忍字心上一把刀。江青“项庄舞剑”，意在“周公”，公然把“叛徒”的套索甩向周恩来。周恩来身边秘书被迫隐姓改名，总理值班室被撤销，全是江青的得意之作。周恩来忍辱负重斗群贼，天若有情天亦老。
政治局第四号人物陶铸突然被打倒，周恩来当着江青、陈伯达的面说：我心里很难过。陶铸是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选出来的，我没有根据不信任他。
1967年1月4日中午，一辆苏制吉姆轿车疾驶在长安街上。
司机老杨尽量把车开得平稳些，好让坐在后座上批阅文件的周恩来舒服一点。
周恩来刚刚在工人体育场接见完文艺界、教育界、体育界和新闻出版界的群众组织代表，又急匆匆赶往人民大会堂。按本日工作日程安排，下午两点，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要召集一个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和全军文革小组成员列席的政治局会议。
在大会堂，周恩来草草地吃了点炒饭，便和陶铸一起商谈政治局会议需要议定的有关事项。
此时，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正在大会堂的另一个会议室接见“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团”的造反派。
陈伯达说，陶铸到中央来并没有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实际是刘、邓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刘、邓路线的推广是同他有关系的。中南局是有后台老板的，一个后台老板就是陶铸。他在北京接见你们的态度是完全错误的。他是文化革命小组顾问，但对文化革命的许多问题，从来没有跟我们商量过。（江青插话：他独断专行）他独断专行，不但背着文革小组，而且背着党中央。你们揭得好，给我们很多支持，感谢你们！
康生说，你们把材料整理出来。有材料摆出来了，你们就胜利了。
周恩来和陶铸商谈完工作后，正是下午1时30分。
周恩来又给广东省省长陈郁打了个电话，告诉陈郁：“我已通知蒯大富向‘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团’传达主席的意见：不要把王任重同志揪到北京来，让王就在武汉检查。”
政治局会议开始的时间快要到了，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还没到。周恩来就亲自来到陈伯达他们接见造反派的会议室，一来抓紧这十几分钟的时间听一听，二来催促陈伯达他们及时结束来开会。
周恩来进去时，接见已是尾声。陈伯达他们诬陷陶铸的话已经讲过了，周恩来没有听到。
开完政治局会议后，周恩来在大会堂东会议室接见军队院校的群众代表，劝说他们取消将在5日召开的矛头指向叶剑英、陈毅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接见一直持续到深夜。
晚上8时，周恩来中断与军队院校学生代表的谈话，到毛泽东处开会。
会后，毛泽东突然问周恩来：“江青说陶铸镇压群众，这是么子回事？”
周恩来知道，江青说的是四天前的那件事。他向毛泽东汇报了事情的经过。
那天晚上10点多钟，专程来京的“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团”在中央文革一伙的策划和怂恿下，突然闯到中南海西门，扬言要陶铸立即接见。否则，就全体绝食。
在当时“要保护革命小将”的旨意下，一些造反派动不动就以绝食来要挟中央领导人。
陶铸也无可奈何，只好去接见。地点在国务院小礼堂。
一进会场，陶铸就发现气氛不对。没有欢迎的掌声，没有被接见的敬意与笑容，只有一种批斗“走资派”时才有的疯狂与粗野。人群骚动着、激颤着，像被困的饿狼望见了群羊。
接见开始时，陶铸提出：“你们要求我在许多问题上表态，我是即席讲话，有些问题考虑不很周全，传出去不好。因此我提三点建议：一是不要搞录音，会后双方协商搞一个谈话纪要；二是让被揪来京的中南局书记李一清参加；三是派出代表提问，集中回答问题。”
然而，有恃无恐的造反派一条也不接受，故意和陶铸对着干。
在乱哄哄的喧嚣声中，一造反派头头跳上前来，指着陶铸叫嚷：“陶铸，今天是我们叫你回答问题，而不是你接见我们。所以，对我们提出的所有问题，你必须老老实实回答！”
陶铸强压着怒火，严正地说：“同学们今天对我采取这样的形式是不恰当的，我是政治局常委，我坚持认为今天的会是接见会。”
“你有什么资格来接见我们？我们勒令你立即回答问题！勒令！”
……
不论陶铸怎么说，造反派就是不答应。陶铸还不知道，他今天所做的一切忍耐和努力都是徒劳，因为造反派今天来的目的根本就不是来听陶铸回答问题的，而是来想方设法激怒陶铸，使他落入中央文革一伙事先设好的圈套。
冲突越来越尖锐，陶铸终于被激怒了。他愤怒地说：“你们这样强迫我，我们还有什么商量的余地？我以个人的身份，向你们这种做法提出抗议！”
造反派一触即跳，他们有的胡呼乱喊，有的强行冲上前抢夺录音带，有的甚至上前要揪走陶铸。会场秩序乱成一片。
现场警卫人员见状，担心出现意外，忙上前维护秩序。按照警卫制度，他们身上是带着武器的。
拥挤之中，造反派触摸到了警卫人员挂在身上的枪。于是，造反派借机扩大事态，当即一片尖声鼓噪：
“枪！他们身上带着枪！”
“陶铸动用武力对付我们革命群众了！”
“陶铸拿枪对准了手无寸铁的革命群众！”
……
整个会场，陷入一片混乱。
此时，周恩来正在另一地方接见哈尔滨“红色造反团”。他接到工作人员的报告后，很不放心，即以电话通知李富春，要他立即赶到会场去。
周恩来还派自己身边工作人员赶往会场帮助做工作，说：“要保护好陶铸同志，千万不能让红卫兵揪走。”
后来，陶铸被迫承认自己“态度不冷静”，给了造反派一个台阶，这场长达6个多小时的“接见”才得以结束，陶铸才得以脱身。
周恩来见毛泽东询问这件事，心中顿时明白了江青等人在毛泽东面前告了陶铸的阴状。在向毛泽东汇报完事情的经过后，周恩来平静地回答说：“不是镇压群众，是陶铸受了胁迫，压不住火，态度有些不好。”
“哦！是态度有些不好。”毛泽东也就没再说什么。
从毛泽东处出来后，周恩来边走边琢磨毛泽东就陶铸之事的询问。他心中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陶铸是在“文革”初期从广东省调来中央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宣部部长的，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补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八届十一中全会前，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由刘少奇、邓小平主持。八届十一中全会“炮打司令部”后，刘少奇、邓小平虽然还是政治局常委，但实际上已经靠边站了，党和国家的重任就压在了周恩来的身上。鉴于这样一种局势，在讨论政治局常委的分工时，周恩来建议让陶铸来协助他处理党和国家的日常事务。
周恩来和陶铸有过长期的接触，深知陶铸的才干、品德和作风。他性格耿直，旗帜鲜明，办事干脆，敢于“放炮”。1961年10月11日，他在中南区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上疾呼：“我们老是讲人家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看要到此为止了。现在他们是国家的知识分子、民族的知识分子、社会主义建设的知识分子。因此，我建议今后在中南地区一般不要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名词了，这个名词伤感情。”周恩来对陶铸放的这一“炮”颇为赞赏。
毛泽东采纳了周恩来的建议，并在审阅政治局常委名单草案时，亲自用红笔把陶铸的名字勾到周恩来的名字之后、陈伯达名字之前。此后，陶铸在搏击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恶浪中成为周恩来的得力助手。
——八届十一中全会讨论《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又称《十六条》）时，周恩来和陶铸坚持删掉了原稿中“黑帮”、“黑线”一类的提法，加入了不少限制性的政策条文，如：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干部要区别对待；好的和比较好的是大多数；要团结95%以上的干部和群众；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要把运动和生产对立起来；保护科技人员；等等。
