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下抱住了他，抱住了我还怀疑这人是不是那个城山信一郎，他个子高了，嘴上长了短短的胡子，满口山东话，穿着一身和我一样的军衣军鞋，连一点日本人的气味都没有了。
我说：“你叫我们中国人同化了。”
他说：“没有。同志们开玩笑还叫我日本太君！”
他的助手说：“唉，你没看他干活时候那股犟劲，还象个鬼子兵！”
他从墙根石碾上抓起军装，迅速的穿好，打上绑腿，系上皮带，请我到他住处去。路上我问他：“你入伍当兵，怎么到了这里？”
他详细地把怎样被俘，怎样参加了解放军的汽车队来到了山东的经过告诉了我。他现在除去开车，还兼技术教员。
我说：“看来，你短期内不回国了？”
他说，今年有一批在解放区服务的侨民回去，组织上征求他的意见，他拒绝了，因为从参加工作，他就交代了自己的历史，共产党并没把他看作敌人，甚至也不把他当作俘虏。平等友好相待，反使他反省起自己罪责来。他是知恩必报的。他愿一直服务到全国解放再回国，这一生总算作了件有价值的事情。
他和助手两人住在临街的一家民房里。汽车队不用背着背包行军。他又有技术津贴，组织上分到战利品也会照顾他这个国际战友，所以那天我吃了顿比过年还丰盛的午饭：美国罐头，花旗桔子汁，燉了一只鸡，还有他们车队带来的熟牛肉。我头一次见到划根火就能把罐头底点燃烧汤的美国军用罐头。那盒里除去饼干、果酱、牛排，还掏出来两支香烟一包汤料。除去我们三人，城山又招呼来了队长和指导员，后来又拉上了房东老大爷，来了次热热闹闹的真正的会餐。
吃饭时，为了增加点欢乐气氛，我说起在轻金属厂认识城山的历史。谁知刚提个头，城山脸红着把我打断了，连说：“别提那个，再说你要把我这点欢喜心情破坏了！”临走时，他送我出村，我问他：“你为什么不让我讲咱们过去的友谊？这并没什么不好嘛，你那时对我的态度就和别的日本人不同。”
“没什么不同！也许更可耻些。侵略者还是明明白白露出侵略的本相好，不该用伪善来骗人！”
我奇怪的说：“你那时是伪善的吗？你只是个普通工人……”
“普通工人为什么不在日本干活要到中国来？因为中国工资高。一样的技术日本工人比中国工人多拿几倍钱！这钱是从中国工人手里抢来的！再说干的什么活呢？不是为帝国主义者掠夺中国的资源吗？我不认为只有日本军人的手上才沾了中国人的血。我这样的人手上也不干净。可我还同情你，劝你不要偷东西，我有什么资格这么想？这么作？你说起那些事来我难过！这两年我学习不少东西，开始学着作好人了，别再提过去的事，叫我看不起自己。”
对这次见面，我和同志们议论了好几天。第一次看到一个外国人思想转变，所以很兴奋。本来是约好互相通信的。但我因为忙，一直没给他写，也没接到过他的信。不知是他也没写，还是写了我没有收到。时间一长，我以为他会回国的，也就不写了。
我从汽车修配厂出来，又走了一两个地方，在外边吃过饭刚回招待所，城山便来敲门了。他叫我上他那屋去谈，说喝水方便。我以为他夫人会招待我们一下。过去一看，茶、烟虽摆好了，她却不在。我问：“夫人呢？”他说：“赶庙会去买东西了。她走了倒好，免得我们说话她瞎打岔。”
我开宗明义就问他：“上午在厂里，为什么我用日语跟他打招呼他那么不安，而且说听不懂我的话？”
“我习惯了，从不在人前说日语。在地区厂里还有一个日本人，我们俩见面也不说日语。”
“怎么会养成这个怪习惯？”
“**********。”
“**********也冲击到你头上了？”
“没有，大家对我很客气。领导上，包括军宣队，对我也很客气。不过是朋友们都远离开我了，所有的中国人都不敢跟我来往。厂里只我们两个日本人，当然还要谈谈说说，可一说日语，旁边的人都瞪圆了眼睛盯着你，充满了怀疑和反感。我们就约定不再用日语。一个外国人，事事要人提醒多不好！”
“这么说，你当真把日语全忘了？”
他摇摇头：“我思索的时候还用日语。我只有这一点还是日本的了，不能把它忘记。”
说完，他沉默下来，目光有点黯然。
为了打破沉寂，说起我去年到日本时的观感，讲那里的工作效率，管理方法，新型建筑，物质文明。他听着，偶尔也附和着说一两句：“是啊，变了，全变了！”但兴致始终没有重打起来。我说：“你也变了。战争年代我见到你，你是很开朗，很活跃的，怎么现在这么郁闷？”
他笑笑说：“老了，我六十多了。”
我说：“我也五十多了，可心情还很年轻，常常忘记自己是年过半辈的人。以致孩子们总说我不象个爸爸！”
“你不是在自己的国家里吗？”他脱口而出说，“我总是作客人！从小时送给伯父起就作客人，整整一生。有时候是不受欢迎的客人，有时候是受到亲切关怀的客人。可总是客人。”
说完，他又沉闷起来。
我在咀嚼他这几句话的含意，没有再向他提问。身在异国，总有一种作客的心理，这不难理解。但他为什么不回去呢？当真是由于女人的原故？
“我不久前回去了一次！”他仿佛听到我心中无声的提问。“发现我在日本，也还是客人，也许比在中国作客人更糟。我在这儿到底是熟客呀！而且主客之间相处的还融洽。在海那边，我却是生客。唔，实在是比客人的地位更糟。”
