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衡
令人敬仰的科学家
我国古代有许多伟大的科学家，他们的卓越成就，在我国文化史上闪耀着灿烂的光辉。东汉时期的张衡，就是其中的一个。
张衡（78～139），字平子，出生于南阳郡西鄂县（今河南南阳县石桥镇）的一个官僚家庭。他的学问很渊博，创造力也非常充沛，在科学上有很高的成就，特别在天文历算方面贡献更大。为了纪念这位一千八百多年来一直受到人民敬仰的古代杰出的科学家，在1955年我国曾经发行过纪念邮票，1956年又重修了在南阳县北面的“平子读书台”和他的坟墓，在墓前立了一块石碑，石碑上刻着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同志的题词：
“如此全面发展之人物，在世界史中亦所罕见。”
“万祀千龄，令人敬仰。”
的确，张衡在学术上有着非常巨大的成就，主要的是由于他既能刻苦钻研，实事求是，又不为传统观念所局限，富于敢想、敢干的精神。这一切都是值得我们衷心敬仰和好好学习的。
不受传统束缚，注重实际
张衡的祖父叫张堪，做过多年太守。但他比较清廉，不像别的官僚那样专门搜括人民脂膏，所以没有什么积蓄。张衡的父亲死得又早。因此，张堪去世以后，张衡一家的生活便比较困苦，有时还需要人家的帮助。这使得生长在官僚家庭里的张衡，从小没有染上游手好闲的坏习气，而能认真地学习。
张衡对于研究学问非常刻苦，他读书一丝不苟，而且思想开阔，不受传统观念的束缚。当时一般士大夫人家子弟，都必须读《诗经》、《书经》、《易经》、《礼记》、《春秋》等儒家经典，张衡少年时代也熟读过这些书。虽然如此，但他却不喜爱这些经书，认为经书太束缚人们的思想。张衡少年时代最喜爱的是文学，他对当时著名文学家，像司马相如、扬雄等人的作品，都曾经下过一番功夫，不但能深刻地理解而且能够背诵。因此他很早就能作一手好辞赋，人们对他的文学才能很为赞羡。
青年时代的张衡就懂得：读书固然是获得知识的一个方法，但是一个人要在学问上有成就，除了书本以外，还必须有实际生活的经验，从实践中求知识。张衡这样，张衡自然不会满足于“闭门坐家中，苦读圣贤书”的生活了。他渴望出外游学，多多接触实际，以充实生活和开阔自己的眼界，寻求书本以外的实际知识。
公元94年（汉和帝永元六年），张衡才17岁，他就离开家乡，出外游历，访师求学。
张衡游历的目的既然不是为了寻求功名，因此，他离开家乡以后并不先到京师洛阳去，而先去汉朝的故都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周围在当时叫做京兆（包括今西安、华阴、兰田等地方），和左冯翊（今西安以东，北到朝邑、邰阳地区）、右扶风（今西安以西到凤翔、宝鸡地区）合称三辅，是当时最富庶繁华的地区，也是学术文化的中心。
从公元94年到95年，张衡在三辅一带跑了许多地方，游览了名山大川，考察了历史古迹，也访问了民情风俗，调查过市井制度和商业交通的情况等。
游历了三辅以后，张衡到了洛阳。他在洛阳住了五六年，但没有结交贵族豪门，奔走钻营，也没有进当时专门培养官僚的学校——太学；却到处求师访友，虚心向他们讨教，因而获得了不少知识。他曾对人家说过：“不做官有什么要紧？要紧的是修养品德，研究学问。”当时许多学者在学术上各有主张，张衡则并不盲从任何一家学说，他有独立思考的精神，对各家学说采取批判地接受的态度。这是他以后获得巨大成就的原因。
张衡在洛阳结识了不少有学问的朋友，其中像马融，是当时著名的辞赋作家，又擅长于音乐，后来成了东汉的儒学大师。像窦章，也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谦虚俭朴，很受当时人们的尊重。像王符，是当时有名的政论家，他的著作《潜夫论》一直流传到现在，成为研究东汉时代社会情况的宝贵历史资料。像崔瑗，对于天文、数学、历法有精深的研究。在这些朋友中间，崔瑗对张衡的影响最大，他们常在一起谈论学问，交情也最深。这对于张衡以后研究天文、数学等科学并获得巨大的成就，是有一定关系的。
从文学哲学到天文历算的研究
上面说到张衡青年时代很喜爱文学。他在三辅一带游历的时候，就写了著名的《温泉赋》。在《温泉赋》里，他歌颂了“汤谷”的优美，春水的清新和祖国山河的壮丽。这篇东西还一直流传到现在，可惜已经残缺不全了。
张衡居住在洛阳期间，也写了不少优美的辞赋，如《定情赋》、《同声歌》、《扇赋》、《七辩》等。这些作品虽然也没有全部流传下来，有的只残存几十字或几百字。但是，从这些片断的文句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他有很高的文学才能。
这些文学作品流传出去以后，张衡的名气渐渐大了起来。东汉时候还没有实行科举制度，做官不是凭考试，而是靠州郡地方官的保荐。各地地方官每年可以保荐一二名“茂才”或“孝廉”，送到京师，由皇帝录用，先做小官，以后可以慢慢升迁。南阳郡守曾经几次要想保荐张衡为“孝廉”，张衡拒绝了。
公元100年，有一个原来当“黄门侍郎”叫鲍德的，调到南阳郡去当太守。他因为仰慕张衡的才华，又因为张衡是南阳郡人，多方设法邀请张衡回到南阳郡去帮助他办理郡政。这时，张衡一方面因为在京师已经住了五六年，生活上发生困难；另一方面因为鲍德在地方官中是一个比较有品德有学问的人，并且张衡也有回到家乡看看的愿望，因而答应了鲍德的要求，做了鲍德的助理——主簿官。当时张衡是二十三岁。
主簿官的职务主要是办理来往文件，不直接处理行政事务。以张衡的才能来担任这个工作，自然比较清闲。这使得张衡有时间和精力，利用他在游历三辅和洛阳时收集到的材料，写成长达五六千字的《西京赋》和《东京赋》，合起来叫做《二京赋》。张衡写这两篇赋，前后总共花了十年的时间，写了又改，改了又写。《后汉书》的《张衡传》说他“精思博会，十年乃成。”可见张衡对待写作的态度是十分严谨的。
张衡写《二京赋》的时候，东汉的政治局面比较安定，社会经济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国势也很强盛。但是由于压在人民头上的贵族、官僚和地主们生活奢侈糜烂，贪得无厌地进行剥削，使得劳动人民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困苦，以至于生活不下去。张衡在《二京赋》里，除了颂扬当时东汉国势的隆盛以外，也指责了官僚贵族们的昏庸腐朽。他的《东京赋》中有一段大意是说：官僚、贵族都以压榨老百姓来求得自己的享受快活，但忘记了老百姓会把他们当作仇敌看待，他们不惜毁坏器物来供自己玩乐，但忘掉了老百姓会起来反抗而使他们忧患。张衡指出：“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讽谏他们不要奢侈荒淫得太过分了。张衡说这些话，自然是站在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立场，但同时也谴责了当时封建统治阶级的荒淫腐朽，这一点是他和一般士大夫不同的地方。
在《南都赋》里，张衡生动地描绘了南阳郡的繁荣景象，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面貌、人民生活情况和民间的风俗习惯。它不但是一篇优秀的文学作品，并且还是研究当时社会情况的可贵资料。
张衡在南阳郡当主簿官的期间，也做了一些有益于人民的工作，这就是他帮助鲍德兴修了一些水利工程，发展了一些当地的教育事业。因为注意兴修水利，在各地连年灾荒的时候，南阳郡却获得了丰收。南阳郡的郡学学舍荒废了多年，张衡劝鲍德加以修理，让一些青年们有研习学问的地方。在学舍修建完成的时候，鲍德邀请了当地的儒家学者来参加典礼，举行宴会。为了这事，张衡写过《南阳文学儒林书赞》，来纪念当时的盛况。
鲍德在南阳郡当了九年太守，公元108年（汉安帝永初二年）被调到京师，升为大司农（汉代中央政府管理田赋税收的官名）。张衡没有跟鲍德同去京师而独自回家继续专心研究学问。到公元111年，因为汉安帝的征召，张衡才再次到京师洛阳去。
张衡住在家里研究学问的期间，有个叫邓扙的，依仗着姐姐邓太后的势力，在朝廷里做了大将军。邓扙为了装点自己门面，多次邀请张衡到他那里去做官，张衡坚决拒绝了。
这时张衡开始研读当代文豪和哲学家扬雄著的《太玄经》。《太玄经》是一部研究宇宙现象的哲学著作，也谈到天文历算等方面的问题。当时一般人因为它的内容很艰深，而且谈的是哲理，所以都不愿意在这上面花费时间和精力，而张衡却对扬雄这部著作产生很大的兴趣。扬雄的哲学思想是一种折中主义的思想，他的书中有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因素，也有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的因素。张衡在细心地研读了《太玄经》以后，受到很大的启发。他由那里接受了一些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思想，因而有了寻求宇宙发展规律的愿望。这使得张衡逐渐由文学创作转到哲学研究，转向对宇宙现象的探索，而终于在天文历算方面获得了巨大的成就。
读书而善于吸取其中的精华，不断前进，进行创造性的研究工作，在这一点上，张衡是很好的模范，值得我们好好学习。
张衡研究学问的态度是非常严肃认真的，对于大小问题，他都不轻易放过，一定要弄个明白才肯罢手，并且有恒心，有毅力。崔瑗说他研究学问的态度，像大江里的江水一样，日夜奔流，片刻不停。这也是张衡能够在学术上获得巨大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
浑天说和浑天仪
公元111年张衡被征召到京师。因为这一年汉安帝颁布命令，要全国各地地方官保举有学问和通达政教的人，张衡当时的名气很大，因而被征召了。张衡到京师以后，开始在尚书台衙门里当郎中——起草文书的官。过了三年升为尚书侍郎，再隔一年又调做太史令。太史令的职务是掌管历法，观测天文气象等等。朝廷有祭祀等典礼，都由太史令拣选所谓“良辰吉日”，有什么封建皇帝认为是“吉祥”的征兆，或者有什么灾异，也都由太史令纪录，并且报告皇帝。张衡被任命当这个官，自然因为朝廷已经知道张衡对于天文历算有高深的研究，而这又给了张衡进一步研究天文历算提供了更加方便的条件。
天文历算在我国是发达得很早的学问。因为我们祖先很早就从事农业生产，知道农作物的栽培，生长和收获，都和季节气候有着密切的关系，因而早就很注意对天文的观测和历法的制订，以便不误农时按季节进行耕作。据甲骨文上的记载，三千年前的殷代，已经有十三个月的名称；《书经》里有每年三百六十六日，和以闰月定四时成岁的话。关于星辰方面，我们祖先在周朝就有二十八宿的说法，战国时代楚国天文学家甘地动仪德和魏国天文学家石申，就记载了一百二十颗恒星的位置。我国关于日蚀最早的一次记载是在公元前776年，比世界任何国家都要早。春秋的时候，我们祖先更发现了彗星，这也是在世界上对彗星最早的发现。所以我国是天文学发达得很早的国家。
关于宇宙的构造，我们祖先也创造了种种理论，主要有盖天说、宣夜说和浑天说三个学派。
盖天说是由“天圆地方”的说法发展出来的，主张天像盖笠，地像棋盘，日月星辰都附着天盖之上。盖不停地转动，因而日月星辰也在转动。把地球的自转说成了天盖的转动。
