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充满诱惑的旅行——阿拉伯游记文学与中国
阿拉伯游记及游记文学的成因
阿拉伯人由于贸易往来的需要，至少在公元一世纪时就已知道有中国这样一个国家了。以后随着贸易往来的密切，抑或是其他方面的需要，到中国的阿拉伯人越来越多，他们留下不少记载。主要叙述到中国的路程，沿途所见所闻，以及中国各方面的情况，尤其是风俗习惯方面的情况。也有的是根据传闻或道听途说而编写成的，其中不乏抄袭前人之说，但是突出地表现了阿拉伯人民迫切想了解中国的愿望，反映了当时阿拉伯人民对外贸易的需要。在古代阿拉伯人民记载中国的典籍中，不少属于游记性的作品，认识这些游记的文学性、文学价值，对了解古代阿拉伯与中国的关系至关重要。
阿拉伯语称中国为“Sin”，可能是从古印度语“Cina”一名而来，在印度最古老的史诗《摩诃婆罗多》中，中国曾被称为“Cina”（“支那”）。这一名称在阿拉伯文献中最早出现在阿卜杜勒（Abdallah ibn Amiribn al-As，约卒于675年）的记载里。在法基赫（Ibn al Faqih）的《各国志》（al-Buldan）中曾引录了阿卜杜勒的记载。“阿卜杜勒称：世界景象分成五部分，犹如鸟首、两翼、胸部、尾部。世界之首为中国，背后是瓦瓦（Wak、Wak），瓦瓦之后的民族，只有真主知道。”【注1】这是中国的名称最早出现在阿拉伯文献中的记载，颇具史料和文献价值。
在波兰东方学家列非斯基（Lewicki）发表在波兰《东方学》期刊第11卷（1935年）的论文《最早往中国的阿拉伯商人》中，指出在阿布·苏非安·马赫布卜（Abu Sufian Mahbubal-Abdi，卒于9世纪初）的著作中曾提及有两个阿拉伯人到过中国。一位是阿布·乌贝达，他是一位商人和学者；另一位是纳扎尔，他是一位商人。这是阿拉伯文献史料中首次有关来华阿拉伯人人名的记载，和中国史料中有关8世纪阿拉伯人大量来华的记载很相符。
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瓦西志（842～847在位）曾派遣赛莱姆·塔尔杰曼（Sallam at-Tarjuman，9世纪人）前往东方。他的行记见于霍达特贝书摘录。根据记述可知他可能到达过中国长城。“我们行近那个城墙，然后抵达一座大山，其上有工事，即峨格和马峨格城墙，那里有狭隘，宽约150支胳膊。在左勒盖尔奈英没有封闭城墙前，那些部落总是死命地攻击该墙，想通过狭隘。”【注2】包括马苏第（马斯欧迪）等学者在内，都认为峨格和马峨格城墙即指中国的长城。
忽尔达兹比（Ibn Khurdadhbih，820～912或913）著作甚多，留传至今者仅存《郡国道里志》一书，其中述及中国的文字颇多。除以伊拉克为中心记述穆斯林世界的地理情况外，对中国等域外国家的统治者名号、城市和港口的状况也多有记载。尤其是他记述了从波斯湾的巴士拉到中国海路途经的情况，以及记述了从呼罗珊经河中、天山地区、蒙古草原而到中国的陆路途径的情况，还有犹太人从欧洲到中国的路线等等。这本书对了解当时中国的交通颇有学术价值。
从9世纪初开始，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对世界各国的地理，尤其是东方各国的地理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当时的阿拉伯社会正处于蓬勃发展的时期。由于阿拉伯伊斯兰的影响日益扩大，与周边地区的交通发展得很迅速，商业贸易往来日益频繁，各地穆斯林到麦加朝圣也需要对地理交通有深入的了解，如此等等都促进了阿拉伯地理学的发展。这类著作很多，大致可分为偏重地理介绍和游记作品两大类。