我不再提问。我发现这个人越问他越不肯开口，让他沉默他反会自己耐不住讲起来。
果然，不一会他又慢吞吞地说起来。
中日建交之后，他联系上了自己的母亲，得知他的两个弟弟都在战争中死去，只剩下母亲一个人。他想回去奉养她，可是他有了老婆，并且抱了一个孩子。带两个外籍亲属回去费点事，他老婆也不大放心。女人再粗，也有她精细的天性，她建议先办理探亲，回去看个究竟。
今年春天，他和妻子两人回去了。母子相见，抱头痛哭。没见过面的儿媳按日本风俗郑重地行了初见礼，邻居们、亲戚们轮流的来探看，请宴，热情是够热情的了。可他总觉得这热情后边还有点什么冷冷的东西。人们总是找个题目跟他打听旧事：大正年间这村着过一次火，是从你家烧起的吧？噢，不是，是昭和三年呀。不是从你们家，那是谁家？对了，是谷川家，谷川是你们东邻吧！怎么，是西邻？瞧你这记性，真好。我记得你那时还小得很，常在你家南边那地里捡稻穗！怎么，你家南边没有地……人们查来问去，仍不放心。写信把他在北海道的伯母找来了。伯母见面之后，一下就肯定他确是城山信一郎，同时提出他早已过继在她的名下，应当去继承她的宗祧。因为伯母的儿子也在战争中失去了，需要有人照顾晚年。于是两个老妯娌吵得不可开交。一个说你当年养不起时给了我，现在要人扶持了又想要回去，这不合法；一个说你早已把他撵出去了，从小一个人流浪到中国，怎么现在还有脸来认亲？城山表示两位老人可以同住，都是自己的母亲，可是两个老人却都说：“人只有一个母亲，你说你承认谁？”他很为难，只好回中国来，让他们去协商出头绪来再说。
我听了笑起来。
他问：“你笑什么？”
我说：“这些家务琐事，值得你情绪如此灰暗吗？”
他叹了口气：“你把事看简单了……”摇摇头把下边的话又咽了回去。这时从门外传来了城山夫人的说笑声：
“这些老农啊，可真不怕钱扎手，就这么一只鹅，要我九块钱，还说不定是黄鼬咬死的！韭菜呢，简直是论根儿卖了……”
她推门进来，先朝我点点头，转脸就问城山：“炉子捅开没有？”
城山有点紧张了，站起身说：“我以为还早，现在捅也不晚吧！”
“你看看，哪个老爷们象你！支一支动一动，拨一拨转一转，我告诉你，你们日本那套大男子主义在我们这儿可行不通，我们是解放妇女！”
城山笑笑，拿起铁筷捅火去。这女人一边从草篮里往外掏东西，一边对我说：“要不是看这个老实头孤零零的可怜，我真想跟他散了！外国人，就是跟咱们的人不一样！”
我本来就对她印象不好，便毫不客气的顶他一句说：
“工资挣的多，又没负担，又是头婚，不好找呢！”
“工资多是前两年，现在一个社员种半亩韭菜就比他挣的多！没负担？他妈现在就揭不开锅了！我叫他接到中国来，他说老人生活不习惯。回日本？这点退休金在中国是个钱，到那儿连十颗白菜都买不到！喝西北风啊！日本的西北风比中国的稠乎啊？”
我问：“老太太以前怎么生活的？怎么一下会揭不开锅？”
她说：“以前不是说他战死了吗？政府发抚恤金哪！他忽然活着回去了！人家不光不发了，还叫赔以前发的三十多年的，加在一块一二十万，把我卖了还不够还帐的呢！上回有个地方来信，叫他写材料，说明他是怎么离开军队的，为什么没进俘虏营。我告诉他，就说真城山死了，他是冒充的。叫他们接着替死城山发抚恤金。他不去日本，不当日本人，这些年不也活过来了？”
这时城山进来，报告火已捅好，她提着鹅走出去。对我说：“他上午告诉我了，你们是老朋友，你在这吃饭吧，难得有个他愿意说话的朋友来，你多开导开导他。”
城山显然已经听到她刚才对我讲的话了。坐下后慢慢地说：“过去他们估计我死在战乱中没有统计，现在发现我还活着，认为我算是自动离队……”
我说：“你可以解释一下。”
“我解释什么？”他呼的一下站起来说，“我一家人弄成这样，应当是发动战争的人向我解释！我什么材料也不写！你开除我的国籍吗？你能把我身上的日本民族的血液抽出去换上别的什么吗？我大不了在这世界上永远作客人，可我还是日本人！”
他坐下来，缓了口气，有点颓唐地说：“我爱日本！”
我说：“你也并不总是作客人。在解放战争中，在你的工作岗位上，你没拿你自己当客人，我们也没拿你当外人。”
“是的！所以我退了休还工作，不要补贴。工作的时候，我安心，我满足，我踏实，这比钱可贵。我为工人阶级工作……”
他们预备了好几样菜。夫人一个人确实忙不过来。我们就一起动手。女人一边数落他，一边给他挽袖子，打下手，甚至拧热毛巾替他擦汗，把沾在胸前的肉屑替他摄下来。我发现这女人虽然粗俗，倒是当真体贴他，爱护他的，所以到吃饭时，我端起一杯酒来说：“朋友，你说你到处作客是不对的，在这个屋里，你不是主人吗？”
“是的，是的！”城山第一次露出了笑容，“嫁给个外国人，是件烦恼事，我很感谢她！”
“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扯这些干什么？”女人带点撒娇地说，“反正我不叫你一个人回去！”
