中宗时，宦官已经拥有官职，当时这些太监官衔为七品以上的就有上千人；唐玄宗时，朝中的宦官人数竟然达到3000多人，他们中间甚至还有了三品将军官衔的。这一切的一切，都只能说明一个问题，那便是，这样一个曾经显赫无比的帝国，也已经面临着快要倒塌的危机，稍不注意，现在这锦衣玉食的皇帝生涯马上灰飞烟灭。
唐德宗即位初期，他还是个意气风发的青年。在自己刚刚得上这已经幻想了很多年的皇帝宝座之时，他确实执意想要有一番作为的。当然这从之后他在位期间所作的种种努力来看，这确实是确凿无疑的。事实上，在他执政的初年，不管这些行动的最终结果如何，他确实用心作出了很多努力，并且有了一些成绩。到他的孙子唐宪宗能够维持那么多次的削藩战争的开支，这其中便有唐德宗很大一部分功劳。但是，这世界上所有的事情并不是自己努力便能够顺着自己的意愿进行下去的。相反，一个历史的进程有他的很多必然因素在其中，但是也有很多客观的无法选择的条件一些其他的偶然因素在内。反正，后来的事情的发展，很多都没有按照德宗的计划去进行。然而也许是自己的资历还有些欠缺，或许是那个时代唐朝的积弊已经太深。反正，即使开始唐德宗有万般的执政热情，但是他的大臣们最终还是让他失望了，无奈之下他仍然放弃了他本想有一番大作为的削藩之举，最后也只能走进了与宦官为伍的死胡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