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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章 读《海上花列传》

花也怜侬所作《海上花列传》,现由上海亚东图书馆标点重印。当其清样打成时,恰巧我经过上海,馆中就把校阅清样这一件事嘱咐了我。我既有机会将此书细阅一过,自然阅完之后,乐得把所得到的一些见解写下来。

适之向我说:这是吴语文学中第一部好书。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也将这书看作一部重要的作品,结尾总评一句,说全书用平淡无奇的文笔写成:这在鲁迅先生的严峻的批评中,已可算得推崇备至的了。胡鲁两先生的说话是如此,自然我所能说的,也不过替他们加上些注解便了。但是仔细一想,话却可以分作几段说。

第一段:说此书的著作者和他著作此书的起因。

花也怜侬究竟是什么人?他的身世怎样?这问题一时还无从回答。据适之说:《海上繁华梦》的作者海上漱石生,是花也怜侬的朋友。适之想去看他一次,仔细打听打听。若然他这一次的访问能有美满的结果,那我就为他恭喜,他又可以大过其考据瘾了!

我们虽然还没有能知道花也怜侬是什么样人,却从清华书房翻印的《海上花·许序》中所说,和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中所说,可以知道他著这部书,除开场所说“具菩提心,运广长舌总不离警觉提撕之旨”之外,还有一个用意,就是和赵朴斋为难。这件事,或者不是全无根据,因为在《海上奇书》第一期中所载《海上花列传·例言》说:所载人名事实,俱系凭空捏造,并无所指。如有强作解人,妄言某人隐某人,某事隐某事,此则不善读书,不足与谈者矣!这几句话说得何尝不冠冕堂皇!但是我们不要被他瞒过:小说家往往把假造的事,挂上个实事的招牌;把真有的事,反说得子虚乌有。这种办法,几乎已是个不成文的公式。所以本书作者的严重声明,反可以算得个不打自招的供状。

再看书中所记赵朴斋、洪氏、赵二宝三人,究竟有什么了不得的恶德没有?朴斋的谋事不成,堕入下流,是很普通的。洪氏的年老糊涂,全无脊骨,是很普通的。二宝的热慕虚荣,失身为妓,也是很普通的。以朴斋与吴松桥相比,究竟是谁更坏?以洪氏与郭孝婆周兰之类相比,究竟是谁更坏?便与她兄弟洪善卿相比,究竟是谁更坏?以二宝与沈小红黄翠凤之类相比,又究竟是谁更坏?然而松桥周兰等辈的下场,都还不过如此,赵氏一家,却弄到凄凉万分,求生不能,求死不得!而且到了全书结束时,作者居心要糟蹋赵氏的痕迹,就愈加鲜明了。赵二宝要想嫁与史三公子做大老母,原也是做妓女的人的极平常的妄想。你说她能做到,固然可以;说她做不到,也就尽够给她消受了。然而作者偏要故弄狡狯,说她预先置办嫁妆,平白的拖上数千金的债,到后来是一场无结果。这也就够之又够的了,然而作者还不称心,还要拉出个赖三公子来大打房间;打了还不算,还要叫她做上一场哭不得笑不得的恶梦,使她“冷汗通身,心跳不止”,才肯放她完结。从这上面看,若说作者与赵氏并无过不去之处,请问他为什么把别人都轻轻的放过了,却偏在这一家上大用气力,不肯宽让一分呢?