“我回哪儿去呀？”城山喝了酒，用力的摇摇头，长叹了一口气。
这晚上，我好久好久没有合眼，想把它写下来，又觉得太戏剧性了，不象真的。
在东京的四个中国人
一走出国门，生活的轮子似乎就旋转得快了。十二点到成田，二点到东京的八王子旅馆，三点半中元就陪沙舟到二楼的报到处报到。沙舟的舟字刚写完，几个记者就把他绑架似的拥到一个角落。一边提问题，一边就象雷阵雨要来之前连续闪电那样亮起闪光灯。
“听说您作民族史的学问，完全是业余自修的，您能不能告诉我……您是怎样从工厂学徒、解放军战士变为学者的？”
“您这篇论文的内容是有意去探求的，还是无意得之的？好像您在一篇文章中说是无意得之的。”
“您的太太是维吾尔人吗？她漂亮吗？信不信******教？”
“您爱不爱吃拉面？”
中元毫不客气，连推带搡，杀开一条出路，把沙舟拖出包围圈，钻进电梯，下到地下一层，转个方向又从搭电动楼梯升到大厅。对沙舟说：“你赶快回房间洗个澡，休息。五点钟我来接你去参加酒会。”
“我送你到门外。”沙舟说，“你为我这么张罗，太不落忍了。”
“别客气。”
“你才别客气，有说话这工夫我已经送你到门口了！快走吧，别瞎耽误工夫！”
中元无可奈何，咧咧嘴任凭沙舟伴送着出了旅馆大门。他的车存在一百米外的停车场，到门口他叫沙舟停下，自己快步奔往车场。沙舟站在那里出了会神，没注意从什么时候身边就站着了一位漂漂亮亮的女士。
“先生，国语说得这么好，从香港来的吗？”
“不，北京，”他打量了一下，女士穿着黄裙子，黑上衣，鸭蛋脸、荷叶式卷发，说不清多大年纪，总有二十四五岁或者再多一点。
“你是香港来的？”
“台北。”
“旅游？”
“家父要来观光，我陪他玩一玩。可以请教贵姓吗？”
“沙舟，沙漠里的船，骆驼的意思。”
“您的样子可不象骆驼，比骆驼漂亮得多。”
“谢谢，您贵姓？”
“免贵姓冯，冯婉如。”
“噢，典型的中国名字。”
“是的，台北人取名，传统味的多，我发现北京人取名字倒是更洋化些。郎平，杨茜，王蒙，白桦。您这沙舟两字也是新派的。”
“您好像知道不少大陆人的名字。”
“这都是名人，外国人都知道。”
一辆出租车开来，冯婉如笑着说声：“再见！”坐进车子，车子开走了。
这个台湾人给他留下印象很好。爽朗热情，跟他想象中的台湾人不一样。中国人还是中国人。和外国人相比，中国人之间共同的东西仍然更多。
路过小卖亭，他买了一包海带块。海带压缩成水果糖大小，用玻璃纸包着，有十来块。洗过澡，从冰箱取出一瓶清酒，用海带块当“药引子”把它送下去，就仰面朝天睡了个好觉。电话铃声把他惊醒时，他好久弄不清自己是躺在什么地方。
电话是中元来的，来接他去参加欢迎酒会，中元在大厅的吃茶室等他。
酒会是在“丸之内”一个文艺中心举行，从新宿走过去，要二十分钟。五点钟，在东京正是交通拥挤的时辰。
中元聚精会神地开车，只是到了人少的地段才抽空跟他说一两句话。
“休息了一下吧？”
“一觉睡到现在。”
“明天下午是你发言，你的日语演讲没问题吧？”
“现在才问这个，不晚一点吗？”
中元在中国一个出版机关当过四年专家，和沙舟同室办公。中元回国之后，沙舟调到研究部门工作。中元是研究西域史的。前年他去新疆考察，研究所派沙舟陪同。两人经历了一两个月的艰苦跋涉，交情深了一层，无话不谈，不讲客套。
沙舟小时候在兵工厂当学徒。日本投降后，八路军解放了那个城市。解放战争打起来，解放军临撤走时要把工厂拆掉搬走，沙舟帮助拆了机器，和机器一起参加了革命军队。机器运到根据地，因为战争形势紧张、坚壁在山洞里，沙舟当了兵。沙舟学徒前上过六年小学，六年小学在革命军队中那时便被看作知识分子，一参军就当了宣传员。全国解放时他已经当了副指导员了。这个人爱学习，全国解放，他认为今后革命要靠知识，便请求进学校学习。在工农干校补习了两年文化课，考上了北大哲学系，不知怎么一来，五七年他出了点事，临毕业把党籍弄丢了。毕业后先劳动了几年，后来分配到一个中学管理图书，这中学开设在一个旧庙里，图书馆接受房子时顺便接受了一批佛经，他随手看了两本看上了瘾头，从此自修起佛学来。从研究佛学历史又涉猎了西域的文化。打倒“******”后，他试探地写了几篇关于禅宗各派的论文，送到哲学杂志，竟然发表了。这正是个百废待兴的时代。七十年代末懂佛学的人跟市场上的蛤蟆镜一样，成了热门货。那个杂志属于一家出版社，这出版社急需懂哲学的编辑人材，便把沙舟调到了出版社。随后两年他的问题经过复查改正了，恢复了党籍，就又调到了研究机关。
去年他第二次去新疆、考察佛教东传的路线。走在高昌与北庭之间，无意间发现一座炼铁遗址。他自学过日文，又爱看闲书。记得中元送他的一本书中，一位日本权威学者曾断言这一带不曾出过硇砂。这一带出不出硇砂，关系到历史、地理上许多记载如何解释，这是个专题，咱们不必多说，多说了读者也未必有兴趣，知道这是个不小的题目就行。沙舟便把他的发现，他的推论写信告诉中元。中元本来就怀疑那位权威的定论的可靠性，可是没有反驳的根据。一看这信，大为赞赏，自己动手译成日文、送到日本一个学术刊物发表。骤然在日本学术界引起了重视。中元是日本西域学会理事，今年学会在东京开年会，照例要请几位外国学者参加。中元就提出请沙舟赴会。学会同意了，他又写信给沙舟的工作单位，希望单位也支持这事。经费由日方负担，但要沙舟准备一篇日语的发言，据他对沙舟的了解，认为这对沙舟来说并不困难。文章不用新写，只把那封信充实一下，改成演讲稿就可以。