——当运动开始影响整个社会秩序、打乱党和国家工作部门的正常工作时，陶铸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在1966年8月底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名义起草了一个《关于文化大革命一些具体问题的通知》。《通知》把军队、军事机关、公安部门、外事部门，中央和各省市广播电台、电视台、新华社，各级党政机关电台、机要部门，中央和各地档案部门，航空场站、铁路交通，大电站、大电厂、变电站，尖端企业和尖端科研部门，中央和各地的银行、金库，城市重要公用事业机关（如自来水公司、公共汽车公司等）等列为要害、机密部门和单位；要求：“在运动中，对于党和国家的要害、机密部门和单位，必须坚决进行保护。”各级党组织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应当主动地对广大群众和师生进行教育，使他们自觉协助党和国家对要害机密部门做好保护工作。
——当运动冲击正常的工农业生产，影响到国计民生时，根据周恩来的指示，陶铸在1966年9月组织起草了人民日报社论《抓革命，促生产》，强调运动不能影响生产。11月，又组织起草了人民日报社论《再论抓革命，促生产》，再一次给文化大革命亮起了“红灯”。中央文革一伙指责这两篇社论“是以生产来压革命”，“是批评革命”。
还有，陶铸性格耿直，说话不拐弯，敢于向中央文革一伙“开炮”。
为此，陈伯达、江青等中央文革的人对陶铸大为不满，多次刁难陶铸。
他们先是唆使造反派大造揪出陶铸的舆论，继而又在会上明目张胆地围攻陶铸。
于是，一些造反派有恃无恐地包围中南海，贴出了“把中央第四号人物揪出来”等攻击陶铸的标语口号。
为此，在1966年11月8日，周恩来把北京大专院校红卫兵第一、第二、第三司令部的代表召集到一起，提出严厉批评。
周恩来说：“你们把中南海的两个西大门都包围了，还贴了大字标语，说陶铸‘青云直上’，这是封建主义思想。陶铸同志是很老的同志，是中央委员，为什么不能来中央工作？你们还说‘把中央第四号人物揪出来’，这是什么口号？你们是怎样看待毛主席的学生和战友的？你们这样写，我不同意。”
一造反派起来大声嚷嚷：“陶铸说卫生部党委不是黑帮，这是错误的！”周恩来说：“陶铸讲卫生部党委不是黑帮，这句话并没有错误，你们为什么还抓住不放？大民主也有限度，有民主，还要有集中。陶铸是十一中全会新选举出来的中央常委，难道毛主席亲自领导主持的十一中全会也不对吗？现在中央和国务院的两个大门被围得不好开了，毛主席住的地方，大门都开不了，走小门，我看了很难过。”1966年12月27日，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中央文革的全部人马都来了。会议的议题本来是给王任重提意见的。
王任重，原本是湖北省委第一书记，深得毛泽东的赏识。中央文革小组成立时，被调来京担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但很快被中央文革一伙视为异己而遭打击。陶铸为了给王任重解脱困境，给毛泽东写了个报告，建议王任重不再担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职务，回中南局去工作。毛泽东在报告上批示：“王任重同志是文革小组副组长，要离开文革小组，请政治局和文革小组开个联席会，对任重提提意见。”
会议开始时，中央文革一伙给王任重提了点意见。但很快矛头陡转，把火烧向了陶铸。先由王力、关锋、戚本禹打头阵，然后是张春桥、姚文元一阵横扫，最后是陈伯达、江青、康生等主将出马，“重炮”轰击。这回他们是老账新账一起算，批判陶铸派工作组镇压群众，保走资派；并第一次给陶铸扣上了两顶大帽子：“中国最大的保皇派”、“是没有刘、邓的刘邓路线代理人”。
参加会议的其他政治局委员一看这样一种阵势，都明白这是事先早就布置好的政治预谋。
主持会议的周恩来神色严峻，只是听着。待中央文革一伙“炮轰”完后，周恩来意味深长地看了李先念、李富春一眼，说：“其他同志呢，也说两句吧！”
李先念、李富春等明白，周恩来是暗示他们说两句话，为陶铸解脱。
“老陶的问题，我看是工作方式方法的问题。”李先念说了一句。这就是说，陶铸不是路线问题。
“我看让老陶回中南局工作算了。”李富春稍停了下，又寓意深长地说：“你写给主席的报告，分明是保任重同志的，你保得了他吗？”
李富春的批评，是想给陶铸一个台阶下。
陶铸压不住心头的怒火，借着李富春的话，抒发在胸中积压多时的闷气：“这个样子，人家还在那里怎么工作嘛！身体又那么不好。我可不是那种落井下石的人！能帮总要帮人一把嘛，这是做人最起码的一条。”
这就是陶铸的本色。
中央文革一伙又不依不饶，揪住陶铸不放：“陶铸，你说清楚，谁是落井下石的人？……”
堂堂的政治局会议被中央文革一伙闹成了吵架会。周恩来双眉紧蹙，只好宣布散会。
毛泽东得知江青等人的所作所为后，亲自出面保了陶铸，批评了江青。
那是在两天之后的一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对陶铸说：“陶铸，你为什么不说你是犯了很不理解这一条错误呢？”毛泽东又对在场的其他与会人员说：“陶铸到中央后，工作是积极负责的，忙得很，做了很多工作。陶铸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江青未经中央正式讨论，就说他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随便在会议上批判，是违反组织原则的。”
在场的周恩来听了，轻轻地长舒了一口气。
然而，仅仅过了三天，江青状告陶铸“镇压群众”的事为什么又使毛泽东关注起来呢？周恩来不得不颇费思量。
应当说，弥漫在周恩来心头的不祥预感是敏锐的。几个小时之后，周恩来的不祥预感就成了触目惊心的事实。
周恩来回到大会堂东会议室，继续刚才中断的对军队院校学生代表的接见。此时，在中南海西门，乱哄哄地炸开了锅。人头攒动，数千人的声浪和汗臭气一起翻卷。
传单飞舞。造反派向过往行人散发一张张印着通栏大标题“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的传单。传单上面写的是1月4日下午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康生、江青等接见“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团”时诬陷陶铸的讲话。
高音喇叭一遍又一遍地大喊：“打倒陶铸！”“陶铸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并宣读传单上的讲话。
陶铸此刻不在家。等他忙完工作从外头回到中南海时，已是深夜12点了。
家中忐忑不安的夫人曾志赶忙诉说了中南海西门所发生的一切。
望着曾志托人要回来的那张传单，陶铸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击懵了。他连忙打电话给周恩来询问是怎么回事。
周恩来正在人民大会堂召集首都工作小组会议，同有关负责人商谈做好接待红卫兵工作和北京卫戍区看管被“打倒”的干部问题。
尽管早已有不祥的预感，但接到陶铸的电话，周恩来还是大吃一惊。陈伯达、康生、江青等接见“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团”的事，他是知道的。但他压根不知道他们来了这么一手。
事情太突然了，周恩来需要先了解一下情况。他安慰陶铸说：“别着急，我正在同有关同志开会，会议结束后我再打电话给你。”
开完会后，周恩来迅即向有关方面了解了情况，证实了陶铸所反映的已是事实。
周恩来的心情像灌了铅似的沉重。他对陶铸的境遇深为担忧，更为自己又要失去一位得力的助手而忧心忡忡。
凌晨5时，周恩来打电话把陶铸召到了西花厅。
周恩来神情沉重地说：“江青他们的讲话我也是刚刚了解了一下才知道的。
昨天，我们分手后，我去给陈郁同志打了个电话，后来见他们接见红卫兵，我坐下来听了一会，陈伯达、江青、康生他们话已经讲过了，我没有听到。”
“主席是否知道？”陶铸的眼中闪出最后的一丝希望。
“不知道。不过，昨天我去主席那里，主席曾问我，江青说陶铸镇压群众，这是怎么回事？我向主席汇报了那天事情的经过，我说不是镇压群众，是陶铸态度有些不好。主席说：‘哦，是态度有些不好。’也就没再讲什么了。”
陶铸的眼神黯淡了。他明白，江青他们向毛泽东告了那天接见“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团”一事的状。
周恩来关切地嘱咐陶铸：“这几天你就不要出去了，在家好好休息，外面的红卫兵正要揪你，不要惹出麻烦。”
送走陶铸，周恩来来到中南海西门接见要揪陶铸的造反派。这时，已是凌晨5点半。
周恩来对造反派说：“天快亮了，同学们大家都没有睡觉。我心里很难过，因此没法谈问题。你们各单位派代表留下你们的地址，我一定在两天内同你们见面，这个地方实在没法谈问题。你们在这个地方也很冷，你们不走我也没法睡觉。你们的大喇叭不要再喊了，吵得毛主席没法睡觉，我一直不赞成在北京装大喇叭。”
“那陶铸的问题怎么办？”一个造反派头头说。“陶铸的问题我还要向毛主席请示，还要经过中央讨论。陶铸同志还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你们现在这样做不合适。”周恩来严正地说。