这种事,我们诚然不得不认为著作界中的一种耻辱。但作者是一件事,作品是一件事,处于作者与作品之间的“作的动机”又是一件事。我们应当将这三件事分别而论,不可混为一谈。譬如我们看见欧洲的古监狱或古刑场,若要推溯它当年建筑时的用意或建筑以后所演过的一切惨剧,那就简直可以说:这类的东西都是要不得。非但监狱与刑场,便是皇宫教堂之类,也大都是独夫民贼劳民以逞的真凭实据。但是品评建筑的人,决不能把眼光对着这一方面看去:他们只应当就建筑物的本身上,去估量它在美术上所占的地位与所具的特长,决不能于美不美之外,再管到别的什么。在文学上也是如此。作品若好,作者便是极无行,也不能以彼累此。反之,作品若坏,即使有孔老夫子的亲笔署名,也逃不了批评家的喟然而叹!这本是极明显的道理,中国人却不免糊糊涂涂,彼此纠缠。所以陶渊明的人格,是无可指摘的,一般想吃冷猪肉的老先生,却偏要摇头叹气,说什么“白璧微瑕,只在《闲情》一赋”。这就是因作品以牵累作者了。《金瓶梅》一书,在冷猪肉先生眼中,当然是万恶之首,因为他们看这书时,所看的只是些“如此如此”,没有看见别的什么。但因相传此书作者,是预备写成之后,书角上浸了毒药去报仇的,于是冷猪肉先生,又不得不谅其用心之苦而加以原宥。这就是就作者以论作品了。这种批评的态度,真是错到了十二分以上。我们若不先将这层剖剔清楚,恐免不了出笔便差,全盘都错。我们应当认明著了书想敲赵朴斋的竹杠,或者是敲不到赵朴斋的竹杠因而著书泄愤,乃是花也怜侬名下的一笔账;文笔的好坏,方是《海上花》下的一笔账:这就泾渭分明,两无牵累的了。

第二段:说此书的好处。

一书的好坏,本不是容易评定的。往往同是一书,或同是一书中的某一节,一个人看了以为极好,换一个人看了就以为极坏,而这两种评论的价值,却不妨完全相等。所以我现在所说的此书的好处,也不过把我个人的意思,大致写出来便了。我们看这部书,看不到几页就可以看出它笔法的新奇。在一般小说中,遇到了事情繁复时,往往把一事叙了一段,暂且搁下,另说一事;到这另一事说得有了些眉目,然后重行搁下,归还到原先的一事。在本书中却不是如此。他所用的方法,可以归作这样的一个程式:有甲乙二人正在家中谈话,谈得一半,忽然来了一个丙,把话头打断。等到丙出了门,却把甲乙二人抛开了,说丙在路上碰到了丁。两人话不投机,便相打起来。那边赶来了一个红头阿三,将他们一把拉进巡捕房。从此又把丙丁二人抛开了,却说红头阿三出了巡捕房,碰到了红头阿四,如何如何自此类推,必须再经过了许多的波折,再想方法归还到巡捕房里的丙丁二人,以至于红头阿三,红头阿四等等。作者自己在《例言》中说:“全书笔法,自谓从《儒林外史》脱化出来”(《海上奇书》第三期)。不错,凡是读过《儒林外史》的人,都可以证明这句话一点也不错。但《儒林外史》中只把这种特别的笔法小小用了一用,到了本书,可就大用特用了;《儒林外史》只是做些简单的过渡,本书中可使用得千变万化,神出鬼没。因此我们应当承认:这种特别笔法的发明人虽然是《儒林外史》作者,而能将它发扬光大,使它的作用能于表现到最充分的一步的,却是《海上花》作者。那么,用这种笔法的好处在什么地方呢?且看作者在《例言》中自己夸扬的话:惟穿插藏闪之法,则为从来说部所未有。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或竟接连起十余波,忽东忽西,忽南忽北,并无一事完全,部(却)并无一丝挂漏,阅之觉其背面无文字处,尚有许多文字,顾未明明叙出,而可以意会得之:此穿插之法也。势空而来,使阅者茫然不解其如何缘故;急欲观后文,而后文又舍而叙他事矣。及他事叙毕,再叙明其缘故,而其缘故仍未尽明;直至全体尽露,乃知前文所叙并无半个闲字:此藏闪之法也。(《海上奇书》第三期)这些话虽然是“戏台里喝彩”,却句句是真实的,并不是一味“瞎吹”。例如赵朴斋初到上海时,急着要嫖,不论是长三,幺二,野鸡,花烟间,什么都好,是明写的;后来手中渐渐的拮据起来,想去找吴松桥谋事,又向张小村呆头呆脑的问了许多废话,也是明写的。自此以后,他如何渐渐的流落到做穿不起长衫的瘪三,又如何同人家相打打破了头,又如何再堕落下去,弄得拉起东洋车来,却并不明写,只在他娘舅洪善卿眼中看出。这样详的极详,略的极略,在看书的人,却并不觉得它前后不调匀,反觉得这样正是恰到好处。又如张蕙贞的下场,若换别人来写,一定要费上许多笔墨,而仍不免吃力不讨好。因为一向所描写的张蕙贞,乃是明白事理,不任意气的,在青楼中,可算得个幽娴贞静的人物;如今要翻转来说她偷侄儿,着笔自然很难。作者可聪明了,他先从周兰阿珠两人眼中,看见张蕙贞挨了一顿打,可又并没有说出挨打的原因,只在前面无关紧要之处,暗伏一笔,说“两人刚至门首,只见一个后生慌慌张张冲出门来,低着头一直奔去,分明是王莲生的侄儿,不解何事”(回五四),叫人看了全不在意。到后来,方从洪善卿与阿珠两人闲谈中不慌不忙的说出:阿珠道:“张蕙贞啥勿好?”善卿道:“也不过勿好末哉,说俚做啥!”“险个!王老爷打仔一泡,勿要哉。张蕙贞末吃个生鸦片烟;原是倪几个朋友去劝仔,拿个阿侄末赶出,算完结归桩事体。”(回五七)用这样的方法来记述一件不容易着笔的事,真不得不叹为聪明绝顶的笔墨了。又如朱淑人与周双玉二人,鬼混了也有很不少的时候了。他们俩定情的一幕,在庸手一定要铺排细写的,作者却直挨到了最后一幕,方为简单补出:

双玉近前与淑人并坐床沿。双玉略略欠身,两手都搭着淑人左右肩膀,教淑人把右手勾着双玉头颈,把左手按着双玉心窝,脸对脸问道:“倪七月里来里一笠园,也像故歇实概样式,一淘来浪说个闲话,耐阿记得?”淑人心知说的系愿为夫妇生死和同之誓,目瞪口呆,对答不出(回六三)至于双玉的人格如何?她对于淑人的交情是真是假?也是直到了最后才说穿:

“耐个无良心杀千刀个强盗坯!耐说一淘死,故歇倒勿肯死哉!我倒仔阎罗王殿浪末,定归要捉耐个杀坯!看耐逃到陆里去!”(同上)

“耐只死猪猡!晓得是耐阿哥替耐定个亲!我问耐为啥勿死?”(同上)

“劝啥嗄?放来浪等我自家吃末哉!俚勿死,我倒犯勿着死拨俚看,定归要俚死仔末我再死!”(同上)“一万洋钱卖耐一条命,便宜耐!”(回六四)

大家看到了这样的下流声口,就可以断定她一向的天真烂漫是假的,是和李浣芳截然不同的。若再回想到她对于双宝的惨刻的欺凌,就更可以明白这孩子真是要不得,真可以使人不寒而栗。

以上略举数例,已很够证明书中穿插藏闪二法,运用得十分神妙。但问它何以能如此神妙呢?这就不得不归功于方才所说的特别的笔法。若不用这种笔法而用原有的旧方法,就不免重滞拖累,转运不灵。这并不是我凭空瞎说;凡是做过小说的人,只须略略一想,就可以知道我这话不错。

因此,我们若把作者的“例言”改变几个字,把原文的全书笔法,自谓从《儒林外史》脱化出来。惟穿插藏闪之法,则为从来说部所未有。

改做了全书笔法,自谓从《儒林外史》脱化出来。用此笔法,乃能运用穿插藏闪之法,开从来说部中所未有之法门。那就分外真确了。自从有了《儒林外史》,经过了如许多的年代,才有一个花也怜侬,看出它笔法的妙处,从而发扬光大,自成一家。从花也怜侬以至今日,又经过了如许多的年代,出过了如许多的小说,却还没有看见什么人能于应用这笔法的。这就可见旧方法的难于打破,新方法的难得解人。但同时我们也应当知道,这一种特别笔法,是不容易使用的。你若没有相当的聪明去调遣它,没有相当的气力去搬运它,结果只是画虎类狗而已!其次,让我们来看一看这部书中的描写事物的技术,在最近出版的无量数的小说中,我们往往可以看见这样的文章:

