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锁记》中，七巧扮演了双重角色，甘心做了被害的女奴，又自觉地迫害他人，在她的生活圈子里，为了金钱被嫁到姜家，在男权社会中年轻时不得不压制自己的情欲，转而收敛金钱，最终掌控了金钱却异化为金钱的奴隶，金钱使得七巧决然牺牲了自己的情欲却又痛苦不堪，金钱使得七巧满足儿子的娶妻纳妾却又变态地剥夺儿子的情爱之权，逼死儿媳，使儿子变态地成为她自己的情人。七巧维护自己的金钱，而她的内心是非常痛苦的。她赶跑了自己爱过的姜季泽，亲戚们也不敢上门，儿子被她猥亵，女儿被她毁掉了一生的幸福。而七巧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小说中写到：
她摸索着腕上的翠玉镯子，徐徐将那镯子顺着骨瘦如柴的手臂往上推，一直推到腋下。她自己也不能相信她年轻的时候有过滚圆的胳膊。七巧挪了挪头底下的荷叶边小洋枕，射上脸去揉擦了一下，那一面的一滴眼泪她就懒怠去揩拭，由它挂在腮上，渐渐自己干了。
七巧的人生是荒凉的，七巧的人生谢幕了，然而女性生存的荒凉境地依旧会延续，正如张爱玲所写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下去，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完——完不了，这就是《金锁记》给我们的启示。如果说，鲁迅借狂人痴语、疯子行动控诉封建社会吃人的本质，那么，张爱玲则是通过她笔下凄清的故事和月亮意象告诉我们人生永恒的荒凉存在。
从这个角度，张爱玲的小说摆脱政治话语的束缚，如果将其小说放入纯文本的审美理念下关照和思考人的存在状态，探究文学的现代性，那么，张爱玲的小说不只在40年代，而且对于当今现世文学的创作也具备了一种写作的启示或永恒意义。她在小说创作的短暂中实现一种恒久的艺术和审美价值。张爱玲“以其对个体的特别重视，对心灵体验的特别维护为特色。从确认五四文学的那种宏大的集体叙事倾向转向发掘五四文学的那种微小的个人叙事倾向，成为张爱玲与五四文学相联结的一种独特的精神途径。张爱玲的长处是建立在对五四文学的选择与再创造的基础之上的。”这就是张爱玲小说的启示意义。
（第二节）启蒙现代性到日常审美现代性
陈思和指出，张爱玲晚年回忆胡适的时候，说过一段很有感情的话：
我觉得不但我们这一代和上一代，就连大陆上的下一代，尽管反胡适的时候许多青年已经不知道在反些什么，我想只要有心理学家荣（JING）所谓民族回忆这样东西，像五四这样的经验是忘不了的，无论湮没多久也还是在思想背景里。荣与弗洛伊德齐名。不免联想到弗洛伊德研究出来的，摩西是被以色列杀死的。事后他们自己讳言，年代久了又倒过来仍旧信奉他。在张爱玲看来，从五四一代开始，新文化传统已成为我们这个民族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渗透到民族生命的血液当中，你想背叛它也不行。后面一段关于摩西的话，虽然说的是胡适的伟大，但不无反讽意义的是也影射了张爱玲本人与五四文学之间割不断的关系。就在张爱玲最红的1944年，有两篇名重一时的评论文章，可以说文学观以至人生观完全对立，但他们谈张爱玲的创作时居然都将张爱玲的小说比附了鲁迅，这虽然是无意的，也可看作是张爱玲与五四新文学的天然联系。
五四文学是中国新文学的开端，它以“民主”科学“为旗帜，在总结晚清以来社会变革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五四知识精英分子（启蒙者）认识到价值观念的彻底变化的必要性，他们在思想价值领域发起彻底的反封建伦理思想和文化的运动，在文学文化上打破”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传统儒家文化，掀起一股启蒙救国的热浪。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创作的白话小说充满着一种批判性和反叛性社会思潮，以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学者把国家统治者、传统文化以及被统治者和传统文化所愚弄的民众一起放置在文学的审判席上，批判、鞭挞旧社会的腐朽与劣根性，同时哀叹、警戒民众的愚昧和麻木。