宣夜说是古代测定恒星位置的学者们对天体的一种设想。他们认为天没有一定的形状，日月星辰是“自然浮生虚空之中”，并不是附着于天体的，这是宣夜说独到的地方。但到东汉末年，这种见解便已失传了。
浑天说是西汉中期新兴的一种学说，认为天像蛋壳，地像蛋黄，居在天内，日月星辰都在蛋壳上不停地转动。这个学说把地比作像蛋黄那样的球体，虽然不十分恰当，但由此可见，二千多年前，我们祖先已经有地圆的思想，这是很可贵的。
有了浑天说，人们就计划制造浑天仪来观测星辰。西汉武帝时候的落下闳，大约是第一个着手制造浑天仪的人。宣帝时耿寿昌铸铜为象，永元十五年（103）贾逵创造了黄道铜仪，也都是浑天仪。
这些就是张衡以前我国天文学和仪象制造的大概情况。
张衡对我国古代天文学，下过很大的功夫去研究，对各派学说作了分析比较，并且对天象进行实际观测。到被任命为太史令以后，他更利用这个便利的条件深入研究。经过多年苦心研究的结果，他认为盖天说站不住脚，浑天说则比较合于实际。这以后，他就以浑天说做基础，加上他自己观察天象的心得，发展了原来的浑天说，创造了一套新的、在当时最完备的浑天学说。张衡这种善于接受前人文化遗产而又不受传统束缚，既有独创精神而又注意实际观测的精神，无疑是值得钦佩和学习的。
张衡给我们留下了两部在天文学史上占有很高地位的著作：一部是《灵宪》，另一部是《浑天仪图注》。他的浑天学说，主张天是圆的，宇宙是无限的，这是他的独创的见解。不过他还认为太阳是围绕着地球不停旋转的。但他却找出了太阳运行的规律（实际上是地球围绕太阳旋转的规律），并且指出赤道、黄道和北极的地位，因而他也讲出了为什么夏季日长夜短，冬季夜长日短的原因。这是我国天文史上的辉煌成就。
以他的浑天学说为基础，张衡在天文学上作出了一系列创造性的重大贡献。例如他在《灵宪》这部书里，说月是“向日禀（受）光，月光生于日之所照”。这就是说，月亮本来是不会发光的，月光是太阳光照在月亮上的反射。这是完全合乎科学的。他对月亮的盈缺也作出了解释：他说月亮是绕着地球不停地旋转的，当月亮转到地球和太阳中间的时候，向着地球一面受不到太阳光，而月亮自己又不会发光，因此一片黑暗，我们在地球上也就看不见月亮。这一天就是阴历每月的初一，叫做“朔”；到阴历每月的十五或十六，月亮转到地球另一面了，这时候地球处在太阳和月亮的中间，月亮被太阳光照亮的一面，正好面对着地球，因而在我们面前就出现了圆圆的满月，这一天叫“望”。
张衡还在《灵宪》这部书里说明月蚀的道理。他说：“在望月的时候，月光被地球的影子遮住了，这就出现月蚀的现象。”这个解释基本上也是正确的。
在《灵宪》里，张衡也谈到恒星。他说，常明的星有124颗，可明的有320颗，在中原地区可以看见的星共有2500颗，在海外能看见的没有计算在内。据现代天文学家的计算，到我们肉眼能够看见的六等星为止，总数约6000颗，而在同一时间同一地方所能见到的星，也不过2500颗左右。可见张衡的观察是比较精确的。
张衡在天文学上这种创见和发现，在今天看来，虽然并不稀奇，而且还有不科学的地方，譬如他相信地是天体的中心，日月是星辰绕地运行等等。但在一千八百多年前科学水平还很低的时候，张衡能有这样的见解，这就使我们不能不惊异他大胆的创见和卓越的智慧了。以张衡和世界各国同时代天文学家相比，他也是最杰出的一个。这是值得我们骄傲的。
不仅如此，张衡还根据他的浑天学说，创制了远远超过前代的、世界上第一架能比较准确地测定天象的浑天仪。
张衡创制浑天仪成功，是在公元117年（汉安帝元初四年），那时他是40岁。为了制造这架仪器，张衡费了不少力气和时间。他经过艰苦的研究和观察，才设计出一个图案来。他还先用竹劈削成薄薄的篾片，在篾片上刻了度数，然后该编的编，该圈的圈，再用针线把篾片穿钉了起来，制成一个模型，作为试验。经过多次试验和修改，然后用铜铸成正式仪器。从这里可以知道张衡除了有敢想、敢干的创造精神以外，又是如何地不避艰苦并且非常细致地对待科学工作的。
浑天仪是球形的东西，有个铁轴贯串球心，轴的方向就是地球自转的方向。轴和球有两个交点——天球上的北极和南极，北极高出地平36度，这就是当时京师洛阳的地理纬度。浑天仪的外圈的圆周一丈四尺六寸一分，各层铜圈上分别刻着赤道、黄道、南北极和二十四个节气，以及二十八宿和日月星辰。当时已经发现了的天文现象，都在这架仪器上刻画表现出来。
为了使浑天仪能够按照时刻自己转动，张衡又把浑天仪和一组滴漏壶联系起来。滴漏壶是我们祖先用来测知时刻的仪器，它用一个特制的器皿盛着水，这器皿下面有小孔，水通过小孔，一滴一滴地流到刻有时刻记号的壶里去，因而可以由壶里的水的深浅知道是什么时刻。张衡把滴漏壶和浑天仪联在一起，利用壶中滴出来的水的力量，来推动齿轮，齿轮再带动浑天仪，一天一转。这样，他就使浑天仪上所刻的天文现象，按时刻而自动地呈现出来。人们在屋子里看浑天仪，就可以知道什么星已从东方升起，什么星已到中天，什么星就要向西方下落等等。这说明张衡除了天文以外，对机械原理也有精到的研究。张衡的这个创造发明，后来经过唐朝的一行和梁令瓒、宋朝的张思训和苏颂等的发展，制成了世界上最早的天文钟。
张衡创制的浑天仪原来放在东汉政府的灵台上，一直保存到魏晋时代。西晋末年发生战乱，铜仪被移到长安。公元418年，刘裕军队攻进长安城，获得了这架仪器，但已经残缺。此后它就不知下落了。
以后唐、宋和元朝，也都铸造过浑天仪，基本上和张衡的原作相同，但有所改进。现在陈列在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的浑天仪是明朝正统三年（1438）钦天监监正皇甫仲仿照元朝郭守敬的浑天仪造成的。
世界上的第一台地震仪——地动仪
张衡创制了浑天仪的第四年，即公元121年（汉安帝建光元年），被调任公车司马令。公车司马令的职责是保卫皇帝的宫殿，通达内外奏章，接受全国官吏和人民的献贡物品，以及接待各地调京人员等等。把科学家张衡调到这样的一个职位上，充分说明封建皇帝如何不重视科学，不让有天才而在学术上有雄心壮志的人，有充分发挥才能的机会。然而，就是在这样的工作岗位上，张衡还是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时间和精力，继续进行学术研究。除了天文学以外，他还对数学、物理和机械制造等方面，下了很大的苦功。公元126年（汉顺帝永建元年），张衡又被调回到太史令的职位上。在张衡，可能认为太史令的职务对他比较合适，而当时则有一些热衷于名利的人，由于张衡没有升官而加以嘲笑。这时候，张衡写了一篇用《应间》做题目的文章来答复这种可鄙的嘲笑。在文章里，张衡表示了他热爱科学研究的高尚志趣，说他决不以官职卑小为耻，而以学问不深、知识不广为羞；表示他无心和那些贪图名利的人争长短，而愿意和有学问的人做朋友，共同研讨学问。
除了浑天仪以外，张衡在世界科学史上另一个不朽的创造发明——地动仪，就是他第二次担任太史令期间完成的。
据史书的记载，汉朝从公元96年到125年这三十年期间，有二十三年曾经发生过大地震，尤其是公元119年（汉安帝元初六年）发生的两次大地震，造成了很严重的灾害。第一次发生在二月间，京师和四十二个郡都受到影响，严重的地方土地陷裂，地下涌出洪水来，城郭房屋倒塌，死伤了很多人。第二次是在冬天，地震的范围也有八个郡，生命财产的损失也不少。当时人们因为缺乏科学知识，对于地震非常惧怕，还以为是神灵在主宰。张衡并不这样想。他细心研究这个问题，经过长期的努力，终于在他五十五岁的时候（132），发明了可以测定地震的方向的地动仪——世界上第一架地震仪。
由于封建统治者不重视科学，张衡的地动仪，后来不知在什么时候毁失了。
为了弄清楚张衡制造地动仪的原理和地动仪的构造，后代的科学家曾经加以研究。近年根据《后汉书》中《张衡传》的记载，运用现代科学知识，终于弄清楚了张衡当时制造地动仪所应用的原理，并据此制造了一个地动仪的木质模型，现在陈列在我国首都北京的中国历史博物馆里。
张衡的地动仪，原来是用青铜制造的，形状像一个大酒樽，圆径有八尺。仪器的顶上有凸起的盖子，仪器的表面刻着篆文、山、龟和鸟兽等花纹。仪器的周围镶着八条龙，龙头是朝东、南、西、北、东北、东南、西北、西南八个方向排列的，每个龙嘴里都含着一颗铜球。每个龙头的下方铸了一个蛤蟆，它对准龙嘴张着嘴巴，像等候吞食物一样。当地震发生时，哪个方向发生了震动，那个方向的龙头因为受到震动就张开了嘴，把铜球吐出，落到蛤蟆张开的大嘴巴中。铜球落到蛤蟆嘴里的时候发出了响亮的声音，人们听到声音就可以来检视地动仪，看哪一个方向龙嘴的铜球吐落了，就可以知道哪一个方向发生了地震。这样一方面可以记录下正确的地震材料；同时也可以朝着地震的方向，寻找灾区，做一些抢救工作，减少损失。
这一个地动仪非常精确、灵敏。公元138年（汉顺帝永和三年）甘肃东南部发生了地震，放在离震区一千里以外的洛阳的地动仪，就测量出来了，西面龙嘴里的铜球果然落到了蛤蟆口中。起初京师的官僚、学者们纷纷议论，认为洛阳丝毫没有感觉到地震的波动，还怀疑地动是否准确；过了几天，甘肃果然来了报告，于是一般人这才信服。
地动仪的内部构造，大体是这样的：在仪器樽形部分的中央，竖立着一根很重的铜柱，铜柱底尖、上大，张衡叫它做“都柱”。在都柱的四周围连接了八根杆子，杆子按四面八方伸出，直接和八个龙头相衔接。这八根杆子就是今天机械学上所说的“曲横杆”。
平时地动仪平稳地放着，都柱也垂直竖立在仪器的中央。但因为都柱上粗下细，重心高，支面小，像一个倒立的不倒翁，这样就极易因受震动——即便是微弱的震动——而倾倒。遇有地震发生，譬如东方发生地震，东面的地壳自然发生波动，震波影响都柱，易于倾倒的都柱自然倒向地壳震动的方向。沉重的都柱向东倒去后，于是推动了东方的横杆，横杆推开含有铜球的东面的龙嘴，龙嘴因而吐出了铜球。
张衡陵园近代欧洲人发明的地震仪虽然要比张衡的地动仪精密，它除了能够测知地震是发生在哪一个方向以外，还能够测知震动的强弱，并且以曲线把震动的波纹记载下来。但这发明在张衡创制地动仪的一千七百年以后，并且所根据的原理和张衡基本上是相同的。这又使得我们不能不因张衡的卓越成就而感到自豪。
除了地动仪以外，张衡还创造了另一个气象学上的仪器，这就是候风仪。以前许多人以为“候风仪”和“地动仪”是一种仪器，据最近科学家的研究，地动仪和候风仪是两种仪器。
我们祖国的气象学也是发展得最早的，所以很早就有雨量器和候风仪的发明。关于张衡的候风仪，现在没有留下什么记载，我们无从知道它比以前的候风仪究竟有什么重大的改进和特殊创造的地方。但有一点现在已经明确，就是张衡的候风仪是一只铜乌，和地动仪一起设在灵台上面。这和现在外国的风信鸡，大约是相类似的东西。但外国的风信鸡到十二世纪的时候才有，比张衡的候风铜乌要迟一千年。
张衡在其他各科学术方面也有很大的成就。首先，在机械制造方面，张衡在人民大众的劳动生产经验的基础上，曾经利用水力推动木片制造成活动日历，也曾制造过指南车。这些东西现在都已失传。据科学家的研究，他是运用差动齿轮原理制成的，但实际情况我们无从知道究竟。
在数学上张衡也有卓越贡献，他写过一本叫《算罔论》的专门著作。可惜也早已失传了。但据三国时代刘徽引用《算罔论》中的话，知道张衡当时计算出圆周率是3.1622.这和今天大家知道的圆周率是3.1416虽有距离，但是，张衡在一千八百年前就能有这样精密的计算，是不能不使我们惊叹的。
在地理学方面，张衡曾就他研究的心得，绘出一幅地形图来，流传了好几百年。
在历史学方面，他曾下过很大的功夫，对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提出过十几条修改意见。张衡曾经向东汉朝廷要求，让他去从事《汉纪》这部著作的编纂工作，但是落空了。
