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郁乎文哉，崇文轻武的思想弥漫了整个大宋，终两宋三百年，出现的名将屈指可数，只杨业、狄青、岳飞寥寥数人，却都是结局悲惨，令人叹息。
更为糟糕的是，这个崇尚文治的王朝，有着先天不足：开国疆土远远小于汉唐，无法恢复北方燕云十六州，边境无险可守，始终遭受游牧民族的打击威胁。
此事说来话长，早在公元936年，还是五代十国的后唐时期，发生了一件对后世宋朝影响深远的事件：
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处于蠢蠢欲动的状态，因为继位不久的唐末帝李从珂怀疑他要造反，正在调集重兵准备围剿他。作为后唐镇守边境的大将，石敬瑭本就是先帝李嗣源的女婿，备受重用，大权在握，谁知新皇帝继任后，自己这个姐夫竟然要遭殃了。
军人出身的石敬瑭自然不会坐着等死，左思右想，被逼得急了，索性就真的造反。于是，石敬瑭联合塞外契丹人帮助自己，并许诺说：“你们帮我打败唐帝李从珂，让我做中原的皇帝，我就把燕云十六州等地送给你们。”
燕云十六州是什么地方？这是中原东北边境上一片重要的防守区域，包括幽、蓟、瀛、涿等十六个地势险要的重镇，这片区域在今天的北京、河北、山西一带，东西长约六百公里，南北宽约二百公里。契丹人屡次想入侵中原，都由于不能控制“幽燕之地”而受阻，这次闻听有这么好的交易，真可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兴奋之极，立刻答应了石敬瑭的请求，挥兵南下，帮石敬瑭灭了后唐政权。
石敬瑭很知趣地把“燕云十六州”送给契丹人，并且为了巴结讨好，还认契丹皇帝为父亲，“约为父子之国，割幽州管内及云、应、朔州之地以赂之，乃每岁许施帛三十万”。以至于返回辽国时，契丹皇帝感动得不行，拉着石敬瑭的手舍不得离去，“执手相泣，久不能别”，声称我们世代交好，永不忘记。
就这样，石敬瑭的卖国求荣“感动”了契丹人，成全了自己的帝王梦，也让契丹人轻而易举得到了“燕云十六州”，从此得以顺利入侵中原。
这个事件对后来的宋朝影响颇为深远，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宋朝国防虚弱。
为什么这么说？在军事战争中，国家之间的攻杀效果有赖于地形的依托，尤其在古代中国，中原农业国家与北方游牧民族几乎没有中断过战争。从地图上我们可以看到，沿甘肃、山西、内蒙古、河北一代是中原农业文明与塞北游牧文明的交界线。这一带区域群山连绵，关隘险要，尤其是东北的“燕云十六州”，长城主要隘口雁门关、居庸关、古北口都在这一带，其中以幽州城（今北京）为主体，从中原看，它是长城这条古老的防线的战略支撑点，阻挡北方蛮族南下；从北方游牧角度看，这里有居高临下的地理优势，一旦攻破，便可一马平川直捣中原。
与之前强盛的汉唐相比，宋朝有一个明显的先天不足：汉朝是继承了秦朝大一统的领土，唐朝是继承了隋朝大一统的领土，都拥有地理的广阔优势；宋朝仅仅是继承五代十国中较大的一个“后周”政权，地理上不具优势，塞北、西域等地都不在自己掌控范围，未能拥有屏蔽北方民族的关口。
宋太祖赵匡胤稳定国家后，也没有采取及时措施应对辽国，而是“先南后北”地发大军南下长江，清除南方割据的诸国。这些南方小朝廷都已腐朽不堪，南方人本身就温和不事战争，北宋统一南方的进程非常顺利，几乎没有遇到太大抵抗。
轻而易举的成功使北宋统治者麻痹大意，江山得来的太容易了，一场温和的政变、几次顺利的排兵布阵就统一大半个天下，剩下的北方“幽燕之地”，在潜意识中似乎就变得唾手可得了。
