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立叶说过，妇女的解放程度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一个尺度。这一尺度与人类文化、经济、政治的各个侧面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中国文学史上，许多同情女性的作家，在他们的文本中都程度不同地表现了对妇女问题的关注和思考，塑造了难以计数的女性形象。这样便出现了刘兰芝、崔莺莺、杜丽娘、林黛玉、黄绣球等有理想、有追求，具有一定反叛精神的女性形象。由于她们所处的社会与文化背景不同，她们的理想和追求、反抗传统的深度和强度也出现了差异，这种差异不仅显示了中国文学中女性形象演变的轨迹，而且具有一定的文化意义，表现了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及封建桎梏下妇女解放的趋势。本文从文本入手，将女性形象的演变，女性解放和封建社会与文化演进联系起来，用女性主义视角对古代文学中的女性形象及其演变轨迹进行探讨，分析女性形象演进中女性角色及精神追求的变化与启示。鉴于幅的限制，本文所论女性主要是文学史上具有典型意义的解叛逆女性。
一、忠于婚姻的刘兰芝
中国文学中第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女性形象，应是汉乐府《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婚前她是个熟读“诗书”的少女。婚后为人妻的她辛勤劳作，孝敬公婆。和当时的妻子们一样，她恪守“妇道”，把束缚看成是当然的品性，失去了“自我”，加上夫妇之爱给了她很大安慰，所以，享受和维护这门婚姻，是她生活的主要理想。然而在传统伦理观念占主导地位的汉代，丈夫的态度并不能改变妻子受人摆布的地位，尽管兰芝“女行无偏斜”，婆婆依然不满意。这使她心情悲苦，向丈夫诉说自己的处境，焦仲卿劝说母亲，母亲却以“爱护”儿子为借口，逼他休妻另娶。理想的破灭，现实的残酷，使兰芝有所觉醒，为维护自己人格的尊严，她毅然出走回了娘家。在婆婆看来，兰芝留也不对，走也不对，她说，“此妇无礼节，举动专自由”，说明了兰芝反抗意识的觉醒。不料她回家才十几天，代行父权的兄长就逼她嫁给太守的儿子。她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便下了死的决心。婚期前一天，她与仲卿约定以身殉情，随后她“举身赴清池”，以死表达了自己的抗争。
兰芝的悲剧，反映了中国封建宗法社会中妇女不能把握自己命运的不幸处境。汉代虽然进入了封建社会，但各项制度中仍有奴隶制的残余，封建礼教和家长制决定着女性的命运，《大戴礼记·本命》中规定：“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礼记·内则》也规定：“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所以，在当时出妻现象屡见不鲜。曹丕的《出妇赋》、曹植的《弃妇诗》以及民间流传的弃妇诗如《白头吟》《怨歌行》等，都程度不同地揭示婚姻制度和传统伦理给女性带来的不幸和痛苦。在众多感人的诗歌中，《孔雀东南飞》塑造了兰芝这个敢于抗争命运的女性。她标志着先秦汉魏六朝文学史上女性形象塑造的突出成就，让我们看到了当时妇女觉醒和解放的程度。虽然她以死反抗的做法悲壮刚烈，但从现代意义上去解读，还是蕴含着一些不够坚强的成分。其一，她对婆婆和哥哥所代表的旧礼教的反抗，采取的是殉情式的消极反抗，缺乏正面抗争的勇气，她只是以死摆脱环境，而不是主动地改变环境。其二，她与仲卿的感情是婚后产生的夫妻之情，他们的婚姻并不是以自由恋爱为基础，而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结果（这从县令和太守派媒说亲；兰芝哥哥逼嫁可以看出）。