单位认为这是有助于促进中国和世界学术交流的好事，坚决支持，就不知他有把握用日语发言没有。沙舟把牙一咬说：“组织上叫我去，我就有把握不辱使命。”
稿子是他请搞日文的同事翻译的，还请电台一位日语播音员示范读了一遍，录下音来。近一个月，他除去吃饭、睡觉，把一切业余时间都挤出来，对着录音机“鹦鹉学舌”。这是件哑巴吃黄连的差事，他只是自学了日本语法，跟电台念了一年“日语初级教学”。看本书还可以，说口语，只能是“早上好”，“请用茶”，“顶好没有”这种水平。中元说相信他能念论文，不是请他出国心切就是故意替他吹嘘，实在“水分大大的”。
中元一问，他想起这一个月所受的苦处。
他责问中元说：“你怎么到今天才想起来问我这个？”
中元说：“我知道你这人只要一逼，多困难的事也会办成。咱们在新疆时你就是这样的。来开会的都是民族学学者，大家重视的是论文内容，日语发音水平差点，不会计较的。”
“那你怎么又问我有把握没有呢？”
前边过一个立交桥，车辆多了起来。中元没有马上回答。等车子转到体育馆后边比较清静一点的街道上，中元告诉他，可能有从台湾来的人旁听会议。他不知道这些人是否会有意吹毛求疵找大陆代表的麻烦。中元是热心致力中日友好的，万一出现不愉快的事，他无法向中国朋友交代。
沙舟有一点紧张了。带点自嘲地说：“那怎么办？还能临阵脱逃吗？”
中元说：“如果你真没把握，就由我替你读发言稿，你推说身体不适就完了。”
沙舟认真地考虑这个建议，一时沉默下来。过了一会，他问：“你寄去的名单里，并没有台湾代表。怎么现在又有他们了？”
“不是代表，是列席！”
中元解释说，这个学会的开会经费，是募捐来的。捐款超过五十万日元的，可以享受荣誉来宾待遇，能列席会议，并且参加酒会和招待会。他管学者的组织工作，并不过问募捐的事，直到前两天发列席证，才知道有台湾人委托东京的代理人捐了款，并且领走了列席证。
那个台湾捐款的人，曾询问过，沙舟先生是否一定来参加会？如果保证沙舟到会，他才认捐。大会工作人员告诉他，“先生要捐款，我们欢迎，但除规定给赞助者的优待外，不接收任何附加条件。”那人又说，他非常希望亲耳听到沙先生的演讲，他还表示如果沙舟先生由于经费问题出席有困难，他愿意负担沙舟本人的全部经费。大会工作人员立即告诉他，本会只收为大会的捐款，不接收对个人的资助。
中元说：“对你这么关心，难道没有一点目的么？”
沙舟从没想过会有人在海外打他的主意。
中元觉得自己的话说重了。补充说：“我不是说对你有什么安全上的威胁。但是会不会找点小麻烦，弄些小动作呢？所以我越想对你的日文发言越不放心了。”
沙舟还没回答，车子已到了酒会会场的花园门外。
虽然名日“欢迎酒会”，请的客人却不仅仅是来参加年会的学者。文部省官员、通讯社报社的记者、电视台人员、赞助人、后援会……足有四五百人，挤满了花园深处的一座大厅。沙舟的文章在日本西域史学界，引起了轰动，中元很为自己的朋友骄傲。他领着沙舟四处走动，把他介绍给一个个的熟人，沙舟带来的半盒名片，不一会就送光了。他觉得又累、又热，他说：“中元君，咱们也找个地方停一会，吃点什么好不好？我的肚子还空着。”
“好，我也觉得该吃点什么了。”
他们挤到长长的台子前，顺着次序，用盘子装了些生菜、烤鸡、生肉片和鱼片，端了一杯兑了冰水的威士忌，躲到一个大柱子后边去吃。中元一边吃，一边用眼看着四周，一发现有熟人可能要走近，就示意沙舟转个方向。免得人一走近又要招呼、介绍、寒暄。人只有一张嘴，说话就顾不上吃喝，酒会是有时间限制的，弄不好人家宣布酒会结束，自己肚子还大半截空着，散会后还要找地方吃荞面条去。
转了几次方向，沙舟直感到暗处有什么人在一直注视他，他就悄悄朝四外搜寻。眼睛转到左前方时，果然和一对正盯着他的视线相遇了。但是只一对视对方就躲闪开了。追踪看去，只见一件深灰色的中式对襟小褂一晃，一个微微有点驼的后背钻进人群，迅速消失了。
这闪闪避避的迹象，引起了他的警觉和好奇心。他装作去加酒，离开中元，迅速地在大厅里搜寻了一圈，走完整个大厅再没见到一个穿中式服装的人。
他转回时，中元已经吃饱了。这时花园中的小舞台上，开始了古琴和能的表演。中元问沙舟是继续吃还是去看看？沙舟想到园中再搜寻那件对襟小褂，便放下盘子，随中元出了大厅。
园子里很幽静。池旁、树下都有人徜徉小憩，各式各样的服装，千奇百怪的饰物，把庭园的日本风格都冲淡了，可就是没有中式服装。
他和中元来到小舞台前，看四个日本古装女优演能乐。声音低沉，动作缓慢，沙舟看得很乏味，但他仍象一个小学生硬着头皮听自己听不懂的数学课，恭恭敬敬把它看完，这时已是十一点了。