当年由身边工作人员记录保存下来的周恩来工作台历上，有这样的记载：
1月5日晨五时半，见揪陶铸的代表。
晨六时半，见揪陶铸的工人。
1月7日晨一时半，见文教系统揪陶铸的代表。
在陶铸被打倒的最初日子里，周恩来连续3次接见要揪斗陶铸的代表，劝阻他们的揪陶行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保护曾与自己搏击狂风恶浪的战友。
周恩来反复对造反派强调：“陶铸同志是中央政治局常委，现在你们举行批判陶铸的大会不合适，因为中央常委对这个问题还没有讨论。”
在1月23日接见首都大中学生代表时，周恩来当着江青、陈伯达的面说：“陶铸是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选出来的，我没有根据不信任他。”
然而，周恩来在艰难的处境中心有余而力不足。陶铸最终还是落入了江青一伙的魔掌。1969年4月3日，周恩来从中央警卫局的报告中得知陶铸病重，立即追问并责成有关部门写出报告。4月5日，周恩来在中南海门诊部送来的《关于陶铸的病情报告》上批：“拟同意送入三0二医院，进行保密治疗。即呈主席批阅。我是看了4月3日警卫局的报告才知陶的病状较重，经追问后，送来这一报告。”陶铸的病被确诊为胰腺癌后，周恩来又指示要积极治疗，并指定上海第一医学院的董芳宗主任担任手术主刀，三0一医院的陆准善主任为第一助手，阜外医院的麻醉科主任负责麻醉，北京医院的内科主任也参加医疗小组。组成这样阵容的医疗小组，在当时国内确是第一流的，也是很不容易的，体现了周恩来对陶铸的苦心关怀。——这是后话，暂不多叙。堂堂的一个政治局常委转眼之间就这样不可思议地突然被打倒了。陈毅、谭震林、李先念等来到政治局常委李富春家，询问这是怎么回事？李富春回答说：我也不知道，常委没有讨论。这四位副总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心中已明白了事情的八九。他们激愤地议论说：“这些家伙把老干部打倒，把几个副总理和老帅打倒，下一步就要打倒周总理了。”
几位副总理的眼光是敏锐的。
造反派头头读了姚文元的一首诗后在笔记本上写道：夺总理的权，与总理的斗争要公开化了。北京街头出现了打倒周恩来的大字报和大标语。李先念说：批“二月逆流”，是整哪个？也是整总理。要搞总理，先要整一下副总理。北京一个晚上贴出反总理的大字报，那是有预谋的。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选出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阵容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
政治局委员除上述11个常委外，还有董必武、陈毅、罗荣桓、彭德怀、刘伯承、贺龙、李先念、李井泉、谭震林、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
刘少奇、邓小平、陈云名义上是政治局常委，实际上已靠边站，没有中央决策的发言权了。朱德、董必武、罗荣桓、刘伯承等年高体弱，基本上是“赋闲”在家。彭德怀、贺龙已经被“打倒”。
林彪、陈伯达、康生是一个鼻孔出气的。
那么，中央决策层内能够制约林彪、江青一伙，并与其倒行逆施相抗衡的，除毛泽东外，只有周恩来和陶铸。此外，还有围绕在周恩来左右的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和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三老四帅。
因此，在扳倒陶铸之后，江青一伙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周恩来。此时，他们更加感到周恩来是他们实现政治野心的最大障碍，他们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迫不及待地要打倒周恩来，搬掉他们篡党夺权路上的最大“绊脚石”。
于是，江青一伙对周恩来的刁难和攻击由暗处跳到了明处，由偷偷摸摸转为公开化了。
他们公然叫嚣：“现在是新文革与旧政府的斗争，要打倒以国务院为首的第三个司令部。”
江青还说：除了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外，都可以打倒。
1967年1月7日，陶铸被打倒的第三天，江青在一份情况反映上批道：总理，群众要斗争周荣鑫和童小鹏，应随传随到。
陈伯达也劲道十足地批了两个大字：同意。
周恩来一看就明白，江青的矛头是奔自己而来的。
周荣鑫是国务院秘书长，童小鹏曾是国务院副秘书长兼总理办公室主任，当时刚调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第一副主任。他们两个人是周恩来的“救火队”（“文革”初期，林彪、江青一伙出于乱中夺权的政治野心，处处“点火”。为此，周恩来千方百计组织人四处“救火”。江青在背后多次恶狠狠地讽刺周恩来是“灭火队长”）的主要队员，是协助周恩来处理文化大革命中党中央和国务院繁重的日常工作的得力助手。
为此，江青一伙千方百计要打倒周荣鑫、童小鹏。他们要打倒和铲除所有协助周恩来与他们的倒行逆施作斗争的老干部，使周恩来成为“光杆司令”，这是他们阴谋打倒周恩来的一大策略。
1966年12月16日，由江青一伙策动，在工人体育场召开“北京市中学生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周恩来也到会参加接见。
会上，江青歇斯底里，对周恩来搞突然袭击。
她事先未和周恩来打招呼，当众点名批判周荣鑫，并逼他到前台低头认罪。
江青讲话才开了个头，就突然尖声恶气地说：“周荣鑫就是‘西纠’的后台！你们认不认识他？让他站出来，大家看看！”
西城纠察队（简称“西纠”）是个中学生的群众组织。文化大革命初期，大中学校的红卫兵组织如雨后春笋，在毛泽东接见全国红卫兵，上千万的红卫兵涌进北京的情况下，需要有人维持秩序；这么多红卫兵的吃、喝、拉、撒、睡，需要帮助接待和安排，西城纠察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的。“西纠”的成立实际上是周恩来支持的，周荣鑫奉命为他们提供了房屋等条件。“西纠”成立后，做了许多好事，但后来也做了一些过火的事。江青此刻公开点名批评周荣鑫“是西纠的后台”，显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说着，江青扭头对正在听康生布置任务的周荣鑫喊道：“周荣鑫，你站到前台来，让大家看看你！”
同时被江青点名批判并逼到前台认罪的还有国务院副秘书长雍文涛。
江青指着周荣鑫和雍文涛的鼻子训斥说：“我希望你们对于犯了错误的同学们，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态度；对于中年的、老年的，坚决死不回头的执行资产阶级路线的人，斗倒、斗臭、斗垮！”
在那种年月，被江青在大会上点名批判，就等于宣布被打倒了。
据当时在会议现场的穆欣回忆说：
面对江青的突然袭击，周恩来异常震怒，但仍然尽力克制。人们看到，从来不抽烟的周恩来，伸手拿起一支香烟，默默地抽着，神色十分严峻。主持会议的同学觉察到会场上的紧张气氛和总理的愤慨。
周荣鑫的子女周少华回忆说：
散了会，我父亲扭头看总理，只见总理一言不发，收拾皮包抬腿就走。我父亲赶紧追过去，总理上了车，我父亲也上车并嘱咐司机说：“跟着总理的车。”只见总理的车朝毛家湾林彪的方向开去，猜想他准是找“林副统帅”提意见去了。我父亲只得先回家。
周少华的回忆还是比较准确的。在周恩来的工作台历上，清清楚楚地记载着：
12月16日下午二时，出席中学生造反兵团大会（工人体育场）。
下午五时，到林总处。
晚上，周荣鑫来到中南海西花厅，问周恩来他该怎么办。
周恩来叹了口气，说：“工作恐怕是暂时不能干了，看看情况再说。”
看来，周恩来下午到林彪处抗议江青打倒周荣鑫，没有达到所希望的要求。
“你就呆在中南海休息，不要出去。”周恩来知道，江青点名后，周荣鑫的处境很危险，红卫兵一定会四处揪斗他。
果然，江青一伙打倒周荣鑫还不满足，还要从肉体上消灭。他们唆使红卫兵说：“揪出西城纠察队的后台来就枪毙！”
于是，红卫兵立即发出了召开批斗周荣鑫的大会的通知，准备会后就拿周荣鑫开刀。
周恩来派出的联络员火速将这一消息报告了周恩来。
周恩来找到会议的组织者，发出了严厉的警告：“不许召开批斗周荣鑫同志的大会，否则，一切后果你们自己负责！”
组织者心虚胆怯了，会议没有开成。
江青一伙还不甘心，他们也知道周荣鑫被周恩来保护在中南海，于是又唆使大批的造反派聚集在中南海西门、西北门、北门，架起高音喇叭，鼓噪着要周荣鑫出来接受群众的批判，交代问题。据当时的《情况反映》记载：西门有三四千人，西北门有三四千人，北门有一千多人，新华门有二百多人。
然后，江青以此为由，亲自出马，给周恩来下了一个通牒。这就是前面提到的江青批给周恩来关于“群众要斗争周荣鑫、童小鹏，应随传随到”的批示。
