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走了，那是三年前的5月14日，他走完了属于他的88个春秋。春夏交替的5月，盐池大地才露春色，但祖坟所在的这片山坳里已
是绿草如茵，黄花遍地。父亲的墓碑醒目地立于绿草鲜花之中。面对精心雕刻的碑文，我仿佛又看到了活着的父亲，轻健的身影，温和而不畏艰难、透出刚毅神色的眼睛，那两撇永远带着微笑的八字胡……
父亲生于1906年，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任盐池四区自卫军连长。盐池当时“红”、“白”斗争十分激烈，父亲就是在这种环境中为党、为人民的解放事业而奋斗着。父亲任自卫军连长时，曾冒着风险多次在敌人的眼皮底下送走向南山转移的党的领导和受伤的战士。盐池第二次失陷，父亲奉命向南山转移，在小水突遭国民党黑马队袭击。父亲临危不惧，命令大部分自卫军战士沿沟撤退，他却率领几位英勇的战士冲向沟口，用交叉火力打退敌人的进攻，然后集中火力射击敌军马群，迫使敌军撤退，掩护了自卫军安全转移。父亲被黑马队手枪连围捕，队长“康夜猫子”命父亲三天内交出所有自卫军枪支，不然要他脑袋搬家。父亲佯应交出，又乘押送士兵大意，机智脱身。父亲的被捕给家庭带来的第一个重创是大姐精神失常。那时她刚生完孩子，还在月子中，惊闻父亲被捕，受到惊吓后突然精神失常，造成终身呆痴。父亲在白色恐怖的日子里，天天躲在深深的芨芨丛中，有家不能归。就在革命处于低谷时，盐池县党的个别高层领导叛变，将盐池在籍的所有党员的名单交给白匪。盐池的党员无一幸免，全部失去与党的联系。个别领导的这一做法，连累了不少无辜的干部，父亲也背上了沉重的负担，但父亲为党工作的决心始终没有动摇。在最黑暗的三年中，父亲又秘密地接受了党的任务，担负起所在乡党的工作。解放宁夏时，父亲受命将上万吨粮食运往战区，路遇风寒，心脏病突发，几乎丧生。
解放后，父亲作为一个人民公社杜员，默默地生活在农村。这时候，父亲与所有失党人员一样带着“自首变节分子”的帽子。
“文革”中的十年，父亲被逼迫写的交代材料复本几乎装满了一大箱子，这时父亲被定为“阶级异己分子”。
父亲养育着我们八个儿女。在“唯阶级论”的年代，我们有学不能上，有工不能招，有军不能参，但父亲总是鼓励我们立足农村，好好劳动，锻炼改造。我这个“老八”，起初上初中、上高中、入团均被拒之门外，好在我运气好，遇到了好校长、好老师，在他们的帮助下，学也上了，团也入了。对这一切父亲竟无怨言，但也不难看出，他时时流露出对儿女们的歉意。
父亲一生乐观风趣。我上高中时，家中搜遍箱角，只有十元钱，父亲乐呵呵地让我好好读书，说钱会有的。记得是个早晨，我醒来后，父亲不见了，母亲告诉我，父亲一早就背着猎枪出去了。当我和同学在十里外的荒野巧遇父亲时，他的枪上已挑着两只狐狸。他笑着对我说：“儿子，这钱不就来了吗。”父亲的乐观情绪时时感染着我。
父亲的人缘极好，虽然经历多次运动，但周围的群众从未整过父亲。在人们的眼里，他永远是一位很有威望的慈祥和气的老人
1978年，父亲被改定为“既往不咎”。
1984年，父亲迎来了他一生中最光辉的一天，他恢复了党籍。这一天，从不沾酒的父亲破天荒喝了两大杯酒，他自豪地向我们宣布：“我知道党不会忘记我的，我再也不会影响你们的前程了！”这是父亲几十年来积压在心头终于有机会说出来的话。这一天，我们全家几十口人拥着父亲兴高采烈俨然似过年一样。从此，父亲对我们的要求更严格了，他要求我要好好为党工作。父亲患病去世的前几天，我回去看他，他已是一息尚存，但仍用微弱的声音责备我不要回来太勤，不要影响了工作。
父亲走了，但他对党执著追求的精神，永远留在我们心中。他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虽然蒙冤几十年，但从不计较。他有着一个革命者的博大胸怀。他苦等了几十年，又重新回到了党的怀抱，这给他的一生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安息吧，父亲！
作者简介 田间，（曾用名山影、蓝石、聚石山人），宁夏盐池县人，生于1957年，务过农，教过书，现任吴忠市广播电视局党委书记、局长，吴忠市广播电视台台长、主任编辑。至今发表各类作品100余篇，策划、创作的电视纪录片《姐妹情系红庄子》荣获全国农业电影电视“神龙杯”铜奖；策划、创作的电视纪录片《西部名城———吴忠》获中央电视台最佳采访奖；散文《东行散记》和撰稿、策划、摄制的电视散文《吴忠诗话》、《盐池拾穗》、《感受农村》、《您早，吴忠》、《罗山散记》分获全国和宁夏广播电视“政府奖”、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