早期的游记作品以“记述”为主要特征，其素材有时依据事实，有时出于想象，间或杂糅一些传闻故事，因此其性质更像是纯文学。10世纪是阿拉伯“记述游记”的成熟时期，涌现出许多著名人物，他们促成了“阿拉伯古典地理学派”的形成。这一时期旅行家的数量大增，游记作品大量出版，游记作品的文学性日益突出，以及最终从地理学作品的范畴里脱颖而出，形成游记文学。代表性著作有《中国印度见闻录》、《黄金草原》、《伊本·白图泰游记》等。他们表现出明显的文学性，并从此成为阿拉伯文学中诗歌、散文以外的又一种文学样式。
阿拉伯早期的游记作品具有鲜明的地理学色彩，因为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地球上的自然状况和人类的生活状况，而旅行家所记录下的恰恰是在世界各地旅行时的所见所闻。当他们从“记述”的角度，依据事实，描写某个国家、省区、城镇、道路时，当他们有时出于想象、猜测当地的自然环境、气候变化及居民的风俗习惯时，颇像地理学家所写的著作，主要区别在于游记作品已经出现形象思维的描写，有了某些想象的成分，即有了纯文学的因素。
阿拉伯游记作品的文学性还体现在它的写作风格上。这些游记作品大多采用陈述、转述、描述、笔录等形式，颇具见闻录和传说所具有的特点。那些阅历深广、成熟练达的旅行家一般都采取直奔素材或主题的写作方式，用自然而紧凑的语言表现那些质朴无华的见闻，以直接或间接叙述者的口气娓娓道来，不加文饰，力求平易中不失其正确，并以此感染读者。
阿拉伯游记作品还具有口耳相传的文学特性。在阿拉伯早期的创作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靠口耳相传，然后方用文字记录下来。游记作品中就有不少是记录了别人的旅途见闻与感受，经口耳相传后才被写入作品。为了表示作品忠实于当时的口传，而且是直接收集叙述者亲口所说的语句成书，即增加这种口耳相传的可信度，许多游记作品都采用了“记述”形式。由于这种“记述”有描写，因而也增加了游记的文学性。
阿拉伯游记作品的文学性还源于它脱胎于散文，并吸收了诗歌、小说等文学形式的风格，但又不囿于这些传统文体的束缚。它内容丰富，融科学、历史、地理、文化、传闻于一体，时而有严谨的科学性，时而有文学的通俗性，时而表现出现实中的真实，时而又反映出传奇中的虚构，亦庄亦谐，相映成趣。令读者在获得知识的同时，也获得了审美的享受。
阿拉伯游记作品中的文学性，使之逐渐脱离地理学著作而进人文学领域，并成为阿拉伯文学中一个值得重视的组成部分。正是这些文学性使这些游记作品升华至艺术创作的高度，形成游记文学，并跻身于文学世界之林。在阿拉伯文学史上，它犹如涓涓细流从中古而来，直至20世纪的现当代，随着阿拉伯人民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日益增加，思想意识也更加成熟，许多游记文学的大家也相继涌现，并将游记文学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深入探讨阿拉伯游记文学的成因是理解阿拉伯游记文学历久不衰的一把钥匙。
首先，阿拉伯文学的影响。阿拉伯文化成熟较晚。7世纪以前，阿拉伯半岛仍处于蒙昧时代。当时阿拉伯半岛几乎没有什么学校，阿拉伯人的聪明才智没有机会获得足够的培养和训练。他们虽然有极佳的思想表达能力，有对知识的渴求，但他们的物质文明水平很低。即使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阿拉伯人还是开始在伊拉克、沙姆、也门等地区努力进行商旅活动，文人学者也常在半岛内外旅行。虽然这些商旅活动的记录异常罕见，只零星见于后来的诗歌或语言著作中，但使后来的阿拉伯人能够在伊斯兰征服运动中凭借前人仅存的地理知识向周边地区开疆拓土。阿拉伯伊斯兰征服运动的文化意义在于它实质上是阿拉伯人历史上第一次人数众多的旅行，并使之成为中国西域边睡重要的邻国，而且开始了对中国大规模的商旅活动。