其三，她的被迫回家和以死抗争，反抗的仅仅是婆婆、哥哥等家长，就其实质来说，反抗的是封建的宗法制度和婚姻制度。由于她对生活的认识是直觉的，所以她反抗的只是剥夺她生活权利的个人，对现存制度还是自觉认同，觉得自己没有违背它：“守节情不移”、“谓言无罪过，供养卒大恩”，这些都使人不免感到一种女性的悲哀。而这又说明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下，妇女的解放还局限在婚姻上“从一而终”的旧礼教的大格局之中。尽管如此，在新与旧相对混沌的汉末建安时代，兰芝身上确实闪烁着抗争命运的光辉，她的抗争是中国女性为争取自由幸福与解放而作最后一跃前的有力助跑。从女性视角对兰芝进行分析我们看到民间既对她怀有深切的同情和肯定，又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拘泥于传统的男权观念形态。
二、追求爱情的崔莺莺
解中国文学中第二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叛逆女性，要算元代王实甫笔下的崔莺莺了。元蒙统治者虽然实行了野蛮、残酷的统治，但在思想控制上，相对逊于前代。在婚姻方面，蒙古族的婚姻习俗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唐宋以来的婚姻制度，这使元代女性在精神上得到了有限的“解放”，反映到女性题材的文本中，就是她们不甘心屈从家长安排的命运，开始追求人格的独立和以感情为基础的婚姻。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便是《西厢记》中的莺莺。她结束了兰芝为代表的旧时代，开创了人类生活的新阶段：感情的产生从婚后提前到了婚前，莺莺开始追求自由恋爱、自主婚姻了。这使她以鲜活的艺术生命力，奠定了自己在文学史上的意义。
莺莺不再像兰芝那样忠于婚姻，而是一个憧憬、追求爱情的少女。她本由父母做主许配给门当户对的郑尚书之子郑恒。郑恒是母亲的侄子，作为亲戚，莺莺必然知道一些郑恒的人品、才气等，她对这位父母选择的对象很不满意，渴望寻找一个自己喜欢的人。为此她与贫寒的张生佛殿相逢、一见钟情，甚至私自结合。这里，感情的发展是自然而然的，爱情的召唤已胜过了封建礼教的束缚、门第观念的羁绊。同时还冲破了与郑恒的包办婚约，从而否定了“从一而终”、“父母之命”的封建秩序——这是莺莺对兰芝的巨大突破。虽然崔张感情的产生是“一见倾心”式的，但这种感情是发自内心的选择，是真情实感的流露。这样崔张自由选择的爱情便和男女授受不亲”的礼教，“父母之命”的婚姻秩序发生了难以避免的冲突。众所周知，莺莺从小接受的是传统文化的教育，而我国传统的文化思想充满了礼的说教。文化程度越高的人，受礼教的影响也就越深。因此，对莺莺来说，要争取恋爱自由、婚姻自主，就必然和自己思想中的传统观念发生一定的冲突。表现在言行上就难免有矛盾、作假、犹豫甚至反复。“赖简”一折是最有力的证明。在母亲赖婚之后，莺莺一方面因为母亲拆散他们而内心不满，另一方面又怕母亲而不敢行动。但心里不由自主地思念张生，她求丫头红娘去张生处问病，看到张生回信却向红娘发脾气。她用诗约张生月夜相会，张应约前来，她不但不认账，还把张教训了一顿。经过几次反复之后，莺莺终于冲破了封建意识的束缚，和张私自结合。像莺莺这样违背“父母之命”，追求以爱情为基础的幸福婚姻的女性，与以前的女性相比较，无疑是前进了一步。恩格斯说过，“由爱情而结合的婚姻被宣布为人的权利”。莺莺正是在争取人的权利的过程中，显示了她超越前辈的性格力量。不过，促成崔张结合的关键人物是丫鬟红娘。另外，莺莺的反抗也是不彻底的，当母亲逼张赶考时，她只是内心不满，并没有公开反对，因为她渴望母亲对张生的认可。她虽然对科举功名表示了蔑视：“但得一个并头莲，煞强如状元及第。”但并未排除“将相出寒门”的想法，何况“一举及第”、夫荣妻贵也是莺莺对张生的期望。这些都反映了莺莺的妥协和对男性的依附。