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泡沫事件是英国在1720年春天到秋天之间发生的一次经济泡沫，它与密西西比泡沫事件、郁金香狂热并称欧洲早期“三大经济泡沫”。这次事件是英国金融史上的一个插曲，它充分暴露了金融市场发展进程中的投机和舞弊行为，致使英国金融业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处于停滞阶段。从本质上看，南海经济泡沫就是一场官商勾结的大赌局。
南海经济泡沫事件与英国国债危机有莫大关联，其罪魁祸首为南海公司，这是一家与王室、贵族有着亲密关系的特权公司。此前，在围绕争夺西班牙王位继承权而爆发的战争中，英国政府共发行了近950万镑的公债，巨大的债务利息让英国政府背上了沉重的财政包袱。为了维护债务信用，英国政府打算通过发行公司股票的方式来兑现到期公债，并将公债持有人变成公司股东，以此来缓解资金困难。1711年，英国首相罗伯特·哈利（Robert Harley）接受约翰·布朗特（John Blunt）和威廉·巴特森（William Buttson）的建议，说服议会建立南海公司以认购政府债务。南海公司成立初期，便认购了总价值近1000万英镑的政府债券，作为回报，英国政府对该公司经营的酒、醋、烟草等商品实行了永久性退税政策，并给予其对南海（即南美洲）的贸易垄断权。
1720年，约翰·布朗特又向财政部提出所谓的“南海计划”，计划的主要内容是，由南海公司接手英国政府的全部负债，总值约为3000万镑，而作为回报，南海公司将获得政府在1727年以前5%以及此后4%的利息收入。同时，南海公司还将付给政府350万镑的资金。这一计划的目的在于使各种债务单一化，以更有效转移英国的财政负担。随后，“南海计划”经议会讨论通过，并于4月7日由国王批准执行。
“南海计划”对政府与南海公司自身来说，都有极大好处。原本英国政府背负沉重的财政包袱，现在经南海公司换取国债后，利率得以下调，使政府财政压力舒缓。另一方面，政府又可从南海公司取得一笔可观的收入。对南海公司而言，由于其股价在当时大受追捧，公司可趁机以远远高于面值的股票换取回报稳定的国债，变相赚取丰厚利润。此外，南海公司还可每年从政府赚取稳定的债息。
为了让民众尽快接受这种换股形式，英国贵族与银行家串谋起来，鼓吹南海公司在南美洲的优良业绩，以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参与其中。当时英国私人资本不断集聚，投资机会却相应不足，造成大量资金处于闲置状态，所以有越来越多的民众开始认购南海公司股票。不仅如此，英国政府还宣布南海公司管理者为国家的有功之臣，甚至对他们封爵，以显示南海公司与政府的紧密关系。有政府做后台，南海公司股票怎能不火。由于投资者踊跃购买，南海股票供不应求，公司股票价格狂升不止。
面对南海股价的狂涨行情，英国当局当然非常高兴。由于南海公司与英国负债相挂钩，所以这只股票行情越火，也就意味着英国政府财政压力就越轻。随着股价的上涨，英国贵族和政府官员渐渐尝到了甜头，他们也开始竞相购买南海股票，其中包括半数以上的参众议员，就连国王也禁不住诱惑，认购了价值10万英镑的股票。截至1720年5月23日，股价由1719年每股126镑，飞升至500镑。6月2日，股价已涨到了每股890镑。而到了6月底，股价竟狂涨至2000镑。
在南海公司股票疯涨效应的带动下，英国伦敦出现了全民炒股的狂潮。贵族、商人、乡绅、法官、教士以及各阶层的妇女等，都开始竞相争购各种股票。有人曾这样形容道：“政治家忘记政治，律师放弃打官司，医生丢弃病人，店主关闭铺子，牧师离开圣坛，就连贵妇也放下了高傲和虚荣。”当时，英国的股票交易只是在一条小巷的一家交易所和两家咖啡馆中进行，而此时在这条不大的小巷里，每天都是人头攒动，空气中夹杂着各种令人狂热的气息。为了促销股票，南海公司又向有意购买股票的人士大举借贷，让他们有能力购买大手股票，然后再由他们分期摊还贷款。渐渐地，社会上已兴起了一股“南海热”，涌现出一大批与“南海”相关的新名词，例如“南海服饰”、“南海马车”、“南海钻石”、“南海仆役”等。这时候，各种时髦货无不以“南海”命名，否则便会遭到顾客的冷遇。此时民众对南海公司股票已达到了癫狂的程度。
南海效应也引发了创办新公司的热潮，各种莫名其妙的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但其中大多数是子虚乌有的泡沫公司，其公开业务往往也是荒诞离奇的，如以铅炼金，镇压海盗，承办葬礼，发明永动机，建立私生子养育院以及培育体躯庞大的西班牙驴马等。许多投机家通过建立泡沫公司，浑水摸鱼，推动公司股价上涨而赚取暴利。如此一来，在庄家和赌徒的推动下，整个伦敦股市已成为一个巨大的金融赌场，股票价格日日疯涨，其中包含的金融泡沫也是越来越大。
