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人是不会满足的动物。如果我们的祖先满足于骑在驴背上吟诗，一边用脚后跟磕着驴肚子，一边比较那和尚是“推”门好还是“敲”门好，今天的诗人就不会乘坐快速列车，二十分钟从广岛来到椿岗。陆虎士本来最大的愿望，不过是今生再来一次日本。可是在成田一下飞机，他就又盼望能获准访问一下椿岗。现在椿岗已访问完毕，要回广岛了。他心中反倒更加不满足了。有个角落是空白，沉甸甸的！“空白”也有重量吗？有。现在他就既觉着“空”又觉得“沉”。
工厂的职工，对这个在此度过苦难时日的外国人很友好。列队欢迎，鲜花，祝酒，参观面目全非了的厂房，机器。一位负责人再三表示歉意，说当年让他在这儿受苦，他也有一份责任！其实那时这人还没进厂，按年龄推算他当时还正上小学！
就是没见到熟人，没见到想见的人。死的死了，散的散了。找来了两位那时在厂内的老工人，不是一个部的，并不认识。也没看到要看的地方。整个城市重建过了。除去名字，没留下可供怀旧的遗迹。
和送别的人分手之后，陆虎士仍不想进车站。陪同他的是庆应大学中文系一个女学生，叫高桥静子。是先从事日中友好活动，后进学校学中文的，年龄将近三十岁，比年轻女孩子能体谅人。她说：“两小时以后还有一班车去广岛，咱们可以在街上再散散步。没主人照顾，更自由些。”
他欣然接受了这个建议。况且这时他竟找到座标了。左边那个七层楼的百货公司，就是三十五年前只有两层木板房的“中岩百货店”，斜对面闪着霓虹灯广告，预告上演《影子武士》的电影院，还是以前低矮简陋的东宝映画馆的旧址。看到远处一个塔式高楼上写的“高桥医院”四个字，想起那地方原是有一个庭院，几间平房的小医院。
他领着静子从高桥医院墙外走过，拐进一条小街，这街上没有高楼，净是二三层的房屋，几家外地会社的出张所，两处中华料理，一处专卖当地特产脱胎漆器的店铺。房子全是新造的。五颜六色的塑料瓦，大扇大扇的玻璃门窗，闪光发亮的大小贴面瓷砖组成现代派镶嵌画，已没有一点当年小镇的风貌了。可是街树上、电杆上还插着几枝纸扎的花束，这是樱花节时残留下来的，已经有些零落和褪色了。而就在这几片淡粉的云朵上他看到了昔日的椿岗。
“先生，”静子笑着急促的在后边说，“你走的这么快，追都追不上，到底要上哪里去呀！”
陆虎士并不停脚，摆摆手说：“来，我领你看个有趣的地方！”
他走出街口往北一拐，出乎他的预料，并不有趣。这里是个公园，而且上午主人陪他到这儿游览过好一会儿。
高桥静子看出他的困惑，安慰地说：“三十五年，旧日的痕迹很少了，您又记错了地方吧？”
他摇摇头，露出一丝苦笑。
二
这地方是不会记错的。
战前，这是个电影院。他被押来的时候，挨着铁丝网围墙有几只太平水桶，上边还写有“松竹”字样。电影院加了层楼板，用本色木柱支着。二层楼上并行四条大铺，上下两层，每层睡三十个人。楼下舞台拆了和后台连成一室，也放两排双层铺，也是每层三十人。观众座厅，改作食堂，长条木桌，总有几十张吧！售票处、休息室改作了事务室，是山崎有道，这些舍长、舍监们用的。院子里盖了几间厨房，用小小的走廊和食堂连起来，房前房后，挖了有七八个防空洞。最外一圈，是一层竹篱笆和一周带刺的铁丝网，铁丝网入口处，白地黑字写的是“兴亚寮华工宿舍”。
正常工作每班十二小时，活儿忙了，要干“彻夜”，今天早上六时上班，明早六时下班。休息十二小时，晚上六点接着干。
陆虎子（那时还叫小名，虎士是写诗以后改的雅号）是全体华工中年纪最小的了。周岁不到十六。他在碳酸镁车间的干燥炉干活。干燥炉是两条平行的大隧道，有四五米高，十几米宽，六七十米长，炉顶是双拱型，但炉门上边的六七米处，却砌成平台，可作为工人更衣室。