因此，五四文学表现出来的是启蒙性和批判性，传达的是知识分子精英广博的普世意识，意在推动社会的进步和民众的觉醒。五四文学的创作主要源于西方文学、文化思想，追求的是启蒙民众，唤醒民众的注意，因此一定程度上获得了长足的成功。但是大多数作者很难一下子准确定位自己。张爱玲的独特之处恰恰是不同于五四话语体系，她的故事告诉读者，”旧的东西在崩坏，新的东西在滋长，一切都是那么自然，没有什么伟大的历史时代在召唤，微不足道的人们只是‘感觉到日常的一切都有点儿不对，不对到恐怖的程度’，于是在百无聊赖中感受了‘苍凉’。
张爱玲的小说虽然处于文学的边缘地带，或者说是一种非主流文学，但是其实质还是一种五四文学高举的“个性解放”旗帜的一个分支。五四文学是启蒙文学，主流作家尤其是以鲁迅为代表的包括左翼文学作家，其基本立场在于对国民性的呼唤与启蒙，对于革命主题的宣扬。鲁迅小说中知识分子、农民以及妇女题材的作品主要基于对国民性的批判，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意在呼唤民族的振兴和人的解放。张爱玲小说是表现人的一种生存状态——苍凉的存在，这种苍凉一定程度上也是读者的一种感觉。张爱玲小说有意避开主流文学、关注常态琐屑生活，意在启示读者越是常态的越是真实的，进而展开对人性及文学创作的一种探索。究其实张爱玲的小说是对五四文学启蒙的一种承传。只不过张爱玲的笔下人物大多是焦灼、压抑的日常女性，其意旨是通过日常人生尤其是女性的生存状态启示读者，人处于一种无法把控自我的异化状态和人在现代社会的自我认同的艰难的过程。从日常生活的感性状态入手，形成了张爱玲小说市民化与平民化特点。张爱玲对其笔下人物给予物质和精神的关注，不是采取高高在上的态度批判和否定人物，而是同情他们，体验它们，客观地公正地表现他们，同时深深触及他们的内心，从而成为继五四之后文学的深入发展。张爱玲从未将自己的小说定位为一种崇高目标，因此张爱玲的小说和大时代背景下的民族解放是不合拍的。当然，张爱玲自己也不赞同小说是一种宣传，认为小说不应当与阶级斗争、意识形态联系起来，使小说成为工具。毛姆也说过：我认为，把小说当成布道场所或者课堂，那是一种陋习。“张爱玲强调文学的接受是与读者的兴趣联系在一起的，没有兴趣，读者不会去阅读一部作品，读着一部作品，若不能产生兴趣，这位读者也不会继续读下去，所以，阅读的出发点是兴趣，阅读的归结点与兴趣分不开。因此，文学作为一种个人化的娱乐形式，成为张爱玲从事文学写作的一个基本观点。正是建立在这种观点上，张爱玲的小说被视为非主流文学。其实，从文学的创作来看，张爱玲小说的苍凉启示正是对五四启蒙文学、人的文学的一种继承，这种继承彰显了文学的多样性存在。刘锋杰在《张爱玲的现代性及其生成方式》一文中指出：张爱玲的突破就是强有力地挑战并限制了鲁迅的无边意义。所谓无边意义是指鲁迅在形成巨大影响以后，接受此种影响的创作者与阐释者们，在自觉或不自觉的言行与实践中，将鲁迅创作视作独一无二、不可取代的最高层次、最权威的精神类型加以推崇、阐发、维护，从而形成了舍此便无意义的认知局面与价值状态。而张爱玲则意味着鲁迅精神将从因夸张而被普泛成的五四唯一意义中解放出来，使鲁迅精神只成为鲁迅个人的产物，而非五四精神的等质对应物。这样一来，张爱玲悄悄掀起了一场价值的迁移，彰显了五四文学的另一面，即关注日常生活的传统。这一传统不再对现实进行死板的时间划分，从而只从时间上判断现实的意义，并使现实只具有一种恒定不变的意义。它将显示出现实一样是多重的，同一现实可以有不同场景，同一场景可以有不同意义。结果，把创造意义的权利交给作家，极大地提高了创作的自由度，使他们不再受制于时间或空间的简单控制，从而能够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对生活进行思考与表现。”这是张爱玲小说继承五四又超越五四的意义。