试想，如果张生金榜无名，不仅相国夫人不会认同这门婚姻，张也无颜返回成亲，他曾发誓“金榜无名誓不归”，这样“皆大欢喜”必将成为泡影。如果说王实甫的创作旨意在于对封建礼教的突破，表现“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理想，那么张生在科举上的成功可视为作者突破礼教大门的敲门砖。在当时力图打开礼教大门也许只能以礼教本身的准绳和尺度去叩击，所以我们发现莺莺的反抗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传统，在一定程度上又囿于传统。
三、为情而死又为情而生的杜丽娘
崔莺莺之后对女性形象有所突破的，应是明代汤显祖在《牡丹亭》中塑造的杜丽娘。她为追求痴心的爱情和理想的生活，所经历的梦幻生死的故事，是那么奇特浪漫，深刻感人。
当然这并非作者的奇思遐想，而是来自人们对青春的珍惜和对女性的同情。明中叶以后，一方面是上层社会的寻欢作乐，纵欲无度；另一方面是以男权为中心的统治阶层对女性的严厉禁锢，特别是在“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教条倡导下，思想禁锢达到了骇人的程度。统治者在用程朱理学禁锢女性的同时，又用太后、皇妃的《女鉴》、《内则》和《女训》来教育女性。而最为直接、生动、具有强烈教育意义的举措便是大量树立贞节牌坊。与此同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出现了一些关注和同情女性的有识男性，他们反对封建桎梏对女性的束缚，谴责传统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宣扬婚姻自主。李贽就热情称赞卓文君和司马相如的自主行动，并赞赏侠女红拂的私奔之法：“奇！这是千古来第一嫁法。”之后，谭元春也肯定地说：“文君奔相如是上上妙策”。丽娘就是这种新旧思想意识交替时期的形象。
与莺莺不同，丽娘从小被禁锢在深闺之中，按照封建淑女的模式来培养。她不能擅自出入，甚至白天打瞌睡，衣服上刺绣成对的花鸟，都要受到父母的斥责。可怜她长到如花岁月竟不知道家中有一座风景优美的后花园。为了把女儿培养成标准的淑女，杜宝聘请了腐儒陈最良做家教，想从儒教经典方面进一步约束丽娘的身心，使她具备“后妃之德”。而聪慧过人的丽娘却违背了封建教育的常规，按照自己的感受理解作品。她认为《诗经·关雎》不是歌咏后妃之德的，而是礼赞自由相亲的鸟儿、浪漫结对的君子和淑女，可以说，《关雎》唤起了她的初步觉醒，对所处环境的不满：“关了的雎鸠，尚然有洲渚之兴，可以人而不如鸟乎？”接着与丫鬟春香到后花园游玩。姹紫嫣红、群鸟争鸣的春光，使她感到青春的美好和短暂，联想春花秋月中才子佳人成就佳偶的故事，想想自己，不禁感叹：“年已及笄，不得早成佳配，诚为虚度青春，光阴如过隙耳！”对“佳配”的渴望困扰着丽娘的身心，使她梦到一位书生对其爱抚的情景。甜蜜的梦境令她眷恋和神往，甚至在梦醒之后公然违背母亲的禁令，来到太湖石畔寻梦。她那番“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遂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的感叹，正是礼教束缚下的女性对恋爱自由、个性解放的强烈呼唤！但梦境再美，毕竟是虚幻的，于是她竟死于寻梦觅爱的徒然渴望中。而丽娘的可贵之处不仅在于她为情而死，还表现在死后面对阎王据理力争，对抗梦梅一往情深，为情而生，更表现在金銮殿上的大胆抗争，当皇帝用“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则国人父母皆贱之”的封建教条指责她时，她理直气壮地回答“保亲的是母丧门”，“送亲的是女夜叉”。当父亲要她离开柳梦梅才肯认她时，她毫不犹豫地表示了追求爱情的决心，使皇帝也为之感动，以至亲自主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