这天又干彻夜。到后半夜两点多钟，原料用完，机器停下。工人们各找合适的角落去睡觉。班长张巨吆呼一声“谁来？”把嘴朝炉顶努了努，有几个人就往上爬。虎子也要往上爬，张巨一扒拉他：“小孩，不带你玩！”
“我看看不行吗？”
“看行，可不许多嘴！多嘴包庄家！”
张巨用竹片作了一副天九牌。每逢夜班或进防空洞躲飞机，他就招人推牌九。以各人的口粮作赌注。口粮很少，人饿急，若没有坚定的生活目标作支柱，就蜕化成动物，出于求生本能，要把别人活命的食物赢来填进自己肚子。另外，牛马一样的劳动、牛马一样挨打骂，总也要有“放青”、“打滚”一类的休息和欢乐。植物尚且有开有合，何况是人？尽管舍监等人发现了要打，这赌风却禁不住。
虎子爬上炉顶时，四个人已经凑齐，各按方位占好地形，张巨把牌哗啦一倒，一边洗一边问：“怎么玩法？”
买卖人出身的韩有福说：“一道半碗，顶多不过四碗。”
张巨问：“怎么给法？”
韩有福说：“每天晚饭还半碗。”
张巨说：“不行！我要赢你三十碗，照你这给法要两个月，我要不到两月就死了呢？一天一碗！”
“肚子太空了没法干活。”
“你给黄豆也行，我知道你有货！”
张巨当过东北军机枪班长，在平汉线弹尽粮绝随长官投了降。傻大黑粗，输打赢要，三句话不合就动拳头。日本人叫他当班长，韩有福有点怵他。可是这人自有他好的一面。他敢跟日本人顶，当面骂工长是王八蛋，他跟中国人闹吵子、动手打人，可决不上日本人那里告状。有一次几个华工夜班时摸黑把个日本工长打伤了，勤劳部找不出凶手，罚全体华工在神社广场上跪着，他挺身而出把这事揽到自己头上，挨了顿狠揍。事后，打人的主儿过意不去，偷偷找他道谢，他说：“一笔写不出两中国。你们不承认算对了，我比你们经得住打，要心疼哥哥呢，一人送我几碗饭，让我养养伤。”那几个人每人送他五碗饭，分半个月给齐。他毫不客气，全部吃掉。推牌九他也并不准赢，饭输多了他就报名去献血，献血后在一周内每天多给一碗饭吃，他拿这饭来还赌帐，过年的时候他竟然把工厂神社上供的年糕偷来吃了，而且往空盘里拉了一泡屎。那神社离朝鲜征用工住处近，日本人怀疑是朝鲜人干的，没找中国人麻烦，打了几个朝鲜嫌疑犯。有人说他：“这事你干的有点缺德了！”他说：“高丽棒子在中国不是当翻译就是卖白面，我想揍他们没腾出手来，让小鬼子替我代劳吧。”别人说：“朝鲜人也有好的！”他说：“好样的全参加游击队打日本去了！还能上这儿来？咱哥们在中国人里边也是下三烂。好汉子早跟他们拼了。”
商定好条约，张巨摆了个中间开门，请押注的翻了点。就“七对门、八到底……”分牌。牌到手他先摸了下，叫了声“天地跨虎，金屏大五！”把牌一拍，正要翻牌，一道亮光从楼梯口射了过来，直射到他脸上。几个人觉出不好，急忙放下牌，转身要跑，舍长山崎已经把上炉顶的梯口挡住了。电筒把每个人的脸都照了一会。
山崎在侵华队伍中，当过军曹，是个典型的法西斯匪徒。没什么文化，对于军国主义思想有绝对的信仰，从来没和和平平的说过话，从来不拿正眼看华工。他是华北劳工协会派出椿市的特派员，在兴亚寮中地位最高。
“把牌给我！”
张巨躬身把牌收拢起，用装碳酸镁的纸袋包好交给山崎。山崎把每个人又都看了一会，记在心里。下梯子就走了。这几个人互相埋怨起来。你说我喊声太大了，我说他摔牌太响了。韩有福声称他抓的一副牌是天杠，不然要一人赢他们一碗半饭。这回赢几个大脖溜吧！张巨把肚子一拍说：“屌！他会抓老子会做！明天再做一副好的！走，上海边砸海蛎子去，吃得饱一点好应付这场热闹官司！”
没有人应声，他骂了几声，一个人提着饭盒走了。天亮之前，他端着一饭盒海魟，一捧海白菜回来，放在干燥炉前的通风口上，用热风吹熟，大把的用手抓着吃。看别的几个人愁眉苦脸，他大不以为然：“我说，等一会回去，你们不就光是挨顿打吗？我还丢了一副牌呢！我都不败兴，你们败什么兴？”