张衡并且是东汉时代六大画家之一。
这些事实说明了张衡在学术上是一个多方面发展的人物，而张衡之所以能够在各科学术上都有一定的成就，决不仅仅是由于他的天才，更重要的，是由于他能刻苦钻研，肯于调查研究，注重实践，有实事求是的精神。
反对图谶的斗争
张衡还参加了当时尖锐的思想斗争，这主要是反“图谶”的斗争。
“谶”是一种谜语式的预言，原来是巫师和方士弄出来的勾当。后来有些读书人就利用阴阳五行的传说，编造了许多寓言性的谶语，并且附会这些是周公、孔子或其他古圣先贤的话。西汉统治集团就利用它来欺骗人民，巩固他们的地位。譬如西汉皇族就曾用这种鬼话说他们是受命于天来统治世间的，王莽也曾用这来证明他是命该做皇帝的。东汉第一个皇帝刘秀也是如此。这些编造和解释图谶的无耻政客官僚，为了求得富贵，甚至把统治集团的荒淫无耻、残害人民的行为，说成有根有据，来麻醉人民的反抗情绪。因此，当时的所谓“图谶之学”不仅是迷信的东西，更重要的它是统治集团压迫和剥削人民的理论依据。公元123年（汉安帝延光二年），有人主张利用“图谶之学”来修改历法，因而发生了一次大争辩。在争辩中，张衡曾经说过：“天之历数，不可任疑从虚，以非易是。”意思就是说：历法只能按照自然界的本来情况来编订，而不能任凭主观的推测加以歪曲或增减。这是张衡的唯物论思想。反对派被驳倒以后，历法才没有被牵强附会地加以修改。
张衡也反对用“图谶之学”作为太学考试的内容。他用考究历史事实的方法，来证明图谶绝非“圣人”所作，既无效验，也不足凭信。公元133年他给皇帝上了一个奏章，主张用行政命令来禁绝图谶。他说：“西汉初年没有图谶，图谶是到西汉后期才有的，怎样能够说是‘圣人’所作的呢？”他又说：“有些人爱谈论图谶，正好像不会绘画的人不愿意画狗和马，而只爱画鬼；因为鬼没有人看见过，可以由他乱画，谁也指不出他的错处，而狗和马是大家常见的，画得不像是不行的。”
不过，张衡反对图谶和东汉另一个伟大思想家王充（他著有《论衡》一书）是不同的。王充从唯物论和无神论的观点出发，从根本上否定这一套鬼话，而张衡则没有那样彻底，甚至对阴阳五行的说法，还采取了保留的态度。他虽然反对图谶，但还是为儒家学说辩护，他怕孔子等“圣人”被妖化了。这是张衡思想上的局限性的表现。
政治上的张衡
张衡在政治上是热切地希望东汉朝廷能够整顿吏治，简选人才，加强礼制，主张减轻一些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和压迫，他虽然不同于一般官僚士大夫，但根本还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公元133年（汉顺帝阳嘉二年），张衡第二次被调离太史令这个职位，改作侍中。侍中是在皇帝身边的官，随时有向皇帝说话的机会，张衡原来很想利用这个机会劝皇帝整顿一下政治，但因为受到宦官们的排挤和诽谤，非但没有收到实际效果，反而被排挤出了朝廷。
据史书的记载，有一天，汉顺帝问张衡最可恨的是什么人，张衡还没有答复，站在旁边的宦官，知道张衡愤恨他们的胡作非为，害怕张衡向皇帝说起他们的罪恶，就瞪着眼睛来盯着张衡，以至于张衡不敢说出他心里要说的话来。虽然如此，宦官们认为张衡在皇帝身边，对他们是一个很大的危险，纷纷向皇帝说张衡的坏话。以至于使张衡无时不受到沉重的压力，并且在政治上毫无建树。
张衡总共当了三年侍中，因为在政治上不能有一点施展，仍旧以闲暇的时间从事于学术研究——尤其是历史研究。上面提到过他要求去编纂《汉纪》，和提出《史记》和《汉书》的修改意见，便是他当了侍中第二年的事。这一年他还作了《思玄赋》，在这篇文章里，张衡一方面悲叹人民的疾苦，也表达了自己要和恶势力作不妥协斗争的决心，同时也说到了自己准备以后从事文献的整理、专心于著作的愿望。这说明了当时张衡的矛盾的心理状态。
公元136年（汉顺帝永和元年），张衡因被排挤而调任为河间相——河间太守。河间在现在河北省东南部，是东汉朝廷封王的采邑，河间王刘政是个很骄奢横暴的人。张衡初到河间的时候，的确对地方政事多少作了一些整顿，也打击了一批豪强，清理了一些冤狱，因而受到当地人民的称颂。但是，政治的黑暗和贵族豪强的蛮横残暴，是封建社会的必有现象，张衡哪里会有一个比较彻底的办法？同时，张衡又清楚地看出了当时东汉帝国统治阶级的腐败以及边境不时发生战事的事实。作为封建士大夫的张衡悲愤万状，因而作了《四愁诗》，诗里充满了忧国伤时的苦闷情绪，也表达了他的理想和愿望。但他的苦闷的情绪是无补于实际的，他的美好的愿望不用说也是不可能实现的。
愿望不能实现，苦闷愈积愈深。公元138年，张衡已经六十一岁了。他上书给皇帝要求免去官职，回故乡去。他在这时候写的《归田赋》里，充分表露了“独善其身”的消极的逃避现实思想，也表示了对当时政治的不满。
张衡归田的愿望没有得到实现，就在这一年，他又被调回京师担任尚书的职务。尚书是朝廷里帮助皇帝处理政务的头等大官，这时候他接触到的实际政治问题更多了。他愈明白当时政治腐败的实际情况，他愈是悲观失望。第二年，祖国历史上这位杰出的科学家便在悲观失望中与世长辞了。
结语
张衡生活在一千八百多年以前，到今天还受到祖国广大人民的敬仰，这是由于他在科学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在科学上所以能够获得那样大的成就，这是因为他刻苦钻研、注重实践，善于接受前人遗产而又不为传统所束缚，既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又有敢想敢做的首创精神。他在天文历算和机械学上的巨大成就，他对地动仪和浑天仪的创造，都在世界科学史上放着不朽的光芒。
刘洪
刘洪（约129～210），字元卓。泰山蒙阴（今山东蒙阴）人。天文学家。
刘洪是汉光武帝刘秀的侄子鲁王刘兴的后代，自幼得到了良好的教育。青年时期曾任校尉之职，对天文历法有特殊的兴趣。约公元160年，由于他对天文历法的素养渐为世人所知，遂被调到执掌天时、星历的机构任职，为太史部郎中。在此后的10余年中，他积极从事天文观测与研究工作，这对刘洪后来在天文历法方面的造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就在这期间，他与蔡邕等人一起测定了二十四节气时太阳所在恒星间的位置、太阳距天球赤极的度距、午中太阳的影长、昼夜时间的长度以及昏旦时南中天所值的二十八宿度值等5种不同的天文数据。这些观测成果被列成表格收入东汉四分历中，依据这一表格可以用一次差内插法分别计算任一时日的上述5种天文量。从此，这些天文数据表格及其计算成为中国古代历法的传统内容之一。刘洪参与了开创这一新领域的重要工作，这也是他步入天文历法界的最初贡献。
约公元174年，刘洪被调离洛阳，出任常山国（今河北元氏）长史，协助王国相处理政务。同年，他献上经多年研究的心得之作《七曜术》，该术引起了朝廷的重视，汉灵帝特下诏委派太史部官员对该术作实际校验。依据校验的结果，刘洪对《七曜术》进行了修订，又撰成了《八元术》。该二术的具体内容已无法查考，但从术名知，它们应是研究日、月、五星运动的专著，是刘洪关于历法的早期著作。这一年，刘洪曾依此预报公元179年的一次月食，可是并不成功，这说明它们还存在不少缺欠。
公元175～177年，刘洪因其父去世，辞官在家守孝3年。大约就在这期间，刘洪完成了他的《九章算术》，它应是对同名经典数学名著进行注释并融入研究心得的数学著作。因此刘洪又以通晓算术而知名。也许正由于这个缘故，在刘洪守孝期满后，即被任命为主管财政事务的上计掾。
公元178年，刘洪又为郎中。由于他在天文历算上的很高造诣，经蔡邕的推举，到东观和蔡邕一同编撰东汉律历志，蔡邕善著文、通音律，刘洪精通历理又密于用算，二人优势互补，密切合作，出色地完成了这项任务。据刘洪的学生徐岳说，这一年，刘洪还提出过改革当时正行用的东汉四分历的设想，为此，刘洪“先上验日食：日食在晏，加时在辰，食从下上，三分侵二。事御之后如（刘）洪言”（《晋书·律历志中》）。虽然刘洪的改历之议未获实现，但他却因此名声大振，成为当时颇孚众望的天文学家。
公元179年，刘洪已年届50，又由于他曾被举为孝廉，且仪容庄重，处事严谨，善于交际，遂被任命为谒者。不久，他又迁任谷城门侯，谷城门是当时洛阳的12座城门之一，位于正北方，刘洪为该城门的主管人。这一年他主持评议王汉提出的交食周期的工作。公元180年，刘洪又参与评议冯恂和宗诚关于月食预报和交食周期的论争，刘洪以其渊博的学识和精到的见解，公正地加以评判。
约公元184年，刘洪又一次被调离洛阳，出任会稽郡（今浙江绍兴）东部都尉，是为郡太守的副手。在此任内，刘洪初步完成并向朝廷献上了他的乾象历，时间约在公元187年至188年间。由于初成的乾象历对于月亮运动的描述，具有明显的优越性和可靠性，当即被采纳，取代了东汉四分历的月行术。
约公元189年，汉灵帝特召刘洪返回洛阳，其原因很可能是因为初成的乾象历得到朝廷的重视，征刘洪商议历法改革事宜。但由于当年四月汉灵帝驾崩，接着又有董卓等人为乱，时局骤变，朝廷无暇顾及改革历法，而这时刘洪正在返京的途中，于是朝廷改变初衷，改任刘洪为山阳郡（今山东金乡）太守。在此后大约10多年的时间里，他一方面努力料理繁重的政务，一方面继续为改良和完善他的乾象历而勤奋工作，而且注意培养学生，努力使他对天文历法研究的最新成果为人们所了解，力图使之后继有人。当时的著名学者郑玄，以及徐岳、杨伟、韩翊等人都曾先后得到刘洪的指点，他们后来为普及或发展乾象历做出了各自的贡献。
刘洪在任山阳太守以后，还曾迁任曲城（今山东掖县）侯相，地位与郡太守相当。刘洪在为相期间，赏罚分明，重教化，移风易俗，吏民畏而爱之，成为远近闻名的颇有威望和政绩的行政官员。
公元206年，刘洪最后审定了他的乾象历，这是他在初成乾象历以后，又经过10余年的研究、检验、充实和提高而成的历法杰作。可惜，刘洪大约在公元210年去世，在生前他没有看到他为之付出数十年心力的乾象历被正式颁用。但他的心血没有白费，经徐岳的学生阚泽等人的努力，乾象历在公元232—280年正式在东吴行用。更重要的是，乾象历以它的众多创造，使传统历法面貌一新，对后世历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中国古代历法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刘洪也以取得划时代成就的天文学家而名垂青史。
刘洪的天文学成就大都载于乾象历中，他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其中以对月亮运动和交食的研究成果最为突出。
在刘洪以前，人们对于朔望月和回归年长度值已经进行了长期的测算工作，取得过较好的数据。但刘洪发现：依据前人所取用的这两个数值推得的朔望弦晦以及节气的平均时刻，长期以来普遍存在滞后于实际的朔望等时刻的现象。经过数十年的潜心思索，刘洪大胆地提出前人所取用的朔望月和回归年长度值均偏大的正确结论，给上述历法后天的现象以合理的解释。在乾象历中，刘洪取一朔望月长度为297731457日，误差从东汉四分历的20余秒降至4秒左右；取回归年长度为365145589日，误差从东汉四分历的660余秒降至330秒左右。刘洪大约是从考察前代交食记录与他自己对交食的实测结果入手，即从古今朔或望时刻的厘定人手，先得到较准确的朔望月长度值，然后依据十九年七闰的法则，推演出回归年长度值的。由于刘洪是在这两个数据的精度处于长达600余年的停滞徘徊状态的背景下，提出他的新数据的，所以这不但具有提高准确度的科学意义，而且还含有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打破僵局，为后世研究的进展开拓道路的历史意义。