另外，阿拉伯文化向外的拓展性和开放性也影响了游记文学的生成。阿拉伯文化肉于成熟较晚，必然对外来文化采取一种宽容态度。在它向外扩张的过程中，广泛吸收了印度、波斯、希腊、中国等异域外来的文化，丰富了本土文化。它为游记文学树立了榜样，是开放的阿拉伯文化需要游记文学为其提供足够的营养。阿拉伯人“从沙漠里带来了敏锐的感官、强烈的好奇心，难以满足的求知欲和大量的才智潜能，当他们征服或接触更古老、更先进的民族的时候，他们不久就变成了那些古代文化的受益人和继承人……”【注3】由此可见，阿拉伯游记文学是在当时阿拉伯文化这样一个大的氛围里形成的文苑之花。
其次，功利目的的驱使。自蒙昧时期以来，商业贸易就是阿拉伯人重要的谋生手段之一，宝马和骆驼是他们经商冒险的重要工具。马蹄声声，驼铃阵阵，载着勇敢的阿拉伯商人走向四方。到了中世纪，阿拉伯人的商业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已经很发达。阿拉伯商队通过陆路和海路到达世界各地，他们的足迹遍布中国、印度、东西非海岸和赤道以南的广大地区。不少阿拉伯商人事后详细记录了他们经商沿途的所见所闻，成为后世珍贵而可靠的史料。
阿拉伯民族是个有着强烈的求知欲望的民族。阿拉伯人囿于沙漠的包围，囿于绿洲的束缚，有一种迫切想了解外部世界的渴望。在穆罕默德的“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的教诲下，广大阿拉伯人民不避艰险，不远万里去求知。中国成了他们心目中远方的知识国度的代名词。阿拉伯泱泱大国，一派求知的热闹景象，各地的求知者纷纷云集到各个大城市求教访学，他们的所见所闻后来有幸成为阿拉伯游记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再次，刺激游记文学写作不断发展的还有其他一些因素。如在前人的地理学著作和游记文学作品中所反映出的关于希腊、波斯、印度、中国的各种观点和材料等信息。在各种游记文学作品里，不论是优美精细的抑或是粗陋不堪的，都表现出阿拉伯人当时思想上的好奇心。那些精心绘制的地图和海图，那些对惊人事物和奇珍异宝的描绘，以及动人心魄的旅行指南等，无不打动阿拉伯人那不甘寂寞的心。于是许多不知疲倦的学者和旅行家们仿效前人，在整个穆斯林世界里漫游，在邻近他们的异域国度里访学问贤。他们跑遍了他们所能到的每个角落，为后人留下了他们根据个人仔细观察和亲身体验而描述的所到之处的详细记录。当地人民的商贸、礼仪、风俗、信仰和民族素质等情况，都成为他们笔下的丰富素材。这些游记文学作品的文学价值大大超过了当时任何一部地理学著作，于是一种新的文学形式游记文学逐渐走向成熟。
使节使团的出访也是形成游记文学的一个原因。阿拉伯人在伊斯兰征服运动之后，逐渐在被征服地区站稳脚跟，他们需要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于是就开始向周围邻国派遣使团、使节以示友好。随访人员想尽办法与其他民族接触，以增进了解，互通信息。据相关记载，最早率团到中国出访的是赛莱姆·塔尔杰曼。他在瓦西克哈里发（842～847在位）执政时期曾受命出使中国，回国后他向人们讲述了他在中国遇到的种种奇闻趣事，并被收录在别人的著作中。