这天下工后，他洗澡比往日都洗的仔细。带着全班列队往回走，故意的摇着膀子，快到兴亚寮时，碰上给舍监们当下女，兼作伙房杂工的小姑娘渡边千代子。千代子鞠躬说：“早安！”
“你奶奶个熊！”张巨瞪了她一眼，喊道，“正步走！”
千代子不懂中国话，可从张巨那气汹汹样子判断出这决不是也向她问早安。她挺委屈。这姑娘今年也不过十五六岁，长着典型的日本式的瓜子脸，眼睛不大，可是光亮、秀气，一笑起来有两个浅浅的酒涡。营养不好和过度劳累，脸色很苍白，仍剪着学生式的刘海发，成天穿着打了补丁，洗得发白的学生装，一声不响的作这作那。日本人不论舍长，教官还是厨房的女工，谁都可以指使她。谁指使她都老老实实的干。谁都可以教训她，谁教训她都“嗨，嗨！”的答应，答应归答应，她并不都听信。比如，舍长山崎先生告诫她，对这些中国征用工不要怜恤，因为他们是劣等民族，理应受大和民族的驱使。可她和中国人说话时还是笑嘻嘻的称呼“张君、李君”，称呼“您”不用“你”。管“中国”不叫“支那”，听说他们不喜欢这个叫法。中国人对她很和气，比某些日本人和气的多。他们够苦的了，不能帮助他们也决不要害他们。所以看见什么违反纪律的事，她从不告密。她哥哥在中国失踪了，人们对她家很歧视，母亲天天跪在神龛前祈祷，要佛爷保护哥哥平安。她对千代子说：“我就是相信善行才能换来善报。我看到这些中国人挨打挨饿心里害怕，怕你哥哥在中国也过这种地狱生活，千代子，咱们不要在中国人身上作恶，上天有眼，在中国就会有好心人照顾他！”
千代子不论信不信妈妈的观念，她都不愿违背她。爸爸死了，哥哥失踪了，有人说是叛国了。妈妈一个人带着她姐弟俩生活不容易。除去广岛有个舅舅偶尔接济一下，谁也不肯帮她们的忙。她不能叫妈妈不高兴。
快走到兴亚寮门口，她看到山崎先生从事务室门口出来，一脸的凶气，她赶紧低下了头，急步快走，直奔厨房。兴亚寮天天有华工挨打，她一碰上就低头躲开。她同情挨打的人，又替打人的人感到羞耻。
低下头可堵不上耳朵呢！
刚才冲她瞪眼的那个中国人报告了：“干燥炉车间七名，全部到齐，报数！”
“一二三四五六。”
第六声数字象个小公鸡叫出来的，是男孩变声期的声音。
这是华工中唯一和她年龄相仿，可以说上话的一个人。他真象个小老虎似的，大眼睛，轮廓清楚的嘴，笨里笨气的样子真好玩，他在她面前装成大人，一本正经，可是不小看小姑娘，见面总是先向她问好。
不好了，山崎先生开始打人了，先听见啪啪的，手打在脸上的声音，然后才问：“知道为什么挨打吗？”
“知道了。”
一个一个在打下去呢！也会轮到他吗？
“知道吗？”
“知道了！”
“知道吗？”
“知道了！”
千代子怕打到他那里，吓得心口咚咚响。低下头急忙加快步子，刚走到楼房拐角处，答话的声音变了，小公鸡声音叫出来了。
山崎问：“知道吗？”
那个尖细嗓子大声回答：“不知道！”
“叭叭”两个嘴巴。
“立正站好！回答我，知道吗？”
尖细的声音发着颤说：“不知道！”
“叭叭……”
千代子腿抬不动了。他还是个孩子——也许比自己还小吧，怎能禁得住这么打呢？他会有什么错呢？不是好多人都喜欢他，连有道先生对他也格外宽厚吗？每次上医院，办杂事，一个人上街的活儿不是总叫他干吗？现在怎么谁也不来讲讲情呢？
“知道”与“不知道”用敬语说起来，只在尾音上有很少一点差别。陆的发音不准，也许是被打昏了，他想回答：“知道”，说出来的却是“不知道”。怎么谁也不提醒他说一句，干看着他挨打呢？千代子给自己壮壮胆，扭转回身，走向事务室门口，想找机会提醒一下虎子。距离事务室还有十多步，山崎扬起脸盯着千代子瞪来一眼，嫌恶的问道：“你来干什么！”
