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叼一嘴”是罗一堂的外号，他是大巴庄生产队的一个社员。
“叼一嘴”这个外号是怎么来的呢？众说不一。比较普遍的一种说法是：大巴庄刚转初级农业社的那年，罗一堂才十八九岁，就已经长得五大三粗，虎背熊腰。他高高的额头，深深的眼窝，阔阔的嘴巴，手脚勤快，干活麻利，是农田里的一把好手。
山区的人家，种的地离家都比较远，下地干活，早饭要送到地里吃，到了秋收时节，连午饭也要往地里送。罗一堂弟兄三个，老大叫罗满堂，那时已30来岁了，因为家境不太好，还没娶上婆姨。老二从小就给远方的堂叔顶了门儿①，罗一堂算是老三。用山里人的话说，这罗一堂也是个“苦命人”儿，他八九岁上就丧了父，老妈妈已经50来岁了，还要为他们弟兄二人做饭、送饭。有时候他们哥俩不在一块干活，一个在东沟，一个去西洼，老人家一手难遮两耳风，往往是顾了给老大送饭，就把老三给“晾”起来了。山里人穷是穷，可是从来不小气，每当大家发现罗一堂的饭没送来时，就拿出一只碗来，每人夹给一筷子饭菜叫他吃。罗一堂的肚皮有良好的伸缩性，给两碗，他吃了；给他凑四碗，依然一五一十地吃下去，顶多打上两个饱嗝，肚子便舒舒服服的，从来不发生什么故障。
吃惯的嘴，跑惯的腿。时间一长，规律一掌握，罗一堂也就不劳大家动手了，吃饭的时候主动地从每个人的罐儿里夹一筷头子出来，添进自己的碗里。以后，为了节省工序，干脆把夹出来的那一筷子饭菜直接往自己的大嘴巴里一放完事。别人虽然觉得不太雅观，为了免得落个“舍不得让人吃”的“小气鬼”名声，谁也不在当面说个什么。但“叼一嘴”这个外号一传十十传百，从背地到当面，从本庄到外村渐渐传开了。日月一长，人们好像把罗一堂这个名字也忘掉了，只剩下一个“叼一嘴”。起初，罗一堂也还觉得不自在，慢慢地也就习以为常了，不论男人女人，谁喊“叼一嘴”，他都是声叫声应。偶尔有人叫上个罗一堂，倒会使他吃惊半天呢。
我熟悉“叼一嘴”，是在1964年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时候。那个运动，也算是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光我们这一个工作团，就抽调了400多名干部，一下子在一个公社铺开。工作团下面分十几个工作队，每个队下面又分好几个工作组。我被任命为一个组的组长，带着两名组员，一个算是我的秘书，一个是跟上“锻炼”的小青年积极分子，下到了大巴庄生产队。
大巴庄是一个四面环山的小村落，有20多户人家。清晨，在雄鸡的催促声中，村子里开始活跃起来。男人们甩起响鞭，吆上牛骡，到云雾缭绕的半山坡上耕地、耧地去了，女人们便在家里生火做饭，青青的炊烟从各家的垴畔②上袅袅升起。到太阳两竿子高的时候，妇女们就戴起草帽，荷上锄头，提着给男人们送饭的罐儿，也下了地。娃娃们系上红领巾，挎起书包，一蹦一跳到民办小学上课去了。整个村庄里又变得像晚上一样的安静。大多数的门都上了锁。也有的虚掩着，从屋里传出老太婆的“催眠曲”。
可真是一派太平景象！
自从我们的工作组进了村，就好像一粒石子投进了平静的湖水，激起了一圈又一圈的波纹。
按照运动的要求，我们进村最首要的工作就是“抓阶级斗争”。老实巴交的山里人，对“阶级斗争”这个概念一时还弄不清楚，我只好苦口婆心地给他们“启蒙”：“什么叫阶级斗争呢？就是我们贫下中农要和阶级敌人进行斗争，就像过去跟着八路军打马匪军、胡宗南、清乡团一样的。阶级敌人在哪里呢？就在我们这些在座的人里头暗藏着。”
“啊？”会场上的人们像被蝎子蜇了一下，惊叫起来，面面相觑。
“这有什么奇怪的呢？”我学着在整训期间见到的一个工作团团长的腔调说：“解放战争时期，我们这里是拉锯战的地方，今天白军走了，明天红军来了，这就决定了我们这个地方阶级斗争的复杂性。这里又属于边区，民主革命不彻底，土地改革走了过场，这就使得有些地主、富农漏了网。这些人留恋着他们的‘天堂’，无时无刻不在梦想着资本主义复辟。但他们今天还和我们大家坐在一起，瘙头③戴礼帽———装好人呢。”
