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歧点主要集中在伊斯兰教是否以私人所有制为主要形式？公有制与私有制的范围；国家对私有制控制的程度？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即伊斯兰社会主义认为，绝对所有权仅属于安拉，但安拉已将所有权授予整个人类社会而非直接授予个人。国家作为安拉在世间的代理人、受托人，对土地及其他一切自然资源、生产资料拥有完全的所有权，任何人无权染指。私有财产只限于生活资料(消费品、生活必需品)。国家从维护社会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有权决定占有、利用安拉赐予财富的方式和手段，必要时亦可没收或有偿征用某人的私有财产。这些理论观点在60年代颇为流行，实际上也是部分伊斯兰国家实行土地改革和企业国有化的依据。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一部着作是叙利亚学者穆斯塔法·西巴伊的《伊斯兰教社会主义》一书。作者根据《古兰经》里的有关经文，论证了“所有制的起源”、指出惟有通过“诚实的劳动”才能合法地占有和利用安拉之财富；根据“水、草、火为人民所共有”这则“圣训”，论证了土地和一切自然资源归国家和全体人民所有；根据经训、教法文献推导出29条根据，论证了国家为消除贫困和社会不公正，有义务履行伊斯兰教所主张的“相互社会责任”、干预国家经济事务，包括财产所有权、使用权、处理权。
第二种观点认为，伊斯兰教并不反对私人占有制，只反对高利盘剥；既然一切财产仅归安拉，每个人皆有同等的权利，因而个人有权占有、利用土地、资本和一切自然资源，私人占有制是天经地义的。伊斯兰教承认个人只能享受自己的“劳绩”，但人的能力有差异，强者有权占有更多份额的生产资料，但无权以此作为剥削他入的手段，其收益只限于自己付出劳动的部分，即“按劳付酬”，其余收益为生产资料(自然资源)创造的价值，应归国家所有。
第三种观点是广泛流行的一种折衷主义观点，认为个人、集体、国家同为安拉在世间的代理人、皆有财产占有权、使用权。故私人、集体、国家占有制是并行不悖的三种所有制形式，反对私有制为通例，国家所有制为例外的观点。其理论根据是传统伊斯兰教法文献，认为教法作为理想的伊斯兰国家的根本大法，系以伊斯兰世界观为基础，三种所有制之间的关系只能根据伊斯兰教珍视的目标和价值准则加以协调。因此，国家在必要时可以国有化、赎买、限定占有土地最高数额、控制物价、强制征收等方式，对私有财产加以调整，持有这种观点的学者内部亦有分歧。例如，毛杜迪和赛义德·库特伯都倾向于以教法确认的私人占有制为主，主张尽力减少国家干预作用，但他们又都认为，在不改变私有制的前提下，必须保障社会全体成员的基本生活需求。他们主张通过“社会控制”对私人占有土地和生产资料加以限制，通过调节社会分配来缩小贫富差别。
四、生产、消费、交换与分配问题
现代伊斯兰经济理论中的生产观既受传统生产方式的影响，又包含有某些新因素。在伊斯兰教看来，安拉规定了生产的目的，“满足人类的物质生活需求”符合宗教道德规范。伊斯兰教强调生产必须符合“社会平等、公正”或“人类兄弟情谊”原则。在生产关系上，它强调“互助合作”，反对不择手段地打击对手，置人于死地的残酷竞争，提倡“互助合作”并不排除在公平基础上的自由竞争，所要反对的是少数富人的垄断，认为消除垄断是保障社会公正和发展生产的前提。尽管它一再重申这一基本原则，但在实践上并未形成相对稳定的经济体制。目前学者中间较为流行的一种意见是在农业上实行“收获分成”制度。这是在传统的雇佣制度基础上提出的一种“互助合作”制度，类似于金融领域里的共分利润制度。具体做法是鼓励地主同农民结成“合伙关系”，地主提供土地、种子、耕具和水利设施，农民负责耕耘。秋后按合同规定的条件分成。据称这种合作方式优于传统的雇佣方式，农民可分得更多的收益，而且符合伊斯兰教法的传统规定。