“是，先生。”千代子站住脚，微微低下头说，“我想问问先生的早饭……”
“走你的，现在问什么早饭？”
幸好有道先生来上班了。有道不二男是“教官”，年纪也不过二十来岁。个子很矮，穿一身在中国做的国民服。打着绑腿。战斗帽的前角捏得指向天空，戴一副近视眼镜，看去象个中学生。他随父母在南京住过，会说几句江苏味的中国话，听起来比日语更难懂，人家一听不懂他就生气。他从不打人，除去开玩笑时也不大骂人，他教华工们必须的日语，也管日常生活琐事。他算山崎的下级，可是对山崎极反感。他在背后向华工们表示，会社方面为了叫华工干好活，不主张无缘无故的太折磨他们，让他们连恢复体力的休息也得不到。还埋怨华工口粮被劳工协会人员贪污太多了。华工吃的太少，干活使不出力量来。会社方面责备他。他很委屈。因为这些事山崎作主，他无权过问。
有道一看这阵势，就问出了什么事。张巨报告说：“我们在厂内赌博了……”
山崎指着陆虎子说：“我问他知道为什么挨打吗？他居然说不知道，有意反抗。”
陆虎子说：“报告，我并没有参加赌博。”
山崎问张巨：“他没参加吗？”
张巨说：“是的，没有参加！”
山崎喊道：“撒谎，我亲眼看到你在场。”
张巨说：“他坐在一边休息的，没有赌！”
“那就更该打！”山崎走近陆虎子，一口气打了六七个耳光说，“你看他们赌了吧！你向我报告了吗？为什么不报告？为什么不报告……”
三
华工们的伙食，到底有没有定量，多少定量，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敢问。从到椿岗那天起，就是每顿一平碗饭，一碗连菜叶也看不到的盐汤。没见过肉，没见过鸡蛋，偶尔吃一次鱼，却又“阿莫尼亚”气冲鼻子，象才从尿桶里捞出来，熏的人连眼也睁不开。近几个月来，伙食更糟了。饭仍然是每顿一平碗，可已经由全部大米变成了半米半菜，里边加南瓜，加白薯，加萝卜，加各种菜叶。一碗饭捞出菜后，剩下不到两口米饭。而同时，山崎等人的伙食却连警察、宪兵都羡慕，这些人时常来“兴亚寮”巡查，常常就是为了在这儿吃一顿饭。日本副食品短缺，以劳工协会为名，山崎等不断从中国运来罐头、腊肉、花生、汾酒、栗羊羹，他们自己吃，也用来打点衙门官僚。山崎在日本只是普通职员，可是生活比高级工程师们优越得多。有道就背后叫他是“发中国财”的。
千代子来到伙房，已经开始摆饭了。华工们早已在食堂四周饿得团团转，只听一声铃响，立即列队入座、开始饭前读训词，默祷等一整套仪式。
张巨一班人进入食堂，训词已读到末尾，他们赶紧靠墙站下来跟着念：“感谢天皇赐给的食物……”
“默祷！”
双手放在腿上，两眼一合，条件反射作用就来了，胃的活力骤然增大，顿时浑身都乏了，都软了。只嘴，食管，这些和吃有关的器官格外的兴奋，嘴又苦又干，食管一阵阵抽搐，想咽唾沫可又无唾沫可咽。阿弥陀佛，总算听到“默祷完毕”的口令了。全屋的人同时舒了一口气，也同时伸手去抢自己的饭碗和筷子。从动作快的人那里已传来喝汤的“滋溜”声。张巨等人快步走到自己位置前，一边就座一边就抓筷子。这时渡边千代子端着个空托盘走过来，用低低的声音说：“真对不起……”
众人问：“什么事？”
“山崎先生命令把你们的饭端回去。”
这句话象一条电鞭，把伸去端碗的手又打了回来，张巨哼了一声，站起身说：“走，睡觉去。”别的人也跟着站了起来，可是千代子用手悄悄指了下门口说：“山崎先生命令你们在这里看着别人吃。然后把碗筷收拾干净再去休息。”
远远一望山崎冷笑着正盯着这里，只得又坐下来。千代子满脸歉疚，紧低着头，把桌上的饭一碗一碗收进她的托盘里，嘴里不断的低声念叨着：“非常抱歉，真对不起……”饭都摆进盘子。她指指每人面前的汤：“这个，我一会儿只拿碗走就可以！”