在这种轻敌思想下，宋太宗赵光义于979年发动了第一次北伐战争，大军直攻辽国的幽州。
这次北伐是不成功的，当时的宋军攻灭北汉后，早已疲惫，大军劳顿，还未得到赏赐，又被下令继续东移，攻打辽军的幽州城。几轮猛攻后，也未能守取被辽军固守的城池，而这时辽后方援军已经到来，宋军产生了倦怠情绪，在高梁河遭辽军三面合围，军心涣散，导致全线溃败。
这一战死者达数万人，宋太宗赵光义也因此受伤，仓皇而逃，宋军的第一次北伐以惨败告终。
宋太宗雄心勃勃，并不妥协，几年之后，又再次命大军北伐。这次相比于上次有了更周密的部署，规模也更壮大：东路以曹彬为主帅，率领宋军主力，以缓慢行军的战术，大张声势，牵制辽军主力；中路以田重进为统帅，出飞狐口；西路以潘美为主帅，出雁门关，再与中路军会合，然后挥师东进。首战告捷，军心振奋，三路宋军准备会合，直逼辽国的南京府幽州，眼看可以一举夺取幽州要地了。
谁知宋军的厄运很快到来。由于将帅间配合不好，主将曹彬又疏忽大意，主力部队的粮草被契丹人截断了，军心动摇，在契丹骑兵的不断袭扰下，只得且战且退。又遇天降大雨，宋军陷入泥沼狼狈不堪，被契丹人乘胜追击，真是祸不单行，运气奇差。
一时间，宋军望风而逃，在岐沟关被击溃，互相踩踏、溺死河中者不可胜计。由于主力部队溃败，侧翼部队只得撤退，雁门关守将、大名鼎鼎的“杨家将”杨业就是在这次撤退过程中被俘身死。宋太宗北伐不成，又痛失一员大将，真可谓“赔了夫人又折兵”，自此，宋朝第二次北伐宣告失败。
与当年太祖赵匡胤相比，其弟宋太宗赵光义缺乏军事才能，只会附庸风雅。太祖虽然“重文轻武”，但依然懂得边境将领的重要性，太宗则矫枉过正，对手下将士极不信任，还常常自以为是的以“阵图”授之，命令将领们必须严格按照“阵图”排兵布阵，不得私自抉择。这种可笑的做法，难免不产生重大失误。
宋初统治者发动的两场北伐战争，都未能获胜，从此退而自守，不再主动出击辽国，在国防上处于劣势地位，直接影响到后世三百年中原被动挨打的局面。
在宋初的两次北伐战事中，我们可以发现：宋军起初都占优势，攻城略地，毫不含糊，可见在战斗力上宋军与辽军匹敌。为什么后期却都功亏一篑？
最重要一点在于：辽军占据有利地形。
与汉唐时候相比，宋朝面对的北方敌人——辽，更加强大。此时的辽国，已不是昔日靠游牧掠夺为生的契丹少数民族，逐渐过渡为半游牧半封建的固定国家。在两个军事集团实力相当的情况下，地理位置就显得极为重要。辽军有周密的军事防御体系，退能以“燕云十六州”险要地形为依托，占据了东北要塞幽州、涿州，退可依靠坚固的城墙进行防御，进能以勇猛剽悍的骑兵发起攻杀，无论在攻击和防守两方面，实力都大大增强了。相比较下，宋军在骑兵方面本就不具优势，多以步兵制敌，宋军防守区域多是一马平川的平原地区，无险可守，一旦遭遇辽军袭击，只能被动防御。
所以，要有坚强的国防，没有燕云十六州的地理优势，是非常艰难的，反之辽国拥有了这片要塞，则可以此优势压制宋朝。
在后来几十年间，辽国屡次大举南征，莫不让宋人闻之胆寒，我们可以列出一系列的战事，其频繁进攻的姿态，令人瞠目结舌：979年，辽景宗为报幽州被围之仇，发大军攻河北满城；980年三月，辽国又发十万大军围攻雁门关；同年的十一月，辽军攻破雄州，斩杀雄州刺史张师，宋军溃败；981年正月，辽军进攻易州；982年，辽国分三路大军再次进攻宋朝；986年，辽军攻破瀛州，斩杀宋军数万人；988年，攻破涿州、易州，生擒易州刺史；999年，又再次南侵，渡过黄河，在淄州、齐州大肆劫掠……如此频繁的轮番进攻，辽军积小胜为大胜，而宋军则每况愈下，难以招架。
