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殖民初期，应该先考察当地出产什么天然资源，如一些野生食物：栗子、胡桃、菠萝、橄榄、枣椰、梅子、樱桃和野蜂蜜，等等，并对这些食物加以利用。接下来，应该考虑在当地种植生长周期较短的一年生作物或蔬菜，如欧洲萝卜、胡萝卜、芜菁、洋葱、四季萝卜、洋蓟和玉米，等等。至于小麦、大麦和燕麦，它们种植起来费工太多；但不妨先种些豌豆和蚕豆，一则它们费工少，二则它们既可做主食又可做副食。此外，稻谷也生长极快，产量又高，而且还是一种主食。不过，最关键的是要运去足够的饼干、燕麦片、面粉和玉米粉等食物，在当地生产出面包之前它们是不能断的。至于家畜家禽，应该选择那些既不易生病又繁殖较快的，如猪、羊、鸡、鹅、火鸡和家鸽，等等。
殖民地初期的食品消耗，应该跟围城中的情形一样，即实行定量消费。可以把菜园和玉米地出产的大部分作为公共储备，并善加储存，然后按计划比例予以分配，上述园地不包括个人为自家用度而私自开垦耕种的零星土地。同时，要及时开发适于殖民地土壤生长的经济作物，以便在某种程度上减轻殖民地的负担，但决不能像前文所说的那样急功近利，从而不合时宜地损害主业。例如，在弗吉尼亚种植烟草，结果正是那样[7]。殖民地往往都有丰富的森林资源，故木材可作为一种经济产品；如果森林茂密处有铁矿和适宜建厂的河流，炼铁也不失为一种经济产业；在气候允许的海岸，可以尝试生产食盐；任何纤维作物都有潜在的开发价值；松杉茂密的地方不会缺乏树脂和焦油；药材和月桂都可以产生极大利润[8]。另外，白蜡树和其他物产也有开发价值。要注意的是，尽管这些都有利可图，但没必要将人力全部集中于此，如果因此忽视粮食生产，就会造成食物短缺。
说到殖民地的行政管理，应该由一人总督，若干顾问辅之，而且应授权殖民地政府在一定范围内实行军事管制。尤其重要的是，要让移民们获得身居旷野的那种益处，让他们觉得上帝及其佑助每时每刻都在自己身旁[9]。
殖民地的管理不要过多地依赖母国的受托管理人和特许承包人，这种人的数量要有所限制，而且最好是贵族缙绅而不是商人，因为商人总是只在意眼前的利益。
在殖民地没有巩固时，不要对其征收关税，而且除因特殊的安全原因外，应该鼓励殖民地将产品出口到任何利润最高的地方。为避免殖民地人满为患，不要急着一批接一批地送去移民，而应根据其人员增减情况按比例进行补充。总之，殖民地人口数量应该遵循人人都能安居的原则，要避免让他们因人口过多而陷入贫困。
有些移民区建在海岸河滨的沼泽地带，其恶劣的环境对移民的健康有很大危害。所以，尽管选择低地有益于交通、运输，但从长远来看，还是应该把居所建在高处。储备足够的食盐同样关系到移民的健康，而且，在必要时期还能用其腌制食物。
如果殖民地内有土著居民，最好不要只用华而不实的小玩意儿来糊弄他们，而应该在充分防范的前提下待之以公平与友好。不要为讨好他们而助其侵犯他们的敌人，但是，帮助他们抵御入侵则不为过。此外，要经常选送一些土著到殖民地之母国，让他们亲眼见证一种更美好的生活环境，以便他们回去后现身说法。
等殖民地基础巩固之后，就可以不仅接纳男丁，也能接纳妇女，让移民在当地繁衍生息，这样就不用一直从母国补充了。世间最大的罪恶就是抛弃正在发展的殖民地，因为那不仅是一个国家的耻辱，而且还会葬送掉许多可怜的移民。
谈强国之道——军事的强大不取决于数量，而取决于质量
在一次宴会上，有人邀请雅典政治家塞米斯托克里弹奏一曲。他说：“我不精于琴道。我只知如何使一个小邦变成强国。”[10]作为雅典的执政官，此人向来以咄咄逼人、骄傲不逊而著称，但他这句话，却完全可以作为评判政治家的尺度。
借助这个尺度，我们可以衡量一下历代的治国者。按照塞米斯托克里的说法，治国者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善于把弱邦变成强国，但不会弹琴；二是，精于琴艺之术，但不善于把弱邦变成强国。不仅如此，那些精通琴艺的治国者，通常还具有一种相反的才能，就是把一个繁荣兴旺的强国带向衰败和毁灭。有许多拥有权位的人，媚上欺下，只精通弹琴一类的雕虫小技，却无治国兴民之策。这种欺世盗名之徒，被人们恰如其分地称为“弄琴者”。尽管他们善于在大庭广众之下哗众取宠，但对于治国经邦来说却毫无裨益。还有一种政治家，守成有余却无创业之能，这种平庸之辈也是不足为道的。