“屌”张巨把眼睁得象铃铛，拿起眼前的汤碗，朝墙根扔过去。咣啷一声，把全屋人都惊动了。
虎子在生气，委屈。想了多少种向山崎报仇的办法，估计都实现不了，正在发狠的对着门口不出声的说：“反正不能叫你如意，老子本来不赌博！你不是打吗？偏赌！非赌不可！”这碗一打，把他从失神状态中惊醒，看见山崎正气汹汹的往这儿走，提高调门问：“谁？出了什么事？”
这时千代子刚好走在他面前，就往侧面一站说：“请原谅，我装的碗太多，掉到地上一个！”
“贱种！”山崎抓住千代子的头发，前后拽了几下，“下流坯、叛贼骨头、小骚货……”
千代子一声也不响，让他拽完，等他走开，才低头默默走向厨房。
人们陆续放下筷子，等着听口令念饭后的祷告词。挨着张巨坐的是同一个部、硝酸钾车间的工人宋玉珂。此人三十来岁，寡言少语，在华工中颇有信誉，他拉了一下张巨衣服说：“收桌子时注意我们班的碗！”张巨往旁边一看，有几个人正把故意剩下的两口饭，倒在菜汤里。他感激的捏了一下宋玉珂的手。
张巨在赌博打架方面翻脸无情，可在这些事上他另有原则。收拾碗筷时，他向班里其他人说：“老宋班上的人挺讲义气，你们吃罢。”他自己却走得远远的，到别的桌上收拾碗筷，同时把撒在桌上的饭粒，剩在碗里的汤底贪馋的往嘴里放。这点东西下了肚，不仅没有解饿，反勾起了更强烈的食欲。一回住室，他就骂着山崎的祖宗脱下身上的协和服褂子，举在头上说：“谁有白薯，黄豆？我换，五合豆我就换。”
谁也没有答碴。他走到韩有福的床前。一把掀开了他的被子。韩有福果然假装睡觉，蒙在被里偷偷吃黄豆。张巨说：“讲讲义气，换给几合。”
韩有福个子矮小，长相象个猴子，可不知用什么办法勾搭上了个寡妇。那寡妇总给他吃食。这屋的人也就常丢东西。毛巾、肥皂，洗了晾着的线袜，打了补丁但还能穿的旧裤子，一转眼就不见了。过些天人们发现染了黑色，穿在那寡妇身上。那寡妇不承认是韩给她的。大家既恨韩有福，又没招治他，所以张巨敲他竹杠，谁也不出来拦。
韩有福转过身去说：“别闹，干了一夜活，我要睡觉。”
“你干什么活！干你那日本娘们吧！拿黄豆来，四合，衣裳归你了。拿去孝敬你小妈去！”
“我没有。”
“你可别找不自在。”
“我不要你的衣裳，借给你一合行不行？只要对兄弟客气点！”
“屌，老子没人倒贴，借的起还不起。不换也行，咱们掷一把骰子，赢了你给我黄豆。输了把褂子归你！”说完，张巨回到自己床前，掀开草垫子，找出一颗他自己用牙刷把磨制的小骰子来，硬塞到韩有福手里说：“掷，赶大点，一把一合黄豆。”
“你看……”
“快点，你不掷我找别人替你掷，输了你拿黄豆。”
“你爱找谁找谁，我反正不掷！”
“虎子，你替他掷！”
虎子正发恨要参加赌，马上一骨碌爬起来抓住骰子说：“我也算一份。”
张巨打了他一巴掌说：“你小孩子赌什么？替韩有福掷。”这时围观的人已聚来好几个，都幸灾乐祸的说：“你别赌，只替韩有福掷，赢了归张巨，输了算韩有福的！”虎子无法，抓起骰子一扔，是个“眼候”【注释1】。大家连拍巴掌带笑。叫韩有福拿出黄豆来。
“没说的，拿黄豆来！”张巨不等韩有福动手，站上床去，伸手摘下他挂在床柱上的挎包，从床架上拿过小白瓷茶碗，舀了一合炒熟的黄豆倒进自己衣袋，捏了几粒给虎子说：
“你吃点喜！”
韩有福抢回挎包，又用被把头蒙上了。大家又笑，这时有道在门口轻轻咳嗽了一声，人们立即捂上嘴爬回自己床上去。有道听听没有了动静，这才走进来，到张巨床边拍了他一下说：“山崎先生叫你去。”
张巨连忙爬起来，随有道走了。
韩有福一伸手，触到了张巨丢下的那个骰子。他心里转了主意，推推身边的虎子，把头靠近他的枕头说：“喂，这合黄豆可是你输的。算你借我一合黄豆好了。”
“我替你掷的！”
“那是张巨说，我没认可呀，我赌博凭什么叫你掷！”