中元问他：“你到底打定主意没有，发言是你自己来还是我代劳？”
沙舟说：“明天上午开幕式，下午不还有半天闲空吗？我再复习一下试试，晚上我给你打电话。”
中元的家住在上野那边，沙舟不要再坐他的车，登上大会的旅游车，回旅馆去。
沙舟的房间，在52楼。他取了钥匙，打开门。灯亮之后，他感到房中变了样，细一看，小圆桌上多了一个很精致的竹篮，篮中装满金银两色闪亮的塑料丝，塑料丝上用芒果、柑桔、香蕉和一个白兰瓜摆成一个花好月圆的图案，篮系上拴着一个纸片，上边写着：
献给
沙舟先生TFLG
沙舟按铃找来女侍，问她这东西谁送来的。
女侍说了好长一段话，沙舟大部分没听懂。他拿过笔和纸请她写，她写道：“一阶，电话、取。”
沙舟总算明白了，一楼大厅来电话，叫她取来的，并没见到送礼的人。
沙舟坐到沙发上，对着这一篮水果出神。不一会，他就把一个接一个信息点联成了一条线，用这线勾勒出一幅草图：
日本报纸上发表将邀请中国学者沙舟到东京赴会的消息。这消息被台北一个组织注意到了。他们觉得沙舟这个人或他所知道的某些情况对台北有用，立即派人到日本以捐款换来列席证。但他们的目标是沙舟本人，所以提出以沙舟到会作为捐款的条件。这个要求被碰回去，他们仍不放心。他们认为沙舟如不能来，最大的原因可能是经费困难，于是提出愿提供沙舟的一切费用。但大会是有章程原则的，又把他们碰了回去。他们抱着侥幸的念头还是捐了款。代表报到这一天，特意派出冯婉如前来侦察，看沙舟是否真到了东京。冯婉如见到了沙舟，回去作了汇报。她的上司仍不放心。亲自到会上验证一下她的情报是否可靠。这个人在酒会上果然见到了沙舟。但因为太急切的观察，被沙舟发觉了，于是匆匆逃出了会场。逃出会场后一分析情况，认为反正被沙舟发觉了，再隐在暗处已无意义，便索性送这一篮水果来，宣布他们存在。并试探一下沙舟的态度，看有没可能进一步和沙舟取得某种联系……
事情想到这儿，一切都合情合理，再往下可就胡涂了。他们为沙舟这个人下这么大本钱图什么？一个研究历史的会有政治、军事情报吗？要暗地侦察沙舟，偏在一片西装之中穿一件中国小褂，就怕他认不出来吗？这一篮水果到底能试探什么呢？
沙舟还想再探讨下去，但反特小说提供的推理知识就这么一点，再往深里想就没用了，他赌气拿起一个芒果，掂了掂，问道：“你会爆炸吗？”
他撕开皮、狠狠地咬了口，芒果没爆炸，味道很好吃，但吃过后他更觉出饿来了，才想起在酒会上并没吃多少东西，就又吃了一个柑子。
第二天开幕式只用了两个小时，十一点就散会了。沙舟昨晚上很晚才睡着。脑袋一直发晕。他想散散步，在外边找个地方吃午饭，再好好睡一觉，下午读发言稿。
他从旅馆后门出去，穿过马路往西新宿车站方向走。昨天赴酒会时曾从那里经过，似乎看见有几家小饭铺。一路上他随便浏览着商店的橱窗。日本饭馆现在又添了新花样，凡卖定食的，都做好几份样品，标上价钱，用塑料纸罩好摆在橱窗里，既引动你的食欲，又便于你根据自己的财力选择。沙舟看过几家，不是觉得过于菜肴清淡，就是颜色太浓艳，象塑料做的假花。决定还是找一家中华料理店比较保险。他来到个小十字路口，正考虑往那一侧走，冯婉如手中提着小皮包，轻轻爽爽从左边走来了。她见沙舟，站住了脚。
“冯女士！”沙舟笑道，“真巧，又碰见了。”
“还有更巧的，我刚刚看了这份报！”
冯婉如打开手中的小皮包，从里边抽出一叠报纸，举起来摇了摇。
沙舟问：“有什么新闻吗？”
冯婉如翻开一页，送到沙舟面前，上边印着沙舟的照片、和四分之一版面大的介绍文章。
冯婉如说：“看了对您生平的介绍，我作为中国人为你感到骄傲。一篇论文就否定了日本人几十年来认为不可动摇的结论，真给中国人争气。”
沙舟说：“我只是在一个问题上改变了那位权威人士的论断，别的许多方面，人家还是很有成就的，科学么，总是在后人修正前人谬误中前进。”
冯婉如说：“您谦虚了，如果有机会，很想多向您请教。”
沙舟看了她一眼说：“不敢当，同乡么，有机会多谈谈。”
冯婉如说：“太感谢了。您现在上哪儿去？要我帮您作点什么么？”
“我想找个中国饭店去吃饭，不用劳动您，我自己去找就是了。”
“这边有个‘淮扬春’，”冯婉如笑了笑说，“颇有点名气。而且是亲大陆的华侨开的，去那里您也放心些。”
沙舟说：“在外国还分这个么？只要中国人开的饭店，卖中国饭，我一样去吃！”
冯婉如说：“您真爽快，好，再见。”
沙舟走出没有多远、就后悔刚才说话冒失了。他碰到第一家中国商店，招牌上果然涂了个他看着极反感的标志。他这才明白冯婉如说明“淮扬春”政治倾向的目的。
这个女人到底什么来路？