“江青逼人太甚，岂有此理！”想想江青的丑恶表演，周恩来怒火中烧。
然而，善于克制的周恩来又很快地使自己冷静下来。与江青之流的中央文革一伙的斗争，需要的不仅仅是直面是非的勇气，而且更需要沉得住气、压得住火的韧性和睿智。
周恩来转动着手里的铅笔，凝神沉思了一会，随即在江青批来的材料上批道：
周荣鑫、童小鹏应该深刻检讨，但请注意不说“随传随到”，改说“批判必到”，因如“随传随到”，我要找他们问事办事，将无法找到人了。
周恩来给了江青一个不软不硬的钉子。
后来，周荣鑫一直在中南海住到1969年局势基本平静才出来。
一波未平，凶波又迭起。
1967年1月10日，陶铸被打倒的第五天，陈伯达在接见造反派时，别有用心地说：“在毛主席身边的刘、邓路线者，除了陶铸之外，是否还有别人呢？可能还有个把子，至少！”
陈伯达的险恶用心昭然若揭。政治嗅觉并不迟钝的造反派不难悟出：刘少奇、邓小平、陶铸被打倒了，能在毛主席身边的几个常委，除了林彪、陈伯达、康生外，就只有周恩来了。
2月，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等三位副总理和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四位军委副主席先后在京西宾馆和怀仁堂拍案而起，怒斥中央文革一伙。
中央文革一伙趁机在毛泽东面前告黑状，把“三老四帅”的抗争诬为“资产阶级复辟逆流”（后称“二月逆流”），企图打倒围绕在周恩来左右一起搏击“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恶浪、与他们的倒行逆施作斗争的“三老四帅”，使周恩来孤掌难鸣。
在中央文革一伙看来，实施了对“三老四帅”的打击，就等于突破了周恩来外围的最后一道防线。
大闹怀仁堂事件后，中央文革取代了政治局。“文革”以来，一直由周恩来主持，有“三老四帅”及有关负责人参加，处理党和国家大事的政治局碰头会开不成了，周恩来不得不一趟一趟地去参加成员大多是中央文革一伙的中央文革碰头会。
在对“三老四帅”的7次批斗会上，中央文革一伙把批判矛头同时指向周恩来。周恩来被诬为“二月逆流的总根子”，是“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复辟的总代表”。
为此，姚文元得意洋洋地写下了一首诗，题为《贺北京反逆流初步胜利》。
这首诗传到了北航造反派头头韩爱晶的手中。他读后认为：诗意，是可以反周恩来了。又在笔记本上写道：夺总理的权，与总理的斗争要公开化了。
说公开就公开。
在4月到5月间，北京街头出现了打倒周恩来的大字报和大标语。主要内容是：
“炮打周恩来是当前运动的大方向”
“周恩来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之一，绝不是毛主席、林副主席的亲密战友，绝不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
“炮打周恩来绝不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不仅要揪出中国的柯西金，而且要揪出中国的米高扬”
“要把矛头直指周恩来这个大黑窝”
……
与此同时，一些造反派还公然在大小会议上振振有词地宣称“炮打周恩来”的所谓依据和理由：
“总理是老保，保这个，保那个，结果保的都是坏人。”
“不扫除来自总理的阻力，就不可能打倒陈毅。”
“17年来，总理主管外事，有很多东西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
“许多副总理都垮了，这个难道是偶然的吗？与总理没有关系吗？”
“总理是二月逆流的总根子。”
“总理的多次讲话，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讲话相差很远。”
……
江青是里应外合。在一次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周恩来提出：“鞍钢乱起来了，生产受到严重影响，是不是请富春同志去处理一下。”
江青当即发难：“你总是生产、生产，你只要生产，不要革命。”
周恩来分辩道：“不搞生产，人民吃什么，用什么！总不能去喝西北风嘛！”
江青一触即跳，歇斯底里：“你一贯跟中央文革分庭抗礼，长期搞一个政治局碰头会，你成心拆散中央文革。”
周恩来平心静气地反驳：“你说的不是事实。除了文化大革命，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就是文化大革命，也还有许多具体事务。毛主席接见一千多万红卫兵，吃、住、行，中央文革没管一个，都是各部、北京市、军队安排的嘛！”
江青哑然片刻，随即又指责：“你这个也不让批，那个也不让批，你的确打击了群众和红卫兵的积极性，你就是不相信群众。”
周恩来也激动地站起：“你们敢保证吗？已经逼死的，你们谁出来做个交代？再逼死人，谁负责？”
……
1979年7月18日，李先念在第五次驻外使节会议上提到“二月逆流”时讲了一段话：
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作用最多和最辛苦的是总理。“四人帮”反总理也不仅仅是在1973年的政治局会议上，批“二月逆流”是整哪个？也是整总理。当然，要搞总理，先要把副总理搞一下子。大闹怀仁堂嘛？多次闹，不止一次就是了。批“二月逆流”之后，又有“五一六”，北京一个晚上贴出反总理的大字报。那是自发的？不是的，是有预谋的。
横眉冷对“阴风”指，俯首甘为孺子牛。5月15日，周恩来在接见外事口造反派时，说：“拿我个人来说，你们搞全面材料也行，向我提抗议也行，贴大字报也行。我不怕打倒！干了几十年革命，还怕这个？除非我自己摔跤，走向反面。”
江青一伙绞尽脑汁，寻找能够给周恩来以致命一击的机会。有了炮制61人“叛徒集团”的“大获全胜”和“成功经验”，江青肆无忌惮地把“叛徒”的套索甩向周恩来。
周恩来毕竟太非同寻常了。凭他在党内、军内的威望，凭他与毛泽东历史形成的关系及毛泽东本人对他的依靠和信任，要打倒周恩来，绝非易事。
就在中央文革一伙借“二月逆流”在社会上煽起打倒周恩来的黑风时，毛泽东在一份反映社会上出现一股攻击周恩来之风的《情况简报》上批示：“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请文革同志向他们做说服工作。”
为此，江青一伙挖空心思，绞尽脑汁，寻找能够给周恩来以致命一击的机会。
在文化大革命那种人妖颠倒的年月中，野心家们得出的一条重要“革命”经验是：一个人如因建国后17年或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资产阶级路线错误”而被打倒，往往是打而不倒，或倒而不死；但如果这个人因有“历史问题”而被定为“叛徒”、“特务”，那将被彻底打倒，永世不得翻身。这正是林彪、江青一伙在文化大革命中排除异己，打、杀、迫害老干部，实现篡党夺权阴谋的一大伎俩。
在康生、江青等人的授意下，从1966年8月起，各地相继成立了“揪叛徒”组织。他们指使这些组织去查找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旧报纸，从其中寻找“叛徒”；他们还批准这些组织以“中央特许”和“中央专案组”的名义到各地任意抄家、抓人、审讯和查阅机密档案；或把历史上早有正确结论的事件重提出来，把水搅浑；或无中生有，随意栽赃，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
笔者接触到当年康生、江青倍加赞赏的南开大学造反派组织“八一八”留下来的一份原始材料，发现了其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我们派出了几十个抓叛徒小分队、几百个专案调查组，调查人员出动了几万人次，行程约150万公里（其长度可绕地球37周半）。从海南岛到黑龙江，从天山脚下到东海之滨，从云贵高原到福建前线，从大江南北到长城内外，除台湾、西藏外全国20多个省、几百个城市都留下了我“八一八”战士的足迹，共计调查了北京、太原、济南、武汉、开封、南京、苏州、杭州、保定等12个敌伪反省院材料……
仅窥此一斑就可以想象到当年那场祸及全国的“揪叛徒”运动的声势之浩大。
仅当时南开大学的“八一八”和“卫东”两大派组织宣称，在“揪叛徒”运动中被迫害的12级以上的各级领导干部就达1200余人。
在这场惨绝人寰的大迫害中，薄一波（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委主任）、刘澜涛（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安子文（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等一批为新中国奋斗几十年的老干部首当其冲。
历史的镜头摇回到血风腥雨的革命战争年代。
