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页岩是一种矿物，含有油母的。所谓油母，它本身并不是油，但一经加热便分解成原油。如石油之粗油一样，而且有煤气白蜡等作为副产品。原油经裂馏可以得到汽油、火油、机器滑油、氮异纶等，有时更有石炭酸等物。油页岩之含油量不一致，而所获之汽油亦多少不同。我国东北数省、山西、陕西、四川、广东、云南都有油页岩矿。现时广东、四川、云南、山西、陕西还有不少。每省都有数万万吨的埋藏，很足以供给我国之用。油页岩之提炼是很容易，而且很经济的。
轻油量之多以云南山西的为最好，而煤气亦不少。
油页岩在广东的很易开采，茂名电白一带都是沙地很像沙漠一样，正是不毛之地，可是地下全是油页岩，开采非常容易。一二尺下就见油页岩了，所以开采费并不高的。
提出来的原油不再裂馏也可以用作油渣机之燃料。设使加以裂馏当然更好。所以油页岩是各项中的最有希望的，而且于最短时间可以看见成绩的。
从上面各项看来最有希望最可靠的是油页岩，其次就是酒精，再辅以棉子油之裂馏，当可对付现在之需要。煤气厂固然是战争原料之母，但是成本很重的，每厂非五六百万元不可，所以这一时也许办不到。故此暂时还是在酒精同油页岩两条路上走较为适当一点。
原刊于《国立浙江大学日刊》（１９３７年１月５－７日）
§§胡刚复大学教育
胡刚复（１８９２—１９６６），江苏无锡人。物理学家。１９０９年进美国哈佛大学物理系学习，获理学学士、硕士和哲学博士学位。１９１８年回国。历任南京高等师范和东南大学教授、物理系主任，厦门大学和第四中山大学教授、理学院院长。１９３６年应竺可桢之邀，到浙江大学任文理学院院长，成为竺校长得力的助手，为浙大西迁、发展作出重大贡献。１９４９年５月任上海大同大学校长，１９５２年后先后在北洋大学、天津大学、南开大学等学校任教。
胡刚复先生时任浙江大学文理学院院长。
大学教育第一问题，为当想到大学教育有何目的？应当发展到何等标准？通常视大学教育应对各种学科，偏重专精，造就专门人才，以供社会与学术之用。亦有与此项观念不同者，以为大学教育专精固属要事，但尚有其他目标，即高等普通教育Ｌｉｂｅｒ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是。
考吾人在社会上，每人自具其天赋的本能，如何能适应社会，使自己生活圆满，更使他人生活亦为圆满？盖为社会努力事业，实人生最重要的天职。于此当发展本能，砥砺思想，通达事理，明辨是非善恶。当今之世，各方面皆趋专门化，无论经营何事，皆需专门学问。惟应不忘圆满的生活及健全的情绪亦人生最重要事，所以在发展专门技能之下，不可或少高等普通教育，以此和人生有关，由此目标得以使人发展其人固有之本能，知为欣赏和虚心接受一切外来思想及情感，而有所贡献于社会和人类。
教育效率和兴趣有关。使一人能发展其官能至最高的程度，能欣赏，知利用，如有兴趣，则效率为愈大，所以最好是在本能兴趣范围内，推进至最高的程度。因之，教育对于自由兴趣，甚为注意，以此关系于效率的地方很大，所谓自动比诸被动为佳。兴趣既被公认为对效率有绝大的影响，因之，教育制度中乃有选课的办法，但任何制度有利亦必有弊，且实施方法及环境亦有详加考虑之必要。选课制固有若干成就及便利，但亦有流弊，故近来颇有主张废止选课而侧重于年级制者，此事当于后面再谈。
大学教育的第二重要问题，即在品格之陶冶与修养。大学教育于知识求专精，更谋博通，第一目标之外，同时应兼及品格（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之培养。品格即中国古代所称气节，教育目的不专门在智识的接受，陶冶品格更关重要。反之，如仅是灌输智识，而不注意品格的陶冶，仍将失大学教育的目标。中国不论在何朝代，学者士人，皆当砥砺气节，虽其人生观在以前易与今日所认识者不同，然大纲要无多变易，格物致知，穷理达性，平时既有修养，则在紧要关头，自能卓然自立而不与世浮沉。此实大学教育一重大的目的。若仅积累知识，而无高尚品格，往往匪但不能济其为善，且能济其为恶，所以仅灌输知识，不能视为全部教育。