“啊哟天呀!妈妈你怎么着?”王嬷嬷儿子含着眼泪说。

“唉!我的好儿子,我——好——了——些——了!”王嬷嬷一断一续的说。

这在著作者,已是卖尽了气力想做白描文章的了。但他大卖气力的结果,只是叫我们不幸的读者多作几番呕!回看这部书中的白描,可真是白描了。我们一路看去,好像是完全不用气力,随随便便写成的。但若真是不用气力就能写成这样大的一部书,恐怕世界上没有这样的便宜事罢!试看王阿二初看见张小村时所说的一段话:“耐阿好!骗我阿是?耐说转去两三个月,直到仔故歇坎坎来!阿是两三个月嗄?只怕有两三年哉!我教娘姨到栈房里看仔耐几埭,说是勿曾来,我还信勿过,间壁郭孝婆也来看耐,倒说道勿来个哉。耐只嘴阿是放屁!说来哚闲话阿有一句做到!把我倒记好来里!耐再勿来末,索注搭耐上一上,试试看末哉!”(回二)

其中哪一句不是用尽了气力做的?然而我们看去,只觉得它句句逼真,不能增损一字,断断不会觉得丝毫的讨厌。其故由于他所用气力,是真气力,是用在文句骨里的,不比低手作者,说不出有骨子的话,只能用些讨厌刺激的字面拉拉场面。再看徐茂荣张寿二人在野鸡潘三家胡闹的一段事:

那野鸡潘三披着棉袄下床。张寿还笑嘻嘻胰着目做景致。潘三沉下脸来,白瞪着眼,直直的看了张寿半日。张寿把头颈一缩道:“阿唷!阿唷!我吓得来!”潘三没奈何,只挣出一句道:“倪要板面孔个!”张寿随口答道:“说啥面孔哉,耐就板起屁股来,倪”说到“倪”字,却顿住嘴,重又上前去潘三耳朵边说了两句。潘三发急道:“徐大爷,耐听!耐哚好朋友,说个啥闲话嗄!”徐茂荣向张寿央告道:“种种是倪勿好,叨光耐搭倪包荒点,好阿哥!”张寿道:“耐叫饶仔,也罢哉!勿然,我要问声俚看:大家是朋友,阿是徐大爷比仔张大爷长三寸哚?”潘三接嘴道:“耐张大爷有恩相好来哚,倪是巴结勿上,只好徐大爷来照应点倪。”张寿向来安道:“耐听,徐大爷叫得阿要开心!徐大爷个灵魂也拨俚叫仔去哉!”来安道:“倪听!阿有啥人来叫声倪嗄!”潘三笑道:“来大爷末算得是好朋友哉;说说闲话也要帮句把哚!”张寿道:“耐要是说起朋友来”刚说得一句,被徐茂荣大喝一声,剪住了道:“耐再要说出啥来末,两记耳光!”张寿道:“就算我怕仔耐末哉,阿好?”徐茂荣道:“耐倒来讨我个便宜哉!”一面说,一面挽起袖子,赶上要打。张寿慌忙奔出天井,徐茂荣也赶出去。(回五)试问我们现在学做《拟曲》,究竟能有什么人做得出这样的一段文章没有?更进一步,我们在无量数的新旧小说中,像这样的文章能有许多没有?

我举这两个例,不过因其篇幅较短,容易写出罢了。此外正有无数的妙文,散见全书之中,细心人随时可以发现。最好的一段,乃是十八回中所记李漱芳的病状和浣芳的一片天真(至于四十二回中写漱芳的死,就比较的不甚出色;其写浣芳,却分外有精神)。这段文章,可真用得着高亚白批小赞的《菊花诗》的十五个字来批它:是眼中泪,是心头血,成如容易却艰辛。(回六一)