1931年，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等我党的一批干部不幸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院（即草岚子监狱）。他们在狱中有组织地和反动派作了长期不懈的坚决斗争。1936年，日寇侵占我华北，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形势日益高涨。中共中央北方局急需一批干部以开展工作。当时受中共中央委派到北方局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向北方局询问干部情况，组织部部长柯庆施回答说，北平军人反省院关押着我党的几十名干部，但他们坚持不在《反共启事》上签名，出不来。
刘少奇认为，如果日本侵略者打进北平，这批被关押的干部必遭杀害。这些干部经过长期考验，是好同志，可以用假自首的方式获得出狱。
于是，刘少奇、柯庆施代表北方局向中共中央报告，建议立即采取措施，营救这些同志出狱，可以用假自首的方式，即按国民党的规定履行出狱手续，在《反共启事》上签字后出狱。
中共中央批准了北方局的建议。
这样，根据组织决定，当时用假自首的方式获得出狱的干部共有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61人。
这件事，本来早已经中共中央多次审查，一直认为是毫无问题的。这一批出狱的许多干部在后来的抗日战争中成为了领导骨干。
然而，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康生出于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重新把这件历史上早已有正确结论的事翻了出来。他先是要彭真专案组对此事进行所谓“调查”，而后，又别有用心地指使红卫兵去翻查当年北平的旧报纸，说“在那里能查出一大批叛徒”。
根据康生的指使，南开大学的红卫兵组织“八一八”经过“调查”，“发现”了一个由61人组成的“叛徒集团”。
1966年9月16日，康生迫不及待地写信给毛泽东，说：“我长期怀疑少奇同志要安子文、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狱’的决定。”“最近我找人翻阅了1936年8、9月的北京报纸，从他们所登的‘反共启事’来看，证明这一决定是完全错误的，是一个反共的决定。”并随信附上1936年有关报纸的影印件。
此时，毛泽东并没有理睬康生的居心。
但康生等人并不甘心，继续怂恿红卫兵和造反派揪住这批老干部不放。1966年11月，南开大学的“卫东”红卫兵跑到西安，伙同西安“炮打司令部战斗队”揭发刘澜涛同志1936年“自首出狱”有问题。对此，中共中央西北局于23日电告中央，请示如何处理。
周恩来阅电后，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给西北局的复电：
二十三日电悉。请向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和西安炮打司令部战斗队同学说明，他们揭发的刘澜涛同志出狱的问题，中央是知道的。如果他们有新的材料，可派代表送来中央查处，不要在大会上公布和追查。
电报拟好后，周恩来送毛泽东批发，并附短信注明：“这一集体自首案牵连人甚多，而当时确为少奇同志代表中央所决定，七大、八大又均已审查过，故中央必须承认知道此事。否则，震动太大。”
周恩来还在信封上写明：请徐业夫同志面陈主席阅批，特急件！
毛泽东用铅笔在“主席”两个字上划了个圆圈，然后拖出一杠，再写下两个黑粗的大字：“照办。”
显然，毛泽东此时对薄一波、刘澜涛等“自首出狱”这件事是很清醒的。
然而，阴差阳错，三个月之后，在康生等人的一再诬陷下，毛泽东改变了他原来的看法。
1967年2月3日，毛泽东会见外宾卡博、巴卢库，说：有些过去是共产党，被国民党抓去，然后叛变，在报上登报反共。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他们反共，不知道他们所谓“履行手续”是一些什么东西。现在一查出来，是拥护国民党，反对共产党。
3月16日，中共中央印发了《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一人的自首叛变材料》，错误地把薄一波等61人打成“叛徒集团”。
这是文化大革命中轰动国内外的一起重大冤案，也是江青、康生一伙在其一手导演的“揪叛徒”狂潮中操纵、利用红卫兵打击、迫害老干部的一次“大捷”。对此，江青一伙颇有些得意洋洋。
4月12日，江青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兴高采烈地说：“要大胆地选用革命小将。你看，要是没有他们，怎能搞出那个叛徒集团来啊？有六十几个人。他们都占了重要的领导岗位。小将的这个功勋可大啦！”
也许是有了炮制61人“叛徒集团”的“大获全胜”和“成功经验”，江青一伙更加肆无忌惮，竟把“叛徒”的套索指向了周恩来。
1967年5月，南开大学“揪叛徒”的红卫兵在查阅1932年的上海旧报纸时，发现2月18日—21日的《新闻报》、《申报》、《时事新报》都相继刊登了一则《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全文如下：
敝人等深信中国共产党目前所取之手段，所谓发展红军牵制现政府者，无异消杀中国抗日之力量，其结果必为日本之傀儡，而陷中国民族于万劫不回之境地，有违本人从事革命之初衷。况该党所采之国际路线，乃苏联利己之政策。苏联声声口口之要反对帝国主义而自己却与帝国主义妥协。试观目前日本侵略中国，苏联不但不严守中立，而且将中东路借日运兵，且与日本订立互不侵犯条约，以助长其侵略之气焰。平时所谓扶助弱小民族者，皆为欺骗国人之口号。敝人本良心之觉悟，特此退出国际指导之共产党。
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启
伍豪，是周恩来早期从事革命斗争时使用过的一个化名。这一所谓的“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是30年代由国民党反动派和党内叛徒顾顺章合谋伪造的，其目的是想诬陷周恩来和瓦解我党在白区的革命力量。
历史回到惊心动魄的1931年。
这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革命事业生死存亡的历史转折关头。
这是周恩来叱咤风云、临危不乱，对党和革命事业作出特殊历史性贡献的时刻。
这年4月25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担负中共中央情报保卫工作的顾顺章在武汉汉口被捕，旋即叛变。由于顾顺章被捕前是我党中央情报保卫工作的具体负责人，掌握着我党中央的大量重要机密，对只有极少数人才知道的党中央及其负责人的住址一清二楚，也非常熟悉我党的各种秘密工作方法。他的叛变，给我党中央各机关的安全造成前所未有的极大威胁。
国民党反动派对此如获至宝。顾顺章向国民党当局建议：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将中共中央机关和主要领导人一网打尽。
形势千钧一发，万分危急。
如果党中央机关被敌人一网打尽，中国革命事业的前程将不堪设想。
历史的必然性往往就是由一些重大历史关头的偶然性连缀起来的。
顾顺章叛变以及国民党当局所要采取的行动这一机密又机密的重要情报，碰巧被我党打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当机要秘书的地下党员钱壮飞截获，并以最快的速度报告给党中央。
问题的严重性足以使一般人产生可以理解的惊惶失措，而局势的紧迫性又容不得周恩来有丝毫的迟疑和犹豫。这需要一种何等钢铁般的意志和计算机样的冷静头脑！
在陈云等人的协助下，周恩来以惊人的冷静、周密、机智、果断和神速，抢在敌人袭击党中央之前，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有效的措施：
销毁大量机密文件；
迅速将党的主要负责人转移，并采取严密的保卫措施；
尽快把一切可能成为顾顺章侦察目标的干部转移到安全地方或撤离上海；
切断顾顺章在上海所能利用的重要关系，废止顾顺章所熟悉的所有秘密工作方法；
……
当国民党特务在顾顺章的指引下，凶狠地扑向中共中央机关和主要领导人的住址时，他们所看到的是一幢幢空楼和一堆堆还在冒烟的文件灰烬。
革命局势转危为安，我党中央机关及许多领导人避免了一次灭顶之灾。
然而，顾顺章叛变后还不到两个月，即6月21日，时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向忠发在上海不听周恩来的劝阻，擅自外出过夜，被人认出，遭敌人逮捕后叛变。
周恩来又是一番惊心动魄的精心组织，再一次粉碎了国民党当局企图将我党中央机关和主要领导人一网打尽的阴谋。
国民党当局也知道，是周恩来使得他们在有利条件下的种种图谋一再破灭。
他们对周恩来又恨又怕，于是，在9月1日下令以2万大洋悬赏缉拿周恩来的人头；11月，又在上海各报刊登《顾顺章悬赏缉拿杀人凶手周恩来等紧急启事》，企图以金钱收买叛徒告密。
