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晚清国门的打开，泱泱大国的中心地位受到极大的冲击，人们的意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向来以中央大国自居的中国突然发现自己只是世界的一隅，而且感觉自己只是卑下弱小之族。随着西方的器物及思想大量涌入，西方文化价值观念成为中国人重估和认识自身及文化的一种价值参照，由此导致了中国人对自身认识的深刻变化，人们必须重新确立自我与世界的关系，以重建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当“现代性”和世界一同闯入古老东方的中国人的心理世界，尤其是现代性思想的侵入，使中国人对现代性及世界的理解嵌入了一种对生命肌体的复杂的生存体验。
（第一节）西方文化参照系下自我认同荒凉
国门打开后，面对自身之外的异域文化，古老的中国处于一种自我与他者的复杂关系中。对于西方他者文化，虽然我们有着高傲的灵魂和精神胜利法，但是面对现实，从心理和身体行为上看，国人有着一种陌生和自我卑弱感。张爱玲在《沉香屑——第一炉香》中描写葛薇龙第一次来到姑妈家的服饰、心理：
她穿着南英中学的别致的制服，翠蓝竹布衫，长齐膝盖，下面是窄窄的裤脚管，还是满清末年的款式；把女学生打扮得像赛金花模样，那也是香港当局取悦于欧美游客的种种设施之一。然而薇龙和其他的女孩子一样的爱时髦，在竹布衫外面加上一件绒线背心，短背心底下，露出一大截衫子，越发觉得非驴非马。看着玻璃门中自己的长相，原本有着特别的想法，健康美，不料却想到了广东人的一句话：如果湘粤一带深目削颊的美人是糖醋排骨，上海女人就是粉蒸肉。薇龙端详着自己，这句“非礼之言”蓦地兜上心来。她把眉毛一皱，掉过身子去，将背倚在玻璃门上。
这是葛薇龙初次来到香港的心理和外貌描写，可以看出人物卑怯的心理。香港是一个殖民地化的城市，长期以来受到西方思想的熏染，或者说香港有着西方文化的某种特色。葛薇龙初到香港，清朝服饰代表着深刻的大陆传统文化，在西方文化参照下，传统服饰非驴非马，这本身是对传统的一种挑战。而且作为学生葛薇龙的服装竟然被与晚清名妓赛金花联系在一起，这源于香港当局为了取悦于欧美游客，把女孩打扮得像赛金花，衣服本身隐含了一种屈辱和蹂躏，把读者再次带进晚清被奴役的年代。去香港读书的葛薇龙原本是为了改变命运，为了更好地谋生，最后却在这种西方文化的威逼下一步步堕落了。当局把学生打扮成一副能够刺激和增强殖民者对东方女性的想象和欲望的样子，隐含着对东方的美丽、神秘和身体的亵玩等多重含义，从中足以看出传统文化的被嘲弄和被愚弄，中国女性在西方文化的审视下再度被摧残和蹂躏。在这种畸形的充满浮华的西方世界中，等待葛薇龙的只有无边的自卑、怯懦和荒凉。
我们可以看出，面对西方文化，我们不再拥有天国君民的高傲，面对现代化的东西，我们首先表现出一种卑微和怯弱的心理。张爱玲从人物的世俗化和物质化的角度去思考人的这种卑微心理，将五四高扬的国家和民族的书写推之幕后，启蒙和理性的思考被置换成真实而琐屑的日常生活中单纯的物欲的追求。张爱玲以一种非理性的、感性的态度将人物置身于一种难以自拔的诱惑之中，描写人物在这种物质繁华中不断地追逐，并进而掉入难以自拔的物质与肉欲的泥潭中的境况。人物面对西方文化，在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困境中咀嚼人生无尽的苍凉。葛薇龙就是面对这种物欲与情欲的诱惑，钻进了梁太太为她设计的圈套中，在葛薇龙的眼里，姑妈是很能干的，小说中写道：她看她姑母是个有本领的女人，一手挽住了时代的巨轮，在她自己的小天地里，留住了满清末年的淫逸空气，关起门来做小型慈禧太后。而她感觉自己就像《聊斋志异》里的书生，不由自主就进了这鬼气森森的世界。期间，葛薇龙也经历了激烈的内心矛盾冲突，然而面对姑妈梁太太的满衣柜的华丽的衣服，她屈服了，衣橱的衣服让她一待就是几个小时，一混就是几个月。在得到许多穿衣服的机会里，她更是庆幸和欣喜，不知不觉掉入了一种物欲和情欲的陷阱。这些说明葛薇龙在香港读书时，在寻找人生的终极目标或建构自我时，面对西方文化，丧失了自我个体生存的完整感。