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和平组织”基于白俄罗斯国家科学院的数据研究发现，在过去20年间，全世界共有200万人遭到了切尔诺贝利核泄漏的威胁，其中，27万人因此致癌，致癌的人中有9．3万人病情危急，随时可能死亡。因此“绿色和平组织”认为，切尔诺贝利核泄漏造成的死亡人数将比官方统计的结果至少多9．3万人，这个数字是官方统计数字的20倍。
除此之外，还有事故造成的潜在危害。报告还举出了一个典型的例子。在1990～2000年问，白俄罗斯人口患癌率突增40％，许多1986年以后出生的孩子都是畸形儿，患甲状腺癌症的比例是父辈们的88．5倍。
二、受辐射女作家谈切尔诺贝利
50多岁的白俄罗斯女作家斯维塔兰娜·阿历克西耶维奇也是切尔诺贝利核污染的受害者，此事件导致她免疫力低下。她在核污染地区作了大量的调查，写了一本名为《祈求》的专着。以下是着名杂志《她》对作者的访谈摘录。
问：事故发生时您在何处？
答：在300km外的明斯克。3天后，当我获悉灾祸而到处打听时，人们全轻描淡写地告诉我：“没事，不过是小题大做而已。”我父母的住处离切尔诺贝利仅百佘千米。3个月后，我把住在明斯克本已生病的姐姐送回父母家，她由于受核辐射而病情恶化，想死在父母身边。受此灾难，我母亲双目失明，父亲患了肾癌。
问：您说您现在住在切尔诺贝利，这怎么可能？
答：没有核电站的白俄罗斯已有23％的领土受到核污染，人们无法确定受污染的地区界限。雨水和用来灌溉的水依旧四下流散，人们仍然在受污染的农田上耕种收获，所以说切尔诺贝利到处存在。
问：为什么您写“这是一座实验室”？
答：对许多西方科学家而言，切尔诺贝利是个有价值的实验室，因为它是无先例的。我们等于受到了330颗原子弹的辐射，后果将长期延续。我参加过一些村庄的疏：散行动，真像是世界末日!军队用武力强迫居民上车，而居民们不愿离开故土。我见过一个手握圣像的老妇人跪在士兵面前，她看到我时哀求道：“请告诉我，没有炸弹，没有枪炮，太阳照着，为什么说是一场战争？”
问：核污染会持续多久？
答：爆炸时，热核尘埃被抛人空中，当时在场并吸入尘埃的人在几年后都死于肺炎。如果100年后他们的坟墓被夷为平地，重新暴露的-核尘埃还会杀人!曾有一位消防队员的妻子到医院看望丈夫，人们对她说：“请忘了他是你男人，现在他只是一个放射性物体。不能碰他，更不能拥抱他。他会变为一个魔鬼，然后死去。请你离远点。”谁能保证我们就不会那样死去呢？
问：幸存者只能互相通婚，这是强制性的吗？
答：没有这样的立法，但年轻人的确只能内部通婚，因为外部的人有恐惧心理。人们不清楚污染对孩子会有什么影响，是否会有遗传变异。
问：您深入核污染区调查，就不怕遭核辐射吗？
答：我已三四十次出入那个地区。你怎能拒绝那里的一个老太太邀请你一起吃饭呢？哪怕在污染最严重的地方!此外，辐射最严重的地方自然界却生机盎然，人们慢慢失去了危险的感觉，禁不住想在绿草地上小憩。
问：现在还有许多人住在切尔诺贝利地区，这怎么可能？
答：苏联解体后，有许多俄罗斯人去切尔诺贝利谋生。我看见许多家庭住在废弃的房屋里，以捡拾受污染最严重的蘑菇为生!开始时政府试图劝阻，但现在这样的人已成千上万。我举个例子：灾难发生时，距切尔诺贝利70km的勃拉金纳市有2万居民。撤退了1万人，自愿走了5000人，留下的5000人中大部分是老人，这是一个死气沉沉的城市。但今天这个城市又有2万人了，一切如常，孩子们仍在街头玩耍。