基于伊斯兰教生产观，70年代以来伊斯兰学者还广泛讨论生产和发展问题。他们认为，伊斯兰教的使命之一是从人道主义出发，增进全人类的物质福利，而完成这项使命的前提是发展生产、改善经济，但发展经济必须遵循正确的方法，采取正当的途径，走共同富裕之路。为此，必须反对只顾本国利益的狭隘民族主义发展观，建立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以富国与穷国的真诚合作来代替国际竞争，缩小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的差距。伊斯兰学者的这种观点，同发展中的伊斯兰国家对“南南合作”、“南北对话”和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共同立场基本一致。与此相联系，当代伊斯兰教发展观范围更加宽泛，认为发展本身不是目的，因为人生的意义包括诸多方面，故不应只从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人均收入等经济指数来看待经济发展，尚需注意就业率、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社会分配是否公正等更重要的方面。有的学者把伊斯兰教的经济发展战略，概括为增长与社会公正的同步发展。
伊斯兰经济学家关于生产要素问题有五种不同观点：第一，认为生产要素包括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生产组织。这是以伊斯兰教法为依据的传统观点，以毛杜迪为代表。第二，认为自然、良好的工作和资本构成生产三要素。其中，又有不同的解释。有的强调劳动的重要性，认为资本是劳动的产物；有的强调生产资源的决定作用，认为劳动不是附属于所有制的物质财富，只是生产中人的要素，而资本则是这一要素的成果；有的认为，资本不是生产的根本要素，只是过去的土地和劳动的组成部分。第三，认为生产要素只包括财富和劳动力两部分，土地和资本也都是“财富”，既然一切财富仅属于安拉，因此地租只是出自满足人的需求才被视为正当的，而土地的收益则是对劳动者劳动的报酬。第四，认为土地和资本为两大生产要素，而劳动力不属于生产要素，因为视劳动为生产要素的观点是为生产而生产的资本主义经济观点，易使人被物化为资本的奴隶，从而丧失人的尊严。第五，认为资本不过是劳动转化的一种剩余价值，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凝聚着劳动者的血汗，它是罪恶的象征，故第三世界绝不能承认资本自身的价值。而只有人、土地和时间才是至关重要的生产要素。
早期的现代伊斯兰学者和经济学家积极坚持经典伊斯兰经济消费观的基本原则，如着名伊斯兰学者毛杜迪曾指出：“导致道德或社会损害的全部花费方式都在伊斯兰的禁止之列。你不能把你的财富浪费于赌博之中，你不能喝酒，你不能干通奸的勾当。你不能浪费你的钱财用于音乐和舞蹈或其它自我放纵的方法中。你被禁止去穿丝绸衣服，你被禁止(至于妇女除外)使用金首饰和宝石，并且你不能用画和偶像装饰你的房间。简而言之，伊斯兰已关闭了那些将人们较大部分财富用于自己奢侈、纵欲的所有通道口。认为合法的花费项目是用于人们刚好能够过一种平均标准的体面生活，如果有剩余，伊斯兰建议应该用于善行和正当的公共福利方面，并提供援助，使人们按照他们的需要能够获得、收到他们应得的一部分。根据伊斯兰所选择的最佳途径，人们应将全部收入用于合法的需求上。如果有任何剩余，应将其移交给另一些人以满足他们的基本需求。伊斯兰注重这种品质，将其作为最高的道德标准，并作为一种有影响力的思想提出、突出，使受到伊斯兰伦理影响的社会将永远敬重那些具有此品质的人的所获和花费方式，比那些窖藏财富或投资剩余资财以谋获更多利益的要多出多少倍！”与毛杜迪一样，早期现代伊斯兰学者和伊斯兰经济理论大都从伦理层面来探讨现代的消费经济问题，很少从现代经济整体运行的视角来观察、分析现代消费经济问题。70年代以后，现代伊斯兰经济学家一方面继续坚持传统伊斯兰消费原则，另一方面开始运用现代经济理论从生产和消费、供求关系，从更宽泛的社会行为、社会经济发展角度来看待消费问题。他们提出，只能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实行消费，反对盲目进口高档消费品，尤其反对将国家资源耗费于高档消费品的生产，要求以传统宗教美德来规范世人的消费行为。