众多泡沫公司股价的疯狂上涨，引起南海公司管理者的不安，他们担心公众的钱会被截走。而根据当时法律规定，只有国王才能创造独立的公司，所以这些“泡沫公司”大多没有国王的特许状。南海公司便以此为借口，让这些公司在公众面前曝光，并通过贿赂议员等手段，推动政府于7月份颁布了《禁止泡沫公司条令》。此后，这些“泡沫公司”相继解散。
但令南海公司没有想到的是，众多公司解散消息一经传出，立即引起市场的恐慌，股民纷纷抛售手中持有的股票，造成股市狂跌不止。随后，公众的怀疑目标也蔓延到南海公司头上，公司股价也是一落千丈。到1720年9月2日，南海公司股价已降至每股700镑，13日跌至每股500镑，而到了29日，更是跌破了每股175镑。为了维持股价，南海公司宣布提高股息。但公司此时已失去了民众的信任，股价仍持续下降态势。12月12日，南海公司股价已降至每股128镑。此时，许多高价购买南海公司股票的人，都遭受了巨额损失。整个英格兰经济也陷入了崩溃的边缘。
面对巨额损失，愤怒的民众要求严惩这些卑鄙的投机者。在他们的强大压力下，英格兰当局被迫成立调查委员会，对南海公司内部管理层进行彻查。随后，南海公司的许多重要职员都被传唤到议会下院法庭，接受调查。经过审理，调查委员会揭露了南海公司包括贿赂、欺诈在内的许多丑恶行径，有不少的政府官员被牵扯其中，而这些人都受到了严厉的惩处，例如财政部长伊斯拉比（Eisrabi）被议会除名，其财产被没收，并关押于伦敦塔；南海公司发起人之一——约翰·布朗特被没收全部财产；公司部分董事被处以巨额罚款，情节恶劣的还被送入监狱服刑。到此为止，南海经济泡沫事件算是画上了一个句号。
如今看来，南海泡沫就是政治家和银行家联合开设的一场大赌局。虽然他们的初衷是为了减轻英国政府财务负担，但随着事态的发展，这些人已被贪婪占据了内心。为了掠夺财富，他们通过花言巧语、尔虞我诈，将社会各阶层人士骗到局中，肆意在其中挥霍钱财。最终，多数人成为金融势力下悲惨的牺牲品。
南海经济泡沫的破灭，使得英国遭受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并沉重打击了刚刚建立不久的股份制度和近代金融体系。此后，英格兰经历一段大萧条时期。这次危机对英格兰银行的危害最大。南海公司与英格兰银行分别为英国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象征，他们之间既存在矛盾又有着密切的联系。南海公司与英格兰银行曾争夺过处理政府债券的特权，在南海公司兴旺时期，英格兰银行又试图趁机插入，而这使得英格兰银行不可避免地卷入到这场危机中。
当时，在罗伯特·沃尔波尔（Robert Walpole）的协调下，英格兰银行承诺接受南海公司350万镑的公司债券，却在事后背信弃义，最终免于同归于尽的下场。尽管南海公司和英格兰银行都在这场危急中幸存下来，却使得刚刚建立起来的股份制度和金融制度损失惨重，特别是股份制的发展，差不多推迟了一个世纪。此外，政府出于经济和政治方面的考虑，也颁布法律，禁止股票投机活动，并限制股份公司的创立，从而影响了股份制的发展，使得人们对参与股份公司谈虎色变。
日本遭遇政治庄家与金融赌徒的联合绞杀
日本复兴让美国人“不爽”
日本与美元的汇率是个不容忽视的大问题，对双方贸易的影响巨大，日方对此必须采取有效的措施。
——美国前国务卿乔治·舒尔茨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上的溃败，使得日本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粮食缺乏、居民失业、厂房倒闭；美国军队的入驻，又让日本成为一个失去了诸多主权的“被保护国”。这一切都表明，无论从经济上还是从政治上来说，日本都被彻底击败了。
然而，日本并没有就此倒下。二战后，美国忙于同苏联对抗，对日本一直采取扶持政策。在美国的支持下，日本进行了农地、军阀、劳动和教育等方面的一系列民主改革。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为正在复苏中的日本经济提供了动力。1952年，日本经济已恢复到战前的水平。期间，日本与美国签订了《旧金山条约》，实现了国家独立的目标。一年后，日本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并于1955年加入关贸总协定，成为世界重要的经济体。
自1955年开始，日本进入了经济高速发展时期。日本借助美国扶植“反共堡垒”的战略意图，在军事上依附美国的同时，又在经济上免费搭便车，军费负担一直小于国民生产总值。1972年，日本经济年增长率达到93%，成为当时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此时，日本的汽车、电子和钢铁等工业成为世界工业的翘楚，日本经济模式也成为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典范。