问：是因为受骗。还是出于无知？
答：东西方的价值观不一样。事故发生后，戈尔巴乔夫派遣国内最优秀的物理学家去核电站。从照片上看，他们脸无遮盖地站在着火的反应堆旁，这证明他们没有丝毫危险意识，如今许多人已死去了。
一个政府要员被派去写一份报告给中央委员会，他抵达后便说要去看看爆炸坑。当被告知这样会有致命危险时，他说：“那又怎么样？过3小时我得提交报告!”今天，他已病得不轻。
问：去除放射性污染的措施是否有效？
答：许多措施是幼稚可笑的。例如用水冲洗树木和房屋，但一起风，有放射性的尘埃又会重新扩散。也有人铲出未受污染的土层铺在土地上，根本不起作用!人们无法让受害的野兽只待在这片森林里，更不能阻止鸟类迁徙!并非只有苏联人猝不及防，而是全人类!所谓“我们这里”与“你们那里”只是相对的。有人在瑞典对我说：“那里的核电站关闭后，我们就安心了。”我回答：“下一次爆炸可能发生在乌克兰或立陶宛，离这里实在不太远。”
三、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中的人们
事发当天，一架米-6直升机就载着核能源部总工程师和切尔诺贝利采用的反应堆的总设计师飞到核电站上空。机身在强烈的热气流中剧烈颤抖，工程师仍要求再靠近些。他们发现：4号反应堆的屋顶、起重机和大部分墙体都不见了，循环泵和发电车间的屋顶被多次砸穿，烈焰冲天。接着，两个工程师看到了最可怕的东西，重达500t的反应堆罩变得通红，已经敞开2／3，亮得炫目的堆芯正在巨大的隆隆声中瞪着他们，里面的一切都正在熔化，浓烟像火山一样喷了出来。
很多机组人员经过几次任务，受到的辐射就超过了人一生允许承受的剂量，飞机也很快变得放射性严重，无法安全使用。驻俄罗斯托祖克的一个前线航空兵团被全部调往切尔诺贝利以东，从米-8到米-26各型直升机立即投入到空运任务中。碳化硼耗尽后又开始投放普通沙子。随着投放的进展，直升机投下了近2000t碳化硼和沙子后，工程师终于宣布反应堆内的链式反应停止了，最终直升机的总运量达5000t。
在“石棺”的建造过程中，卡莫夫设计局的卡-25直升机被派来，将传感器准确地穿过小管子，吊放到反应堆内部，测量温度和辐射数据，就像在30m外穿针一样。“石棺”建造的最后，需要把一个重达35t的盖子吊放到顶部，这将是直升机有史以来吊起的最大重量。承担这项任务的是米里设计局首席试飞员戈尔根·卡拉佩特扬和格罗莫夫飞行研究中心试飞员安纳托利·格里先科。他们对世界最大的直升机米-26(可吊起20t重量)进行了彻底改装，拆除了所有不必要的设备和附件。即使这样，整个飞机的每一部分都远远超出了设计使用极限，一次耗尽了全部寿命，任务完成后只能被废弃。
虽然有防护服，飞机安装了一些铅板，所有直升机飞行员仍然都受到过量的辐射。也许是因为核反应堆距他出生的村庄不远，格里先科两次参加救灾，最多的时候3天内飞了5架次，现场辐射剂量严重超标。1988年9月格里先科出现白血病症状。
1990年4月27日，53岁的格里先科在美国西雅图的弗雷德·哈金森癌症研究中心接受了骨髓移植。骨髓来自一位42岁的法国妇女，是从9个国家登记的捐献者中找到的，苏联政府提供了15万美元的手术费。不幸的是，骨髓移植后约6周，格里先科还是因肺部感染，于7月2日去世。
尤里·科涅夫是出事当晚值班的4号反应堆涡轮机操纵员，1976年他从技校毕业被分配到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午夜接班时，科涅夫就知道要在他负责的8号涡轮机进行一次惯性试验，模拟外接电源被切断的紧急情况出现时，试验这台涡轮机剩余的惯性能量是否能继续驱动水循环泵，直到柴油发电机组接替。
