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地善良的父母，经常接济一些逃荒的饥民。1960年至1978年的那个年月，乡村不叫乡村，叫人民公社，叫生产大队、生产小队，也就是现在的乡镇、村、组等名称。农村是公有化大集体，所有的土地都是国家和集体所有，没有私人的，所以谁都不敢乱开垦土地，所有的农村都还比较原始，比较落后，都是传统上的农耕时代，没有什么机械，水土保持着良好的原始生态，没有什么污染。
由于当时多方面的原因，物资上比较匮乏。既有政治原因，也有历史原因，同时也有社会原因，造成当时贫困的原因是个必然的因素，是当时的天时地理人为决定了的，符合当时的客观存在，不是那个人能改变和决定的。
记得那个年月经常闹饥荒，很多农户一到年关就会缺粮断米，过年的时候，真有点饥寒交迫的景象，虽然家家户户操办着过年的喜庆，但家家户户都显得有些捉襟见肘，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尴尬。经常有操着外地口音的饥民，我们称其为叫花子，要饭的，就是我们再为难，也会施舍接济他们，给他们一口饭，或者是一口米，有时是有什么就给点什么。
好在我们田地里的庄稼还比较争气，不用化肥农药，年年长势都是非常的好，收成也不错。可是粮食大部分都要上缴公粮，留下的所剩无几，根本不够一年的口粮。
好在我们菜园里的蔬菜也和庄稼一样，自然生长得好好的。所以冬天家家户户要储藏大量的萝卜白菜土豆等越冬的菜，条件稍好点的都要淹制一些鸡鸭鱼肉。
野外的湖区还有很多莲藕、篙笋之类的食物可以补充，沟渠水凼里也是到处都可以弄到鱼虾，我经常到湖区去挖莲藕，打鱼摸虾。篓子里总是有很多的收获，这些都是今天的野味佳肴了。
我清晰的记得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父亲带着几个工匠艺人住进我家堂屋，烧上木材烤火取暖，那几个工匠艺人就是几个流浪的外地饥民，衣衫褴褛，抖抖瑟瑟，看着格外可怜。父亲一边交代母亲给他们做饭，一边忙着热情招待他们，和他们一起聊天拉家常，晚上让他们和我们全家在一起吃饭。可是没有想到，那几个流浪的外地饥民竟然在下半夜，趁我们已经熟睡，把我们家堂屋里越冬储存的所有大白菜偷得是一干二净，一颗也没有留下。因为那晚他们闹得很晚，父亲一直陪着他们很晚，所以下半夜父母就睡着了。等到天亮，那些人早已无影无踪了。这可是我们全家一个冬季的蔬菜啊，那年我们家只好到亲戚乡邻家拿些大白菜来度日了。就是发生了这样事情，父母亲仍然教育我们要有善心，不要善小而不为，不要恶小而为之。父母给我们说，他们也是穷才做这样的事，但这种行为不好，人穷不能志短，人穷要发奋图强，要勤俭持家。
父母经常教育我们要舍得施舍，平时有行乞的来都叫我们尽力施舍一点。尽管我们的生活过得十分的拮据，有时也要靠赊借来度日，但我们还是要接济那些乞讨的人。
那个年代家家都不宽裕，都是你帮衬着我，我帮衬着你，乡亲邻里有什么东西互相借着。有借有还，借的是人情，还的也是人情。由于整个社会经济都不景气，国民生活水平都不高，日子过得是缝缝补补，当时提倡，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勤俭节约，集体大锅饭。
我觉得搞不懂的是，解放后，人民翻身作了国家的主人，劳动积极性空前高涨，为什么日子还是过得这么的艰难。那时人们也在天天没日没夜的勤扒苦做，为什么生产的粮食就不够吃呢，什么都是计划的，吃粮要粮票，穿衣要布票。买卖什么都要票证，凭指令计划领票购销，城市吃粮食是按户口本分配的，农村是先上缴公粮，不够吃再向国家申请领救济粮，年年粮食争产丰收，年年上缴任务增加，年年申请吃返销粮。种粮食的还没有粮食吃，还要靠吃救济，所以当时农村人们最大的愿望是跳出“农门”，梦想着进城能改变人生的命运，能像城里人一样，吃上商品粮，端上铁饭碗。
思来想去，可能还是当时计划经济的体制原因所造成的，特别是阶级斗争为纲和政治运动，对经济建设的影响现在看来是非常明显的，饥荒是人为所制。在人定胜天的口号声中，我们忘记了尊重客观现实，一味的强调主观意识，不懂得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
这是一个特别的时期，它有太多的记忆，我不知道如何来概括这个时期，我只知道这个时期的日子过得十分艰难，但人们总有种信念支撑着，正是有美好的远景在激励着，才克服了重重艰难困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