会场里静悄悄的，一张张面孔绷得紧紧的。
“其实，这些年来，阶级敌人隐蔽在群众中间，干了大量的坏事，这些，善良的人们是不知道的。有些队干部也被他们拉出去打进来，走上了蜕化变质的道路，成了地主富农的代理人。”
“我们这里可没有阶级敌人！”
“没有！没有！”
会场上终于乱糟糟地嚷开了，声音由低到高。
“什么？阶级斗争无处不有，难道大巴庄还能成了世外桃源？关键是大家的觉悟太低，看不清阶级敌人的伪装。今后，大家要擦亮眼睛，提高觉悟，大胆地把阶级敌人揪出来，给他们戴上千斤重帽。对于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我们工作组大力支持，培养他们入团、入党、当干部。对于有意包庇阶级敌人的，要从严处理！”
其实呢，谁是阶级敌人，就连我自己也心中无数。因为这个大巴庄在解放前是百里有名的穷地方，要不然，像罗满堂那样三四十岁的光棍咋能有好几个？全村的人差不多都是揽工受苦的，只有张栓一家，有一头母牛、一头驴，老两口自己耕种着二三十亩山地，抽空再给大户人家打个短，勉强维持生活。可是，这次上面的政策却是：补划出来的地、富、反、坏，按户数算要达到百分之五，有的地方要达到百分之八。这样，我们这个20多户的生产队，差不多就要划出两户来，最少得一户，不然，我们这个队的“四清成果”就没法交代。划谁呢？能不能划出来呢？这就要看群众的觉悟了。
当时的工作，并没有我所顾虑的那么困难。经过了一个阶段的阶级教育之后，有几个年轻人觉悟首先提高了，最早站出来的就是“叼一嘴”。
那天晚上，我正在煤油灯下翻文件，“叼一嘴”推门走了进来。我给他递过去一只板凳，又递过去一支烟。他坐下来，把烟吸了两口，就结结巴巴地说：“老刘，刘组长，我想揭发出一个阶级敌人来！”
“谁呢？”
“张拴。”
“哦！”我不禁感到有些惊异。因为张拴是“叼一嘴”的亲舅舅，而且“叼一嘴”幼年死了父亲之后，娘儿三个就一直跟着他舅舅过活，直到土改后他家有了牛，有了地，才分了出来。现在，他怎么会揭发起他的舅舅来呢？可是，这个队里除了张拴而外，还有谁能当个“地主”呢？实在没有了。想到这里，我不能不钦佩“叼一嘴”的眼力———这一炮打得真准哪！对“叼一嘴”这种“大义灭亲”的精神，也就由惊奇转为称赞了。“是啊，群众的觉悟已经超过了我的觉悟程度！”
在这种情况下，我当然只能鼓励“叼一嘴”的积极性：“你能够大胆起来揭发你舅舅的问题，这很好哪！搞阶级斗争就不能管什么亲戚。亲不亲，阶级分嘛，真正的贫下中农才是一家人哩！好吧，你就说说张拴的问题吧。”
“叼一嘴”又吸了两口烟，开始揭发了：“解放前全村的人都在外面揽工受苦，就张拴一家种着几十亩地，这还不算地主？再说，他还剥削人哩。我和我大哥、我妈三个人给他们家当了好几年的长工，一年只能混个肚子，穿件衣裳，再的都叫张拴剥削去了。”他说完后，眼圈变红了，显得怒气冲冲。
我被他的情绪感染了，有些激动起来：“对，地主阶级过去剥削穷人的时候就不留情，咱现在对他进行斗争也不能心慈手软。现在的问题是必须把大多数的贫下中农都发动起来，跟地主阶级斗。我们马上就要成立贫下中农协会，把敢于斗争的积极分子都吸收进来。你来担任这个队贫协小组的组长，行吗？”
“行！”只见他猛地往起一站，把胸脯挺得老高。
我满意地笑了。“好吧，就看你大会上的揭发了！”说着，我紧紧地握了一下他的大手，送出门来。
以后几天，在我主持下，经过贫协小组的几次讨论，终于把张拴划为地主的事定了下来，并决定开一次批斗会，把张拴的“威风”先扫一扫。
斗争地主的会，自然是贫协组长主持的。按原定议程，先由我把上面发的关于补划地、富的决定念了一遍，接着就听见“叼一嘴”炸雷似的一声吼：“张拴，站起来！”