在历史上，真正学问家非仅知识渊博，抑且对品格一事，深具修养，曾无丝毫苟且之处。以专精的精神、求真的态度，对学问既精益求精，对品格亦能日磨月砺，抵于至善。惟近来一般人心理上往往有错误的见解，以为求学只在求知。此事本身或亦具相当真理，果学问深邃，真达专精，即其他不闻不问，当亦能明白事理，豁然贯通。但若未达最后的完成，则危险殊甚，因知识可以为善，亦可资为恶也。譬如二十年前旧式读书不求甚解，以致读书多年，而能作一普通信札之人甚为寥寥，即在知识未到相当阶段，不易运用。专精陶冶和此略有比拟之处，专精未达相当程度之前，能力虽有，乃往往不能造福社会，反而有害人群。不讲品格的坏处，即在于此。
对知识品格，固应兼筹并顾，即体育亦不可稍忽。因为人是一个复杂体，各方训练皆应顾到，抑且体育对德育、智育皆有相互的关系。吾人日常读报，租界上外人往往有拦获杀人越货之徒，中常有一人持械可以劫千百人而有余，非关自卑，实以我国人体格太差，以致对任何事皆存萎缩之心，绝少公德的观念，不能见义勇为，斯皆于体魄萎弱使然。体魄的强弱，影响于德智其他方面的很大，所以各种教育皆息息相通，不可重视其一而略其他。反之，各方兼顾，才可以达到圆满的结果和教育的目标。
综上所述，大学目标有二，专精兼谋博通，求知更重修养。次当讨论思想训练的本身、课程编制教学的方法与实施诸问题。兴趣可以帮助获得很好的效率，而严格训练亦称重要，无论任何知识使其不经过相当的苦功，则往往不易永久地保持与迈进。而欲求其运用自如，尤非严格训练，条举实例，力求应用不可，盖兴趣仅是初步的推动，刻苦方是成功的基础也。若选择作缀，但顾兴趣，其害立见。其次理论与实验相提并论，而尤注重于实验。近来学生中往往有醉心理论科学而疏忽实验，视为无足轻重，此种观念，实为大错，急应纠正。因为科学根基是建筑在实验方面，至于理论科学仅为更进一步的结晶，必实验基础已固，方能运用天才再致力于理论。理论完成，固将美不胜收，有莫大贡献，然此实需要特殊天才，非人人可以做到。反之实验科学的进步，人人可以参加，只须切实做去，持之以恒，稳打、稳扎，积功力久不难有所成就。有人竟不明了此等区别，或过为自信，驯至偏废，其人容或本有几分禀赋，然其未能有切实的成就，甚或荒诞不经，未能贯通，殊属可痛，皆由于过重兴趣而缺乏基本训练使然。盖在普通情形之下，青年好为激进，以为愈专精为愈好，兴趣所在，全力赴之，对其他有关部分漠不关心，其始未能见到其害，待至临事乃感前此训练的缺乏，对科学认识不足。此种基本训练的缺乏，实为同学易犯的毛病，得鱼忘筌，事后始悟，实为自由选课的流弊。倘使没有说明和指导，或多使教师接触学生，让他们明了透彻，则不易到达美满的结果，将流弊多而利益少。从另外一方面看，若学校开课，教授讲学，陈义过高，致使学生不能了解，或舍本逐末，误入歧途，亦属近日教育的通病。
基本准备之重要，非但科学上如此，即其他文史、社会上之常识亦皆如此。浙大较重理工，对文史注意较少，吾人为中国人，中国文字的运用，为一基本问题，其他科学固然愈专愈好，但基本修养不可不蓄之有素。本校过去对国文只开八小时四级，实太不成话。社会科学课目亦感缺乏，学生出外任事，殊感不足应付。近来已开课程，加以纠正，则此为原则，将来改进至如何程度，虽不敢多言，惟对于中国本国文化，应多一点认识，则为必不可少之事。
选课制度除兴趣与训练问题外，对于课程编制亦发生连带关系。课程编制皆须有一定的单位，学问亦可以有相当片段。因选者各人兴趣不同，当然选课互异，而同一科目凡为学校所设者各人皆可选修，此于学生及学习上殊为便利，故于英美推行甚广。惟默察中外现状，单位每觉过小，仅成片段，不容有中心的训练。故法德制度又与英美不同，每一学科往往需一年至二年以上的时间，科目少而专精，此办法较为合理化。推法德中学学生程度高于英美，因而大学办学目标不尽相合。前者为注重专精，且集中人才，蔚为国用，故于国家经济较为节省，升入大学人数亦少，可以专门研讨，非定服务。（英美工商业发达，故于社会可以容纳大量的有思想及能力的普通人才，专精方面只可稍为牺牲。）公共科目甚少，学生入学，因专门的需要可以自由选修大科目的课程，学习一两年后，已可稍窥门径。考试绝对自由，且以其最后的成绩为断。此在任何立场，皆所欢迎。美制则太琐细，其失在无以整个学术为中心的原则。中国学制近于英美，補苴其失，然积重难返，一时殊不易改变。将来若能设法提高中学程度，对其他普通训练能在中学解决，则大学课程可稍较具体化而具确实之中心，可断言也。