五四新文化启蒙下的“人”的解放、女性的解放这一主题延伸到张爱玲小说的创作，有了更加深刻的表现。张爱玲小说中对女性历史性的压抑、不安、焦灼，甚至无法把握的命运描写，一定程度上是五四“人的文学”的再演绎、再提出、再质疑。在传统宗法父权的思维体系中，女性在努力寻找自己的立足点，寻找自己的位置和意义，他们对自己的处境、对未来的命运，包括自身的情欲、家庭都毫无把握。在张爱玲的文本中，男女两性文化群体的意义显得非常重要。七巧在努力地抗争着，为了自己在姜家的一席之地，她在姜家独自面对独自忍受自我精神的匮乏，为了争得一席之地，她在努力打造自己的正房地位，打造自己的黄金梦，黄金可以满足她支配生活的愿望，可以给她一定的权利。当她爬到家长的地位时，她也争到黄金家产，掌握了家庭的权利，似乎从男性、男权的束缚中解脱出来，然而她又跌入一个更深的梦魇，为了求得自身的解放，争得经济上的独立，最后却陷入了更加悲凉的人性的深渊，因此她的灵魂被扭曲了，最后成了黄金枷锁的奴隶。七巧对世界除了怀疑就是怀疑，除了报复还是报复。年轻时对姜季泽的爱慕，人的内心最基本的需求得不到满足，晚年七巧怀疑季泽前来是为了钱，变得暴跳如雷，正如七巧向女儿长安愤怒的抱怨“男人……碰都碰不得！谁不想得你的钱？你娘这几个钱不是容易得来的，也不是容易守得住”。甚至童世舫向女儿长安的求婚，也被七巧视为是对长安不怀好意，另有所图，这种精神的紧张与崩溃的可能性反映了七巧受到传统封闭体制的束缚而导致寻求自我解放、自我认同过程中的一种内囿的困境，为了自我的实现最终又跌入黄金和性打造的铁闺阁中，并且一步步走向没有光明的死亡之地。可以说，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书写有着更为骇人的启示：张爱玲的小说通过讲述常人的故事，某种程度上让读者感知女性自身被禁锢的铁屋子以及这种禁锢下的苍凉。女性自我在铁屋子里艰难的认同过程及其文本的指涉功能，再次证明了40年代小说对中国新文学承传的多样性书写，也是张爱玲小说对中国五四文学现代性发展的一个呼应和发展。
张爱玲的小说注重日常生活的现代性，在充分肯定世俗生活的前提下，张爱玲借助日常生活本身的开放性，通过物欲、情欲以及人性的多样性为文学描写日常生活打开了一个错综复杂的空间，由此，张爱玲笔下的人物形象是符合生活真实的，是丰满的，所具备的场景的意义也是丰富的，张爱玲通过对生活感性的感知与描写表现生活的多姿多彩。由于描写日常琐碎的生活，张爱玲的小说具有更多的读者，由于触及人性的深处，张爱玲的小说具有了震撼人心的东西，不仅以其通俗性走向大众化，更以其现代性启人深思。张爱玲改写了鲁迅的五四神话，使文学走向普通人群中。刘峰杰撰文说：
鲁迅的启蒙现代性，建立在反抗社会、批判封建主义、充分肯定个人主义的基础上，同时它还是精英知识分子的现代性，仍然建立在大写历史的基础上，是对历史的改造，对人的精神与生命自由的执着追求。它对社会的批判，在精英知识分子看来，是深刻；在民众看来，却有距离。所以，启蒙的现代性，是漂浮在人生之海上的一股旋风，凌厉，但还应该增加其附着人生的真切……张爱玲的日常现代性，建立在对人的欲望与要求的满足上，充分尊重个人生活。她继承了五四个人主义传统，其间当然包括了对鲁迅的继承，但更主要的是对周作人的继承。日常的现代性虽然看起来不是那么的高亢激越，却真正是来自人生之海的一股旋流，交融在一起，不太张扬，然而却伏源广袤，播布深远。鲁迅代表着个人理想主义，张爱玲代表着个人生活主义。它（张爱玲的个人主义）显示了两个特色：不是自我中心主义的，在价值观上体现了开放性；不是脱离日常生活的，它体现了世俗化、琐碎化的民间特色。日常的现代性，是知识分子大众化后对人的生活状态的开放性理解形成的现代性，它否定封建主义对人的扼杀，但也反抗精英知识分子对现代性的高蹈主义的设定。启蒙的现代性会走向革命，因为革命常借启蒙作为其手段之一……日常的现代性可以含纳启蒙的现代性……前者是可以融通后者的，由启蒙的现代性走向日常的现代性。
刘峰杰对张爱玲小说现代性的分析，深刻地指出了中国现代小说的发展变化，正是张爱玲在战争年代，改写了启蒙、救亡的国家、民族话语形式，关注普通人物庸常的人生故事，由此拥有了更多的读者，使文学审美真正走向民间和都市，提供了现代文学现代性的另一种书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