“我没黄豆，拿什么还你？”
“还我饭也行，一碗饭。晚上给我。”
“我今天中午就没吃，晚上再给你我还能上工吗？”
“先还半碗，半夜里夜餐再还半碗。”
“不！”
“再不然咱们俩再掷两把，你赢了就对销！我今天手气赖，八成准输！”
虎子正要报复山崎，马上认可。两人用被子蒙上头，悄悄趴在枕边掷骰子，韩有福欺侮虎子是雏，作了点手脚，到张巨回来时，虎子已输给他五碗饭。韩有福借口怕张巨看见捣乱，不肯再赌了。
张巨却没有顾上注意他们。山崎叫他去，说是罚他干活，实际是派他给自己的情妇送大米去。那是个朝鲜女人，丈夫曾和山崎在一个部队服役。据说阵亡了。山崎负伤后退伍，借口照顾战友家属，和她明铺暗盖的姘居起来。他和一些人尅扣华工的口粮是半公开的，扣下粮食，大半送回家里，也匀一部分给那女人。张巨背着半草包米往那儿去，越想越生气。你揍了我，还要我给你野老婆送私货，也太骑人脖子拉屎了。你既明目张胆克我的口粮，我就暗地里再把它要回来，走在半路上，竟撕开草包，脱下袜子灌了两袜子大米藏在草地里。把大米藏好，又觉着不弄个装米的家伙不行，那袜子早磨掉了后跟，若用它把米带回兴亚寮可不容易。到朝鲜女人处，恰好看见她厨房门口放着个做了一半的慰问袋。张巨毫不客气把它揣进了怀里，半路上把袜子里的米倒入袋里，先送到房后竹栅墙底下，然后空着手到事务室交外出牌。交过外出牌，装作解手，又绕到房后从墙下把那袋米拽进来，用衣服一包带回住室，他急于要把米藏严实，那顾得上韩有福和虎子掷骰子。
四
刚刚进入夏季，濑户内海沿岸的阳光就火辣辣的。看到陆虎士满脸的汗水和失望。高桥静子建议到咖啡馆去饮一杯冷饮，凉快一下，休息一会。
咖啡馆也不复是当年的景象，没有“一粒米等于一颗子弹，为圣战而节约”的标语；没有称作“代用食”的豆腐渣。也没有排成长队等着买一份煮白薯来打牙祭的人群。有的是镀镍的饮料车、加冰水的“白马牌”威士忌、可口可乐，自动售货机，“角子老虎”，都是些当年椿岗人听都没听说，想也不敢想的东西。连麦克风里的歌声也是生疏的，带西方情调的。象五个指头一起按在管风琴发出的既谐和又杂乱的调子。歌星一定是穿着连衣裙，透明裤袜，烫着短发，拿着全自动照相机的姑娘。三味弦和夏威夷吉他伴奏的“荒城之月”呢？“马车之歌”呢？唔，和服背后扎个蝴蝶结的姑娘呢？
“您这样看着我，真叫人不好意思。”
“啊，对不起，太失礼了，我在想别的事。”
静子想转移一下陆的注意力，也想满足一下自己的好奇心，她问陆：“听说您十五岁就到这里来作工了，为什么？”
“日本军队抓了我。他们扫荡的时候，我正发疟疾，跑不动了。”
“您那时是八路军？”
“不，老百姓，一边上学一边放羊。放羊就是把羊群赶出去吃草，再把它们赶回来。”
“您有很多羊？”
“我一只也没有。给别人放，这家三只、那家五只，放出去是一群，赶回来各回各的家。”
“您是老百姓为什么要抓您。”
“东条内阁通过一条法令，要从中国征用劳动力。因为日本的青壮年都当兵去了。也许您不相信。那时候把全椿岗的男人集中起来，也没眼前这公园里的人多。”
“糟糕得很哪！我从日中友协印的书上读到过，日本军队在中国犯下了可怕的罪行，真对不起。”
“您用不着道歉，我和日本军队枪对枪刀对刀作过战，杀死过敌人；可我也有日本朋友，患难与共的朋友。您当然是朋友。”
“您的第一个日本朋友是谁？”
第一个朋友叫伊藤贤二。
陆虎子的家乡是抗日根据地。他当儿童团员的时候，常常夜里给部队当向导，送情报。有一天夜里，村长叫他领一支十几个人的武工队到新建的据点魏庄去。虎子的姑妈嫁在魏庄，他闭着眼也能找到。
村长把他领到武工队休息的油房里，把他交待给武工队的赵队长。赵队长常在这村来往，和虎子很熟。就故意对村长说：“叫你找个好的，可靠的向导，你怎么把这小子弄来了？”