他描写事物的手段如此高明,是我们大家可以看得出的。但问他何以能如此高明,我们就不得不注意到两件事:一件是冷静的头脑,又一件是精密周至的观察。

所谓冷静的头脑,乃是无论笔下所写的事物何等纷忙,何等杂乱,在作者总还要一丝不苟,保存他“死样活气”的态度。不然,即使有好材料,也不免毁去。因为用热乱的态度写出来的小说,总是平面的;必须是用冷静的态度写出来的,方是立体的。我用平面立体两个名词来比拟小说,不免有人以为比得不伦不类。但是我请你想一想:你读到过一种一览了无余味,好像是水面上浮着一层油花的小说没有?一定是有的。你又读到过一种小说,它中间的事事物物,好像能一一站立起来,站在你面前的没有?也一定是有的。既都是有的,你就可以相信我所说的平面立体两个名词;更可从这平面立体上,比较出作者的头脑的冷热。但有一层不要弄错:作者头脑的冷热,并无关于所写事物的本身的冷热。热的事物如《红笑》中所写,总无可更热的了;但作者的头脑,仍还同西伯利亚的冰雪一般的冷。至于把冷的事物写热的,那就不必我来举例,你书架上一定堆放着不少!

本书作者的头脑,虽然也不免有热乱的时候,但十分之八九总是冷静的。有了这冷静的头脑,他才能不慌不忙,一丝不乱的将他的白描技术使用出来。我在书中看见这样的两段:

莲生等撞过乱钟,屈指一数,恰是四下,乃去后面露台上看时,月色中天,静悄悄的,并不见有火光。回到房里,适值一个外场先跑回来报说:“来哚东棋盘街哚。”莲生忙踹在桌子傍高椅上,开直了玻璃窗向东南望去,在墙缺里现出一条火光来。(回一一)

阿珠只装得两口烟,莲生便不吸了,忽然盘膝坐起,意思要吸水烟。巧囡送上水烟筒,莲生接在手中,自吸一口,无端吊下两点眼泪。(回五七)

“月色中天,静悄悄的在墙缺里现出一条火光来”,“把水烟筒)接在手中,自吸一口,无端吊下两点眼泪”:这便是替花也怜侬的脑子画了个小影啊!

精密周至的观察,乃是做一切写实小说的命脉;要是没有,无论你天才怎样的高,功夫怎样的深,总不免一动笔就闹笑话,因为既是写实小说,就决不能“瞎三话四”的。相传花也怜侬本是巨万家私,完全在堂子里混去了。这句话大约是确实的,因为要在堂子里混,非用钱不可;要混得如此之熟,非有巨万家私不可。但在堂子里混了一世的人很不少,混了之后做出小说来给我们看的也很不少,为什么我们所看见的别种小说,都比不上这一部书呢?这就不得不归功于作者的用心观察了。大约别人在堂子里混,只是颟颟顸顸的混了过去;到著书时,糊糊涂涂随便写上些就算。花也怜侬在堂子里,却是一面混,一面放只冷眼去观察;观察了熟记在肚里,到下笔时,自然取精用宏了。况且他所观察的,不但是正式的堂子,便是野鸡与花烟间中的“经络”,以及其中人物的性情、脾气、生活、遭遇,也全都观察了;不但是堂子里的倌人,便是本家、娘姨、大姊、相帮之类的经络,与其性情、脾气、生活、遭遇等,也全都观察了;甚至连一班嫖客,上自官僚、公子,下迄跑街、西崽,更下以至一班嫖客的跟班们的性情、脾气、生活、遭遇,也全都观察了。他所收材料如此宏富,而又有绝大的气力足以包举转运它,有绝冷静的头脑足以贯穿它,有绝细腻绝柔软的文笔足以传达它,所以他写成的书,虽然名目叫《海上花》,其实所有不止是花,也有草,也有木,也有荆棘,也有粪秽,乃是上海社会中一部分“混天糊涂”的人的“欢乐伤心史”。明白了这一层,然后看这书时,方不把眼光全注在几个妓女与嫖客身上,然后才可以看出这书的真价值。第三段:说这书的坏处。

一部书做得无论怎样好,总不免有些毛病,因为作者的精神,总不免有疏懈的时候,识力也总不免有够不到的地方。但假使只有些局部的小毛病,那就完全算不了一回事;假使毛病不是限于局部而是有关全书大局的,那就不可以轻轻放过了。