一般来说，官员应该勤勉清廉，善于为君主补缺拾遗。当然，仅仅依靠这种勤政之术，是无法领导一个国家走向伟大富强的。我们所应该探讨的，是任何伟大的政治家都在关注的强国之道。对于雄才大略的君主来说，有个问题是最值得认真思考的，那就是如何才能做到既有所作为而又不好大喜功。
每个国家的疆域都有一个限度，其财政收入也是有限的。至于人口数量，可以用数字来统计；而大小城镇，均可以见之于地图。然而，尽管如此，在政治中最难做的计算，却正是对一个国家的实力进行评估。
我们知道，基督并没有把天国比作一个巨大的果实，而是比作一粒小小的芥籽。但是，就是这样一粒不平凡的芥籽，只要播种就能繁殖，并且能带来满仓的收获。同样，观察一个国家的实力也可以借用这个观点。
有些国家看似庞大，其实内部已然衰朽；有些国家看似弱小，却正在迅速发展壮大。
国家的强弱，跟它拥有多少高墙、坚垒、大炮、火药、战车及骏马并没有太多关系。从根本上说，只有国民精神强悍英武，国势才能久盛不衰。否则，即便有强大的武备，也不过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罢了。罗马诗人维吉尔说过：“狼并不介意自己所面对的羊究竟是一只还是一群。”在阿比拉之战中，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所面对的波斯军队浩如人海，以致连他的战将也感到恐慌，因而建议将作战计划改为夜袭，但亚历山大却说：“我从来不用偷偷摸摸的方法获得胜利。”结果，他纵兵入阵，轻而易举地以少胜多。而相反的事实是，亚美尼亚国王提格尼斯跟罗马军团对阵，当他发现敌人只有1.4万人，而自己却有大军40万时，不禁讽刺道：“这么一点敌人，作为一个来求降的使团，人数未免太多；但作为一支来打仗的军队，人数又未免太少。”然而，战斗还未进行到日落时节，他的军队就被打得溃不成军了。历史上的这类事例不胜枚举。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军事的强大不取决于数量，而取决于质量。军心与士气是最为重要的。
俗话说：“金钱是战争的肌肉。”然而，假如这肌肉并不是生长在一个健康的人体上，那也只不过是一堆烂肉罢了。当利底亚国王克里沙斯向雅典政治家梭伦[11]炫耀他的财富时，梭伦说：“陛下，这些财富并没有主人，只有强者能决定它的归属。”所以，治国者应该懂得，数量庞大的军队和财富都并不可恃。至于那些花钱雇来的军队，就更不靠谱了。
假如一个国家的人民负担着太重的苛捐杂税，那这个国家也不会拥有勇敢尚武的军队。负重的驴子如何能与剽悍的雄狮相提并论呢？但是，人民自愿捐纳所得税的国家就不同了，最起码人心不会散，荷兰和英国就是这一类国家。但尽管如此，军费负担过重的国家，也是强大不起来的。
如果想让国力强盛，还应该抑制贵族和食利者的发展，不要让这两个阶级发展太快。否则，就会出现本末倒置的情况，农民与工匠的成果，将全部被他们吞食消耗掉；这也正像树林中的情况一样，那种高大的乔木之下，几乎无法繁生出灌木。比如，英国和法国的对比，就土地和人口来说，英国都次于法国，然而，在历次战争中，英国的军队却能一再胜出。原因很简单，英国人民的素质高于法国，英国士兵主要来自于自由的中产阶级，而法国士兵则主要来自于贫贱的农奴。就这一点来说，我们必须要感谢英王亨利七世及他所实施的那种有远见的政策。他实行了限田和均田的农业政策，限制对土地的兼并，使豪强无法壮大，两极分化不致过分尖锐，从而达到了维吉尔所形容的古意大利的境界：
“一个田地丰饶、士卒强盛的伟大帝国。”
此外，还有一点也是不容忽视的，据我所知，这种情况似乎仅存在于英国、波兰，即我们的国家不存在奴隶制。就连贵族仆役，在身份上也是享有自由权的公民。由自由人组成的军队，其战斗意志——即捍卫自由的意志，是非常强烈的。