正蹲在地上抽烟的张拴被吓了一大跳，但他马上又镇静下来，望着“叼一嘴”，迷惑不解地问：“一堂，你吃疯啦？”
“谁疯了？放明白点，今天是斗争你这个老地主的大会！”
“站起来！”“往起站！”其他几个积极分子也跟着助威呐喊，大声吆喝。
张拴这才明白了一切，他在地上磕掉了烟锅子里的烟灰，规规矩矩地站了起来。
第一个发言的还是“叼一嘴”。他大声诉说着“老地主”的一系列罪行，说得头上直冒汗。当他讲到张拴如何如何地剥削自己的时候，蹲在墙角的罗满堂突然跳了起来，他哆嗦着嘴唇，气得满脸的络腮胡子都竖了起来，指着“叼一嘴”的鼻子质问：“你胡说什么？你知道个屁！解放前那几年咱家跟舅舅合种了几亩地，才有了半碗米汤喝，要不然，早饿死你啦，怎么反而成了剥削……”
这真是半路里杀出个程咬金，叫人难于招架。会场上的形势马上紧张起来，人们的眼睛都不约而同地转向了我。
罗满堂的这一着，是我原来没有料及的。但是对于我这个有经验的工作组长来说，这又算得了什么？我把桌子啪地一拍，站了起来，两眼逼视着罗满堂，说：“罗满堂，你是个贫农，怎么能站在地主的立场上，替地主说话？这样的后果，你考虑过了吗？再胡来，以破坏运动论处，连你一起斗！”
罗满堂不敢言语了，悻悻地蹲了下去。
根据我的常识，斗争会是为了打击阶级敌人的气焰，宜短不宜长，太长了就要冷场。因此，当另外两个积极分子发言把张拴批斗了一通之后，我就给主持会议的贫协组长使眼色，他便立即喝叫：“地主分子滚出去！”
阶级敌人被揪出来了，那就得对他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就在斗争会结束以后，我们紧接着开了一个民兵会，重新整组了大巴庄民兵排，由“叼一嘴”任排长兼“四类分子监督改造小组”组长，并规定了基干民兵晚上轮流放哨的制度。
没过几天，上面又给武装基干民兵发了武器。“叼一嘴”系上了武装带，背起了“七九”步枪，威风凛凛，神气活现。开会喊人，夜间放哨，汇报情况，监督敌人，他样样都表现得最出色。二十八九的人了，整天高兴得合不住嘴，就像个小娃娃一样。由于他“官衔”多了，旁人也就越来越不好意思喊他“叼一嘴”，慢慢地大家都称起“罗组长”或“罗排长”来了。以后，工作团党委又通知各队吸收一批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入党，以壮大党的组织，罗组长当然是吸收的对象了。
经过了八个月的社会主义教育，到年底，我们的运动取得了“巨大的成果”，胜利结束了。原来的公社书记、社长，大队的支书、队长等，差不多都成了“四不清”，被撤了职。为了保护运动的成果，需要一批在运动中表现出才干的人来接管这些工作。在工作队临撤走的时候，我被提拔成了这个公社的党委书记，留了下来，这可真没想到啊！
第二年开春，公社党委研究“以点代面”的问题，我主动提出去大巴庄生产队蹲点，带抓附近几个队，大家都同意了。于是我就用自行车捎上了铺盖卷儿，第二次进驻了人熟地熟的大巴庄。
罗一堂当然还是我最得力的助手，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俩在“同志”的关系上好像又加了一层“朋友”的关系。他什么都听我的，有什么话也都要对我说。夏天的一个晚上，我一个人坐在门槛上乘凉，罗一堂又来了。我看他两眼血红，脸色铁青，忙问：“出了什么事吗？”
他进到屋里，呼哧呼哧地喘了半天粗气，才说：“你看怪不怪？来秀今天说想和我订婚哩！我‘叼一嘴’眼再瞎，还能娶个地主丫头？真她妈的，想往贫下中农的脸上抹黑！”
我一听才明白是这么回子事，就说：“你看你，屁大点事也值得动这么大的肝火！”
“屁大的事？这不明明是地主想拉拢咱贫下中农，放的一颗糖衣炮弹吗？这还了得！”
我说：“不要紧，明天我去教训教训张拴就是了。不过，你也马上30岁的人了，也该找个对象啦！”
“对象是要找，但总得是个贫下中农出身呀！”
我说：“那是当然罗，什么蔓就得结什么瓜嘛！”