“淮扬春”就在十几步开外的左侧。日本式铺房，修了个中国牌楼式的门脸，横匾黑漆金字，是去年到日本开画展的一位北京国画家新写的。店堂不大，只放了两张圆桌和三组“火车座”。天花板上吊着五盏宫灯，两面墙上悬了二三幅国画。迎面墙上一架镜框，是******同志接见华侨代表大幅彩色照片。这家店没有样品在橱窗陈列，墙上却贴着菜谱，卖“清蒸鲥鱼”，“鳝糊”，“桂花肉”等江苏菜。另有两个单条，写着“三鲜饺子”“苏州汤面”。三鲜饺子卖二百日元一份，汤面卖三百日元一碗。沙舟一看，心想怎么会这么便宜？因为他住的旅馆里，也有个中华料理餐厅，那里的客饭是七千日元一份。老实说，在那儿吃三顿饭足够他在国内半年的伙食费。旅费和住宿由大会承担，伙食费是自己向国家实报实销的。沙舟暗自决定，今后决不在旅馆吃饭了。便找一个火车座坐下来。
一位穿喇叭袖、圆襟小袄衣、扎白裙巾的女服务员笑嘻嘻地走近，用日语问：“您来了，要一点什么？”
沙舟说：“一碗汤面。”
“是了，一碗汤面。”
说完，女服务员还不走，象是还等他继续要。沙舟说：“谢谢，就是一碗汤面。”
女服务员笑了，说了几句日语，可沙舟听不懂，问她。
“您能说中文吗？”
服务员说：“噢，光有面，没有菜，不好吃！”
沙舟问：“嗯？面里没有菜吗？”
这时从店后走来一位穿中式丝绸长衫、白袜黑鞋，四十多岁，文质彬彬的男人。离桌子三五步远、定睛看了一看，问道：“您是沙舟先生吧！”
沙舟连忙起身说：“是的，不敢动问，您……”
“小店店主，盛怀远，”盛怀远送上名片说，“今早我才在报上看见您的照片和介绍，恭喜您的文章为祖国增光！”
沙舟看名片上印着，盛怀远还是华侨总会的干部，忙伸出手去说：“盛先生热心侨务，非常敬佩。”
盛怀远说：“自己人到家了，还坐在这儿干什么？后边坐吧！”
沙舟说：“我随便吃一点东西，下午还有事，不打扰了！”
盛怀远说：“那我陪您喝一杯酒！”
盛怀远吩咐了服务员几句话，便在沙舟对面坐下来。笑着说：“中午随便吃一点，晚上有空，我为您洗尘，不知肯不肯赏光？”
沙舟说：“初次见面怎么好叨扰呢？”
盛怀远说：“在海外住久了，见到故乡来的人就分外的亲。听您说话是北京人，我父亲和我都在北京出生的。美不美家乡水。能够幸会，我总想听听乡音叙叙乡情，在我这儿总方便一点嘛！”
沙舟问：“您原来住哪里？”
盛怀远说：“住西单石虎胡同，先祖在邮传部当差。邮传部就在六部口北边，去年我回国观光，看到已经改作教育局和文化局的办公楼了。我还得到文化局同志的允许，到里边照了几张相，拿回来给家父看。他说文化局食堂，倒还是当年邮传部的旧房子呢！”
服务员送上啤酒，两人喝了一两杯。沙舟想起冯婉如的话，便问道：“听说在东京作生意的华侨商店，还有不同的政治倾向，那顾客有分别吗？”
盛怀远说：“少数人还有抱着过时的观念的。但大多数人是不分彼此，都是中国人吗！台湾迟早还不是要和大陆统一？我把******同志接见我们的照片挂在正中，表明我的立场。可不论哪方面来的同胞，我全欢迎。”
沙舟说：“华侨同胞、有特殊条件，应当多为祖国统一尽一分力量，我赞成您这种态度。”
盛怀远说：“我尽自己力量去做。总会有好结果。昨天晚上有位台湾同胞到我这儿来喝酒，进来时一副丧气样，我陪他谈了谈，思想开通了，临去时高高兴兴，今天还特别派人给我送了一把花儿来致谢，您瞧，这就叫诚能感人。”
沙舟说：“欧？”
盛怀远以为他不相信，立刻转身到柜台后连花瓶一起抱来了一大束鲜花，是衬了绿叶的红白两色玫瑰，花儿吊着一个纸签，上写。“怀远先生清供，TFLG。”
沙舟忙问：“您和这位先生熟识吗？”
盛怀远说：“只见过一面。”
沙舟问：“您知道他的来历？”
盛怀远说：“我只知道他是从台湾来的游客，一周前才到东京。我问他在哪一界恭喜？他说教书。”
沙舟说：“我收到一篮水果，签名也是这几个字。”
盛怀远说：“他可没谈到给你送水果的事！”
沙舟问：“昨晚他和您谈了些什么呢？”
盛怀远说，昨晚七点钟左右，这位先生进了店。进来时就带了几分酒意了。他先站着，看看菜谱，等转身看到******同志接见华侨的这张照片时，说道：“噢，你们是大陆那边的。”说后扭身要走，盛怀远拦住说：“大陆也好，台湾也好，不都是中国吗！为什么这么见外？”那人一笑，就坐下来，要了二两茅台，一盘香酥鸡，一份煮干丝，就自斟自饮喝闷酒。因为这时已过了饭口，隔不远的一条街叫歌舞伎町，是有名的“堕落区”，这条街就格外冷清。店中没有别的客人，盛怀远便替他斟了杯酒，和他搭讪。
“听您这口音，也是北方人？”
“祖籍广东，先祖在天津落了户，作进出口生意。我是在北京长大的，小学在汇文小学住校，中学在船板胡同汇文，大学在燕京。”
“现在呢？”
“处处无家处处家！”那人摇摇头，喝口酒说，“狐死首丘，我不论在哪儿住，都把窗口向着大陆的那间屋选作卧室，我相信，这样作梦才能作到还乡梦。”
盛怀远说：“我也是这样，近几年来，我每年旅游一次，每次都回北京。其实，北京我已经没有亲属了，连老朋友也没几个。可我只要在北京街上走走，换上干部服挤几回汽车，遛两条胡同，甚至跟饭馆的服务员拌几句嘴，跟百货公司店员吵几句架，就又觉着自己是个中国人了。”
“有机会这么走，不容易！”