当她面对阅人无数的花花公子乔琪时，管也管不住自己，整个的自己全泼出来了，面对西方，她首先如土委地一样，溃不成型了。现代都市的繁华对物质贫乏和本能失控的葛薇龙带来一种近乎虚空的无望的物欲引诱，她最终沉浸在对都市物质文明的迷恋中，被日常生活的低俗之事缠得身心疲惫，自愿堕落为梁太太筹人，为乔琪筹钱，连她自己也把自己放在了跟卖身的放荡妓女一样的地位，只不过“她们是不得已，我是自愿的”，人物在寻求自我认同中自甘堕落，最终走向孤独和荒凉。葛薇龙在日常物质欲望和身体欲望的挣扎中被抽离出自主的生活轨道，任欲望不断地将自我拉下去，这就是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受到西方现代物质的影响后自我堕落与认同过程中荒凉的结局。
安东尼·吉登斯在他的《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一书中指出：现代性是一种后传统的秩序，但是在这种秩序之下，作为秩序保证的传统和习惯并没有被理性知识的必然性所替代。怀疑，即现代批判理性的普遍特征，充斥在日常生活和哲学意识当中并形成当代社会世界的一种一般的存在性维度。从张爱玲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出在传统与现代交替的时代，在大都市的上海、香港，西方新观念的渗透，传统意识依然的特殊环境中，西方现代性文化对人日常存在的一种侵蚀，这里，张爱玲说她并不看重人生飞扬的一面。而是注重人生安稳的一面，于是，张爱玲小说的书写中，五四宏大的叙事主体——民族和国家被推至幕后或被淡化，成为小说的背景，而主要的普通人的爱情故事或游戏成了小说的“前景”，日常生活自身构成了张爱玲小说的主体，人物如何生存下去成了小说关注的对象。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民族、国家叙事主体以及现代性的冲击，带给个体的是种种不适、焦虑、孤独、苦闷和不安全，于是日常生活在这种感性的叙事中具备了它自身的意义，雅和俗的界限被消解，人的日常生活、七情六欲构成了张爱玲笔下现代人对自身存在的实在性把握，这种重视人的现实生存的境遇使自我生活的身份认同具备了一种终极意义，也使这种日常生活世俗化的表达将政治伦理的抽象之人还原为更现实的主体，具备了人的生存的个体认同的实质意义。
李欧梵提出“香港作为上海的‘她者’”，《沉香屑——第一炉香》就像张爱玲的其他一些小说，更体现着他们的寓意：它是一个城市的故事，这个城市是她的‘家城’——上海的她者。因此，张爱玲会把香港描写成一个很有目的地把自身置于西方殖民者的注视之下，并仅仅按殖民者的想象来物化自己。对张爱玲来说，当香港在令人无望地全盘殖民化的同时，上海带着她所有的异域气息却依然是中国的。“在张爱玲的”家城中，人物在自我认同的过程中经历着更多的心理创伤。白流苏在离婚后窘迫的境况下结识了范柳原，漂洋渡海到了香港，为了寻找经济上的依赖，生存的保障，为了摆脱家人的冷漠，流苏绞尽脑汁地和范柳原周旋，甚至不得不和一个殖民对手——印度的萨黑荑妮公主竞争和较量，设法赢得她所要依赖的男人。这里，小说中描写的萨黑荑妮公主不是为了增加白流苏的婚姻的竞争压力，而是意在寻找流苏自我认同的一个参照。初次和萨黑荑妮公主见面，流苏就不觉肃然起敬，当然萨黑荑妮公主注重物质享受、追求性感的生活，仰赖男人养活正是白流苏的内心投影，也是白流苏在自我认同的过程中的参考对象。
小说中写到：
流苏先就注意到那人的漆黑的长发，结成双股大辫，高高盘在头上。那印度女人，这一次虽然是西式装束，依旧带着浓厚的东方色彩。玄色轻纱氅底下，她穿着金鱼黄紧身长衣，盖住了手，只露出晶亮的指甲。领口挖成极狭的Ｖ形，直开到腰际，那是巴黎最新的款式，有个名式，唤做“一线天”。柳原站住了脚，向她微微鞠了一躬。流苏在那里看她，她也昂然望着流苏，那一双骄矜的眼睛，如同隔着几千里地，远远的向人望过来。柳原便介绍道：这是白小姐。这是萨黑荑妮公主。“流苏不觉肃然起敬。萨黑荑妮伸出一只手来，用指尖碰了一碰流苏的手，问柳原道：这位白小姐，也是上海来的？”