第二天中午，我到张拴家去了。他们一家一见我就惊慌失措，坐也不是，站也不好。
我问：“张拴，你最近又搞破坏活动啦？”
“不敢，不敢！”
“不敢？那你为什么想用美人计拉拢贫协组长呢？”
“啊？不，不，没有哇！”
张拴的女儿来秀一听，转身跑进里屋，呜呜地哭开了。
我没有管她，仍对张拴说：“你要老老实实、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要不然，就上大会！”说完我转身步出门外，耳后传来张拴不停的“是是是”和来秀的号啕哭声。
两三个月后的一天，我从公社开完会刚回到大巴庄，罗一堂就跑来了，他笑眯嘻嘻地告诉我，说有人从外队给他介绍了一个对象，成分是贫农。我当即向他表示祝贺，并说要在他们结婚时给他们送件礼物。
不巧的是，那年冬季我到专区党校参加了两个多月的学习，腊月二十五党校才结了业，我回家过年去了。春节后我回到大巴庄，罗一堂的结婚典礼已经举行过了。但是，我给他们答应的礼物还是要补上的。当天下午，我就带着特地买来的绘有“松鹤长寿”的挂镜，去罗一堂家。我选择这样的图画，意思是祝他们夫妻百年和好，白头到老。
罗一堂和他的妈妈、哥当然都很热情地接待我，但我发现，罗组长的那位新婚“夫人”竟然是痴痴呆呆，不言不语，举止也不灵活。等到他们夫妻不在跟前时，罗大娘才告诉我，罗一堂的婆姨是个“大堂不清”④，连饭也不会做，“不过，一堂年龄大了，想找好的没人给，那就将就着过吧，等到生个一男半女，也就有了指望。”
罗大娘说完就去给我张罗做饭，我也没有客气，等着吃过饭才回到我的住处。
罗一堂自结婚后，来和我闲扯磨⑤的时间比较少了。春忙一开始，我又要到周围各队去转悠，我们接触的机会也少起来。
秋季的一天，我从各队检查完秋收情况，刚回到大巴庄，就碰上了公社造反团的几个戴红袖章的彪形大汉，不由分说，把一块写着“顽固不化的走资派”的大牌子往我脖子上一挂，将我架上卡车，拉回公社。
在公社里作了两个多月的检查交代，挨了无数次的批判斗争之后，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晚上，我又被汽车拉到大巴庄。公社的造反派头头说我在大巴庄留下的流毒太深，需要彻底地肃清。
当我被押进生产队的会场时，第一眼就看见了罗一堂。他从头到脚穿着一身黄衣服，还戴着红塑料布剪成的“领章”和“帽徽”，一副军人的打扮。我想，今晚有他在场，我大概还不至于皮肉受苦。
公社来的那个造反派头头首先向社员们介绍了我的“厉害”。他说：“刘有明是个货真价实的走资派，是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渣余孽，是地主富农的代理人。他披着共产党员的外衣，干着复辟资本主义的勾当，目的是要让我们贫下中农重吃二遍苦，重受二茬罪，重过旧社会的黑暗日月……”等等。
那头头说过之后就轮到了我的交代。我准备郑重其事地把我自从当书记以来的缺点和错误毫不保留地向大家检查一番，谁知没说上几句，就听见一个声音在耳边大吼：“谁叫你说这些鸡毛蒜皮？说你为啥搞资本主义？为啥还叫我们贫下中农再受旧社会的罪？啊？你一天说得倒好听得很，干的却是些男盗女娼的事！”等罗一堂吼完了，我偷偷用眼角扫了他一下，只见他两眼血红，一脸怒气，大有一口要把我吞进肚里之势。我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
正在这时，忽听罗大娘从门口探进头来，着急地喊着罗一堂：“你这个不长心的，家里那么大的事，你还蹲在这里管也不管！”
那个造反派头头声色俱厉地问：“什么大事？莫非比斗走资派还大？”
“他，罗一堂家里的要生了！”
”什么生了熟了的，与男人屁相干，不能回！”
罗一堂也气冲冲地对他妈说：“你先回去看吧，我斗走资派正当紧哩！”
罗大娘无可奈何“唉”了一声，慢腾腾地走了。罗一堂又返回头对我吆喝：“说！你老实交代！”