月亮的运动有迟有疾，月亮的近地点在不断向前移动，这两个重要的天文现象在东汉早期就引起了人们的热烈讨论。对此，刘洪在乾象历中作了十分出色的总结，给出了独特的定量描述的方法。他由测算得知，月亮每经一个近点月（月亮中心连续两次经过近地点的时间间隔），近地点总向前推进1825747分（≈3.1°，称“过周分”），该值较东汉早期的李梵、苏统所得结果要准确得多。在此基础上，刘洪进一步建立了计算近点月长度的公式，并明确给出了具体的数值：已知l周天为215130分，加上1825747分，即为经一近点月后近地点所在位置与这一近点月前近地点位置之间相距的分值，再除以月亮每日的平均行度分7874分，可得1近点月长度为2733035969日，其误差为104秒。中国古代的近点月概念和它的长度的计算方法从此得以确立，这是刘洪关于月亮运动研究的一大贡献。
刘洪还确立了中国古代计算月亮运动不均匀性改正值的传统方法。刘洪每日昏旦观测月亮相对于恒星背景的位置，在坚持长期观测取得大量第一手资料之后，他进而推算出月亮从近地点开始在一个近点月内每日实际行度值。由此，刘洪给出了月亮每日实行度、相邻两日月亮实行度之差、每日月亮实行度与平行度之差和该差数的累积值等的数据表格，这是中国古代第一份月亮运动不均匀性改正数值表（月离表），欲求任一时刻月亮相对于平均运动的改正值，可依此表用一次差内插法加以计算。这是一种独特的月亮运动不均匀性改正的定量表述法和计算法，后世莫不遵从之。在乾象历中，该法仅用于交食问题的计算，而实际上该法已经解决了后世历法定朔计算的关键问题之一。对刘洪月离表的初步研究表明，刘洪所测每日月亮实行度的误差为11.7，月亮过近地点时刻的误差为0.18日，这两者的精度在中国古代都属上乘，只有元代授时历（1281年）的精度稍高于它。这就是说，刘洪不但是这一新颖方法的首创者，还是对此作了高水准的定量描述的代表人物，这是特别令人赞叹的。
刘洪的贡献还在于，他确立了黄白交点退行的新概念。他大约是从食年长度小于回归年长度这一人们早已熟知的事实出发，经抽象的思维而推演出这一概念的。刘洪明确给出黄白交点每经1日退行148847分（≈0.054°，称“退分”）的具体数值。已知回归年长度（A）和食年长度（B），以及l度=589分，那么“退分”应等于A-BB×589，将有关数值代入计算，正得148847分。可见，刘洪当年的思路和退分值的计算法正是如此。可惜，刘洪并没有给出交点月长度的明确概念和具体数值，但他实际上已经为此准备了充分和必要的条件，并为后世的发展奠下了牢固的基石。当然，仅就黄白交点退行概念的确立和已经相当准确的退行值的确定而言，是刘洪在月亮运动研究方面取得的又一重大进展。
刘洪对月亮运动研究的另一重大成就是：关于月亮运行轨道——白道概念的建立，它标志着自战国时期以来对月亮运动轨迹的含混不清的定性描述局面的结束。在乾象历中，刘洪明确给出黄白交角为六度一分（≈6°），必须指出的是，该值是沿赤经圈量度的极黄纬值，与现代所说的沿黄经圈量度的黄纬值小有不同，该值与理论极黄纬值之差为0.62°。刘洪还给出了月亮从黄白交点出发，每经1日月亮距黄道南或北的极黄纬度值（称“兼数”）表格，其中“兼数”的极大值也就是黄白交角的度值，它们是刘洪经长期的观测与计算而得的。欲求任一时刻的月亮极黄纬（M），可由该表格依一次差内插法推算。这样，刘洪便较好地解决了月亮沿白道运动的一个坐标量的计算问题。研究表明，依刘洪的这一方法所推算的月亮极黄纬直的误差为0.44°。前已述及，刘洪和蔡邕已经解决了计算任一时刻太阳距天球赤极的度距（N）的课题，于是，刘洪也就给出了月亮距赤极的度距（P）的计算法：P=N±M。刘洪关于白道的概念、黄白交角值的测定、月亮极黄纬数值表，以及M，P的计算方法，从表述的形式到内涵都对后世历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其实，以上所述各项创新又直接或间接地与关于交食的研究有关，应该说提高交食预报的精确度和扩展交食预报的内容，是刘洪天文历法工作的核心部分。在乾象历中，还记载了刘洪对于交食研究的其他重要成果。
关于交食周期的探索，在刘洪时代也是一个热门课题，有不少人提出了各自的新数据。刘洪一方面积极参与或主持关于交食周期的热烈争论，一方面自己也进行缜密的思考和深入的研究。在乾象历中，他提出了11045个朔望月正好同941个食年相当的新交食周期值，由此推得1食年长度等于346.6151日，误差为370余秒。这一成果所达到的精度水平不但大大超过他的前人，而且也使他的同代人的同类工作大为逊色。此外，在乾象历中，刘洪还正确地建立了在一个交食周期内如下三个天文量之间存在的数量关系：交点月个数=朔望月个数 食年个数，这说明刘洪对这些天文量的关系有极明晰、透彻的认识。
在刘洪以前，人们已经知道只有在朔（或望）时，以及太阳和月亮正处在黄白交点附近的特定条件下，才可能发生交食现象，但还没有人对“附近”这一关键词作定量化的说明。刘洪则最先对此作了明确的阐述：在朔（或望）时，只有当太阳与黄白交点的度距小于14°33′时，才可能发生交食现象。也就是说，刘洪明确规定，当朔（或望）时，以太阳离开黄白交点前或后14°33′作为判别是否可能发生交食现象的临界值，亦即食限值。现代关于食限的规定是：日食，18°31′以上必无食；月食，12°51′以上必无食。由此看来，刘洪所取食限值没有把白食限和月食限区别开来是不妥当的。不过，如果把刘洪所取食限值视作日、月食限的折中值，其准确度还是不低的。无论如何，刘洪毕竟提出了一个崭新的、又是十分重要的研究课题，使判别交食是否发生的定量化研究迈出了可贵的一步。
原先人们对于交食的预报仅限于交食发生的时间一项，只要能预知某日将发生交食现象，便得到满足，但随着刘洪乾象历的问世，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公元221～223年的5次日、月食食时的实测结果，同依乾象历推算得的相应食时的比较表明，乾象历食时预报的误差为1.5时辰，这是由于刘洪提高了所取朔望月、回归年、交食周期等有关数据的精度，特别是近点月长度的厘定、月亮运动不均匀性改正计算方法的发明和应用，这些都必然导致了食时预报精度的大幅度提高。
刘洪自然十分清醒地了解他的乾象历对食时预报所能达到的精度水平，对此他是不满意的。大约在乾象历完成以后，他仍继续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力图进一步完善食时预报的方法，以进一步提高精度。刘洪依乾象历对一批交食食时的预推和实测记录之间的时间差作了认真的分析，他发现该时间差的正负、大小，与交食所发生的月份有较稳定的关系，并归纳出一年中各个不同月份应加（或减）的各不相同的时间修正值，此即所谓“消息术”：在依乾象历推算得的食时的基础上，加（或减）该修正值，如规定当交食发生在十一月份时，应加一辰，发生在七月份时需减一辰，等等，便可得到更准确的食时。依“消息术”计算，上述公元221～223年的5次日、月食食时的误差为0.6时辰，其精度较乾象历又有明显的提高。刘洪的这一发现和相应方法，对于交食研究而言，具有毋庸置疑的重要意义，可是令人惋惜的是，刘洪也许来不及对他的发现和所用方法的深层含义作更多的思考和探究。其实，更准确一些说，刘洪应是发现了上述时间差的正负、大小，与交食所发生的节气存在稳定的关系，而节气是太阳处于其运行轨道上某一特定位置的标志，所以，产生上述时间差的主要原因，应是太阳运动有迟有疾，也就是太阳运动的不均匀性。此外，我们知道：在十一月份时，太阳视运动速度快，真切的食时应推迟一段时间；七月份时，太阳初运动速度慢，真切的食时应超前一段时间，再对照上述“消息术”的规定，应该说二者在总体上是相吻合的。这些情况都说明，刘洪的上述发现和相应方法，实质上是大体正确地反映了太阳运动不均匀性对食时推算的影响，刘供实际上已经叩击了太阳运动不均匀性这一重大发现的门扉，可是他并不自觉，未能迈出那关键的一步，而把这一重大天文现象的发现权留给了在他以后300余年的天文学家张子信。
对交食食分大小和交食亏起方位的预报，在刘洪以前未曾有人涉及过。在乾象历中，也不见关于交食食分和亏起方位的明确计算法的记述，而有关的明确记载首见于杨伟的景初历（237）中，于是史家多把其发明权归于杨伟。可是，前已述及，在公元178年，刘洪就曾成功地预报过一次日食的食分（“三分侵二”）和亏起方位（“食从下上”），徐岳所说殆非虚言，所以自然的推论是：刘洪应当早就有了计算交食食分和亏起方位的方法。再仔细考察乾象历可以发现，其术文中关于交食食限的规定，关于月亮距黄白交点前后度值的计算法，关于月亮极黄纬的计算法，关于太阳位置的计算法，等等，实际上已经为交食食分和亏起方位的计算准备了相当充分的条件。若再兼及刘洪与杨伟之间的师生关系，可以认为交食预报的这二个要素的计算法的真正发明者应是刘洪，而杨伟则是对此作出明确表述并加以发展的后继者，两人都做出了各自的贡献。
对于五星运动的研究，刘洪也取得了一些进展。如关于五星会合周期的测算，东汉四分历和乾象历的结果分别为：木星，398.846日和398.880日（误差0.038日和0.004日）；土星，378.059日和378.080日（误差0.033日和0.012日）；金星，584.024日和584.021日（误差0.102日和0.099日）；水星，115.881日和115.883日（误差0.003日和0.005日）；火星，779.532日和779.485日（误差0.405日和0.452日）。其中木、土二星的会合周期以乾象历为优，金、水二星两历法旗鼓相当，火星则以东汉四分历为胜。而从五星会合周期的总体水平看，乾象历要稍高于东汉四分历。徐岳曾对乾象历和韩翊黄初历（220）的五星法进行过比较研究，他发现分别依二法所推得的公元221～222年间14次行星见、伏时间与实测时间或同或异、乾象历的结果是五疏、七近、二合，而黄初历的结果为八疏、五近、一合，由此不难看出，乾象历的五星法应优于黄初历。此外，杨伟和景初历行用约80年后，人们发现其五星法的精度还不如乾象历，在东晋以后，便以乾象历的五星法取代之，自此它一直沿用了百余年之久。所以乾象历的五星法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其后较长一段时间内，都是较好的和很有影响的。
综上所述，刘洪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天文学成就，这些成就以新和精为显著特点，或是使原有天文数据精确化，或是对新天文概念、新天文数据、新天文表格、新推算方法的阐明，它们大都见于乾象历中。这就难怪郑玄称赞乾象历是“穷幽极微”的杰作，而唐代天文学家李淳风则十分中肯地指出，乾象历是“后世推步之师表”（《晋书·律历志中》）。事实确是如此，刘洪所发明的一系列方法成为后世历法的经典方法，他的乾象历使传统历法的基本内容和模式更加完备，它作为我国古代历法体系最终形成的里程碑而载入史册。
刘洪取得这些重大的天文学成就，与他所处的时代存在相当活跃的天文历法研究环境有关，与他的前辈及同代人已经提出的新思想、新发现的线索有关，同时与他个人的品质、思想和努力密不可分。