地理优势的缺失，导致宋朝先天不足，这根源当然在于石敬瑭其人，为了自己的皇帝梦，不惜把大好河山拱手送于敌人；怪也怪在宋军的战斗能力不行，两次倾全国之力，竟不能攻克要地。
自宋太宗之后，继任的帝王再也不敢出兵北方，退而自守。
国家的战败，对整个国民心理的影响是巨大的。辽人越战越勇，宋人越战越怯，由最初的势均力敌演变为积弱挨打，长达百年的屈辱记忆，深深刻在了这个王朝的历史烙印上。乃至于辽人把自己称做“北朝”，把宋朝称做“南朝”，可谓在国家名分上平分秋色，到了后期，辽人更加瞧不起宋人，自认为契丹才是真正的“中国”，这种观念，无疑对宋人刺激是巨大的。
“燕云十六州”成为宋人心中永远的梦，渐行渐远。宋人在文治昌盛的繁荣景象中自我陶醉，关起北方大门来，自以为可以永保太平，岂料塞北的风沙严寒依旧，草原民族如同接力赛般一个接一个兴起，契丹、西夏、女真、蒙古，这些血性民族一个比一个骁勇剽悍，让柔弱的宋人难以招架。
除了“燕云十六州”战略要地之外，宋朝还丧失了西北要地：对西域完全没有控制权，尤其西夏人发生叛乱，宋疆域更加缩小，西北边界仅限于岷山以东，完全不能控制陕北、甘肃、宁夏区域。
陕、甘、宁地区对中原王朝有着什么样的重要意义？
这里历来是兵家战略要塞，北控大漠，西至西域，东至黄河，尤其重要的一点是：这里地势高寒，在古代一直是畜牧业发达地区，是驯养马匹的最好场所。
宋军之所以连连战败，与丢失西北、战马供应不足也有很大关系。
在冷兵器时代，骑兵拥有着无可替代的优势：速度快，机动性强，攻击效率高。相对于缓慢、笨重的步兵来说，骑兵具有冲锋陷阵、主动进攻的优势，甚至可以说，没有强大的骑兵军团就不可能成为军事强国。
要有强大的骑兵军团，就需要有精良的马匹。战马在冷兵器时代的作用，相当于今天军事作战中的装甲车、坦克等机动性部队，是步兵所无法替代的——秦国之所以横扫六国，靠的就是秦军铁骑冲锋陷阵；汉朝之所以武力强大，靠的就是引进西域战马，组建骑兵队伍，才有远征漠北斩杀匈奴；而匈奴之所以战败，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失去了阴山、河西两大养马基地，无法发动战争，乃至匈奴人哭号曰：“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唐朝之所以击败突厥，是靠大将李靖率三千骑兵夜袭阴山，斩杀万众，威震西域……纵观历朝诸多经典战役，莫不是以精良战马为前提条件。
要有精良的战马，就必须控制西北这块重要地域。在中国历代王朝里，宋朝的疆域无疑最狭小。秦、汉、隋、唐、元、明、清各朝，都在西北地区拥有庞大的养马场，从而为战争提供了充足的资源。汉代时，陕北地区“畜牧为天下饶”、“沃野千里，牛马衔尾”，这里是汉武帝的六个大养马场之一；河西走廊的山丹马场，地势高寒，南接青海、北靠内蒙古，土壤肥沃，牧草丰盛，自西汉时就是超大规模的马场，到隋唐时更是成为战马的集散地。
可是这些区域在宋朝时，都无力收回，或在辽国范围内，或在西夏范围。宋朝先天不足，只有通过茶叶、瓷器与敌国的贸易，断续换取少量马匹，这根本就难以维持庞大的战争需要。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辽、西夏、金的军队都是以骑射见长。对于这些驰骋在大草原上的游牧人来说，平均一人有两匹马是再正常不过的现象，而其精锐的冲锋部队可高达人均三匹。游牧民族的骑兵非常灵活，一次冲锋，交战即使失败，败不至乱，利用骑兵机动性强的优点，能够迅速整合兵源，继续发起攻击。宋军缺失马匹，通常以步兵为主，且必须按朝廷授意“阵图”布阵，形态迟缓，僵化臃肿，只要一次战败，就溃不成军。宋军中骑兵只占七分之一，骑兵中又往往有十之三四无马，最高曾达十之八九无马，可见宋军缺马到何种地步。