“其实，回去还是看见的好事多。前年回去街上还一片白沙沙的水泥砖和黑油油的柏油路，去年回去住户的窗前屋后种上花养上草了，今年再去，嘿，有了街心公园了。前年回去看见有个体户拉三轮，我觉着比以前活泛了点；去年回去就见到了农民开着自己的拖拉机往城里来卖西瓜；今年呢，我在东单看见一溜三辆大旅游车，写着‘个体户旅行汽车，唐山、天津、北京三日游！’您说，这叫不叫日新月异？大的方面更说不完了！别的不说，就讲北京新建的这几个住宅区吧！以前的肃王坟，现在叫劲松，大楼起来了！西便门，那是上白云观雇驴的地方，现在也是住宅区，大楼起来了，还有……”
“那是人家。人家吃过苦、玩过命，如今得了善果，应该应分！有咱什么？”那人又喝了口酒，叹了口气。
“您这话就有点离弦了不是！人家是谁？中国！咱是谁？中国人！我跟您说句体己话，我祖上在前清也是赫赫有名的名臣，我的亲戚在镇反的时候没少受罪，一句话，中国共产党当了权，我有不少损失。我也骂过他们，以前我也赌过誓，决不跟他们接触。我觉着要是中国不革命，我总不致于落到这份上，再损也不致于当饭店掌柜的！”
“可听您刚才那口气，倒象洗过脑的！”
“没错，洗了脑了，是我自己洗的。这几年大陆上来的人多了，我跟他们谈的多些，也看了点他们送我的书报，我忽然琢磨透一个理：改朝换代，自古有之，只要改的对国家对民族有好处，个人进退算什么的？炎黄子孙为国为民作这么点牺牲有何可怨呢？我不是说新中国样样都好，‘**********’，干了多少缺德事，共产党自己都彻底否定了！不管新中国有多少缺点，有两样事您总不能不服，一、那儿没妓院没乞丐，没有歌舞伎町，没有黑社会作人肉买卖，逼良为娼、诲淫诲盗；二、中国人在洋人面前再也不矮一头。外国人不能在中国横行霸道了，基辛格、尼克松、里根，要商量事你先上中国来。你来我去咱们平起平坐。朱建华跳得高，女子排球打得好，你得升中国国旗，你得奏义勇军进行曲，这就叫扬眉吐气！我说您哪，犯不上为自己一点事犯愁，干吗放着宽处不想想窄处。佛家云，境由心造，退一步海阔天空……”
正说到这里，一位二十多岁的女士推门走了进来。朝那老人看了看，叫道：“老爷子，您离开会场怎么也不说一声，害得我一顿好找。快十点了，回去吧。”
她替老人付了帐，扶他上了门外等着的出租汽车，匆匆走了。今早上就叫人送来这束花！
沙舟问：“那女人是不是穿着黄裙子、黑上衣，鸭蛋脸，荷叶头？”
盛怀远说：“是的，她自称姓冯。您也认识？”
沙舟点点头说：“这位女士我认得。那位老先生或许也见过。”
盛怀远说：“那昨晚上您要在这儿就好了。他打听国内的事。您比我知道得多。能介绍得更好些。”
盛怀远说要去忙他自己的事。沙舟久久地在脑子里思忖这两个台湾人，总觉着有点古怪处。
回到旅馆，脱去上衣，急忙上床午睡。借着酒劲倒是睡着了，可睡着跟醒着差不多，脑子里乱乱哄哄，人影恍惚，总有那两个台湾人纠缠。睡了约半个小时醒了，醒后比没睡时头脑还昏沉。他知道再也睡不着了，就到卫生间用稍凉些的水冲了个澡，然后披上睡衣读发言稿。不念还好，这一念才知道二十多天的功夫白费了，那股熟练劲坐了趟飞机全跑了。读起来别别扭扭，结结巴巴，感情呆板，连重音都找不着地方！看样这丑要出大了。
一次读不顺，从头另读，越读越不顺嘴。他又急又气，懊丧的把稿子一扔说：“算了！干脆请中元去读！”
电话铃响了。
一听就是冯婉如。
“是沙舟先生吗？”
“是的，您是冯小姐？”
“打扰您了，有点事求您，不知道您方便不方便？”
“尽力而为，什么事？”
“家父也在东京，看到报上的介绍，对您十分景仰，很希望能见到您，不知道对你是否方便？”
沙舟心想：来了！这件事不了，是绝对不得安静了。就说：“同胞相会，大喜的事，能有什么不便呢？”
“您看，什么时候合适？”
沙舟想，是吉是凶、早晚总要亮底，还是早点弄出个究竟好。反正稿子是念不成了，便说：“今天就好。”
“什么地方呢？到您那儿去也可以，或者在街上找个地方更方便。”
“一切遵命。”
“就在淮扬春好不好？那里您算是熟地方了。”
“可以。”
“四点钟，我们在这儿恭候。”
沙舟看看表，已是三点二十分了。知道他们是一切安排好了才打电话的。
沙舟心情有些紧张。许多反特故事片的惊险镜头又一下子都推到他眼前来了。“鸿门宴”，“美人计”，秘密绑架、公开收买、摄影录相、伪造新闻……马上毁约还来得及。
可又一想中央号召海峡两岸多交流，多了解，促进统一大业，现在机会送到门上，临阵逃脱，自己算什么共产党员呢？不论哪一边，总还是好人多吧！
他走到淮扬春门口时，紧张的心情就丢掉大半了。门口只有盛怀远一人在迎接他。
“他们在屋里，”盛怀远说，“您放心，在我这儿决不会出现不愉快的事。论人数咱们也二比二，至少势均力敌。”
盛怀远说的屋里，不是营业厅，是他的后楼上，那里有一间纯粹中国式的客厅。天津地毯，红木家具，白铜痰筒，细瓷茶具，迎门连三上供着地地道道的中国财神，两旁撒金红地对联，写的是“陶朱事业、管鲍遗风”。
听到脚步声，冯婉如就扶着一位六十开外、精神疲惫、面色潮红的老人迎了出来。老人上身穿的正是那件灰哔叽对襟小褂，卷着白袖口，下身是西服裤、圆口布鞋。
冯婉如介绍说：“这是家父。”
老头说：“冯良冀！”
沙舟说：“我们好像见过了！”