这可伤了虎子的自尊心！一跳多高，冲赵队长问：“你说啥哩？我怎么不好？怎么不可靠？”
“你不服从命令听指挥！上次去摸何家寺伪军区部，叫你打响以前回来，你怎么偷着跟进据点里去了……”
“谁还没个错误！八路不兴抱成见。”
“行了，魏庄有你姑，你不是更有说道了？村长，趁早换人。”
“我今天不进村就得了呗。”
“那也不行。”
“你说咋行？”
“半路上叫你回来你就回来。”
“我服从命令！”
“信不及你。”
“大丈夫一言为定，咱们拉勾！”
在虎子和队长矫情的时候，别的队员都不作声，唯有两个穿紫花布，头上蒙着白羊肚手巾的人一边小声嘀咕一边笑，可虎子没顾上听他们说啥。队长跟他拉完勾，指指那两人眼前一个军用挎包说：“你帮着背上那个。”虎子走过去把挎包拿起来刚要往身上背，其中一个戴眼镜的忽然站起来说：“你小孩的，不要太辛苦，我的顶好！”
这可把他吓坏了，两眼直溜溜的瞪了那人半天，自言自语说：“娘啊！这是个鬼子！”转身要跑。这一下全屋的人都笑了，赵队长拽住他说：“就这么点胆子还要抗日呢，他不是鬼子，他是同志。”
“怎么说话跟来扫荡的鬼子一个腔？”
“他是日本同志。”
“日本还有同志？”
戴眼镜的人拉住虎子的手说：“我们是同志。反战同盟，明白？”
虎子不明白。不过既然赵队长和同志们都跟这个鬼子同志一块行军，一块休息，大概危险是不大的。他不跑了，可是把挎包还给了那个戴眼镜的，就是同志，也还是鬼子，他不愿给鬼子同志背挎包。
这是个月黑头天。东南风吹得青纱帐沙拉沙拉响，象海潮声似的。开始他们走在交通壕里，每过一个交叉口，虎子都向赵队长交代一下回来时辨认方向的标志：这里要背着那两棵杨树走，那里要从破窑边上向左绕，那边是死路，何处是假壕……离据点只有二里路时，看得见碉堡上的探照灯贼眼了。他领他们从高粱地钻出去，又爬过苜蓿地，来到一片坟堆后边。他指着前边说：“南边这条路是去村前的，白天村口有伪军的卡子，晚上他们都钻进炮楼子，拉上吊桥，喝酒抽白面去了。北边这条绕到村后，正从日本军队的铁丝网前经过，因为没人敢走已经叫草蔓上了。可是仔细找，还能认出路径来。”
赵队长夸了他两句，叫他回去，他哼唧了两声，没敢耍赖，就又爬进苜蓿地，爬着爬着，觉出有人拉他衣角。他回头看看，看不见人影，黑地里有两片东西闪着青光，他吓了一跳，后来明白过来，是鬼子同志的眼镜。他悄声问：“什么干活？”
鬼子同志把一个软软的纸包塞在他手里，搂住他的肩说：“我们好朋友的，再见。”转身又爬走了。虎子摸摸纸包，里边有几块硬梆梆的东西，他举到鼻子下闻闻，喷香。就抠出一块来，拿舌头舔舔，嗨，是洋糖。他赶紧放进嘴里，一边啧着，一边爬出苜蓿地，三步两步跨过高粱地，跳进交通壕，他就靠壕根坐下了。他跟队长作的保证是不跟他们进村，没有说不许听听动静。
洋糖又香又甜，东南风吹得浑身发懒，据点那边没有动静，等啊等啊，眼皮越来越重，等他听到枪响，不知道睡了多大工夫了。老套筒，单打一，吭呀吭的，象敲水桶！捷克式机枪象炒豆。响了一声说声停又全停了。就听有人喊话，话声随风传来，断断续续。可一句也听不懂，唔，是日本话。对了，嗡声嗡气，就是那个鬼子同志的嗓声。叽里咕噜，又快又不清楚，真是鬼话！好像翻来覆去总说几个字：“什么什么桑，什么什么拿赛！”
枪又响了，叭勾叭勾，叭叭叭叭，是三八大盖和歪把子，不用说是炮楼上打来的，枪声中可还听到“鬼子同志”在喊话。
喊话声中断。变成了日本军队的喊叫声，杂乱的脚步声。虎子感到不大妙。拔腿就往回村的路上走，枪声冷落下来，脚步声却越来越近，听听快到身后了，虎子急忙闪进一个岔沟里，趴在地下隐蔽。
人们到了岔沟口上了。只听说：
“来，我背一段。”
“慢点，慢点。”