然而，要缉拿到周恩来又谈何容易！在上述这些招数都未能奏效后，国民党当局又在1931年2月间使出了更为卑鄙狠毒的一招：伪造所谓的《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在上海各报连续刊登，目的是想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和工人群众中造成思想混乱，进而使中共自行涣散解体。
此时，周恩来早已不在上海，而在中央苏区江西瑞金。他是根据党中央的决定于1931年12月上旬离开上海经福建进入中央苏区的。在上海的临时党中央在陈云等的组织下当即采取了种种措施，反击国民党当局的卑劣行径。
2月20日，我党在上海广为散发了一张由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署名、题为《反对国民党的无耻造谣》的传单。传单指出：“最近时报、新闻报各反动报纸中所登载的伍豪等243人脱离共党的广告，就是帝国主义走狗国民党无耻造谣的一例。”
“无论这些狗东西怎样造谣诬蔑，并不能动摇共产党在劳苦群众中的威信。”
鉴于当时在上海影响最大的《申报》也刊登了伪造的伍豪启事，我党又利用与《申报》的关系，在2月22日的《申报》上，以曲折的笔法公开刊登了一则辟谣启事，全文如下：
伍豪先生鉴承于本月18日送来广告启事一则，因福昌床公司否认担保，手续不合，致未刊出。申报馆广告处启。
明白人一看，便知这是一条别有寓意的启事。按一般情况，报刊如不同意刊登某一启事，直接告诉本人就可以了，用不着也绝不会在广告栏内这样答复。再从时间来看，伍豪要登而未能登出的启事是2月18日送给《申报》的，而当时从2月16日开始，《时报》、《新闻报》等先后登出“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申报》也在2月20日、21日两天连续刊登这一启事，而22日《申报》又刊发了拒绝刊登另一个“伍豪启事”的声明。人们从这样的前后过程中不难联想到，这另一个“伍豪启事”肯定是为否认“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而写的，只是慑于国民党的淫威，《申报》不敢刊登罢了。
这是当时我党在国民党统治下所能做到的公开否认国民党反动派伪造启事的一种方法。
40年之后，亲身经历的陈云同志仍非常清晰地记得这一举措。1972年6月13日，陈云同志在谈到国民党伪造的“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时说：“当时临时中央设法登了一个小广告，用报馆回答伍豪先生的方式，间接说明伍豪有一个否认并揭穿国民党造谣的声明，但因为保人关系，不能登出。用这个小广告使白区和全党同志知道国民党的阴谋，不受欺骗。”
为了进一步公开揭穿敌人的造谣，澄清问题，我党继续在党内党外采取了各种明确有力的辟谣措施。
1932年3月4日，我上海临时党中央以周恩来的另一别名周少山的名义，用重金托在《申报》担任常年法律顾问的法国律师巴和，在《申报》上登出了一篇《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要启事》。《启事》说：
兹据周少山君来所声称：渠撰投文稿曾用别名伍豪二字。近日报载伍豪等243人脱离共党启事一则，辱劳国内外亲戚友好函电存问。惟渠伍豪之名除撰述文字外绝未用作对外活动，是该伍豪君定系另有其人，所谓243人脱离共党之事，实与渠无关。
与此同时，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党中央也曾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的名义，发布了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布告：
上海时事新报、时报、申报等于1932年2月20日左右连日刊登“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的冒名启事，宣称脱离共产党，而事实上伍豪同志正在苏维埃中央政府担任军委会的职务，不但绝对没有脱离共产党的事实，而且更不会发表那个启事里的荒谬反动的言论，这显然是屠杀工农兵士而出卖中国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党徒的造谣诬蔑。
至此，国民党当局热热闹闹的一番算计，又只不过是竹篮打水一场空罢了。
据当时在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任驻沪调查员的国民党中统特务、曾因捕获顾顺章而受到蒋介石嘉奖的黄凯在1953年6月供称：这个所谓的《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是他和当时任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情报股总干事张冲合谋伪造的。由张冲执笔，黄凯派人送往上海各报刊载。这个伪造启事“丝毫未达到预期的效果”，“好久并无人来向各机关秘密自首”。
“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当年伪造启事的捉笔人张冲和被诬陷的周恩来，后来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捐弃前嫌，为抗日救亡事业，为国共第二次合作，携手共进，风雨同舟，为世人演绎了一个从昔日的政敌对手到后来的私交密友的动人故事。1941年，当年仅38岁的张冲（字淮南）不幸染上恶性痢疾病逝后，周恩来感情激动地挥笔写下了“安危谁与共？风雨忆同舟！”的挽联，并在《新华日报》上撰写了2000余字的悼念文章《悼张淮南先生》：“我识淮南先生甚晚，西安事变后，始相往来。”“我与淮南先生初无私交，且隶两党，所来往者亦属公事，然由公谊而增友谊，彼此之间辄能推诚相见，绝未以一时恶化，疏其关系，更未以勤于往还，丧及党格。这种两党间相忍相重的精神，淮南先生是保持到最后一口气的……”
然而，九泉之下的张冲做梦也想不到，当年他执笔伪造、没能打倒周恩来的伍豪启事，这样一件历史上早已澄清、共产党内外许多人都很清楚的事情，竟在周恩来主政中国的时代被江青当作射向周恩来的一发毒弹。
红卫兵知道伍豪是周恩来的别名后，立即将这一启事抄下来送与江青。如果说，年轻的红卫兵不知道国民党伪造的伍豪启事的真相，还情有可原，那么，作为从延安过来，又是长期在领袖身边生活的江青是应当很清楚这一事件的真相的。1943年在延安整风审干时和中央工作会议上，周恩来都作过汇报和说明。
但这时的江青却如获至宝，以为这是打倒周恩来并置之于死地的绝好材料。在与中央文革一伙一番密谋后，江青采取突然袭击的手段，于5月17日突然给林彪、周恩来、康生三人写了一封信。信中阴险地说：“他们查到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周恩来），要求同我面谈。”
江青此举，实际上是逼周恩来的一个通牒：你必须就此作出交代！
江青的险恶居心，我们还可从康生的举动中得到印证。
作为当年上海中央特科负责人的康生，对国民党伪造伍豪启事的前前后后是一清二楚的。1962年10月31日和1963年12月27日康生在两个提到“伍豪等脱党启事”的材料上批过：“这完全是造谣诬蔑……实际上，当时周恩来同志早已到苏区去了，根本不存在这样的事。”“当时在上海的同志都知道这件事。”
然而，此时的康生深知江青欲置周恩来于死地，竟装聋作哑，一声不吭。
面对江青的居心叵测，周恩来断然予以反驳。毛泽东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诬蔑。
当江青一伙在策划陷害周恩来时，周恩来正忙于处理内蒙古问题。
自2月以来，在内蒙古自治区，军队与红卫兵的矛盾持续恶化，局势一度失控。成千上万的群众拦阻火车，上京告状，甚至发展到到中南海新华门前集体静坐，其中还有部分军人。
5月11、12日，呼和浩特市数千名群众（其中有数百名内蒙古军区的机关干部和战士）闯入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机关并发生武斗。周恩来紧急约集中央军委常委和内蒙古军区有关负责人在京西宾馆开会，处理内蒙古问题。
在此前后，周恩来为处理内蒙古问题先后接见赴京的内蒙古各方代表达十几次，常常是通宵达旦。
不分昼夜苦撑危局已是不易，还得随时对付江青一伙的无端刁难与攻击。可以想象，当周恩来收到江青用心险恶的信后，是怎样的一种悲愤心情！
面对江青的居心叵测，周恩来断然予以反驳。他在江青的信上愤然批道：“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纯属敌人伪造。只举出二百四十三人，无另一姓名一事，便知为伪造无疑。我当时已在中央苏区，在上海的康生、陈云等同志均知为敌人所为，故采取了措施。详情另报。”
然而，周恩来深知，对江青一伙，仅仅作这样简单的说明和反驳是不起作用的。江青、康生一伙一手制造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冤案就是前车之鉴。
