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王纪》（《王书》）卷峡浩繁、人物众多，几乎囊括了前伊斯兰教时期和伊斯兰初期波斯民间流传的神话、传说和历史故事。它从开天辟地、文明之初写起，直至波斯萨珊王朝（226～651）被游牧的、笃信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所灭。在这长达4600年以上的时间里，波斯帝国历代王朝的兴衰大事，主要记述了传说中的波斯庇什达德王朝、凯扬王朝和历史上的萨珊王朝诸帝王的文治武功，众英雄的丰功伟绩。
《封神演义》为明代小说，具体成书年代不可考。作者有许仲琳、陆西星两种说法，因为只有孤证而无法确断其一。自汉代起就已有零散记载“周革商命”的传说，至宋元间已有民间艺人演说这段故事。现存元刊本《武王伐封平话》就是他们的底本之一。大旨为揭露商封王暴虐无道，而以周文王为理想“仁君”，姜子牙为辅佐能臣。《封神演义》遵循此基调，博采传闻，增添虚构，以纣王进香、题诗读神，于是女娲命三妖惑纣助周为推进故事发展的楔子，叙述了封王、妲己荒淫暴虐的恶行，以及姜子牙晚年逢知遇之恩，西伯侯摆脱祸端归周，武王起兵反商伐封等故事。中心内容是描写商周之间曲折复杂的战争过程。其间各种神怪纷纷出现各助一方，双方各显神通，互有死伤，最终纣王自焚，武王克商胜利。以姜子牙祭坛封神，周武王分封列国而结束。
索雅奇指出：“波斯史诗《王书》中的喀乌斯王（King Kaus）和封帝、残忍的王后苏达拔（Sudabah）和苏妲己、善良的王子色华奇（Syawash）和殷郊、罗斯坦（Rustum）和李靖、秀拉勃（Suhrab）和哪吃、克雷萨斯（Keresasp）和射手界之间，有显著的相似处，而派拉汪的许多魔法师在这里也有相似的人物。此外，还有许多别的相似点，例如对山岳、河流的祭祀以及巴尔左（Bazoe）医生所寻觅的长生灵芝。”【注1】
《王书》中的喀乌斯（卡乌斯）是个和纣王一样的性情乖戾、心狠手辣残忍无比的国王。喀乌斯王妃苏达拔（苏达贝）是个和封王之妃苏妲己一样心肠歹毒、荒淫无耻、乱施诡计的女人。喀乌斯的儿子色华奇（夏沃什）是个和纣王之子殷郊一样的正直善良、临危不惧、品行高尚的勇士。罗斯坦（即鲁斯塔姆）是个和李靖相似的愚忠勇将，两人都有父子相残的经历。秀拉勃（苏赫拉布）和哪吒一样，都武艺高强，胜过自己的父亲，并都有和自己父亲恶战的经历。
至于索雅奇在比较《王书》和《封神演义》时提及的克雷萨斯和射手羿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显然不符合事实。克萨雷斯（Keresasp）即卡什塔斯帕，是个不肯让出王位的波斯国王，权迷心窍，阴险狡诈，寻找借口派王子去征讨鲁斯塔姆，借刀杀人致使王子在搏斗中死于鲁斯塔姆之手。而射手羿则是中国传说中的人物。一说为古代东夷族神射手，相传远古时天有十日，庄稼被晒枯焦，猛兽兴妖作怪，人民无食。后羿射下九日，除掉兽怪，拯救人民于水火，被尊奉为神祇。一说他为夏代有穷氏的部落首领，曾夺取夏朝政权，但他善射好猎，荒于政事，重用奸佞寒浞，后反被寒浞所杀。克雷萨斯和后羿之间没有多少相似之处，更重要的是《封神演义》一书中并没有写到关于后羿的故事。
虽然印度学者索雅奇将《王书》与《封神演义》进行比较，并未有什么事实上的联系与依据作为研究的基础，也并没有指出这两部书的题材上存在着某种影响与接受的关系，但是《王书》中却有不少关于中国的记载。《王书》目前尚无汉文的全译本，仅就650余页46万余字的选本（《列王纪选》）而言，书中就有31处提及中国。尽管《王书》中有关中国的概念指代不够确切，有时实际指的是土兰，或新疆边界一带的地方政权，但是书中多次指出的“中国丝绸”、“中国锦缎”、“中国织金锦缎”，以及“中国海岸”、“中国的海边”、“中国名字”、“中国头盔”、“中文”等等，还是比比皆是，这表明当时作为阿巴斯王朝一部分的波斯，无论是在知识领域，还是在亲身体验方面都已经十分了解中国，那是一个在他们东边的巨大国家，一个靠近着海边的国家，一个有着独特生活方式的国家。
父子相残故事的东移
《列王纪》的精华不仅如黑格尔所称颂的，诗人“通过诗的想象力去创造新的隐喻”，以生花妙笔写下“我的刀锋吞噬着狮子的脑髓，喝着勇汉们的血”【注2】等一类非凡的诗句，而且在于殚精竭虑地描述了伊朗民族英雄鲁斯塔姆和土朗英雄苏赫拉布，这对不相识父子之间的生死搏斗的悲剧【注3】。在突出善战胜恶、光明战胜黑暗的爱国主义前提下，作者菲尔多西暗度陈仓，揭示出一个颇富深层意蕴的父子相残的故事。它和中国薛仁贵和薛丁山父子相残的故事有异曲同工之妙。如果仔细研究与深入阐发鲁斯塔姆与苏赫拉布、薛仁贵与薛丁山这两对父子间的悲剧冲突，不难发现两者间的某些契合点，只有再进一步分析这些相似之处，或许能得出“文明西来”或“文化东去”的结论。