入东汉以来，人们对于月亮运动和交食的研究十分重视和活跃。东汉早期的李梵和苏统已经明确建立了月行有迟有疾的观念，而且也给出了月亮近地点运动的初始数值。此后，与月行迟疾有关的月行九道术便风行于世。张衡和周兴在延光二年（123），宗整、冯恂等人在熹平年间（172～178）都提出了各自不同的九道术，试图定量地描述月亮运动不均匀的现象。对于交食周期的研究，先后有杨岑、张盛、景防（62），编訢（85），宗绀（90），王充（约90），刘固、冯恂、宗诚（174）和王汉（179）等人，或者对原有周期进行某种修正，或者提出全新的数值，试图提高交食预报的精确度。这些都为刘洪的总结和提高准备了丰富的素材。在乾象历中，关于黄赤道宿度变换的计算法，系采用了张衡研究的结果，这是刘洪吸取前辈研究成果的一个典型例子。
刘洪十分积极而且审慎地参加当时天文历法界的有关论争，有时他是作为参与论争的一方，有时则是论争的评判者，无论以何种身份出现，他都取公正和实事求是的态度。公元174年，一批天文学家各据自己的方法预报了公元179年可能发生的一次月食，冯恂以为三月，刘洪、刘固和宗诚以为四月，宗绀以为五月当食。至期考验的结果是：四月未发生月食，三月和五月皆因天阴，不知月食发生与否。太史令等人则依据他们认可的计算方法推断以三月月食为是，而刘洪等人认为这种推断是不妥当的。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因为刘洪自己的预报不准确而故生是非，其实不然。刘洪反对这种推断的理由是：三月月食以及太史令等人认可的计算方法都是未经实践检验的，“未验无以知其是”。进而，刘洪等人提出了在这类校验中须以“见食为比”（《后汉书·律历志中》）的原则，也就是要以真切可信的交食观测事实作为判别的权威标准，这一原则为后世历家所遵循。用现代月食理论推算，公元179年的农历三、四、五月均不曾发生月食，可见当年刘洪反对太史令等人的推断，以及他所申述的理由和坚持的原则都是十分正确的。
在评判冯恂与宗诚二家交食推算法时，刘洪等人以东汉初年以来的交食记录与二家推算的结果一一进行比较，发现二家各有得失，说明二家的数据、方法都还不够完善。但由于依宗诚术未见大的差错，而依冯恂术也没有明显的优势，又鉴于宗诚术正在行用，进行改易的理由还不够充分，于是，刘洪等人主张暂时继续采用宗诚术，同时主张继续进行实际的检验，服从客观事实的最终抉择。刘洪还对冯恂坚持实践和要求改革的精神给予很高的评价，指出冯恂术是建立在长期观测和认真研究的基础上的，所以与古今交食的实测结果能较好吻合。对冯恂所提出的交食周期值的现代研究表明，其精度是入汉以来最高的，而且在当时世界上也是先进的数值。所以，刘洪当年所作的评价是很有见地的。这些事实都表明了刘洪重视实践及其检验、严谨公允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其实，在刘洪看来，交食预报是否准确，不仅是交食计算法是否可信的判别标准，而且还应是整部历法的优劣取舍的试金石。刘洪认为最关键和最敏感的验历手段是日食之验。这是刘洪对交食研究取得进展的一种自信的表现，反过来说，也正是这一思想促使他对与交食预报有关的一系列课题进行精益求精的探索。自刘洪始，日食之验成为中国古代历法最主要的检验手段之一。
“明历兴废，以天为节”，即历法合天则历法兴，历法违天则历法废，实际天象（交食现象仅是其中之一）是决定历法取舍的权威标准，这是刘洪治历思想的核心。由此出发，刘洪在制定他的历法时，总是先尽量准确、丰富地获取第一手观测资料（包括历史记录），进而探索日、月、五星运动的内在规律，给出合理的描述方法，从而把历法建立在客观天象的坚实基础上，这就是刘洪所说的“追天作历”（《后汉书·律历志中》）。有了初成的历法，还要让它接受各种实际天象的检验，看它是否能够正确地、客观地描述日、月、五星的运动，这就是刘洪所说的“以追日、月、五星之行”。刘洪还进一步指出，一方面要看历法是否能与日、月、五星运动的一系列动态（出入、往来、进退等等）相应；另一方面还要看历法是否能“推而上则合于古，引而下则应于今”（《晋书·律历志中》），也就是说不仅仅满足于一时一事的相合，而是要求进行全面的检验，要求时时、事事均相符合。如发现有不合之处，则继续观测与研究，进一步修正历法，以求日趋完善。刘洪的天文历法工作，正是在这样的治历思想指导下进行的。先有《七曜术》、《八元术》，这是经过10余年观测与思考的结晶；后有初成的乾象历，再后有最终定型的乾象历，二者又都经过10余年的检验与修订；在乾象历完成之后，又有“消息术”的提出。可见在刘洪的一生中，这一指导思想是贯彻始终的。
与这种重视实践、接受客观天象的全面检验的治历思想相反，东汉时期以图谶之说作为治历之本的思想相当流行，对此，刘洪持反对的态度。在主持评议王汉所提出的交食周期值时，刘洪指出图谶之文只是一种传闻，而且各家所传不同，用它来预报天象，总发生偏差，所以是不足为据的。关于乾象历历元的设置，刘洪是以太初历（前104年）的实测历元为基点，再上推589年而得的，这种历元设置法与当时十分流行的以图谶为准则确定历元的方法完全不同。这些都反映了刘洪重视实践及其检验，蔑视图谶权威的泾渭分明的态度。
刘洪的治历思想也存在不正确的一面，这大约是受到太初历以黄钟律吕之数为历法之本的思想影响，带有浓重的数字神秘主义色彩。在依观测实践取得尽量准确的天文数据以后，刘洪还要用乾象之数、天地之数一类简单而神秘的数字，反复求算，最终以这类数字的简单加减乘除所得的数值确定天文数据的历法选用值，乾象历历名的由来正与此密切相关。这样做不但耗费了刘洪的不少精力和时间，而且降低了由观测而得的天文数据的本来精度，也冲淡了以实际天象为准绳的治历原则的严肃性和客观性。虽然这种治历、验历的主观、神秘的标准，只是刘洪治历思想的次要方面，但对后世的某些历法也产生了不良影响。
刘洪善于从他的前辈的研究中获取营养和启迪，又善于参与天文历法的辩难和论争，从他的同代人中获得最新的思想和信息。他还善于实践和探索，使自己的研究工作长期处于反复实践与检验的动态流程之中，不断进行去粗存精的筛选和锤炼。他更勇于创新，这是他敢于面对客观事实、敢于提出问题、敢于突破传统的局限、敢于解决问题的个人品质所促成的。在刘洪的一生中，在太史部任职的10余年，是他专职从事天文历法工作的宝贵时间，而更多的研究工作，则是他充分利用出任各种不同行政职务的空暇业余进行的，这就更加大了他的艰辛程度。如果没有这种孜孜不倦、终生求索的精神，刘洪就不可能做出如此巨大的贡献。
张仲景
张仲景，名机。南阳郡涅阳（今河南南阳）人。生活于公元2～3世纪间，医学家。
据宋《太平御览·何颐别传》记载，张仲景儿童时就很聪颖，成年后拜同郡张伯祖为师学医，颇有造诣，时人称赞他的医术已超越老师。晋皇甫谧《甲乙经序》记载：汉献帝时，张仲景拜见宫廷官员王仲宣，时仲宣20余岁。仲景从气色形体观察，认为他有难治疾病，预言20年后，会发展眉毛脱落，再半年就会死去。如果立即服用五石汤治疗，疾病可能好转。王仲宣不以为然，虽然接受药物，却未服用。3日后，仲景复见仲宣，问他是否服药，答已服。仲景经过诊断，指出他并未按医嘱服药，对王仲宣说：“君何轻命也！”表示惋惜。20年后，王仲宣果然眉毛脱落，又过187天即死去，与仲景预言相符。后世谓王仲宣所患是麻风病，张仲景富于临床经验，故预言准确。
宋代校正医书局高保衡等《伤寒论序》中曾提到张仲景“举孝廉，官至长沙太守”。对于这一记载，自1826年日本人平笃胤著《医宗仲景考》就有不同看法。平笃胤根据《后汉书·刘表传》等书考证，认为在汉灵帝和汉献帝在位期间（168～220），先后有孙坚、苏代、张羡、张怿任长沙太守，在这个期间张仲景不可能做过此官，否定了张仲景官长沙太守的说法。但是，1936年上海出版的《国医文献》创刊号，载文称张羡即张仲景，理由是“羡”与“景”字义相通，因此认为张仲景曾官长沙太守。但这些都不是结论，张仲景生平中的这一问题，至今仍有争议。
张仲景生活在战争频繁疾病流行的年代。据《后汉书·五行志》记载，从汉安帝元初六年（119）至献帝建安二十二年（217），在不到100年间，大疫流行10次。当时诗人曹植写过一篇《说疫气》的文章，提到建安二十三年（218），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户户有号泣之哀”，魏文帝曹丕在给吴质的一封信中也说到，当时著名的“建安七子”，其中徐干、陈琳、应场、刘桢四人，都是因传染病死去的。而张仲景也自称家族200多口，从建安初年（196）起，不到10年时间，死亡三分之二，其中因伤寒病死去的占十分之七，可见疾疫流行的严重程度。
当时人们对疾病的认识却是错误的，一些患病之家迷信巫神，总是企图用祷告驱走病魔。医生得不到临床实践机会，所以很少研究医术，而终日却以主要精力结识豪门，追求荣势，这样医学当然很难得到发展。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张仲景深有感触，决心解决危害人民的疾病问题。为此，他从阅读《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等前代古籍入手，在“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的基础上，经过临床实践的验证，最终写成《伤寒杂病论》一书。
古代中医所谓的“伤寒”和现代医学的“肠伤寒”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古代中医的“伤寒”，是指从发热起始的急性病（包括某些急性传染病）的总病名。《素问·热论篇》曾说：“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难经》记载说：“伤寒有五：即中风、伤寒、湿热、温病、热病。”表明古人所指的“伤寒”包括的范围是很广的。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的问世，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前述的疾病认识问题，它在病因、病机、疾病的突发转变，以及诊断治疗等方面都摸出一套完整的规律，不仅对治疗当时发热性传染病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同时，也为我国后世医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开端。
《伤寒杂病论》原书16卷，因战乱关系，书籍曾经散失，现存张仲景著作是经西晋太医王叔和整理过的。晋代皇甫谧《甲乙经序》曾称赞王叔和“撰次仲景，选论甚精”。近人余嘉锡《四库提要辨正·伤寒论》称：“以余考之，王叔和似是仲景亲授弟子，故编定其师之书。”由弟子整理老师著作，是顺理成章的。但是，王叔和整理《伤寒杂病论》时，却将该书分为《伤寒论》和《金匮玉函要略方》二书，前者论伤寒，后者论杂病。由于汉晋时期，著述仍然以竹木简牍或帛书为主，保存不易。王叔和整理的张仲景著作，一个时期中又有散乱，至北宋中期校正医书局委派孙奇、林亿等校正医书，张仲景著作再次重新整理。计整理出《伤寒论》10卷、《金匮玉函经》8卷、《金匮要略方》3卷。上述三书，《金匮玉函经》在北宋以后流传并不广泛，研究者很少。其他《伤寒论》和《金匮要略方》则流传日广。特别是《伤寒论》在北宋时研究者就开始增多，其主要学术内容最值得重视的有以下几方面。