抑教学方法及实施皆需斟酌程度及对象，若程度未能提高，而教员过于热心，或陈义过高，或太偏理论缺乏练习，学生学习不了，从之，运用不到，获益反少，皆非所宜。盖程度和对象未尽吻合，即教学不易得效。讲授科学，若能分段，则施教愈易，精确观念愈精，然绝非一蹴可就，所以有些地方可以从略，有的地方先为运用工具，偏重形式的练习，然后再输入真正观念。故谈到程度对象，大学和中学显然又有不同，中学偏于运用工具，大学则偏重思想的整理。吾人研究科学的发达史及学习的阶段，知道任何知识的吸收，可以分为三个段落：第一步，仅凭兴趣及好奇心，观测事物为比较浪漫的求知；第二步，慢慢予事实以轮廓，具体，分类，一点一滴地讲究精确，再发展相当工具，并由此工具的运用，以达当然的结果；第三步彻底了解其内容，综合而成具体的观念，又复从此中心观念力谋应用以试验其是否真确，是否有用，迨全部确定以后，方集大成。故教学时亦应于观念上予以深切的了解，并加以精细的训练，对各种不同的题目，分类研讨。所以大学教育，对科学乃至文史，欲求真正达到教学目的，须能综合起来，抽象起来，对各科有正确的观念，运用时不蹈错误。反之，易入歧途。盖必其科学观念有正确的认识，始能豁然贯通，以观念比较少而抽象，亦简单而切要，故宜其为求知的最后段落。所以大学教育，希望学生有所成就，即须整理此最后阶段，希望对科目观念认清，然后迈进。科学如此，文学亦然。中学作文写读工具观念较多，大学则在使能欣赏，不仅研讨精小一如往日，且当高瞻远瞩。大学训练一事，学者教者，皆当努力及此。
学校所得，非仅在知识之积集，而希望得一种根本的训练，故教学方法重在启发个人的本能，而不应仅为注入的手续。对知识上观念既已清楚，又能从其本能训练出发，故知识其他连带的各方面亦皆能清楚。盖真实不苟，条理清楚，不仅对学问可以成功，即对其他社会问题，亦莫能例外。现今流行的选课制及其实施的方法，似确有严密审查改良的必要，盖未见其优点，已见其许多弱点。然则吾人是否将予弃置？愚意补救之方，在仍存其制，而审度环境与对象再求改进，若多加指导，多用导师制，以期与学生接近，深知其痛苦与欲望，而予以指导启发，同时使学程易得一比较的中心训练，而不徒从事于枝节及片段的训练，则庶几乎其有济。大学学生经此训练之后，一出校门容或不及职校学生，然使一为热身之后，则必能出人头地。盖能因环境之不同而异其适应之方法，大学之所以可贵者在此。
此外尚有训育上种种问题，或亦可藉导师制而解决，俾青年思想不入歧途，师生之间毫无隔阂。故导师制之施行，实亦为当务之急。至于其他大学教育问题甚多，以时间匆促，今日恕不能一一分别讨论，仅就荦荦大者，略举如上以供参考。
原刊于《国立浙江大学日刊》（１９３７年２月２５－２６日）
§§王孚川中国教育之演进
王孚川（１８６５—１９３７），时任浙江省党部委员。
此文为１９３７年３月１日应邀在浙江大学的演讲。先生在讲演后两天后不幸去世，此文为王先生最后之演说。
前蒙竺校长函召与郑教务长之敦促来此讲演，予对教育为门外汉，况值此最高学府，直无说话之余地。兹对教育演化，略为报告如次：
中国三代教育，夏曰序、曰学，殷曰学、曰序，周曰辟雍、曰乡庠，不分科，教学目的，咸重伦理，而不及其他，政教合一，教权掌之帝王。周末天下多故，然学术最盛，当时教权移于下位，孔子墨子两派对峙国内，其他九流百家，蜂起于后。秦并天下，焚书坑儒，偶语弃市，学则唯法是求，以吏为师。秦祚至短，入汉仍承秦制，无与于教。迨武帝时，罢黜百家，尊崇孔子，五经授受，皆由师传，置博士弟子员，斯为汉代兴学之始。惟教育之途至狭，以明经为主，终不越乎伦理。集其时学问之大成者，为郑玄康成，五经皆有训诂。汉后，魏、晋、隋、唐，大抵相似，陈陈相因，不越前人规矩。宋之书院，始有今学校之规型，然一方面固在培植人才，一方面仍为政治用也。