《列王纪》中有关他们父子的冲突的内容是这样展示的：伊朗大英雄鲁斯塔姆在围猎时闯入土朗人的地域，因追寻坐骑而与萨曼冈国王之女塔赫米娜一见钟情。小英雄苏赫拉布即是他们短暂而又浪漫、幸福而又充满激情的爱情结晶。多年来，仰慕生父鲁斯塔姆英名的苏赫拉布想凭借自己盖世无双的勇武找到他，于是就率兵进攻伊朗，所向披靡，一直到遇见他并不认识的生父鲁斯塔姆。两人在战场上遭遇时，苏赫拉布虽然占了上风，但因怜悯他的年迈力衰而手下留情。最后苏赫拉布反而惨死于智勇双全的鲁斯塔姆之手。
薛仁贵误杀其子薛丁山的故事内核与上述史诗的情节大同小异。薛仁贵在历史上确有其人，无论是欧阳修、宁祁等编撰的《新唐书》卷一百一十一《薛仁贵传》中的记载，还是解缙等编撰的《永乐大典》卷五二四四中的记载，都说明了这一点。当然艺术作品中的薛仁贵已经是经过民间艺术加工后的产物。在民俗小说《薛仁贵征东》中，家道中落的薛仁贵和富家女柳迎春结为夫妻，因穷途末路只得在破窑里存身。迫于生计，他只得去从军，一别18年。因其智勇双全归来时已被封为东辽王。在传统剧目《汾河湾》中，微服还乡探亲的薛仁贵因中奸计而误杀了从未谋面的儿子薛丁山。
这两部叙述父子相残内容的作品所展现的悲剧矛盾，不宜于纳入有些学者所说的属于俄狄浦斯冲突的范畴。依据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依德的观点，父子之间的冲突源于对同一女性的性嫉妒，此女性对一人而言可能是妻，对一人而言可能是母，后者（子）有欲将母变成妻的地位的某些欲望，于是和前者（父）发生矛盾冲突。弗氏认为非常原始的人类便是如此。由于人类日趋文明，就逐渐将这种社会道德所不容的冲动压抑到无意识的深处，形成“情结”。这些“情结”在每个文明人身上都有不同的反映，它们可能表现为遗忘、幻想、梦、精神病、艺术活动等等。艺术作品如文学、雕塑、绘画、音乐等，都可能是这些“情结”的“升华”。在弗氏看来，艺术家在艺术作品里来表现这些“情结”，纯属无意识行为，是由于神秘的“升华”能力使之然。由此看来，不论是鲁斯塔姆父子，还是薛仁贵父子，他们之间的矛盾冲突并不属于弗氏所指出的那种所谓的用文明借口掩藏起来的那种原始类型，即俄狄浦斯情结的冲突，而是一种超越时空、民族、文化、语言和信仰等诸多界限的一种共同的文学主题。
首先，这两组父子相残的矛盾冲突的核心都表现了不认识儿子的父亲误杀亲子的人生悲剧，都因为主人公“不知对方是谁而把他杀了，事后方才‘发现’——这样既不使人厌恶，而这种‘发现’又很惊人”【注4】。因此，这两部作品都产生了令人叹惋的悲剧效果。但这两位杀子父亲的行为却又存在着某些本质上的不同。鲁斯塔姆行为的本身突出了他顽强、勇猛的意志和忠于封建君王的爱国主义精神。菲尔多西生活在阿拉伯伊斯兰大军征服伊朗（波斯）之际，当时许多阿拉伯民族都慑于征服者的淫威，丢失了自己本民族的语言和文化传统。“唯独波斯人在汲取了阿拉伯人的许多特征和习性之后，仍然保留他们智力上和人种上的独立性。”【注5】许多波斯人表面上臣服于巴格达哈里发政权，内心却充满强烈的民族情感。他们以炫耀丰富而悠久的波斯文化，歌颂波斯民族英雄的业绩，来对抗阿拉伯王朝的歧视与统治。因此，作者笔下的鲁斯塔姆被塑造成富于正义感，反抗异族侵略的正面人物。而薛仁贵误杀亲子的行为却被解释为他的高丽仇人盖苏文（盖为姓时念葛）化身为猛虎，以企图扑杀薛丁山来诱使他发袖箭，最终未见虎子却将射雁少年（其子）误杀。这是中国古代通俗小说为加强情节的故事性和戏剧性，而习惯使用的一种幻化变形的艺术手法。另一种传说是薛仁贵妒忌在汾河湾射雁少年的高超技艺而故意暗算他，不料被杀的竟是自己的儿子。从鲁斯塔姆和薛仁贵误杀亲子的动机来分析，二者的思想境界不同：一个是忠君爱国的民族英雄，一个是被仇人所惑心胸狭窄的小人。不同作家对相同主题的题材进行了不同方式的处理，无疑这是相异的审美选择使之然。这其中蕴涵着作家不同的民族文化心理，以及其思维逻辑模式的固定性和先验性，具有多重认识价值。
其次，苏赫拉布在未和鲁斯塔姆刀兵相遇时，始终是以主人公的姿态被描绘的，并且他是在猜测到鲁斯塔姆可能是其生父的情况下被误杀的，书中写道：“我猜想他一定是鲁斯塔姆”，“为人之子决不能与生父为敌，那样到彼世也无容身之地。”如果一旦父子相残，“这场厮杀使我永远无法抬头，糟就糟在父子拼斗鲜血迸流”【注6】。这样描写不仅突出了苏赫拉布正视现实，决不苟且偷生，光明磊落的品格，也进一步强化了他的复杂心理与悲剧命运，格外令人怜悯。因为“怜悯是由一个人遭受的厄运而引起的”【注7】，因此他的遭遇会产生更强烈的悲剧效果。薛丁山在未和薛仁贵相遇时，是以配角的身份出现的，而且没有重要的行为，他在全然不知大难临头的情势下被误杀，因此，悲剧缺乏艺术感染力。作者如此处理情节，主要为了强调主人公薛仁贵归乡省亲的目的是探妻和考察妻子的贞节。这不仅流露出作者甚为浓厚的封建意识，也限制了表现主题的力度和深入开展情节。苏赫拉布和薛丁山的上述差异，表明前者的形象清晰、饱满，为衬托主人公的行为思想起了很大作用，而后者的形象显得模糊、单薄，成了苍白无力的“陪衬人”。