1小时后，试验开始，总工程师、车间主任和许多工程师都留了下来。科涅夫在控制台上开始关机操作。就在涡轮机停机时，管道走廊突然发生爆炸，钢筋混凝土墙开始崩塌，7号涡轮机上方的混凝土屋顶砸了下来。数秒钟内柴油机接替供电，应急灯打开，但车间屋顶仍在一层层破碎。
一切都发生在不到1分钟的时间内，科涅夫非常幸运，屋顶水泥板并没有落到8号涡轮机上，几分钟后又有一个数吨重的石墨塞落在他身边1m远的位置。不一会儿，当班的主任和副总工程师跑进车间，命令科涅夫照顾好8号涡轮机。在一片黑暗中，高工们和车间主任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涡轮机车间的应急设备在辐射水平上升时就会启动，但这次辐射太强，这些设备一下就失灵了。
在科涅夫忙着折腾涡轮机时，电工巴拉诺夫(后来死在莫斯科的医院里)跑进来，开始搬出冷却涡轮发电机的氢，他的举动防止了另一次爆炸，随后车问陷人了可怕的寂静。科涅夫和巴拉诺夫走到小阳台上抽支烟，才看到楼下地面上散布着被爆炸抛出的反应堆碎片和大块石墨。后来他们才明白当时阳台上有多危险，他们抽的不是烟而是自己的命。
爆炸后2小时，科涅夫开始非常难受，眼睛出现剧烈灼痛，不停地流泪。他和当班的检查员尤拉·韦尔希宁(后来也死在莫斯科的医院)都被送到急救室。次日，一辆座位和内壁都铺满塑料布的公共汽车把他们送到机场，用专机运到莫斯科。科涅夫受到710R(伦琴)的辐射，属于3度辐射病(最高为4度)，7月14日出院。医生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幸存下来的，除了眼睛里有两个人造晶体，时常患支气管炎之外，科涅夫无其他不适。只是他的两个儿子分别有心脏和胃的问题。
当晚的钳工安德烈伊·塔马津是唯一活着被诊断出4度辐射病的，剂量达860R(伦琴)，有的消防员超过2000R(伦琴)。当然这些数字当时不会告诉他们，科涅夫直到1992年或1993年才知道。
尼古拉·戈巴琴科是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当晚当班的辐射监督员，j976年进厂。他们的职责是最早进车间，在工人上班前测量辐射水平，最后离开。午夜接班后，戈巴琴科开始测量3号和4号反应堆车间的辐射数据。因为4号反应堆正准备停止运行，戈巴琴科就回值班室喝茶，这救了他一命。爆炸声传来时，戈巴琴科和同事都认为是涡轮机操纵员又弄得水压不稳。第二声爆炸后，灯光灭了，4号反应堆控制台上的灯也灭了，锁着的双层门被冲开，红黑色的尘埃从通风口涌出。几秒钟内应急灯亮了，戈巴琴科和同事们戴上防毒面具，他的辐射测量仪显示每小时3．6R(伦琴)，但很快就超出了测量范围，想打电话，但线路已经断了。
戈巴琴科被派往4号反应堆测量辐射，他打着手电进入漆黑的涡轮车间，到处都是水泥块，仪器根本测不出数据。戈巴琴科返回值班室报告后，有两个人走进来说：“嘿，伙计，帮我们找找一个同事吧，弗拉基米尔·肖申科，他走了30分钟，可能在涡轮机车问上层平台上。”