据说，巴比伦王尼布甲曾梦见一棵君主之树，其根脉强壮无比，以致枝叶不管长得多大仍然可以支撑。这是一个好梦，它的寓意是：就算是一个小国，假如具有开放的心态和兼容并蓄的国策，善于不断从外部吸取人员和文化上的精英，那它也一定会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帝国。反之，就很难得到生存和发展。斯巴达人对于外邦人入籍控制得最严，因此他们能把自己的城邦建设的坚不可摧，但当他们面临必须向外开拓的局面时，其根脉无法支撑新长出的枝叶，所以会在短时间内土崩瓦解。
历史上，罗马是最乐于向世界开放的一个城邦。罗马人愿意把公民权授予一切愿意归顺和定居于罗马城的人，而根本不考虑他们之前属于哪个国度。不仅如此，他们还允许这些外籍公民享有跟罗马人一样的权利——不仅享有贸易权、婚嫁权、继承权，而且还享有选举权和担任公职权。罗马人除了将这种权利授予个人之外，还将它授予家族、城郊，甚至一个国家[12]。同时，罗马人把自身视为世界的公民，他们从未停止向外扩张、拓展和移民。于是，罗马开始不断向世界化发展——一方面是罗马走向世界，另一方面是世界融入罗马。这也正是罗马可以从一个刚开始的小邦，迅速成长为称霸一方的强大帝国的原因。
近代历史上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形。我常常感到惊诧，那么少的西班牙人为什么能建立如此庞大的海外殖民地呢？这种局面又是如何形成的呢？我想可能是因为他们吸取了罗马人的经验。尽管他们没有采用允许外邦人自由入籍的政策，但在他们的军团中，外籍士兵的待遇却和本国人无异。而且，他们不仅使用外籍士兵，还聘用一些外籍军人担任高级指挥官。于是，他们本国人力资源不足的情况得以改善。
制作工场中的生产和劳作，在本质上不同于军事活动。一般来说，尚武好战的民族通常在生产上比较懒惰，他们不喜欢从事劳动，但热衷于冒险。因此，古代的斯巴达、雅典、罗马等国家，都蓄养奴隶从事劳作。但是，奴隶制跟基督教精神是相悖的，因此这种制度如今已不能再推行。取而代之的办法，就是把大部分工作交付给用钱招来的外籍工人。尤其是那些繁重低下的工作，如耕作、仆役以及铁匠活、泥瓦匠活和木匠活等。这样，武士就可以成为专职军人了。
假如一个国家想真正强大起来，就必须致力于加强国防和军备建设。其实，我前面所讨论的，都不过是一些需要的条件和准备。因为如果没有目的和行动，条件和准备也会毫无意义。据说，罗马城的始祖罗慕洛临终前留给罗马人的遗言就是：不断加强实力，让罗马成为一个世界帝国。善战的斯巴达国家的全部组织结构也都以成为军事霸主为目标，尽管组织也有不完善之处。在一段较短的时期里，波斯国和马其顿国也曾成为军事强国。高卢人、日耳曼人、哥特人、撒克逊人、诺曼人也都曾有过类似的情形。直到今天，土耳其人仍然具有这种梦想，只是不具备这样的实力罢了。欧洲今天的诸多基督教国度中，实行这种军国政策的只有西班牙一国。作为一个依靠武力成为强国的国家，最担心的就是武力衰败，因为那会直接导致国势的衰落。
与此相关的另一点是，假如发动战争，一定要在宪法和政策上有正当的根据。因为与生俱备的正义感和同情心，人们只乐于支持和参与那种有合理目标的战争。如果真的没有正当的理由，最起码也要找一个合适的借口。土耳其人对外发动战争，就常以传播他们所信仰的宗教当幌子；罗马人不断对外进行领土扩张，但他们却从不说自己的目的是侵占领土。就发动战争的理由来说，像本国的领土受到威胁，商人或使节遭受非礼等都是可以利用的借口。此外，同盟国所受到的侵犯或威胁、也可以用作开战的借口。罗马人就经常这样做，他们非常乐于援助那些跟自己结盟的国家，并且从不让其他盟友抢得先机。然而，对别国内部的党派争斗进行武力干涉，要找到正当理由可不容易，如罗马人为支援希腊殖民地独立，而对希腊人发动的战争；斯巴达人与雅典人为在希腊推行寡头政治或民主政治而进行的战争，等等。总之，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如果想要强大起来，就要在有理由的时候对别国奋起出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