首一，《伤寒论》发展了《内经》学说，确立以“六经”作为辨证施治的基础。六经辨证原是《素问·热论篇》根据古代阴阳学说在医学中运用而提出的辨证纲领。所谓“六经”是指太阳、阳明，少阳（三阳）；太阴、少阴、厥阴（三阴）六者而言。这是按照外感发热病起始后，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证状，并结合患者体质强弱的不同，脏腑经络的生理变化，以及病势进退缓急，加以分析综合得出的对疾病的印象。三阳指表、热、实证；三阴指里，寒、虚证。凡病之初起，疾病在浅表，出现热实现象的，如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者，属于阳证的便称太阳病。凡病邪入里，病情属于阳证，并表现胃中燥实，大便干燥、发热谵语、口渴、脉象洪而有力、舌苔黄厚的属热实在里，称阳明病。另一种既非表证，又非里证，证状表现为口苦、咽干、目眩、胸胁苦满、寒热往来的半表半里状态，也属阳证范围，称少阳病。所谓三阴病，一般多是三阳病转变而来，特点是不发热，证状表现虚寒现象，如腹满、呕吐、腹泻、口不渴、食不下等称太阴病。如疾病出现脉象微细、四肢厥逆、怕冷、喜热饮，说明气血虚弱，称少阴病。还有一类疾病多因误治，呈现上热下寒，忽厥忽热，饥而不思食，或下利不止，手足厥冷，呈现寒热错杂现象的称厥阴病。上述按六经症候的分类并不是孤立的六种证候群，而是它和人体脏腑、经络、气化各方面都有机地联系一起进行观察认识的。从总的方面说，三阳表示肌体抵抗力强，病势亢奋。三阴病表示肌体抵抗力弱，病势虚弱。六经病证的治疗，各有一定治则。如太阳病按证候又有“中风”、“伤寒”、“温病”之分。凡无汗、脉紧的，属表实，方用麻黄汤发汗，开腠理，驱寒邪。如脉浮缓，有自汗，属表虚，则用桂枝汤解肌发汗。其他按证立方。属于阳明病的，主要指胃有实热或邪热蕴里，又有阳明经证和阳明腑证之分。前者身热，汗自出，不恶寒，反恶热者，治疗以白虎汤清热保津为主。后者，证见身烧壮热，或潮热，手足有汗，绕脐痛，大便秘结，小便黄赤，故治疗以用三承气汤攻下燥结为主。少阳病邪在半表半里之间，故以大、小柴胡汤为主方。至于三阴病，因属虚寒、虚热之证，疾病起因多属寒邪直中少阴，以及年老虚弱抗邪乏力之人，病情均较险峻。另一种则为传经之邪，因误治而呈现的身体蜷缩，手足厥冷、昏沉萎靡或下利不止，脉象不清等，亦为危重之象。法以理中汤、四逆汤或附子汤为主方，取温通中阳和回阳救阴之效。总之，张仲景六经证治，乃是在当时疾病流行之时，通过医疗实践总结的一个热病治疗的总规律。
其二，《伤寒论》在辨证论治方面也有重要创造，这就是诊断疾病时，以阴、阳、表、里、寒、热、虚、实为纲，通称“八纲”，八纲中阴、阳为总纲。表、热、实属阳；里、寒，虚属阴。凡外感疾病，对身体壮实的人来说，多邪从阳化，形成表、热、实证。而对身体虚弱的人来说，病邪多从阴化，成为里、寒、虚证。
八纲辨证的诊断方法是应用“四诊”，即望、闻、问、切。从观察病人面色、形体、舌质，聆听病人声音，嗅闻排泄物气味，询问病史，现有病情，以及通过切脉、诊肌肤，了解病情的诸方面，从而取得疾病的深浅程度（表里），病象的寒热、盛衰（虚实）印象，然后分别疾病所属三阳、三阴的某一类型。张仲景《伤寒论》非常重视疾病的变化和假象。如一些证状，类似实热证候，而脉却呈现沉细无力的，或如四肢厥逆者，而脉象却呈现沉滑有力的，都是“真寒假热”或“真热假寒”现象，《伤寒论》有多条例证。另外，张仲景还认为在诊断病情时，脉象和证候要互相参证取得病情依据，有时要“舍脉从证”；有时要“舍证从脉”。明代李中梓《医宗必读》卷二称，“仲景曰：病发热头痛，脉反沉，身体疼痛，当救其里，用四逆汤，此从脉之沉也。”又说：“少阴病，始得之反发热，而脉沉者，麻黄附子细辛汤微汗之……从证不从脉也。”
其三，《伤寒论》在用药方法上是多种多样的，可归纳为汗、吐、下、和、温、清、补、消八种方法。也可说是按照病情用药时的八个立方原则，通称“八法”。针对不同病情，汗下，温清，攻补，消补，也可分别并用。凡寒证用热药或热证用寒药，为“正治法”。如疾病出现前面所说的“真寒假热”或“真热假寒”现象，可采取凉药温服，热药冷服，或者凉药中少佐温药，温药中少佐凉药，这称为“反治法”。总之《伤寒论》一书所体现的治疗方法是多种多样的，是依据临床实际制定治疗方案的。有时先表后里，有时先里后表，或表里同治，极为灵活变通。后世总结该书共包括397法，113方。其中“扶正祛邪”、“活血化瘀”、“育阴清热”、“温中散寒”等治疗方法，对后世学者有很大启发，得到广泛应用。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称：“古今治伤寒者，未有能出其外也。”
《金匮玉函经》是《伤寒论》另一版本。宋代校正医书局称两书“同体而别名”。即两部书的书名不同，但内容多有相似之处。该书经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校正后，在“序言”中写道：王叔和经手整理的张仲景著作，恐怕在那竹简纸帛抄写的年代容易散失，所以又用《金匮玉函经》的书名，写了这一别本，有“宝而藏之”的意思。这部书共8卷，29篇，115方。卷一证治总例，卷二一四辨痉湿喝，辨脉和辨六经形证，卷七、八为方。但此书在南宋以后又很少见到，至清康熙年间，何焯（义门）得到善本，称此书为“医学之论语”，辗转流传至今。
再有《金匮要略方》（或称《金匮玉函要略方》或《金匮方论》）是校正医书局在前二书之后校正的。该书在晋以后又曾散失。至北宋时，学士王洙在馆阁发现一部分经虫蚀过的简牍，经考订，这些简文就是张仲景的《金匮要略方》，于是抄录为3卷。上卷辨伤寒，中卷论杂病，下卷为方论。由于该书并不完整，有的有方无证，有的有证无方。至校正医书局校订本书时，在王洙整理基础上，又从前代署名张仲景的众多资料中加以拣选成书，共25篇，262方。就中国现存古代医书而言，《金匮要略》所收病种之多，论证之详尽，列方之有效程度，均为前所未有。名方如小建中汤冶虚劳，葶苈大枣泻肺汤治肺痈，括蒌薤白白酒汤治胸痹，苓桂术甘汤治痰饮，茵陈五苓散治黄疸，薏苡败酱散治肠痈，至今沿用。剂型治法包括汤、散、丸、膏、熏、洗、酒剂等多种。尤其值得提出的是，该书和《伤寒论》一样，没有古代封建迷信内容，完全摆脱巫术的羁绊，体现中国古代科学的精蕴，这是极为难得的。另外，该书所论述的治病求本和预防疾病的思想，对中国后世医学的发展也创造了良好开端。如“上工治未病，何也？四季脾旺不受邪，即勿补之。”“未病”即言未病之前，应预防疾病。既病之后，要考虑脏腑疾病的转变。以肝脾为例，要求医生必须掌握病情，灵活用药。在用药方面，该书也有很多特点，如大、小青龙汤同治溢饮。而葶苈大枣泻肺汤既用于痰饮，又用于肺痈。后世认为这是“异病同治”和“同病异治”的代表性范例。至于药物的使用和配伍，也有特点，如附子生用配干姜，取回阳救逆之意；而附子熟用又可止痛；麻黄与石膏同用，既可治水肿，又可疗哮喘。这些用药经验，在东汉以前无书记载，是张仲景在前人临床实践基础上，结合个人心得总结记录的。全书方剂用药少者一二味，多者十余味，选药精凿，配伍周密，显示古代中医辨证施治和临床用药的精思妙要。清代徐大椿《医学源流论》卷下评称：“《金匮要略》乃仲景杂病之书也，其论皆本于《内经》，而神明变化之，其治病无不精切周到，无一毫游移参错之处，实能洞见本源，审察毫末，故所投必效，如桴鼓之相应，真乃医方之经也。”
张仲景的医学著作，在我国目录学著作中还有很多记载，如《隋书·经籍志》记载有《张仲景方》15卷，《医方论》条下载：梁有《张仲景辨伤寒》10卷，《疗伤寒身验方》，《张仲景评病要方》1卷，以及《张仲景疗妇人方》2卷等。20世纪初，敦煌发现的卷子中，也有张仲景《五脏论》。可见张仲景医名甚著，用他署名的医书不少，惜今均不传，无从知其内容。署名王叔和撰次张仲景的医书最早见于《旧唐书·经籍志》，记载有“《张仲景药方》十五卷，王叔和撰”；《新唐书·艺文志》记载有“王叔和《张仲景方》十五卷，又《伤寒卒病论》十卷”。这些有记载的书可能是宋代校正医书局整理张仲景著作时的重要依据。
在唐代，《伤寒论》流传并不广泛，著名医家孙思邈《千金要方》中有关伤寒论述，涉及张仲景的学说并不多，提到：“江南诸师，秘仲景要方不传”。晚年著《千金翼方》时，才大量引述了张仲景的伤寒方论。宋代叶得《避暑录话》说：“孙思邈为《千金方》时，独伤寒未之尽，似未尽通仲景之言，故不敢深论，后三十年作《千金翼》，论伤寒者居半，盖始得之。”也说明孙思邈早年对于张仲景著作并不能轻易见到，或者领略不深。至30年后，见到仲景著作，才增加了理解，大量引用。这是当时印刷术尚未发明，一些著作受历史条件限制，不能广泛流传的反映。其后，唐代中期的王焘《外台秘要》也曾收录了不少张仲景医书的内容。宋初，太宗赵光义诏修《太平圣惠方》（978—992年编成），其中也收录了《伤寒论》的许多内容，但都没有形成比较系统的归纳。如日本学者野渊扚在《中医临床》1978年第11、12期发表的“《伤寒论》的另一古本——淳化本《伤寒论》”，一文，就认为《太平圣惠方》卷八有关伤寒的条文，是“反映宋校《伤寒论》原貌的一个确切资料”。可称“淳化本《伤寒论》”。另外，10世纪日本名医丹波康赖著《医心方》，也收入了“张仲景方”。19世纪时，日本还先后发现康平三年（1060）侍医丹波雅忠抄录的卷子本《伤寒论》；以及康治二年（1143）沙门了纯依据唐人写本抄录的《伤寒论》。两书均较北宋校正医书局校订的《伤寒论》时间为早，内容也有不同。其后，明初赵开美影刻宋本《伤寒论》后，该书才更广泛流传。上述书籍，内容文字不尽相同，但它对研究《伤寒论》原貌，均有一定价值。20世纪国内四川、长沙、桂林等地也发现过一些《伤寒论》的古抄本，其内容则待考订。
在宋校正医书局对张仲景著作进行整理以后，研究张仲景著作的医家逐渐增多。著名的如北宋庞安时《伤寒总病论》（1100）、朱肱《南阳活人书》（1107）、郭雍《伤寒补亡论》（1121）；南宋许叔微《伤寒发微论》（1156）；金成无己《注解伤寒论》（1145）、《伤寒明理论》（1156）、刘完素《伤寒直格》（1186），以及明清时代的王履《溯洄集》（1368）、陶华《伤寒六书》（1445）、方有执《伤寒论条辨》（1589）、喻昌《尚论篇》（1648）、柯琴《伤寒来苏集》（1669）等数百家。日本在18～19世纪时，对《伤寒论》的研究著作也很多。如山田正珍《伤寒考》（1779）、吉益东洞《古文伤寒论》（1792），丹波元坚《伤寒广要》（1825）、《伤寒论述义》（1827）、浅田惟常《伤寒辨要》（1881）等。在上述著作中，成无己博极研深，本《内经》诸书，发明仲景奥意，为世所重。至明方有执、清喻昌著作则认为王叔和编次、林亿等校正之书，以及成无己注解均有错误，编次重为更定。柯琴则认为《伤寒论》虽经王叔和整理，已非原书之旧，但仍应逐句研审“何者为仲景言，何者为叔和语”。他以六经脉证为总纲，继列方证，更新编次，亦有发挥。日本学者丹波元坚所著《伤寒广要》最为精要，对于阴阳、脉证、寒热虚实，以及诊察、辨证、六经病证等均有讨论，其中对于兼证变化，记载详细，对于仲景学说很有发挥。
对《金匮要略》一书之研究，最早应推明初赵以德《金匮方论衍义》（1368），惟此书难见，现仅有抄本。清周扬俊著《金匮玉函经二注》（1687），据赵以德书补注。另有徐彬《金匮要略论注》（1671）、尤怡《金匮心典》（1729）、黄元御《金匮悬解》（1756），全论杂病，各有发挥。其他如沈明宗《金匮要略编注》（1692）、陈修园《金匮要略浅注》（1803），于初学医者颇有裨益。另外日本山田正珍《金匮要略集成》（1789）、丹波元简《金匮要略辑义》（1806）、丹波元坚《金匮述义》（1842），也都是研究张仲景杂病论述的名著。17世纪时，朝鲜许浚编写的《东医宝鉴》，也收了张仲景的伤寒和杂病方。