现代伊斯兰经济学家法西姆·汗在他的《一个伊斯兰模式的宏观消费功能》一文中是这样探讨消费问题的：“当代的经济学家断言，如果穆斯林们必须将储蓄的钱交纳扎卡特，那么伊斯兰经济中的社会储蓄水平将会是比较低的……按照这个结论，一个社会的伊斯兰化，便意味着这个社会经济将减少储蓄，并减缓这个社会经济的增长。”“对于经济的发展，储蓄真是必需的吗？只有那些相信资本的积累是增长动力的人会回答是的。一些经济学家，特别是一些伊斯兰经济学家不相信它是必需的。无论如何，我们将会把这个问题暂时放到一边。在储蓄对于经济增长是必需的这个流行观点的范围内，我们仅提出下列问题：一个伊斯兰经济中储蓄水平比一个运行于非伊斯兰基础上的同样的经济储蓄水平将会是比较低的看法是真实的吗？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我们有两个论据支持这个回答。一个论据描述在伊斯兰的前提下一个穆斯林将对他的消费的决定情形。它被证实，在这样的前提下，整体消费水平将会比基于非伊斯兰前提下的消费要低。第二个论据是建筑于宏观经济模式基础之上的，包括在伊斯兰经济中扎卡特的积极影响。通过这个模式它显示出由于经济的伊斯兰化，整体储蓄水平如果出现下降也属于短时期的偶然情况，这种不利的影响将很快被消除，而长期的储蓄增长将会比一个非伊斯兰的经济状态要高，扎卡特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将使贫穷者的经济条件得到改善，最终进入储蓄行列中。”。法西姆的研究视角，一是从现代消费理论、金融理论来观察分析穆斯林社会的消费情况，二是从经济发展的视角来观察穆斯林的消费问题。他基本上运用了现代西方经济理论的分析方法，同时又坚持了伊斯兰经济原则、立场、观念。
历史上伊斯兰教对商品交换规定了一系列原则，近代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国内外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这些规定早被突破。但虔诚的教法学家和伊斯兰经济学家对传统商业思想仍极为珍重，他们结合现代的条件提出了许多新思想、新建议、新做法。
关于分配问题，伊斯兰教从在安拉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则出发，强调社会平等和经济公正，认为每一个信仰者皆有同等的权利分享安拉赐予人类的财富，反对贫富不均、社会两极分化。但又认为，为了社会的安定和平稳发展，不宜以暴力革命或任何强制性方式来变更所有制，而主张在维护私有制的前提下，通过宗教道德感化、社会救济和以天课制度为主的税制来调节社会分配，缩小贫富差别、防止明显的两极分化。这一方案系建筑在宗教家倡导的所谓理想的伊斯兰福利国家构想基础之上，与税制问题有关。
五、劳资关系与人口政策
战后，伊斯兰经济学家在研讨工业关系时，对目前恶化的劳资关系极为关注。从传统伊斯兰经济思想出发，他们强调诚实劳动、按劳取酬，要求尊重劳工的人格和尊严，提供良好的工作条件，建立保健制度。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主张在协商的基础上，建立某种工人同资本家、雇员同企业主之间的“合作”制度，以改善劳工的福利。如巴基斯坦伊斯兰促进会的竞选纲领提出，工人必须有“合理的工资”，其正当收入不容剥夺，资本由工人创造，属于工资的一部分，必须归还给工人，还提出，既然在成本核算中需要扣除机械设备、建筑设施的“折旧费”，工人劳动损耗的“折旧费”也应付予工人，诸如健康保险、医药费、疗养费、劳动福利费、安全保险金等费用，也必须作为正当开支列入企业预算。此外，工人作为合作伙伴，还有权享受无息借贷，并有权分红。
至于人口控制、计划生育问题则成为争论的焦点之一。为促进伊斯兰国家计划生育工作，1971年12月国际计划生育联合会曾在拉巴特举行一次专题会议。会上大部分代表表示，计划生育是符合伊斯兰教的，许多代表还认为这已成为一个直接关系到经济发展的紧迫问题。并从教法学的观点作了论证。会后发表的长达1000页的会议文件中，还收录了当今几位着名教法学家发布的“法特瓦”(正式教法见解)。其中毛杜迪认为，伊斯兰教解决世界人口过剩的惟一方案是“充分利用安拉的资源和坚持不懈地努力发现新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