说什么呢？对于这样的问题，我能去哪里寻找答案呢？我只好沉默着。
会场上沉寂了约有半刻钟，可以听得见周围人们呼吸的声音。突然，那个头头“嘿嘿”尖笑了两声，说：“我看你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肝。怎么？又想叫我们采取革命行动啦？”
我懂得他们的“革命行动”是什么意思，身子不由得战栗了一下，但仍然是无话可说，因为要我复辟资本主义，我没那本事，也不敢吹那个牛皮。
这时，那个头头把手一摆，说了“行动”两个字，就听见“啪，啪”的两皮鞭，顺着我的耳边打了下来，把我抽倒在地上。
突然，罗大娘从门外扑了进来，一把拉住罗一堂的袖子，哭泣着说：“好我的老天爷，你还顾得打人哩！你婆姨难产，要赶快找医生啊！”
罗一堂把被他妈扯住的胳膊一甩：“你回去吧！难产叫她慢慢产嘛，你看我能离开吗？”
老大娘无法可施，怜惜地看了我一眼，转身出去了。
那头头又命令两人把我从地上架起来，坐上了“土飞机”，喝问：“你还顽固不？”
我依然不知道该说什么。于是，响亮的皮鞭声就像雨点一样，在我的脑瓜子上倾泻下来。起初我还疼痛难熬，渐渐就觉得整个屋子在急剧地转动，越转越快，直转得我什么也不知道了。
当我被雪花打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又被抬到了卡车上，汽车马上就要开动。忽然，我听见从庄子里传来罗一堂像牛吼一样的哭嚎声，又隐约听得有人说：“死了，罗排长的婆姨死了！”还有的人在说：“这硬是叫走资派给耽搁死的！”
我的心一下子凉了半截。旁边的那位造反派头头却“嘿嘿”冷笑了两声说：“管他妈的死不死！走，开车！”
一股风雪卷来，汽车离开了大巴庄。
从那以后，我就再没有去大巴庄的机会了。造反派批斗得厌烦了以后，就把我下放到一个边远的生产队里去劳动改造。过了两年，又把我调回县城里，在一家旅社当登记员。
光阴如同流水，不知不觉就过去了十来年。1978年，我恢复了原公社党委书记的职务。我到任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看一看大巴庄的人们。
我是骑着自行车去的。社员们听说了，都围着来看我。一张张兴奋的脸上，都焕发着光彩。我仔细地辨认着每一个既陌生又熟识的面孔，看来看去没有罗一堂。就问：“怎么不见一堂呢？”
“哈哈，‘叼一嘴’吗？”有人笑了，“他大概不好意思来见你吧！”
“为什么不好意思呢？走，我得看看他！”
有两个社员大概是出于好奇，想去看一看我如何“制裁”他，自告奋勇给我带路（其实路我是知道的）。路上，他俩告诉我说：“叼一嘴”的老妈去世了，他大哥也到外队落户和一个寡妇成了亲。如今也没人抬举这个“罗组长”、“罗排长”了，“叼一嘴”又成了“叼一嘴”。
一进院子，那两个社员便同时喊道：“‘叼一嘴’，刘书记来了！”
但是，屋里并没有人出来，也没人应声。我一进门里，见满屋灰三火四，乱七八糟，一片狼藉。“叼一嘴”灰熊熊地蹲在地上，头也不抬，好像没见有人进来似的。他蓬头垢面，衣衫又烂又脏，满脸的络腮胡子长得就像戏里的周仓一样。一见这情景，我的鼻子有点酸。虽然脖颈上皮鞭伤痕在隐隐作疼，但强烈的同情感还是占据了我的整个心胸。
我走过去，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肩膀：“老兄弟，你怎么连我也不理睬啦？”
他两手撑着膝盖，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一把抓住我的手便声泪俱下：“刘书记，我，我‘叼一嘴’对不起你！我害你受了罪哇！”
我紧紧地握住他那粗糙的大手，眼圈湿润了，嗓子哽咽了，半天才吐出一句话来：“怎么能说是你害了我？咱们都是受害的人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