再次，鲁斯塔姆在得知自己误杀了亲子之后，痛心疾首，几不欲生。他恳求伊朗国王卡乌斯赐予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以救活儿子，但卡乌斯见死不救，他怕苏赫拉布复活，鲁斯塔姆会如虎添翼，日后他们父子会威胁他的统治。菲尔多西深化了这一情节的内涵，鲁斯塔姆对国王毫无二心甚至误杀儿子，而国王却对他始终怀有戒心。这不仅揭露国王的自私残忍，也说明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君臣关系的实质。薛仁贵初时不知杀死了儿子，事后柳迎春在谈话时点破了这一关目。因他归省主要是为了探视妻子的心迹，因而他的悲痛程度较之鲁斯塔姆差多了。薛丁山死后还有复生的余韵，这也使作者在写薛仁贵的心痛时，给了他缓解悲哀的余地。薛丁山的尸体被神仙王禅老祖运走，治愈箭伤，起死回生，王禅老祖还传授他武艺与法术。在薛仁贵西征时，他被派去助阵。这一死一生的结局，反映了两位作者迥然不同的思想意识。前者一味相信伊朗的封建统治者，凡事以社稷安危为重，表现出浓厚的愚忠思想，后者笃信神仙法力，把希望寄托在超凡事物上，这种超越现实的思想，具有宿命论的色彩。
最后要论及的，使这两个父亲杀子的悲剧都程度不同地表现出母亲的巨大悲痛和深深的母爱。但必须指出，这其中不包含任何母子相恋的因素，这是一种博大宏深的母爱，相依为命的母爱。苏赫拉布之母塔赫米娜尽管身为至尊的公主，并享有荣华富贵，但是儿子之死仍然使她“如疯似狂”一般。“她哭得鲜血流到面颊，血和着泪又从面颊点点滴下”，“她痛哭幼子大声呼叫哭嚎，一阵紧似一阵，阵阵失去知觉。”最后终因哀思过度，“儿子死后她在世上只活了一年”。塔赫米娜在爱子死后痛不欲生的心境，悲戚感人。她既不能和鲁斯塔姆团圆，又失去爱子。孤苦伶仃，前途暗淡，“最后不胜悲痛辞世亡故，她的灵魂飞升去投奔苏赫拉布”。薛丁山之母柳迎春听到儿子死于丈夫之手的噩耗以后，也晕死过去，但这一情节未被渲染，表现出一种余韵的悲哀，柳迎春虽然过了18年的孤苦生活，但得以和衣锦荣归的薛仁贵团圆并共享荣华。薛丁山在作者的匠心安排下仍有生还的机遇与可能，这些都使柳迎春的丧子之痛成为可以忍受的打击，和塔赫米娜相比，心理落差要小多了。
【注1：[英]李约瑟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翻译小组译：《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第二分册，科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356页。】
【注2：黑格尔：《美学》第二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29页。】
【注3：参见Reuben Lery：An Introduction to Persian Literature，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6，第67页。】
【注4：伍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上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71页。】
【注5：[英]汉密尔顿·阿·基布著，陆孝修姚俊德译：《阿拉伯文学简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页。】
【注6：菲尔多西著，张鸿年译：《列王纪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65页。以下引文均见此书。】
【注7：伍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上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6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