“这样可以吗？”
“谢谢！”
虎子听出是回来的武工队，钻了出来。赵队长一见就好大的火：“这么危险，你还不回家？”可一转身，又叫住了他，和颜悦色的问：“这儿最近的堡垒村是胡楼吧？有多远？”
“四里来地！”
“你认路吗？”
“俺姐姐就住胡楼，是堡垒户咧。”
赵队长想起来了。他姐夫在扫荡中叫日本鬼子用刺刀挑了，从此这女人就成了“抗日青年先锋队”队员。她给赵队长他们跑过交通。泼辣，决断，上伺候公婆，下抚养遗孤，还积极参加抗日工作，从来没见她在人前皱过眉，叫过苦。
“你把我们带到胡楼去。日本同志挂彩了，得找找地方给他包扎好，埋伏下来。”
虎子看看被人背着的那个人影，又摸了摸衣袋中的洋糖，不好意思的说：“把那个挎包还是给我背着吧。”
“挎包里是日文传单，已经撒在据点外边了。”赵队长说，“没份量，不用再折腾他了。”
虎子把武工队带到胡楼，把他们交给抗日村长，自己跳墙到了姐姐家，堂屋里住着姐姐的公婆，他没去惊动，径自到西厢房窗下敲窗子，小声说：“姐，我是二虎！”
姐姐醒过来，开门放他进屋，不安地问：“家里出事了？”
“没有！”虎子说，“我是给队伍带路来的，看看你跟小外甥就回去。”
姐姐点上灯，让他上炕上歇着，从草囤子里掏出两个鸡蛋放进水壶，给他煮鸡蛋，问他说：“开来的是哪个部队？”
“赵大成的武工队，一个反战同盟挂彩了……”
“啥？啥叫个反战同盟呀？”
“瞧你这落后劲，还是抗日妇女呢！”虎子不屑的撇撇嘴说，“反战同盟都不知道，就是打鬼子的日本同志，日本也有八路军，你懂了不？”
虎子吃完鸡蛋，躺在炕上一觉睡到了半晌午。屋里一个人没有，都在上房里忙活，他一看耽误放羊了，连招呼也没打，急忙就往家里跑。第二天他开始发烧，随即发起疟疾来。一气躺了半月，这天午前，爹妈上地里摘棉花，日本军队突然出现在庄头了。他腿软跑不动，一出胡同口就叫日本兵抓小鸡似地抓住，和六七个抓来的人拴在一条绳上押到火车站，赶上闷罐车一直拉到青岛，在那里他们被剃光头，换上灰色工作服，左胳膊上套了个白袖标，上写：“华北劳工协会，苦力。”五天之后，把他们和矾土页岩矿石一起装进“九洲丸”的货舱，运往扶桑三岛去了。
陆虎士把这段往事简略了又简略地讲给高桥静子，高桥静子听完唏嘘不已，她从事日中友好有好几年，也听到过一些友好佳话，象这样直接由当事人讲却是头一次。出于各种原因，许多反战同盟的朋友不大讲自己的经历。在这个社会里各种思潮都存在。当年这场战争，日本军阀是打着“为天皇效忠，为民族争光，为日本生存”的口号发动的。尽管日本民族遭到惨痛的牺牲，许多人对此有过反省，但仍有不少人对当年用生命反对战争，与中国人民结成斗争同盟的日本人，给以歧视和敌视。
高桥静子没有这种偏见，她还想知道得更多。
“您以后再没见过那个戴眼镜的日本同志吗？”
“见过，他又告诉我许多事情，不过，那是我从日本回国以后的事了。”
“也可以告诉我吗？”
“留到火车上去讲吧，我们该去车站了吧。”
他们走出公园，又走到那条小街上。这是一天之内第四次走过这条街了，走到三分之一的地方，虎子的眼睛象被一股强光刺了一下，眯了起来。走了三遍，竟然都没发现在这新楼和彩色招牌的夹缝里，还有一个被时间遗忘了的角落，它太小了，历史的巨轮隆隆滚过时居然把它从轮齿的凹陷处漏了过去。
那是一栋只有五米宽，三四米高的小木板房，木板涂了蓝色油漆。竖在门外街边的三角立柱型看板上，画着一个老人戴着桃形镜片的眼镜。老人的胸部用变形了的美术字写着“眼镜”字样。
“高桥小姐，我们到这眼镜店里看一下好吗？时间还来得及吗？”静子看看腕上的表说：“十分钟，只能再停留十分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