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的《连环套》虽然不是很成功的小说（傅雷评价），但小说中处处显示了女性的荒凉处境。小说中的霓喜，不自觉地将自己置于男权制度之下进行身份的认同。一方面，她维护并依赖男权社会中的男性确立自己的身份地位，她不断地嫁人，不断地依附于男人，其目的无非就是为了得到一个合法妻子或太太的名分，得到生存的一份保障，期间，女性的自我价值几乎丧失殆尽，这显示了女性在传统男权社会中的自觉的从属地位和从属心理；另一方面，面对男权的压迫又不断地反抗以争得自己的地位，这个充满悖论的过程预示了霓喜悲凉的处境。光绪年间，霓喜被卖给绸缎店的老板雅赫雅——一个来华经商的吝啬刻毒的印度商人，她和雅赫雅生活了十二年也没有争到正式妻子的名分，最后还是被赶出了家门；跟了药店的老板窦尧芳直至窦尧芳死去，霓喜也没有得到窦家的认可；最后嫁给了赛母生并取得了赛母生太太的名分，赛母生却偷跑回去结婚了，最终抛弃了霓喜。霓喜的一生在不断地变换丈夫，为的就是确立自我的身份与地位。为确认女性的从属地位，她不断地变换男人，如同大嚼榨过油的菜饼牲畜，这种丧失人的尊严的生活和处处受挫的局面，是女性在男权社会中无奈挣扎的结果，也显示了女性生存的一种悲凉的处境。霓喜跟着雅赫雅，没有争得半点名位，相反却时时刻刻处于一种压抑的悲痛情景中。在以雅赫雅为代表的外来文化（雅赫雅的身份把传统父权社会的宗法压力扩展到中国社会以外）与中国传统儒家父系文化的双重压迫下，霓喜奋斗了十二年，最后还是空手来空手去，期间霓喜忍受了常人所不能忍受的歧视。从小说中一个洗脚的细节，我们可以看出女性的沉重负荷及其在沉重负荷下的艰难挣扎。跟着雅赫雅生活生孩子，霓喜没有赚得半点名分和地位，相反服侍雅赫雅洗脚，却是霓喜的一个合法的职务。雅赫雅不仅在他的绸缎王国中是一个神只，而且是主宰霓喜生活和命运的男神。在《连环套》中，作者描写道：
雅赫雅坐在澡盆旁边，慢条斯理洗一双脚，热气蒸腾，像神龛前檀香的白烟，他便是一尊暗金色的微笑的佛。
这暗示了雅赫雅的主人身份，尤其自印度来到中国经商的男人，他的身上代表了双重父权社会的力量，这双重的主体身份不容许中国的女性有任何的反抗和质疑。当霓喜不慎把滚水倒在了雅赫雅的腿上，这男性神只便从澡盆跳了出来，提脚猛踢冒犯禁忌的人。而且当霓喜哭的时候，雅赫雅一个兜心脚飞过去又把她踢翻在地，叱道：“你敢哭！”霓喜强行“支撑着坐了起来”，反抗道：我哭什么？我眼泪留着洗脚跟，我也犯不着为你哭！说着依旧哽咽不住。这里霓喜的以泪洗脚也不愿为雅赫雅流泪，依旧哽咽不止中的反抗显示了女性从属者的悲哀无奈的荒凉心境，当然，霓喜宁以珍贵的眼泪洗脚也不愿为雅赫雅而流，这是女性从内心对男性社会父权神力的一种反抗和颠覆，也是女性自我认同与建构的一种尝试。霓喜的所做，启示读者对女性地位的同情与思考，也暗示了女性作家在思考女性身份认同时对男权社会传统权威和尊贵的一种反讽。
张爱玲小说《小艾》也能看出女性自我认同的艰难过程。这是张爱玲对平民生活的刻画，连自己姓什么都不知道的小艾，明白只有通过嫁人才可以离开席家，获得自身的独立。尤其在选择嫁人的时候，小艾在有根和金槐间的抉择显示了女性对知识的崇尚，并希望通过知识改变自己的命运，这也是张爱玲笔下不同于传统父权体制下其他女性的一个形象。在选择可以婚嫁的男人中，张爱玲让小艾面对陶妈的儿子有根和穷苦的读书人金槐做出选择。小艾回避了有根主动的爱，转而去追求不熟识的读书人金槐，这也是女性有意建构自我身份的一种尝试。当有根向她坦白爱意时，她却回绝了，原因之一在于有根母亲陶妈对自己的轻视，她不愿意再活在一种屈辱之中，不愿再受别人的冷眼与鄙视。后来遇见苦命人金槐，她的内心才有了一个明确的寄托和追求。小艾在有根和金槐之间选择了读书人金槐，她相信金槐是一个有志气有作为的人，这是女性对知识的一种崇敬并希望以此来改变自己的命运的追求。
小艾在夏天的傍晚到晒台上去收衣裳，总看见对门的屋顶上有那么一个青年坐在那里看书，夕阳照在那红砖和红瓦上，在那楼房的屋脊背后便是满天的红霞，小艾远远地望过去，不由得有些神往，对于那个人也就生出种种幻想。