明代李濂《医史》（1513）“张仲景补传”称张仲景书“实为千古医方之祖，自汉魏迄于今，海内学者家肆户习，诵读不暇，如士子之于六经，论者推为医中之亚圣”。至清代人们更尊张仲景为“医圣”，如魏荔彤《伤寒论本义》（1721），即称“叔和修辑医圣之书”。日本丹波元胤《医籍考》引《医林列传》亦称：张仲景“其书为诸方之祖，时人以为扁鹊仓公无以加之，故后世称为医圣”。又该书载称：“《南阳府志》载：清张三翼募建张医圣祠序，桑芸张仲景先生祠墓记，称南阳郡东南阜处，父老相传，为先生墓，与故宅存在。洪武初，有指挥郭云扑其石碑，墓遂没。越有二百六十余年，为崇祯戊辰（1628），有兰阳诸生冯应鳌者，感寒疾殆危……后病愈，千里走南阳，访之不可得，因谒三皇庙，有仲景像，即纪石庙中而去……”其后日本冈田静安撰《张仲景先生祠墓记》（1823），又名《医圣祠墓记》。可见张仲景祠墓早已成为中外医家景仰之地。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医学界对于张仲景医学的不朽业绩也非常重视。1933年，著名中医黄竹斋曾亲到南阳张仲景墓地考察，撰成《谒南阳医圣张仲景祠墓记》。1936年上海国医公会编辑的《国医文献》出版了《张仲景特辑》。新中国成立后，高等中医院校列《伤寒论》、《金匮要略》为必读课程。1981年河南南阳市成立了张仲景学说研究会。1982年10月，由中华全国中医学会主持，在南阳召开了张仲景学说讨论会，有中日两国学者参加。1985年又成立了张仲景国医大学。
葛洪
葛洪（283～343），字稚川，别号抱朴子。丹阳句容（今江苏句容）人。精于炼丹术、中医学、道教理论。
葛洪的祖父名葛系，父名葛悌，都曾在三国时期的吴国为官。从祖葛玄，字孝先，曾受业于魏国著名方士左慈学炼丹术，所以后世称他葛仙公。葛洪13岁丧父，家贫而好学。16岁时开始读儒家的《孝经》、《论语》，并发奋精读五经，立志为文儒。自认为“才非政事，器乏始民”，于是以“不仕为荣”，所以向“立言”方面发展，其基本思想是以儒家为主导。但在他十八九岁时（太安元年前），曾去庐江（今安徽庐江）入马迹山，拜师于葛玄弟子、方士郑隐（字思远），做他的助手，并接受了《正一法文》，《三皇内文》、《五岳真形图》、《洞玄五符》等道书及《黄帝九鼎神丹经》、《太清神丹经》、《太清金液神丹经》、《黄白中经》等炼丹术著述，从此开始转向道教。21岁时（太安二年，303年），他以世家子弟受吴兴太守的邀请征讨以张昌为首的造反军，击溃反军将领石冰部。事平，他“投戈释甲，径诣洛阳，欲广寻异书，了不论战功”。但正逢西晋丧乱，北道不通，于是周旋徐、豫、荆、襄、交、广数州之间，接触了流俗道士数百人。光熙元年（306），他24岁时往广州，又就业于南海太守鲍靓（字太玄）学习神仙方术，并娶其女为妻。不久后他便返回故里，从此潜心修行著述10余年，同时兼攻医术。大约在建武元年（317），即35岁时写成《抱朴子内篇》20卷、《抱朴子外篇》50卷及《神仙传》10卷（他在近40岁时又复加修改），以及医书《玉函方》及《肘后备急方》。其《内篇》是讲神仙方药、鬼怪变化、养生延年、禳邪却祸，属于道家；《外篇》讲人间得失、世间褒贬，属于儒家。晋成帝咸和（326—334）初年，他欲去扶南（今柬埔寨与越南及南部）搜集丹砂，以供烧汞炼丹，于是又赴广州，但被邓岳劝阻，从此入罗浮山（位于今广东博罗县东江之滨）修行。东晋康帝建元元年（343）谢世，年61岁。
葛洪的《抱朴子内篇》是中国炼丹术史上一部极重要的经典著述，可以说是自西汉迄东晋中国炼丹术早期活动和成就的基本概括和全面总结，起到了炼丹术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这部书对晋代炼丹术活动的各个方面都有翔实的记载，而且言语质朴，说理明晰。尤其是其中的《金丹篇》与《黄白篇》集中反映了汉晋时期中国炼丹术化学的面貌。
《抱朴子内篇·金丹》主要叙述了各种神丹大药的炼制，并有葛氏对金丹长生观的阐述。它较系统地介绍了《黄帝九鼎神丹经》与《太清神丹经》。这两部道书都问世于西汉末或东汉初，因此是了解早期中国炼丹术内容的珍贵史料。《九鼎丹经》记载了神丹9种：
第一种神丹名叫“丹华”，升炼丹砂（Hgs）一物而成，如“五彩琅王千，或如奔星，或如霜雪，或正赤如丹，或青或紫”，因经“九转”而成，所以又叫“九转流珠”。实际上它就是升华硫化汞。
第二种神丹名叫“神符”，又称“神药”，由飞炼水银一物而成。也可以用水银与铅混合升炼，那么这时“水银与铅精俱出，如黄金色”，此丹则称为“还丹”，又名“神符还丹”，成分当为PbO与HgO的混合物。这便是中国炼丹史上“龙虎还丹”的最早记载。
第三种神丹就叫“神丹”，也叫“飞精”，是以雄黄（As4S4）和雌黄（AsS）的混合物升炼而成，显然其成分是升华硫化砷。
第四神丹名叫“还丹”，是把水银、雄黄、曾青[2CuCO3·Cu（0H）2]、矾石[KAl（SO4）2·12H2O]、硫黄、卤咸（主要成分为MgCl）、太一禹余粮（褐铁矿与粘土的混合物）、牞石（FeAsS）等各种矿物在丹釜中分层安放，密封后升炼而成。
第五神丹名叫“饵丹”，是升炼水银、雄黄、禹余粮的混合物而成，主要成分当是As4S4与HgO的混合物。
第六神丹名叫“炼丹”，“取八石而成之”，即是升炼巴越丹砂、雄黄、雌黄、曾青、矾石、牞石，石胆（CuS04·5H2O）、慈石（Fe3O4）的细粉混合物（在丹釜中分层安放）而成。
第七神丹名叫“柔丹”，也是升华水银的产物，但因丹釜内壁涂了玄黄（主要成分为PbO，PbO和HgO），所以该丹的成分可能主要为HgO，与“神符”不完全相同。
第八神丹名叫“伏丹”，是用玄黄涂布丹釜，升炼水银与曾青粉、慈石粉的混合物而得到的，“其色颇黑紫，有如五色之彩”。
第九神丹名叫“寒丹”，是将水银、雄黄、雌黄、曾青、牞石、慈石分层置于土釜中升炼而成。
在“九鼎丹”的炼制中，反应器是赤土釜；燃料是用干马粪或糠皮；赤土釜内外往往要厚厚地涂上一层玄黄，具有迷信色彩；将丹药（升华物）从丹釜中取出时强调要用鸡毛；服食丹药前还要先“面东向日，再拜长跪”。这些都反映了中国汉晋时期炼丹术的风貌特色。为了能对当时炼丹术活动的情况有个清晰的说明，我们摘录其中“丹华”的升炼要诀，或许对当时的炼丹化学操作可窥豹一斑：
“土釜可受八，九升，大者一斗。内外涂之[六一泥]。乃取胡粉烧之，令如金色。复取前玄黄各等分，和以百日华池，令釜内外各三分，曝之十日令大干燥，乃可用以飞丹华矣。用真砂（上等丹砂）一斤，纳釜中，以六一泥涂釜口，际会勿令泄也。谨候视之，勿令有拆[裂]，有拆如发，则药皆飞，失其精华，但服其糟滓无益也。涂讫，干之十余日乃可用。先以马通、糠火去釜五寸，温之九日九夜；推火附之，又九日九夜；以火拥釜半腹，又九日九夜，凡三十六日，可止火。一日寒之，药皆飞著上釜，如五彩琅歼，或如奔星，或如霜雪，或正赤如丹，或青或紫，以羽扫取。若药不伏火者，当复飞之……欲服药，斋戒沐浴，焚香，平旦东向礼拜，长跪服之，如大黍粟，亦可如小豆。上士服之，七日乃升天得仙。玄女曰：作‘丹华’成，当试以作金，金成者药成也；金不成者，药不成，药未伏火而不可服也。[丹华以]龙膏（桑上露水）丸之如小豆，致猛火上，鼓囊吹之，食顷即成黄金……又以一铢丹华投汞一斤，若（或）铅一斤，用武火渐令猛吹之，皆成黄金也。”
至于《太清神丹经》的内容，葛洪秘而未宣。但其上卷提及“九转神丹”，所用原料有赤盐（含Fe203的食盐）、艮雪（即水银霜，化学成分为Hg2Cl3）、玄白[即铅粉，化学成分为PbCO3，Pb（0H）2]、飞符（成分不明）、朱儿（即丹砂）等，又言最后所得产物须经“九转”，所以该神丹大约是反复经九次升华的硫化汞，或许还含有氯化汞。其下卷记载的是“九光丹”，实际上是分别烧炼丹砂、雄黄、白牞石、曾青、慈石五种矿物而得到的五种丹药。
在《金丹篇》中，葛洪另外还具体介绍了《五灵丹法》、《岷山丹法》、《务成子丹法》、《羡门子丹法》、《五成丹法》、《伏丹法》、《赤松子丹法》、《崔文子丹法》、《刘元丹法》、《乐成子丹法》、《李文丹法》、《尹子丹法》、《太乙招魂丹法》、《采女丹法》、《稷丘子丹法》等28种“仙丹”的炼制秘诀。可见仅就葛洪个人当时所搜集到的丹经，就可以窥知当时中国方士已进行了大量的炼丹化学实验，已总结了较完整的一套操作规程，广泛地利用了各种矿物原料，制取到了不少化学制剂，观察到了众多的化学变化。
另据《抱朴子内篇·黄白》又可知，到了东晋时期，中国炼丹家们希图转变铜、锡、汞、铁等金属为黄金、白银的试验也已经作了广泛的探究。葛洪说，其时已有“神仙经黄白之方二十五卷，千有余首”。所谓“黄”即黄金，“白”即白银。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实现这种转变是不可能的，但如果他们确实炼制到了某些黄色和白色的金属，那么对古代的合金学应该说也算是重大贡献了。葛洪说：“昔从郑公（郑隐）受《九丹》及《金银液经》，因复求授《黄白中经》五卷。郑君言，曾与左君（左慈）于庐江铜山中试作，皆成也。”如这话属实，那么他们就确实炼制到黄、白的合金了。他在《黄白篇》中简略地公开了一些他所收集到的黄白术技艺，如《金楼先生所从青林子受作黄金法》、《角里先生从稷丘子所授化黄金法》、《小儿作黄金法》、《务成子法》等等，“足以寄意于后代”，例如其中《青林子作黄金法》的要诀是：
“先煅锡，方广六寸，厚一寸二分，以赤盐和灰汁，令如泥，以涂锡上，令通厚一分，累置于赤土釜中。率锡十斤，用赤盐四斤，合封固其际，以马通火阠之三十日，发火视之，锡中悉如灰状，中有累累如豆者，即黄金也。”
但这些“黄金法”都过于简略。而且由于道中戒律极严，规定“此道（指炼制神丹、黄白）至重，必以授贤者，苟非其人，虽积金如山，地方万里，亦勿以此道泄之也。”所以葛洪也不会在其书中把此项“绝技”合盘公诸于众，因此我们今天就不能拘泥于这些文字，仅以它们为依据去揣度那些“黄金”究竟是什么。
此外，葛洪在其《抱朴子内篇·仙药》中还对各种石芝、云母、雄黄、诸玉、真珠、桂、巨胜、柠木实、松脂、菖蒲等等所谓仙药的特征、产地、采集、性质、加工及服食法都有相当完整的说明，这些内容对研究中国古代医药学、动植物学和矿物学也都是极为珍贵的资料，对今人了解道教丹鼎派的思想和活动也至关重要。
在这部著作中，葛洪也记载了一些他的师祖辈和他自己以及其同时代的方士们通过炼丹实践所了解到的一些化学变化。例如他说的“丹烧之成水银，积变又还成丹砂”，这是指以下两个反应：
HgS O2=Hg SO2
2Hg O2=2HgO
（HgO颜色鲜红，葛洪误认作是丹砂HgS）
又如他说的“铅性白也，而赤之以为丹；丹性赤也，而白之以为铅”，则指的是：
3Pb 2O2=Pb3O4
Pb3O4 2C=3Pb 2CO2
再如“以曾青涂铁，铁赤色如铜，而外变内不变也”，讲的显然是以下的金属置换反应：
3CuCO3 2Fe 2H2O=3Cu 2FeO（OH） 3CO2
葛洪正是根据这些化学变化及其他一些观察或传闻，而提出“变化者，乃天地之自然”，而坚信人的创造智慧和力量，既可以模仿宇宙天地间的千变万化，又可制造出各种新鲜事物，导演出各种奇异的物类变化，从而论证神丹可炼，黄金可作。