虽然美国一直在背后支持日本复兴，但当日本经济迅猛发展，以至于损害到美国自身利益的时候，美国就无法容忍日本这种无限制地搭便车了。面对日本咄咄逼人的出口攻势，尤其是已威胁到一直令美国人引以为豪的高技术领域时，美国国内企业界便将矛头指向了被人为扭曲的汇率政策，他们认为是日元的人为贬值造成美国产品竞争力的下降。美国曾有官员表示：“即便是美国在经济上还能容忍对日本的庞大赤字，在政治上也变得忍无可忍了。”
当时美国在“里根主义”的指导下，为复活“强大美国”而采取强势美元、扩张性财政、减税刺激消费、增加军事预算等政策，使得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急剧扩大。仅1983~1984年的一年时间内，美国贸易赤字就从原先的600亿美元上升至1000亿美元，而财政赤字已升至1000亿美元。根据《日本通商白皮书》的资料显示，在1981~1987年的6年间，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正在逐渐加大，截至1987年，双方间的贸易差已超过500亿美元。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政府不得不开始考虑采取措施来改变这种情况。美国人对日本的经济战争就此拉开了序幕。
1983年10月，美国财政部长唐纳德·里甘在致函日本大藏省大臣竹下登时表示：“由于日元被低估，以及日本对美国贸易顺差的不断扩大，在美国国内形成了强大的批判浪潮和保护主义的巨大压力……如果希望美国政府尽力阻止那些试图把日本的产品和服务赶出美国市场的企图，那么日本方面有必要在金融市场的开放和日元的国际化问题上采取强有力且大胆的行动。”面对美国政府的指责，日本方面却认为，日本与美国的汇率问题并非是日本的“人为操作”造成的，而是归咎于美国的高利率政策。同年11月，日本首相中曾根对到访的美国总统里根表示：“日元和美元的汇率与美国财政部的利率有密切的关系，美元因美国的高利率政策而变得非常强势，希望美国方面在降低利率上多做努力。”随后，里根总统抬出了“国会保护主义”的观点，希望美日双方在汇率、日本资本市场开放及美国企业进入日本市场等方面加强磋商和合作。
在1973年以前，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主导下，西方主要国家实行本币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制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负责协调双边汇率问题。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西方各国的国际货币政策又遵照牙买加体系执行。在牙买加体系下，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货币问题，尤其是多边汇率政策问题，主要通过七国首脑会议或七个财长会议的形式来协调解决。
1975年，七国首脑便在法国朗布依埃举行第一次会议，然而这次会议主要强调各国内部事务管理的重要性，没有讨论国际经济协调问题。在1978年的德国伯恩会议上，与会的七国领导第一次提出七国政府应该联合行动，共同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带动世界经济复苏，这标志着国际经济协调的真正开始。1982年，美、英、德、法、日五国财长和央行行长在法国凡尔赛举行会议，形成五国财长会议制度。1986年，随着加拿大与意大利的加入，“七国峰会”终成定局。由于七国会议是采取非公开的方式进行，因此它被金融人士称为“货币黑帮的秘密会议”。
随着自身经济实力的增强，日本开始逐步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积极寻求一个经济大国的政治地位，而这与之前的行为形成鲜明的对比。在1983年以前，日本参加“七国峰会”明显的特点是消极被动，非常低调，盲目追随美国霸权，曲意迎合西方盟友的要求等。正如基辛格所说的那样，早期日本首相在“七国峰会”上基本是“装聋作哑”，“很少讲话，有时甚至在打瞌睡”。然而随着自身实力的明显增强，日本国内开始出现了“日本只有争取成为与其经济实力相适应的政治大国，直接参与解决国际重大问题，才能更有效地保持和发展日本的经济优势，才能成为真正的世界大国”的论调。人有钱了，腰杆就硬了，而一个国家也是这样，日本开始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国际事务当中。
1983年5月28日，七国集团在美国威廉斯堡举行第九次首脑会议。日本首相中曾根在与会前表示，这次会议“比以往任何一次首脑会议都重要”，是“世界经济复苏的里程碑”，日本代表团“要为它的成功尽微薄之力”。当时，中曾根刚刚结束对韩国、东盟国家的访问，信心和劲头十足，而他这次出席会议，似乎就代表了整个亚洲各国的心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