“见过见过！”冯良冀笑道，“我看您的时间长些，您看到我的时间短点，因为我当时正有点心事，回避了，请原谅。”
进到屋中，分两边挨次序坐下。盛怀远不用侍者，自己用盖碗沏了茶，捧到了各人面前。
冯良冀笑道：“在报上看到对您的介绍。您是自修自学，功成名就的。受了那么多磨难、刚刚洗清冤情，就写出成功的论文来，为炎黄子孙争光，我十分佩服！”
沙舟说：“谢谢，粉碎‘******’后，共产党实行拨乱反正政策，把多少年的冤案、积案都理清了，改正了。全国人民都意气风发，争着为国家、为人民出力。我个人命运是随着国家命运兴旺而兴旺的！”
“好，好，我为您高兴，也为我们民族高兴，盛先生说的对，那天晚上他对我说，海峡两岸比着兴旺才好！哪边干好了，都是中国人的福气，我服这句话。”
闲谈了几句，冯良冀饮着茶，脸上露出沉思的模样。
沙舟便问：“老先生约我会面，想必有所见教。”
冯良冀笑笑说：“没什么大事，我离开北平年久了，多次在梦里看见它，可总也看不清楚。报上说您久在北京，想请您给我讲讲北、北京！”
“这有什么不行呢？可北京这么大，从哪讲起？”
“衣食住行！北京还有人穿大褂吗？”
“这两年有女士们穿了。男的还没有，有也是在戏台上。”
“汇文中学还有吗？”
“有，改名叫二十六中。”
“汇文小学呢？在盔甲厂，城墙根底下。从五老胡同穿过去，那个胡同有个中药铺、出名的苏合丸。”
“没了，没了，盔甲厂那边盖成现在的北京火车站了！”
“东单牌楼听说也拆了？”
“单牌楼，四牌楼全拆了。单牌楼拆了以后，曾经在陶然亭公园又树了起来，‘**********’中江青一句话，又把它从那儿拆掉了！”
“唉，东单牌楼北边有个三星餐厅，是西班牙人开的，在平安电影院界壁儿。平安当年专演美国片，可比真光设备差。”
“三星的房子还有，以前开过一阵饭馆，后来又改成什么公司的办公楼，现在弄不清又改成什么了。平安倒还有，叫儿童电影院了。”
“那东单飞机场呢？”
“现在是个公园。有一部分作了体育场。”
“飞机场东边，马路北口有家专卖脂油饼的，掌柜山东人，在那吃完饭出来，连书包都是油烟子味，还有吗？”
“有，可不卖脂油饼了。”
“东安市场的豆汁徐呢？”
“没了，东安市场重新建过，东来顺盖了新的大楼！”
“那门口的饭摊也撤了吗？那个摊的羊肉馅饼全城第一，东来顺的东家，就摆那饭摊起家，他发了财，不忘本，还留着这个摊，切涮羊肉的肉片剩下肉头拿来作馅，不收利润……”
说着说着，停了话声，老人双手捂上脸，眼看泪水从指头缝里渗了出来。沙舟惊住了，不知说什么好。冯婉如走过去，把一条手帕塞给老人说：“爸，别这样。”
“梦啊！梦啊！自打过了六十岁，我一作梦就在这几个地方转。”冯良冀象个孩子似的，擦着泪，唏嘘说，“三十八年，我离开北京三十八年了！北京没有我，还是北京！我没了北京，我可就不是我了……哎哎。”
沙舟说：“你别心窄，方便的时候，您可以去看看，现在政府的政策很宽……”
“听说了！也有回去过的。”
“是啊，您也可以回去看看。”
冯良冀把头狠狠的摇了摇，不再说什么。盛怀远立刻找些别的话头，把话岔开。盛怀远讲不久前到日本来演出的京剧团，说李元春的猴戏把日本人看迷了。又说北京人艺来演“茶馆”第二天，许多华侨不约而同的都穿起旗袍来，有人建议盛怀远在东京开个中国式的茶馆，服务员一律穿长袍，掌柜的着马褂。茶馆名字叫“老舍”。
冯良冀说：“台湾报上说老舍死了，我不信，老舍写了不少说新中国好话的作品呀，后来，后来证明是真的！我想，要连老舍这样的知识分子还容不得……”
冯婉如装作送水，过去推了老人一把，老人愣了一下，把话停住了。
“是‘******’犯的罪过！”沙舟说，“‘******’我们都审判了！”
“是的，是的！说实在的，你们干得不错，我们不少人很感到安慰！”
盛怀远说：“新领导掌权，会越来越好。”
“是的，好就好。不管哪边弄得好，都是中国人的福气，我相信。不然我也不到日本来。”
沙舟疑问的“嗯？”了一声。
冯良冀勉强笑笑说：“您不知道，这里有个缘故。我早年有个把兄弟，也叫沙舟，是跟吴文藻、费孝通先生学社会学的。那时候的社会学包括少数民族的历史、风习。他跟费先生去贵州苗山作过调查，还随曾昭伦先生去过大凉山。他自己希望去新疆研究西域史。所以，所以在日本报上看到您的名字，误以为就是他了！我想尽办法要促成他来，想见见他，想亲耳听听他的学术演讲，我在台湾总惦着他，到昨天才知道，您是另一个沙舟！我估计，我估计，我送去那篮水果一定把您弄懵了！那是您来之前我定下的，您别见怪。”
盛怀远说：“都是中国学者，哪一个沙舟先生取得成绩咱们都高兴是不是！您没见着那一位，送给这一位也一样不是？”
冯良冀说：“那当然，那当然，明天沙舟先生演讲，我一定恭恭敬敬的去听。”
沙舟说：“谢谢您，不过我不是搞西域史的，我这是兴之所至写的东西，虽有点发现，但价值不大，只怕叫您听了失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