试想一下，既然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狱这样一件中央知道并在党的两次代表大会上作过结论的事，在这伙别有用心的阴谋家的一再诬陷下，转眼间就被定性为“叛徒集团”，那么，谁又能保证“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不会演绎成第二个“叛徒集团”？江青一伙正是基于诬陷制造“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大获全胜”，才敢明目张胆地以“伍豪事件”来诬陷周恩来。更为要紧的是，如果周恩来在这个时候被打倒，那就并不单是他个人的事，而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事。在目前这种特殊的历史环境下，周恩来负有一种别人无法替代的责任与使命。陶铸被打倒了，几位老帅和三位副总理也因二月抗争失利而被迫靠边站了，唯有他有条件争得毛泽东的支持，同党内正义力量一起，与林彪、江青两个反动集团相抗衡。一旦他被打倒，林彪、江青两个集团将更加肆无忌惮，党和国家的前途安危不堪设想。此时此刻，此情此景，周恩来又怎能不慎而又慎、防而又防？
就个人来说，周恩来不怕被打倒。但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周恩来又不得不考虑自己被打倒的后果。
5月19日，接到江青信后的第三天，周恩来断然放下手头各事，亲自调阅了1932年上海各种旧报，将1931年至1932年的有关事件编为《大事记》，并亲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主席：
连日因忙于四川和内蒙问题，并同内蒙军区请愿战士分批谈话，直到今天才抽出一天功夫翻阅上海各报，江青同志也于昨日转来各件，现在弄清楚了所谓“伍豪等启事”，就是1932年2月28日的伪造启事，它是先在《新闻报》2月28日登出的。登后，同天，上海临时中央方面就向申报馆设法，结果，《申报》20日、21日登出伪造的启事，22日登了广告处给伍豪先生另一广告启事的拒登回答，大概这是当时所能做到的公开否认伪造启事的办法。我在记忆中，有通过申报馆设法否认的处置，但结果不明，16日午间已向主席这样说了。不过我原来将伪造的伍豪启事记在通缉杀人犯周恩来、赵容（即康生）之前，现在证明是我记错了，查遍1931年顾顺章、向忠发相继叛变后的上海各报，并无另一个所谓伍豪启事，而红卫兵也未发现另一启事。可见在我记忆中的伪造启事和通过申报馆设法的处置，均在我到江西后发生的，所以我只能从电报和来信中知道，也就不全了然了。
现在，把四中全会后与此有关的编为大事记送阅，同时，送上报道最详的上海《时报》1931年11月12月合订本一册，《申报》1932年1月2月合订本两册，请翻阅。
此事需否专写一报告，待主席、林彪、康生、江青各同志传阅送上各件后，请再约谈一次，好作定夺。
敬礼！
周恩来
五月十九日夜
[附件一]
大事记
1931年1月，中央开六届四中全会。
4月，顾顺章送张国焘、陈昌浩等经武汉入鄂豫皖苏区，顾留汉口被捕，向蒋介石自首。
上海当夜得到消息，中央有关机关全部转移。
5月，中央决定消灭顾顺章家属10人（作者注：当时，顾顺章的家属掌握和了解我党的许多绝密和领导同志的情况以及中央机关地址，顾顺章叛变投敌后，经过我们侦察，取得了他们准备向敌人告密的可靠证据。他们还给顾顺章写信报告我党中央机关迁移后的新址，对我党的安全造成极大的威胁。为了保卫党的安全，中央特科采取了非常措施，将顾顺章的家属秘密处决。对于顾顺章的幼女，由我工作人员谭钟玉送回顾的家乡上海宝山县代为抚养。）
6月，向忠发捕后叛变，处死。有两处机关破坏。
9月，九·一八沈阳被日寇侵占。
11月，特科王世德（老先生）被捕，供出顾顺章家属被消灭。
11月21日，国民党下令发掘尸身，在法租界姚主教路爱棠村37号，33号，胶济路，武定路、德坊6号，在新闸路，麦特赫斯脱路陈家巷91号，从21日至28日先后掘出男女尸身各8具，共16人。
报上登出的有：
时报（22日至25日，27日至29日7天）；
申报（23日至28日6天）；
新闻报（22日，24日至29日7天）；
时事新报（24日至30日7天）；
民国日报（24日至27日4天）。
登得最详并附照片的为时报。（附一专讯）
11月底至12月初：
顾顺章悬赏缉拿杀人凶手周恩来等紧要启事（全文附）
报上登出的有：
时报（11月29日至30日，12月1至2日4天）；
申报（11月29至30日，12月1日3天）；
新闻报（11月29至30日，12月1至2日4天）；
时事新报（11月29至30日，12月1至3日5天）；
民国日报（11月29至30日，12月1至2日4天）。
12月上旬周离沪，经汕头，从永定进入中央苏区。在闽西得知12月14日宁都暴动五军团起义成功。
20日左右，周抵瑞金叶坪。
1932年1月，王世德发表叛变声明（全文附）
上海登1月11日申报，其他报未见。
据报，南京中央日报登1月2日。
1月28日，淞沪抗战
2月，18日起至21日，上海报上先后登出敌人伪造的“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
（全文附）。号称243人，并无另一姓名，就此一点，断然为敌伪造无疑。
上海报上登的有：
新闻报（2月18日，19日）；
申报（2月20日，21日）；
时事新报（2月20日，21日）；
时报未登。
民国日报未找到。
2月22日，申报在广告栏内登出如下启事：
“伍豪先生鉴承于本月18日送来广告启事一则，因福昌床公司否认担保，手续不合，致未刊出。申报馆广告处启。”
这种广告处启事，登在广告栏内很少先例，而又在伪造脱党启事登报的同天，当时一望而知是否认脱党启事的，故未能登出。
这想是当时党中央所采取的公开否认办法。
毛泽东看了周恩来的信及所附的材料后，批示：“送林彪同志阅后，交文革小组诸同志阅，存。”
显然，毛泽东没有搭理江青的企图。
1967年底，北京有一学生给毛泽东写信，重提“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毛泽东明确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诬蔑。”
忍字心上一把刀，天若有情天亦老。周恩来身边的秘书被迫隐姓改名，总理值班室被撤销，全是江青“项庄舞剑”的得意之作。周恩来表面平静，内心却汹涌如海。
由于毛泽东的直接表态，江青一伙企图以“叛徒”罪名打倒周恩来的图谋不得不有所收敛。
然而，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在“伍豪启事”这件事上，江青压根就没死心，而是把它作为一颗不定时的“定时炸弹”攥在手中，并一次又一次地紧拧“发条”。
——1967年10月，江青在钓鱼台住地同吴法宪等人谈话时说：“我这里什么人的材料都有，……这一口袋是周恩来的材料。”在此同时，江青、张春桥把持下的上海市革委会的《抓叛徒》简报中，还列入了“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一条。
——1968年5月，上海档案馆的一造反派头头受命将诬陷周恩来的材料密封起来托吴法宪转交江青。
——1968年7月，在江青一伙的指使下，两个行动诡秘的人到绍兴、上海、南京、淮安等地，搜集诬陷周恩来的黑材料，被群众发现扭送到公安机关。
——1969年5月，九大结束后，当上了政治局委员的江青得意洋洋。她把张春桥、姚文元、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等召到自己的住处吹风：“周总理，行政领导，组织才能有一些，但他掌握大方向、大原则不行，不会挂帅。文化大革命，单独搞一个中央常委碰头会，不支持中央文革。常委碰头会垮了，才来依靠中央文革来解决问题。”说到此，江青神秘兮兮地拍拍自己的中山装下衣兜：“嘻嘻，总理还有不少材料掌握在我的手里。”
……
周恩来注意到了江青一伙的不良居心。1967年9月1日，在北京市革委会扩大会议上，周恩来当着陈伯达、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的面，说：我知道有些人专门对我进行研究，把我历史上多少年的东西都找出来。我倒要感谢他们，如果是好意的话给我提出来。我加入中国共产党以来，犯过不少错误，说过不少错话，但是，我总是跟着毛主席走的，有的时候跟得不紧就改正嘛！现在，我说明，对你们的帮助我是欢迎的，但是，如果拿根本不存在的事来要挟，来煽阴风点鬼火，搞阴谋，那我是坚决反对的。
1967年10月和11月，周恩来先后将载有伪造“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的报纸和他5月19日给毛泽东的信以及毛泽东的批示等材料拍照存档。1968年1月10日，周恩来又给江青写了一封信，告知她已将有关材料拍照存档的事。信中说：“此事在1931年、1932年，凡熟悉上海政情和共运的，均知其为伪造。我在1943年延安整风、下半年开的中央座谈会上已原原本本谈过，今年有暇，我当在小碰头会上再谈此事，并予录音，记入中央档案。”