他们在黑暗中穿过一堆堆碎石、喷涌的蒸汽和齐脚踝的水，到了平台上才发现水泥外墙都被炸飞了，空气中满是尘埃，手电光都射不出多远。终于，他们发现肖申科侧躺着，嘴里吐着血沫，被送到医院后，肖申科凌晨6点就死去了。戈巴琴科回到值班室，换了衣服和鞋，他明白正在发生什么，也明白等待他的命运，他的背上肖申科右手搭着的地方都被辐射灼伤了，后来两个一起寻找的人也死在莫斯科的医院。随后戈巴琴科又奉命参加寻找瓦列里·科迪姆丘克，后来才知道这个操纵员在爆炸中就死了。
凌晨5点，戈巴琴科开始感到极度虚弱和恶心，被送到医院。在急救室工作的一个朋友把他拉到一边，让他把500g纯酒精和水一起喝了下去，这些酒对抵御辐射起了很大作用。4月26日白天，厂医院里已经有莫斯科来的医生，七八个最危险的伤员当天就被送到莫斯科，但一个也没救活。戈巴琴科是次日被送到莫斯科的，一住就是半年，每天都不知道第二天会不会醒来，许多同事都在眼看好转的时候撒手人寰。
后来，戈巴琴科被评为最低一级残疾，在基辅和莫斯科都分了一套公寓。在他眼里，4月26日是悲喜交加的，他说：“1975年这一天我结婚，1982年这一天我母亲安葬，1986年这一天出了事，1993年这一天我孙子出生，所以这一天我们会喝酒，为生者也为死者。”
列昂尼德·沙弗雷捷是电站消防队班长，来自白俄罗斯，他的两个弟弟也在消防队。沙弗雷捷是4月25日晨8点和11个同事开始24小时值班的，队长弗拉基米尔·普拉维克是最早死于辐射的人之一。
晚上11点，队员们在值班室刚刚和衣躺下，一声巨响震得窗户嗒嗒地响。沙弗雷捷一跃而起，紧急信号几乎同时亮了。在他们奔向消防车时，调度员吼叫着：“核电站起火了。”消防员们一抬头，就能看见烟云，4号反应堆巨大的烟囱好像有一半不见了。
4分钟后，消防队赶到现场，接好水枪，但没有辐射测量仪，实际上他们从未学过怎样在放射性环境中灭火，尽管这个消防站是隶属核电站的。普拉维克和沙弗雷捷首先钻进4号反应堆涡轮机车间查看火情，四周一片狼藉，墙壁仍在颤抖，对讲机根本没法工作。沙弗雷捷找到一个电话，想问问电站调度员怎么回事，完全是徒劳。找了15分钟，沙弗雷捷只看到涡轮机车间的沥青屋顶好像要燃烧，就跑出去和4名战士一起顺着外面的楼梯向屋顶爬去。屋顶的沥青发烫，几乎要粘住战士们的靴子。
当沙弗雷捷下来拿另一个水枪时，看到已经完全喝醉了的消防处长列昂尼德·特尼亚尼科夫少校。少校命令他们在屋顶警戒，结果他们在屋顶等了好几个小时，四周落满了反应堆炸出来的石墨，后来才知道它们的后果。事后处长因爆炸后头1小时的“高超指挥”获得苏联英雄金星勋章，后来又被提升为少将。
清晨6点，沙弗雷捷从屋顶下来，第一次感到极度虚弱，点着的烟都像糖一样甜。到29日第一次查血后，他才住进当地医院，后来在基辅的肿瘤研究所接受了骨髓移植。沙弗雷捷得知自己受到的辐射剂量为600R(伦琴)，1990年和一批消防员及孩子到以色列检查的时候，他被确诊为3度辐射病。
安纳托利·库什宁是基辅军区空军驻基辅防化部队指挥官，1968年参军，上校，事发后在切尔诺贝利工作到5月22日，后来曾任乌克兰防生化部队指挥官。
4月26日早上值班时，库什宁就得知了事故，军区防化部队司令部告诉他：辐射相当严重，但还没有准确数据。上午11∶30，库什宁就和军区空军司令尼古拉·安托什金少将驱车前往现场，次日凌晨2∶30就看到了核电站上方的一团红光。
当时一共向切尔诺贝利派出了80架直升机和固定翼飞机，库什宁负责空军人员的辐射安全。他要求直升机飞行员在舱内地板上铺上石墨垫，并在中途的一个废弃军用机场为直升机和飞行员建立了洗消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