夕阳中满天的红霞是怎样的一种遐思和幻想？在小艾的心中，金槐已经不是一个普通的女性追求的婚姻对象，而是一种符号的象征，象征着知识，象征着能够改变自己命运的知识和文化精神，甚至后来有根发财了，变成了能够大把大把地赏赐下人的吴先生，而金槐仍旧是一个穷苦的印刷工人，小艾还是相信选择跟了金槐的决定。虽然“她心里却有点百感交集，想不到有根会有今天的一天。想想真是不服，金槐哪一点不如他”。这一感慨中流露出了人物在建构自我的过程中的一种困惑。当然，小艾并未就此后悔、苦恼、堕落甚至停止自我认同，她追求的更多的是一种精神的慰藉。小说写到，对于金槐给她起的名字——王玉珍，她很喜欢，名字是对她地位身份的一种确认，仿佛这几个字已经把她从一个下人的屈辱之中解救出来。因此她把金槐送给她的“王玉珍”的铅字放在自己的牙粉盒里一直珍藏，她视之为自己的生命。战乱中写给金槐的信尾，她希望用这几个字当做图章盖上后再把信寄出。这里人物的自我身份的确认尤其具有意义。当这些铅字被侄子玩丢了，在一般人看来，这显然是一桩小事，而小艾的心里却是十分气恼，又觉得悲哀。这里，这几个字已然成了小艾身份最重要的一种证明和确认，她像珍藏生命一样珍藏这几个字，直至最后跟着金槐去印刷厂做折纸的工作，边工作边学习，并为金槐生下一个孩子，即使生活清苦，但历经百难的小艾，也感觉是一种幸福。她找到了心中的自我，完成了现代社会人的苦难焦灼的处境下不息的自我认同。
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处于不断身份认同的路口，她们以不同的方式确认自我的价值和意义。其实，这也是张爱玲生活中的一种执着地追求，生于没落的传统大家庭，面对五四新思想，面对西方现代的观念，张爱玲也在生活中、在写作中不断地寻找自己人生的位置。胡兰成说的有人说张爱玲的文章不是革命，张爱玲的文章本来也没有他们所知道的那种革命。革命必通过政治斗争，到改造经济制度。制度渗透于一般人日常生活的各方面，而且到了最深的处所。制度腐败了，人是从生活的不可忍受里去懂得制度的不可忍受的。生活的不可忍受，不但是不能活，是能活也活得无聊赖，觉得生命没有了point。这样才有了张爱玲的诗：
他的过去里没有我；
曲折的流年，深深的庭院空房子里晒着太阳，已经成为古代的太阳了。
我要一直跑进去，大喊：我在这儿！
我在这儿呀！
还有，人是为了心爱的东西才革命，洗净它，使它变得更好更可靠。
张爱玲的“我在这儿”是人物确认自我的呼唤，张爱玲笔下的人物在中西文化参照下以不同的方式进行着自我认同，这种自我认同融入了人物不同的生命体验，呈现着生活中一种真实的艰难与荒凉。
张爱玲是20世纪40年代现代文学中一支异放的奇葩，在国难当头民族处于战乱之时，她小说的写作一反五四主流话语，背离政治，漠视政治，以一种冷静、默然的态度，重在表现日常女性生存的荒凉，一种由个体心境和人生态度导致的荒凉。
张爱玲笔下女性个体的荒凉心境和人生态度导致了女性生活中畸形的荒凉。她们不同于受传统三从四德限制的女性，这些甘心传统三从四德的女性在深闺中默默承受着来自内外界一切的压迫和打击，她们只求安其现状，自求认命。张爱玲笔下的女性身处传统与现代的交替处，一方面受着传统体制的影响，有着自觉的传统从属心理；另一方面又在不断地反抗传统体制并建构自己的身份。面对西方文化，她们自己首先卑怯了。葛薇龙来到香港读书，姑妈家衣橱里的衣服像蓝色的多瑙河阴凉地砸着她，面对乔琪的注视，她先自惭形秽了。白流苏看到萨黑荑妮公主，不觉肃然起敬。这是女性在西方文化参照下自我心态的荒凉的呈现。面对传统文化，这些女性表现出来的是荒凉的人生态度和人生心境。她们有着甘居男性、男权之下的从属心理，她们又在奋力地挣扎，不断地自我认同，一边反抗着，挣扎着，报复着，在既依赖又反抗的悖论中完成自己的人生，最后竟然由一个“被吃”的荒凉角色变成了一个“吃人”的角色，七巧是受害者，最后却以男权的威势去压制儿女，成为“吃人者”，她们的人生态度是一边挣扎一边陷落，越挣扎越陷落的深刻。这是女性畸形变态的人生态度导致女性主动性的荒凉。
由此，来自个体内在负荷、个体心境和人生态度导致的荒凉使张爱玲笔下的女性生存呈现出内转性荒凉状态，这种荒凉超越了五四以来鲁迅作品外在的荒凉存在，有了深刻的意义，呈现出一种无奈的凄凉之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