也许是因为鬼把戏被人看破的作贼心虚，也许还有因为眼看得意的阴谋难以得逞，江青看了周恩来的信后，越发恼羞成怒，直接找周恩来的岔子一时找不着，就玩起了“项庄舞剑”的把戏。
在短短的三个月之内，江青两次大肆撒泼，狠整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以此来刁难和攻击周恩来。
对江青第一次撒泼的情况，当时任周恩来卫士长的成元功回忆说：
那是1968年3月中旬，由周总理主持召开讨论解决东北问题和宋任穷同志出来工作问题的会。会议定在下午4时在大会堂接见厅开，那时我是警卫局警卫处副处长，负责这次会议的现场警卫工作。大约在3点半左右，江青的警卫员孙占龙同志打电话给我，说江青刚起床，还没有吃饭，要我在大会堂准备吃的，在会议室旁边找个房间先吃饭后参加会议，要吃鸡蛋饼、鸡汤面、两荤两素四个小菜。我找大会堂党委书记刘剑同志，尽快按要求备好了吃的，放在旁边小山东厅里。
此时，党中央、国务院、军委、中央文革等有关同志都到了，就等着江青了。此事我向在场的中央办公厅主任兼警卫局局长汪东兴作了汇报。我们两人站在会议厅门外迎接江青。江青大约晚到了15分钟，汪东兴给她敬了个礼，我对她说：开会在这个厅，你的饭在小山东厅，要不要先吃点东西？她没说话，斜了我一眼，就进了会议室。那时大家对她出于尊敬都站了起来，她却不理睬，径直走向总理，以质问的口气说，你们在开什么会？为什么叫成元功在门口挡着不让我进来？当着与会者的面大吵大闹起来。总理解释她不听，会也开不成了。
为了照顾影响，总理宣布休会后，同江青、汪东兴、杨成武、李作鹏等人来到小山东厅。江青继续吵闹不休，硬说是总理安排我在门口挡着不让她进去，意思是总理背着她搞什么活动。总理就让汪东兴叫我进去当面说清楚。当我走到门口时，听见总理大声说：“我是个老同志，你应该相信我们这些老同志，根本没有的事。”我推门进去后，总理说：“你们查对吧，我不参加。”说完总理就到走廊里去了。
这时汪东兴要我把情况说一下，我就把她的警卫员来电话说的原原本本讲了一遍。江青一拍桌子，说：“根本没有的事，去把我的警卫员叫来。”汪东兴把孙占龙叫去，孙说：“是我打电话让成元功准备饭的。”江青勃然大怒，拍着桌子说：“你们都给我滚出去，不要你们在这里工作，你们去给总理说去。”
我出来违心地对总理说：总理，今天我们工作没做好。总理没有说什么，又进了小山东厅。后来江青又和总理大吵大闹了一个多小时。说什么孙维世是一条狼，成元功是一条狗，骂不绝口。我心里清楚，她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她是把矛头指向周总理，拿我们开刀的。在总理身边工作人员中受江青迫害的还有周家鼎、杨德中同志，尤其是杨德中同志，江青限他4天内离开北京。
几天后，一个深夜，江青又把总理、汪东兴叫到钓鱼台，让秘书们也参加。江青说：成元功历史上就是个坏人，曾多少次限制我，多少次阻挡我和总理接触……。总理说：不会的，成元功14岁参加革命，从小在这里长大的。江青斩钉截铁地说：那至少也是变了质的坏分子。随后，又把警卫处其他同志指责了一番，骂了一通。
这样一来，警卫局的领导就不好办了。汪东兴和几位局领导找我谈话，说你先到学习班学习一段时间再说，以后不要再到首长处去了。我于1968年3月24日进了学习班，又在1969年1月5日去了江西中央办公厅“五七”干校，直到粉碎“四人帮”前夕才回到北京工作。
成元功遭难被迫离开周恩来两个月后，按捺不住“倒周”之心的江青再次向周恩来撒泼发难。
事情的缘起是江青批示传阅的一份电话记录。
5月31日，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并举行盛大的成立大会。同日，四川省革委会主任张国华的秘书打电话报告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办事组接电话的人记了一个电话记录，大致内容是：（一）今天四川省革委会成立庆祝大会的规模和盛况，会议开得很好，没有发现问题和死亡事故；（二）明天梁兴初司令员、李大章等准备去重庆参加6月2日该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三）省革委会委员准备明天到金牛区学毛主席著作，参加劳动。
这完全是一个例行公事式的电话，没什么实质性的重要内容。因为四川省革委会成立前已经过中央批准，中央领导层都知道。但江青为了显示一下权力欲，大笔一挥，把电话记录批送给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传阅。
周恩来签阅后，顺手将这份文件与另一份文件用曲别针别住，放进他办公时常用的皮夹子里。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来询问这一文件时，秘书周家鼎怎么也找不到这份文件。待周家鼎找到这份文件退中办秘书局时，已是6月2日了，隔了一天。当天的《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以醒目的巨长标题《毛主席伟大预见“四川很有希望”鼓舞七千万人民前进，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在剧烈的阶级斗争风暴中胜利诞生》，报道了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消息。
因此，秘书局值班人员询问总理值班室：此件毛主席已阅，6月2日《人民日报》已发消息，是否还需要传阅？
秘书局值班人员的意思是用不着再传阅了。
总理值班室的秘书也认为可以不再传阅了，但还是留了一句：还要不要传阅，可请示一下中央文革办事组。
不料，江青借此事大做文章，指责周恩来纵容他的秘书，目无中央文革，看不起她江青，等等。而后，又气冲冲地在传回的电话记录上批了一段很长的文字：“如果总理的秘书和中办秘书局认为可以不传阅了，那么，请只送毛主席、林副主席、伯达同志，其他同志可以不传。不过，政治责任应由总理的秘书和中办秘书局负。”
完了，江青又把电话记录批送毛泽东、林彪。
林彪阅后，又批给周恩来，并加了一句：“今后江青同志及中央文革其他同志批传的文件及电话记录必须按批送的范围及时传阅。”
康生、陈伯达也附和：完全同意林副主席的批示。
文件重又回到了总理值班室。秘书们一看给总理捅了个大漏子，心情沉重而又紧张。
周恩来是天快亮时才拖着疲惫的双腿回到西花厅。心事重重的周家鼎赶紧连检讨带报告：“总理，我们犯大错误了……”
周恩来看了江青、林彪的批语后，沉思了半天没说一句话。许久，周恩来才缓缓地说了一句：“家鼎啊，你们顶不住，告诉我，我写几句话，由我来负责就是了。”
周恩来的意思是，当时文件找不到，可以告诉他，由他出面去解释。
说罢，周恩来在文件上批道：“我将另有一检讨意见送上。”
然而，周恩来的检讨并没有使这件事情了结。江青抓住这件事胡搅蛮缠，没完没了，说总理值班室的眼中没有中央文革，要解散，等等。
总理值班室两个秘书、三个干事，一共才5个人。而“文化大革命”中的忙和累使得在工作上从不轻易喊累的周恩来也不堪重负。
周恩来当时曾对阿尔巴尼亚外宾说：我很坦率地说，现在比三年解放战争时忙得多，真正打仗时也不这么忙，每天都遇到问题，时间总是不够用。人手不是多了，而是少了。
周恩来还曾对秘书说：现在什么事都要我批，没有人替我顶一顶。我现在一过4点（指拂晓），就出现早跳心慌，靠氧气维持，一睡下就起不来，疲劳不堪。
显然，对于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忙的周恩来来说，5个人的值班室本来就人手不够。但江青一伙出于对周恩来“整不倒也要把他累垮”的企图，打起了总理值班室的主意。
此后不久，总理值班室被迫撤销。周恩来身边除留下一个秘书外（以后又增加了一个），其他人下放基层“支工”、“支农”。周家鼎当然也就被迫离开了总理值班室。
周家鼎后来回忆说：
在我们向总理告别时，总理讲了三条：一到最基层锻炼；二不要担任任何领导职务；三改个名字。我们在总理的长期教育下，习惯提出自己的意见。我当时冒昧提出：“四清”时，为“扎根串联”，改名换姓，不是都受了批评吗？我们要不要改名字？当时，邓颖超大姐在场，说：“总理让你们改就改么。”指着我说：“你就改名叫贾汀好了。”事后才知道，总理担心我们得罪过江青，日后一旦为她发现，会借手造反派整我们；另外，也考虑到我们同首都和全国各地的造反派联系较多，以原名出现会招惹麻烦。足见总理对我们的关心和爱护。谈话后，我改名贾汀，到铁道部二七机车车辆厂蹲了5年。
总理值班室撤销后不久，周恩来在接见阿尔巴尼亚代表团时说：我现在只有两个秘书，其他的都支工支农去了。每天24小时，一个人得工作12小时。我不能不让他们休息。晚上我让他们走，有些事情我自己写，自己办。
周恩来还对外宾说：如果文化大革命完成了，我还没有死，还没有被打倒、被免职，我一定陪科列加同志去参观长江大桥和黄河三门峡水电站。
从这些言辞中，我们不难体察到周恩来的心境：面对江青的无端刁难和险恶居心，周恩来表面平静似水，内心却汹涌如海。
周恩来忍辱负重斗群贼，这需要一种何等的韧性！
天若有情天亦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