但须指出，《抱朴子内篇》中“金丹”、“黄白”、“仙药”诸篇的内容，基本上都是葛洪从其师祖辈的传授所得，以及他周旋各州时会见诸道友时的所见所闻，他自己躬身炼丹的记录则并不多。这是因为该部著作是他在东晋初建武元年撰写成的。在此前10余年中“会遇兵乱，流离播越”，正如他在书中的叹怨：“《太清丹经》三卷及《九鼎丹经》一卷、《金液丹经》一卷，郑君以授余。然余受之已二十余年矣，资无担石，无以为之，但有长叹耳。”（《金丹篇》）“所承受之师非妄言者，而余贫苦无财力，又遭多难之运，有不已之无赖，兼以道路梗塞，药物不可得，竟不遑合作之。”（《黄白篇》）因此，《抱朴子内篇》中的丹方要诀和炼丹试验既不可视为“葛洪本人的炼丹记录文字”，也不是他自己“作了一系列研究之后所得的结论”。他晚年在罗浮山专心致志烧丹炼汞，潜心修行，相信必有过一些探究成果，但可惜未见有著作行世。
关于金丹何以能致人长生久视，葛洪的解释可以概括为一句话：“盖假求于外物以自坚固。”对比，他曾有一段精辟的论述：
“子不得还丹、金液，虚自苦耳。夫五谷犹能活人，人得之则生，绝之则死，又况于上品之神药，其益人岂不万倍于五谷耶。夫金丹之为物，烧之愈久，变化愈妙；黄金入火，百炼不消，埋之毕天不朽。服此二物，炼人身体，故能令人不老不死。此盖假求于外物以自坚固，有如脂之养火而不可灭。铜青涂脚，入水不腐，此是借铜之劲以扦其肉也。金丹入身中，沾洽荣卫，非但铜青之外敷矣。”（《金丹篇》）
关于长生成仙的方法，葛洪似乎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有他自己较独特的见解。在诸种途径中虽然他首推金丹，但他又强调：“凡养生者，欲令多闻而体要，博见而善择，偏修一事，不足必赖也。”“若未得其至要之大者，则其小者不可不广知也，盖藉众术之共成长生也。”（《微旨篇》）所以他指出：“服药虽为长生之本，若能兼行气者，其益甚速。若不能得药，能行气而尽其理者，亦得数百岁。”而在行气中，他认为：“其大要者，胎息而已。”（《释滞篇》）再者，他认为房中之术也是必要的，“所以尔者，不知阴阳之术，屡为劳损，则行气难得”。而房中之术“其大要在于还精补脑之一事耳”。（《释滞篇》）除了以上道教方术之外，他还强调：“欲求长生者，必欲积善立功，慈心于物，恕己及人，仁逮昆虫……如此乃为有德，受福于天，所作必成，求仙可冀也。”“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若德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这种说教则又是他头脑中儒家思想的反映了。
关于宇宙万物的根源，他认为都是依靠气来生成的，人也包括在内。他说：“夫人在气中，气在人中。自天地至于万物，无不须气以生者也。”（《至理篇》）他所谓的“气”是指充满宇宙间极其细微的原初物质。关于形与神的关系，他认为有形的人体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他说：“夫有因无而生焉？形须神而立焉？有者，无之宫也；形者，神之宅也。故譬之于堤，堤坏则水不留矣；方之于烛，烛糜则火不居矣。身劳则神散，气竭则命终。”（《至理篇》）所以他的结论是精神依存于形体。这些则是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不过这些见解很可能是从东汉《太平经》接受而来的。
葛洪在热衷于炼丹术的同时，勤奋地钻研医术，可以说是东晋时期对我国医学贡献最大的古代杰出医学家。
他在医学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他著有一部百卷本的《玉函方》，虽然此书后来失传，但从他的自序可知，此书是他在“周流华夏九州之中，收拾奇异，捃拾遗逸，选而集之。使种类殊分，缓急易简，凡为百卷，名曰玉函”。他的另一部医著是《肘后备急方》，后代做了一些整理，至今仍然流传，从这部著作可以看到葛洪在医学上所做的伟大贡献。《肘后备急方》又名《肘后救卒方》，经梁代陶弘景增补，改名为《肘后百一方》；以后，又经金代杨用道再度修订整理，更名为《广肘后备急方》，现今流传的版本，即是经杨用道增订的。从这个版本基本上还能分辨出葛洪本人的医学成就。
1.可贵的医学思想
葛洪皈依道教，是一个虔诚的道教徒，醉心于炼制仙丹，追求长生不老。在这个过程中，他为了广泛收集资料，也为了寻觅理想的炼丹场所，曾经“周流九州之中”。在与民间广泛、深入的接触中，他深感民间疾病的发生和传染，常常因为缺少医者，而又无简易的自疗方法，只好坐以待毙。他深感有必要编撰一部简易应急的医方书。在《肘后备急方》序言中，他深有感慨地说：鉴于仲景元化刘戴秘要、金匮绿秩、黄素等这些古代经方，大多卷帙浩大，有的竟达千卷，非常混杂烦重，而且很难求得一部这类巨著；加上这些著作中所用大多珍贵的药品，也非一般贫穷病家所能办得到的。因此，他在自己已有的一百卷《玉函方》的基础上，收集各种简便易行的医疗技术和单验方，在不得已需要用药时，也都是选用一些价廉效显、山村僻壤易得的药物，有的根本不需到市肆去购买，都是一般草石之品，所在皆有。
在上述思想的指导下，他编撰成《肘后备急方》3卷（后世整理成8卷）。书名“肘后”指可随身携带于臂肘之后，“备急”则多用于急救之病症，这与现代之“急救手册”具有同等的含义。
葛洪的医学思想具有可贵的群众性。药品用的是廉价易得之品，治疗技术也力求简便易行，如对古代的针灸技术，他只倡用灸疗法，因为针术非一般患者所能掌握，而灸术则人人可做。施灸部位（穴位），他总是通俗、明确地提出大致的位置，如“两乳间”、“脐下四寸”，而绝少用穴位名。这样，就达到了他自己所说的：“凡人览之，可了其所用，或不出乎垣篱之内，顾眄可具。”这也就是《肘后备急方》之所以能流传不衰的根本原因。
2.在传染病学方面的成就
传染病，尤其是急性传染病，古来已有。东汉张仲景的《伤寒论》总结了当时在发热性传染病方面的成就，为人们所推崇和遵循。张仲景的诊疗系统，素以严谨著称。葛洪基于自己的医学思想，认为张仲景及其所遵循的《黄帝内经》那一套不适用于穷乡僻壤，更何况伤寒学体系已不能完善地驾驭全部发热性传染病的诊治。他指出古代治疗伤寒的麻黄汤、桂枝汤、柴胡汤、葛根汤、青龙汤、白虎汤等20多张方子，都是“大方”，复杂难备，因而另行设计了一些简便易行的效方，以应贫穷山村之需。
自古以来，都把热性传染病归入伤寒，认为是伤于寒邪所致，且有“冬伤于寒，春必病温”的说法。医界一般也都在这个窠臼里转圈。葛洪敢于跳出这个圈子，提出“疠气兼挟鬼毒相注，名为温病”。这里应注意的一是“疠气”，一是“相注”。由于《肘后备急方》重在提供易简方剂，不是论述医理的专著，所以他对“疠气”并未深入论述，但他已经跳出伤寒的藩篱。这一学说到了明代，发展成“疠气”说及“杂气”说，从而建立了温病学派的新学说。葛洪的这一思想可以说是温病学说的先河和萌芽。至于“相注”，则是指这些“疠气”所致的病症，能互相染易，明显是指传染病。
正是在这种不满足于“伤寒”的新的思想指导下，使他在我国传染病学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葛洪对许多急、慢性传染病的记载，在我国医学文献中是首次记录，其中有的甚至是世界医学史上的最早记录。这些疾病包括：
天花在《肘后备急方》中，葛洪提到：那一年有一种流行传染病，发病时，全身包括头面都长疮，不多久就遍及全身，全身发红似火，随后疮里灌脓变白，如不很好治疗，大多死亡；如果不死，病愈后，留下疮疤并变为黑色。这些描述，正是天花的全过程，在国内是最早的记录。
流行性钩端螺旋体病或称出血热。书中指出，那一年又有一种浑身发黄的病。起病时只觉四肢沉重，精神不爽，不多久，黄色由双眼遍及全身，并且有全身出血的现象，也可致人于死。
黄疸性传染性肝炎周身发黄，胸部胀满，四肢觉肿胀，有时出汗也是黄色的。
狂犬病葛洪创造性地提出“仍杀所咬犬，取脑傅之，后不复发”。这种以同一疯狗的脑髓敷伤处治疗的方法，是否果真能达到“后不复发”的效果，尚待证实，但这种基于古代“以毒攻毒”的治疗思想，却是至可宝贵的。近代曾证实，狂犬是由于狂犬病毒所致，人被狂犬咬伤后，病毒从伤口进入体内，并与神经组织有特殊的亲和力，导致狂犬病发作。狂犬的脑髓及唾液中均有大量病毒存在，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法国的科学家巴斯德正是从脑组织分离和培养狂犬病毒，并制成病毒疫苗，治疗该病的。这种方法，现在称为被动免疫治疗。因此人们常把葛洪的上述治疗方法，称为免疫治疗思想的萌芽。
其次，葛洪提出了许多特效的治疗药物。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治疗脚气病和疟疾的药物。在脚气病的治疗方面，他提出用大豆、牛乳、蜀椒和松节松叶等来治疗脚气病。现代化学分析的结果表明，这些药物中包含有较丰富的维生素乙，用其治疗脚气病效果较理想。关于疟疾的治疗，该书中曾提及疟疾种类较多，计有老疟、温疟、瘴疟、劳疟、疟兼痢等多种。其治疗方法也是多样的，计有常山、鼠妇、豆豉、蒜、皂荚、鳖甲等，这些药物在治疗疟疾方面都有一定的疗效，虽然有的有副作用或毒性，但在古代仍起着积极的治疗作用。值得一提的还有一种青蒿治疗法，其法是将“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新中国的科学工作者在这一思想的启示下，对青蒿作了研究，发现青蒿中含有青蒿素，这是一种新型的、优质的特效药，它与以往的奎宁、氯喹等不同，对于恶性疟疾，特别是脑型的恶性疟疾，以及对氯喹等具有抗药性的疟疾，均有理想的疗效，被现代药学界誉为继氯喹之后抗疟史上的一个突破。应该指出的是，青蒿中所含的这种有效成分，是一种不耐热的化学物质，在加热后即失去其抗疟性能。而葛洪在书中摒弃了中药最常用的熬汤的剂型，改用绞取汁的方法，这不能不令人叹服其认真观察和深入实践的科学精神。
《肘后备急方》中还提出不少我国古代独特的治疗技术。如：
捏脊疗法其方法是令病人伏卧床上，医者用双手的手指拈取患者脊柱旁的皮肤，要深取，使其略有痛感，并从龟尾（就是尾脊处）往上，一直到琐背顶端。这种方法治疗腹痛，尤其是儿童疳积病，效果甚佳，至今仍为临床常用。
食道异物疗法在进食时不慎将鱼骨鲠喉或误将其他异物吞入食道时，葛洪采用的方法是：将一团薤白放入口中咀嚼，使其变柔软。然后以绳系住这团薤，令患者整团吞入，直至鲠骨处。因薤系粗纤维，当即将异物裹入。此时医者手拉绳端，将异物拉出。如果异物较大，如误吞钗，也是用一大团干萎的薤，煮熟后，切食一大团，和钗一起进入腹中，再排出体外。
葛洪还大量记录各种食物、药物中毒的治疗方法，其中有野葛、狼毒、杏仁、水银、羊踯躅、半夏、附子、莨菪、毒菌、毒肉等等，其所用的解毒剂有甘草、大豆、鸡蛋、荠苊等等，这里有的是服用后起化学中和作用而解毒，也有的是催吐使毒物立即吐出，都有一定的效果。对于昏迷不省人事的病人，他的简便有效的急救方法是用灸法，灸人中穴、膻中穴等，在没有灸艾等材料时，他主张用手指甲切鼻柱下，也就是掐人中穴的方法，至今在医疗中及民间仍是常用的急救方法。
《肘后备急方》不失为一本简易急救疗法手册，各种药物、治疗技术，大多是易得、易于掌握的方法，葛洪的医疗技术被后世誉为“简便验廉”，是最高度的概括。他的这些诊疗思想和方法技术，对中医的发展起着较大的影响，尤其是明清时代发展起来的走方医、铃医等学派，与葛洪有较密切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