本书所有的不能宽宥的毛病,不在上半部而在下半部。自从高亚白尹痴鸳两个狗头名士上了场,书便大大的减色;自从齐韵叟那老饭桶上了场,书更大大大大的减色。原来狗头名士,在本书中断断用不着。即使要用一个凑凑趣,有了方蓬壶也就够极了(书中写蓬壶,着实写得好)。不料作者把蓬壶看作了倒夜壶的坯料(回三三),却把亚白痴鸳两个倒马桶的坯料捧到什么似的,这真令人莫名其妙了。老饭桶,在书中也实在用不着。要用来凑趣,前面有了一个黎篆鸿,配上了一个老怪物屠明珠,也就热闹得可以了。不料后文又大吹大擂请出一个齐韵叟来,又大吹大擂的把书中人大半拉到了此老门下去。于是一部书顿由趣味浓郁的境界,转入单调的境界,转入无聊的境界:这是不得不替作者万分可惜的。

作者为什么要这样呢?有人说:他所记的是事实;有这样的事实,就不得不这样记。这句话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小说家不比新闻记者与历史家,即使所记是事实,也尽该剪裁斟酌,决不能拖泥带水照直写上。又有人说:他是因为前面写了许许多多的堂子经络,不免人家看了讨厌,所以后面转出一番名园景物、名士风流来,使阅者眼光一变。这句话说得近了些了,然而还是不对。因为名园景物、名士风流,根本上就是些死东西,是写不出色的。作者果为别翻花样,以新耳目起见,他为什么不换一个方向,抛开了上等堂子,转将下等堂子,如野鸡、花烟间、私门头、咸肉庄之类,好好的描写一番呢?这本是他擅长的事,他为什么不走这路,却走到一条死路上去呢?

我想来想去,想出了他所以要走这一条路的理由来了。一层是他想把他的理想人物(英雄)表出,二层是他要设法把许多零零碎碎,他自己以为得意的文学作品,插入书中。

他的理想人物,当然就是高亚白。他说他能文能武,而且能医病。这真有些《野叟曝言》中文素臣的臭味了,你看讨厌不讨厌!幸而李漱芳的病,终于是死的;若说自经高亚白一医,便霍然而愈,那就更要糟得不可言喻了!

他所得意的文学作品,我们也领教着了!高亚白的词(回三三),很平常;《帐铭》(回四〇),很平常;尹痴鸳的《秽史》(回五一),文笔也很平常;“鸡”“鱼”“肉”“酒”的酒令(回三九、四〇),不成东西;平上去入的酒令(回四四),更不成东西;求其略略像样的,只有一联咏桃花的诗:一笑去年曾此日,再来前度复何人?(回四〇,页八)一联咏残柳的诗:借问当年谁得似?可怜如此更何堪!(同上,页九)至于小赞的一首《赋得还来就菊花》(回六一),真是全无好处(即用做“试帖”的眼光去看,也不过如此),作者却把它恭维得天上有,地下无:这就可以见出作者在诗文上面的见解的谬陋了。

人的知识本不是能向着各方面平均进展,平均发达的;所以作者能有得一支做写实文章的妙笔,而对于做小品诗文的观念,竟如此其谬陋,原不是件离奇的事。所可惜者,他这样一来,把一部很好的书弄糟了。他把很好的篇幅,割出许多来给这些无聊的东西占了去,使人看到了就是讨厌,头痛,这是何苦!他甚至于有时将他所最得意的特别笔法也忘去了:例如从三十八回起,至四十回止,一径写一笠园中的事,中间除放焰火一段略略有趣外,其余完全是平铺直叙,全无精彩,叫看的人看到此处,疑心自己已换看别书,不复看《海上花》,因《海上花》中是处处有波澜,处处有变化,决不是这样单调的。同时他因为要实写齐韵叟的“风流广大教主”的头衔,就不得不添上许多呆事,如姊妹花拜把,公祭李漱芳之类:将这类事也混进了书中,书又如之何而不糟!但是书中虽然有了这许多的坏处,它的好处,却并不因此而湮灭,因为究竟是好处多,坏处少。我们看书的,只须自己能分别它的好坏就是了。