反观南宋初年，岳飞等将领之所以能一反宋军战败常态，扭转局势，一个非常重要原因就在于：拥有一支精良的骑兵队伍。
1134年，绍兴四年，岳家军在襄阳一带击败金傀儡伪齐军，从伪齐马场中获得一万多匹战马，组建了以骑兵为主的“背嵬军”。这支军队是精锐中的精锐，由岳飞的儿子岳云掌管。从岳飞领导的几场大规模胜战中，我们都能看到骑兵的力量：
郾城大战中，岳飞以精锐骑兵猛冲敌阵，大败金兀术精兵一万五千人，使兀术叹道：“自海上起兵，皆以此胜，今已矣！”岳飞的奏折称：“杀死贼兵满野”；
颍昌大战中，岳云以八百骑兵冲杀决战，破金兀术三万大军，直杀得人为血人、马为血马，完颜宗弼的女婿万夫长夏金吾阵亡，副统军粘汗孛堇身受重伤；
紧接着，在开封西南的朱仙镇，岳云率领的五百骑兵再次击溃金人号称“十万”的大军，制造了宋朝战争史上的奇迹，骑兵威力发挥到无以复加。
在这几场经典战役中，岳家军正是利用骑兵优势，击溃金人，开创南宋最辉煌的局面，金兀术也不得不承认“从军二十年，未遇如此之劲旅也。”综观冷兵器时代的诸多名将，李牧、蒙恬、卫青、李靖、岳飞、徐达等，莫不是以骑兵优势取胜，从未听说过单纯以步兵能赢得名将称号。
可惜的是，岳家骑兵辉煌一时，很快陨落在南宋统治者手中。终宋朝三百年，都由于缺失西北养马的地理优势，很难有精良骑兵队伍。
宋初曾有人提出发展骑兵，神宗时期王安石也提出过“保马法”驯养马匹，可是这些正确观点始终不为文官们接受。
地理缺失已是宋朝先天不足的重大要害了，更为可悲的是：宋朝的“崇文”政策下，对军事政策有控制权的是文官群体，这些文官们只懂得舞文弄墨，从未体会过战场上的生死相搏；他们对“骑兵”和“步兵”的悬殊差距没有直观感受，也从未想过把改良军种当做国防任务。
文官们考虑问题向来以简单的经济成本为标准：组建骑兵需要大量马匹，而马匹需要通过大量贸易才能获得，简直是劳民伤财，麻烦多多。尤其驯养战马的成本要高于步兵成本，从五代十国开始，一直到两宋时代，由于西北草场的丧失，“计一骑士之费，可赡步军五人”，五比一的比例，让朝廷放弃了发展骑兵的念头，从而放弃了争取战争的主动权。
即使像范仲淹这样与西夏交战多年的名臣，竟也目光短浅，认为养马是游牧民族的行为，大宋朝不需要养太多的马，“沿边市马，岁几百万缗，罢之则绝边人，行之则困中国，然自古骑兵未必为利”；还有重视技术的名臣沈括，竟也认为“契丹马所生，而民习骑战，此天地之产也。中国利弓弩，舍我之长技，勉强其所不能，以敌其天产，未闻可以胜人也”。
这些文臣都是当时朝廷里的佼佼者，竟都是如此思想，也难怪整个宋王朝委靡不振了。无论是历史还是今天，需要的不仅仅是学识渊博的精英们，更需要的是一种知难而上、不惧困难的群体精神，这才是国家或个人真正得以成长的动力。文化的力量，来源于自身内心的自信与强大，而不是作为妥协的理由。
以修《新唐书》闻名的史学家宋祁，他的想法更代表了文人普遍的心理：“臣料朝廷与敌相攻，必不深入穷追，殴而去之，及境则止，此不特马而步可用矣。”——在文人的思想中，只需要把强敌阻挡境外就够了，我们自己关起大门来，强敌能奈我何？这种偏安思想成为一种常态，宋人习惯于自守封闭，民众的心理也愈发消极，再也回不到汉唐时大气的开拓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