其实，全世界成千上万的穆斯林出于对伊斯兰教的虔诚，需要到麦加朝觐，以完成穆斯林“五功”之一的“朝功”，或去麦地那拜渴穆圣的陵墓。这种宗教需要使不少学者、穆斯林为了宗教的目的而记述沿途的风物情况。无论是出于商业的原因、求知的原因、出使的原因或宗教的原因，都具有明显的功利目的。但他们所写的游记文学作品，却无论如何还是现代人了解古代阿拉伯人写作游记文学作品时的种重要参照。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即当时阿拉伯人的文学审美需要，促成了游记文学的形成。游记文学具有明显而又普遍的特点，即描述的几乎都是异域旅行的回忆录，具有大众文化的消遣性，它既能满足上层社会人士阅读的好奇心，又能为普通人带来生活的新鲜感。从文学本质上说，它是阿拉伯人民游乐生活的一种反映，因此拥有大量的各层次的读者。阿拉伯人善于游乐，他们通过扩张、通商、发展与近邻的关系、与非阿拉伯人接触等手段，使大量异域的风俗习惯为其游乐生活提供更为丰富的内容。由此而产生游记文学、饮宴文学、爱情文学、音乐文学等描写各类游乐生活的文学。它满足了舒适的市民生活以及和世界文化接触时的那种刺激，这种审美需求必然会激起某些作家、游行家、学者愈发想寻求新奇的渴望，致使他们为满足读者的审美而不畏艰险去旅行、去写作。游记文学是应运而生的文学。
《中国印度见闻录》里的中国
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珍藏着一份阿拉伯文藏书目录为2281号的手稿。此阿拉伯文手稿虽抄写于12世纪末，但其原文的成文年代则在9世纪中叶到10世纪初。由于此手稿为古代中西交通的珍贵资料，所以从18世纪以来，就引起世人瞩目。1718年，法兰西学院院长雷诺多（abbe Eusebe Renaudot）以附注释的译文，首次将手稿译成法文公诸于世，题名为《九世纪两位回教旅行家印度及中国游记》。随着阿拉伯文本的刊布，出现了多种语言的译本，引用此书的东西方学者也不胜枚举。
从20世纪开始，此书越来越引起中国学者的重视。如著名交通史家张星娘等曾多次提及此书，并在他编的《东西交通史料汇编》一书中摘译了此书的若干章节。20世纪30年代刘半农父女曾根据法国学者费琅的法译本将其译成中文，书名为《苏莱曼东游记》。1983年穆根来、汶江、黄倬汉根据法国学者索瓦杰的译著本和日本学者藤本胜次的译著本重新翻译了此书，并有阿拉伯学专家纳忠校订后刊布，题名为《中国印度见闻录》。
《中国印度见闻录》分为两卷，卷一的作者佚名，其写成于851年应毫无疑问。卷二的作者为波斯湾东岸尸罗夫港人阿布·赛义德·哈桑。其撰著的年代约在916年。《中国印度见闻录》是阿拉伯作家描写关于中国素材的最早著作之一。在此之前，阿拉伯作家关于中国题材的著述虽然不少，但大都取自传闻。而此书却完全是根据曾经旅居中国的阿拉伯商人的亲身见闻和感受，并将这些记录下来写成的。书中的文辞朴实无华，材料翔实可靠，堪称是古代中外文化文学交流史上重要的文学作品之一。正如法国学者索瓦杰在其法译本序言中评价所说：“《中国印度见闻录》所提供的史学价值，就目前看，是任何另种著作也不能比拟的，这部著作比马可波罗早四个半世纪，给我们留下了一部现存的最古的中国游记。尽管本书在阐述上有缺点与不足之处，但单凭这一点，就可以被视为阿拉伯文献中的杰作。”【注4】
【注1：《中外关系史论从》第三辑，第213页。】
【注2：《中外关系史论从》第三辑，第215页。】
【注3：（美）希提：《阿拉伯通史》，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上册第357页。】
【注4：穆根来、汶江、黄倬汉译：《中国印度见闻录》，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