最后一段:说方言文学。

这书中所用的语言有两种:一种记事,用的是普通的白话;一种记言,用的是苏白。在这上面,我们真不得不佩服作者的斟酌尽善。因为普通白话,在小说中及其他白话作品中,已经使用了好久;因其使用了好久,所以它所具的能力,在文句的构造上和在字与词的运用上,总比较的发达;因其发达,我们拿来记事,自然很便利。但要说到记言,可又是一件事了。因为口白中所包有的,不但是意义,而且还有神味。这神味又可分作两种:一种是逻辑的,一种是地域的。譬如这样一句极简单的话:

“我是没有工夫去了,你去好不好?”

中间意义是有的,逻辑的神味也有的,说到地域的神味,可是偏于北方的;若把它译作:

“我是无拨工夫去个哉,耐去阿好?”

就是在同样的意义,同样的逻辑的神味之下,完全换了个南方神味了。假使我们做一篇小说,把中间的北京人的口白,全用普通的白话写,北京人看了一定要不满意;若是全用苏白写,那就非但北京人,无论什么人都要向我们提出抗议的。反之,若用普通白话或京话来记述南方人的声口,可就连南方人也不见得说什么。这是什么缘故呢?这是被习惯迷混了。我们以为习惯上可以用普通白话或京话来做一切的文章,所以做了之后,即使把地域的神味牺牲了,自己还并不觉得。但假使有人能将此中重要细为指出,或有将同一篇文字,用两种语言写成,互相比较,则其优劣得失,便立时可以赤裸裸的表现出来了。我们应当知道各人的口白,必须用他自己所用的语言来直写下来,方能传达得真确,若要用别种语言来翻译一过,无论如何总不免有相当的牺牲。所以文言不如白话,就是因为文言乃是一种翻译品,它将白话中所有的地域神味完全消去了(文言可算得是全无地域神味的文字);同样,若用乙种方言去翻译甲种方言,则地域神味完全错乱,语言的功能,就至少也损失了十分之三四了。

我想我这一段简单的话,已能将方言文学的可以存立而且必须提倡的理由,说得明明白白的了,但方言文学作品不能博到多数人的了解与赏鉴,也是事实。这一层,我却以为无须顾虑,因为文学作品不比得香烟与滑头药,赏鉴的人多,固然很好,便是少些,也全不要紧。况且今后交通日趋便利,以一人而能懂得多种方言的人,必日见其多;而在语学上用工夫的人,也必能渐渐的做出许多方言文典与方言字典来,做一般读者的帮助。

吴语文学的作品,我们已有的是许多的弹词、小曲和小说。但弹词、小曲是韵文的,中间所含文言分子太多,不能将吴语的特长充分表现;至于小说,我们还没有能找出比这一部《海上花》更好的。所以直算到今日为止,我们应当承认这书为吴语文学中的代表著作,这是就文学方面说。若就语学方面说,我们知道要研究某一种方言或语言,若单靠了几句机械式的简单例句,是不中用的;要研究得好,必须有一个很好的本文(Text)做依据,然后才可以看得出这一种语言的活动力,究竟能活动到什么一个地步。如今《海上花》既在文学方面有了代表著作的资格,当然在语学方面,也可算得个很好的本文:这就是我的一个简单的结语了。

此以外,我们还可以在书中找出许许多多有关系的史料。例如明园华众会之类,是上海“洋场”史中的好材料。一碗面二十八文,四个人的房饭每天八百文,是经济史中的好材料。又如民国六年,我初到北京,有一位老者慨乎言之的向我说:“现在是老爷和太太也同坐马车了;在民国以前,谁也不见这样的怪事!”他这话大约是不错的,因为在二十二三年以前,我初到苏州,还只看见嫖客与婊子同坐马车,没有看见过老爷与太太。今看书中,知道当时便是嫖客与婊子,有时还要分坐两车。这种风会的转移,不又是民俗史中的好材料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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