张爱玲让从内地来的白流苏与萨黑荑妮公主见面、相识，张爱玲通过流苏之眼描写萨黑荑妮公主的服饰、装扮与气质，以此透视女性的心理。萨黑荑妮公主带有浓厚东方色彩的西式装束，巴黎最新的款式，一线天的诱惑男子的衣服，正是流苏作为女性所关注的对象和追求，也是女性确认自我价值的一个方面。当然二人见面后的表现迥异，凸显了传统文化面对西方的一种卑琐感。身着巴黎最新款式的萨黑荑妮公主表现出来的是骄矜，隔着几千里昂然地望着中国的女性，望着中国的文化，只是指尖碰了一下流苏的手，显示了西方文化的尊贵与高傲。而流苏面对萨黑荑妮公主不觉肃然起敬，这是来自中国传统社会一个望族的女子，面对西方的卑怯和羡慕，没有了常人的自信和大气，而是一种卑怯的尊重。当然，对于经常跟柳原在一起的萨黑荑妮公主，她也有说不出的嫉妒，萨黑荑妮公主既是流苏面对西方文化建构自我的一个参照，又是女性自我确认时的一个竞争对手。后来流苏在海滩和柳原发生不快，流苏回到旅馆通过望远镜看到柳原身边的女人，小说中写到就把那萨黑荑妮烧了灰，流苏也认识她。由此，可以看出萨黑荑妮公主在流苏生活中的参照和威逼作用。
白流苏最后并不是竞争过了萨黑荑妮公主才和范柳原成为夫妻，也没有成为萨黑荑妮之类的人，而是经历了一场战争之后，在不知因果的情况下被抛出人生的表盘，和范柳原成就了一对夫妻。经历了一场战争之后，范柳原和白流苏认识到安稳的现世生活是苍凉人生中唯一可感知可把握的存在，人在此被弃置于自我挣扎之外。这种自我挣扎与认同在这样一个不可理喻的世界中无法掌控自我，是荒凉的，因为流苏在自我确认的过程中并没有预料到事情的结果竟然这样偶然，婚姻不是自我挣扎的结果而是一个大时代的毁灭成就了他们。荒凉的战争背景中什么地老天荒和执子之手，都成为无稽之谈。这里更反衬出人物在追求自我生存过程中境遇的凄凉，人物在把控自我命运中的艰难处境。人物挣扎在这样一个不可理喻的世界中，呈现出自我生存过程的艰难与荒凉，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被随意弃置的结局是最令人尴尬和无奈的。
由此，不论是葛薇龙面对西方的文化氛围的自甘堕落，还是流苏对萨黑荑妮公主的肃然起敬，都可以看出人物在大时代自我挣扎中面对西方文化的一种卑怯。这种卑怯和不自信的最终结果是女性荒凉的处境。当西方现代文明冲击着中国内地时，女性面对西方文化，失去了自尊和自信，在西方文化参照下表现出一种卑怯的心理，这种卑怯导致了自我的丧失，成为女性建构自我的一种障碍，她们迷失在物欲之中，无从把握自己的人生，任物欲不断将自己拉向荒凉的境地。
（第二节）传统文化下人物的自我挣扎
张爱玲不仅把主人公置于现代文明的理性关照之下审视其挣扎与自我认同，同样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张爱玲对传统伦理道德维系下的人物心理有着极为深刻的认识，她描写主人公坎坷的人生经历，无意骗取读者的眼泪，而是试图解剖深藏在人性之下人物自我的挣扎的奥秘，从而揭示人生苍凉的哲学意蕴。这与传统小说的“传奇”故事表达思想的创作指向大相径庭。
张爱玲的小说，发生在上海和香港，传统和现代相交织的文化提供了张爱玲书写的一种想象空间。张爱玲小说的现代性，不仅关注现代都市文明带给人们生活和思想的冲击，也思考了传统的某些特殊的文化特征对人物的制约以及人物在挣脱这个束缚过程中的挣扎，所以张爱玲把我们带进了现代文明的空间，也带着我们审视了传统思想对人的桎梏性。在张爱玲《传奇》出版的封页中这样写道：
借用了晚清的一张仕女图，画着个女人幽幽地在那里弄骨牌，旁边坐着奶妈，抱着孩子，仿佛是晚饭后家常的一幕，可是栏杆外，很突兀地有个比例不对的人形，像鬼魂出现似的，那是现代人，非常好奇地孜孜往里窥视。
这幅画面的本身就是以一个现代人的眼光聚焦并企图探察传统的女人生活，也体现人物彼此自我确认的一种意图。虽然小说中的人物不曾具有超越传统的力量，但是她们都试图做苦苦的挣扎，以便能在这个社会中找到自我的一个位置。不论是常规的，还是变态的，尤其是女性，在受到传统势力压迫、受到男权父权贬抑的过程中，总以不同的方式实现这自我身份的确证与认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