夷考古代西方，如苏格拉底、康德之说，亦与古代中国同科。清代中经鸦片、太平诸役，知非枪炮，无以克敌致果，然必先能操外语，然后枪炮始可用，于是频办福建造船局、上海制造局、格致书院、方言馆等，目的固在由以知用利器，非在教育本体也。惟后者观念之兴，不得不归功康南海（原名祖诒）。南海鉴于甲午中日之役，以为大学不可无，益以翁叔平相国在求人才，大学不久即兴，惟其时举国无人，以司其事，多取材异国。时人又无科学观念，以为京师设大学，外省设高等，县设小学，必高等或大学预科毕业，始得入大学。然当学校初兴，一时参差无从衔接而为用。其中幼稚之处，今日视之，可资发噱。然一为回溯，三十年中，则颇见孟晋，彼时主持之人，往往懵然不知一切，近来分科办法，与主持之人，皆迥与前异矣。兹愿以所感想，掬为诸君子告。
分科虽为当然之事，惟不能视文理厘然各别，而不相为谋。学文科者，应稍具理科之基础，学理科者，亦不可无文。盖前者可获益于无穷，后者固可资诗歌以为调剂用也。
中国历史，应为留心，外国无论何国，皆注意本国语言、历史。中国人宗教观念薄弱，惟当对国家历史增其爱仰，否则其利不足为本国社会之用，其害乃足以为人所用。此其一。
其在教育本身方面，高初小学，以至大中学校，其中课程程度，多弗衔接，其责任在教育主管机关。又教科书各自为政，授权书侩之手，即审定亦成被动，为害甚大，而应移其权于学术团体之手，以事编订，当多获益。此其二。
比来会考，趋重工科，或侧重经济商科，与昔日之重文科者不同，然史地隶于文科，而文科欠佳，他科当亦被其影响。分工合作，不可偏废，使无文科理论之为用，而依己意为轻重，则于为学精神，容有障碍。此其三。
综论所言：教育应为分科，惟肆力不应限于专精，予意此方同学，乃至全国学者，应依理想中最好之教育，采取外国各科之所长，藉以培植人才。特人才需为中国之人才，而不可为外国之人才，然后始不失却设学校之目的，与求学之目的，此对国家民族，关系綦巨。
又近年常有现象：即为入学校以至毕业出校，为饭碗计！个人既如此立志，家庭亦如此希望，其中牺牲之人才，当在不少。能安于粗衣粝食，一心向学，则学问将无止境，斯不仅无衣食之虞，抑且有终生之乐。予偶闻人言，有人弃部院长而不为，宁甘教书生涯，以教书仍可修养学行，此诚对于国家民族，关系实深。以上所言，愿安承教。
原刊于《国立浙江大学日刊》（１９３７年３月２日）
§§严济慈自然定律与道德
严济慈（１９０１—１９９６），浙江东阳人。著名物理学家，我国现代物理学研究的开拓者之一。１９２７年获得法国国家科学博士学位。１９４８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和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１９５５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曾任中国科学院办公厅主任兼应用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协名誉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
严济慈先生时任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所长兼镭学研究所所长。
主席、诸位教员、诸位同学：
颇思与诸君共话一堂，惟有师长列座，乃惶恐若不自胜。今兹所讲约略数语可竟。讲题为自然定律与道德。道德为何物？及何为道德与何为不道德？同时一事，今昔中外，往往有论断大相径庭者，其有否标准？与其标准何所依据？皆无暇予以讨研。盖道德自有其地方性与时代性，乃在自然定律中，竟有超越于地方性、时代性而万古不变者，实最基本最简单之道德，愿以相告。
一、物质不灭能力不灭，或出以新辞而为物质与能力两和不变之定律。物质变来变去，既不稍增，亦不稍减。至云能力，自化学的变而为机械的或电的能力，其中自有数量关系，曾不稍异。互为剩除，无增无减。由此以知天下无不劳而获之事，凡物与能，要无一丝一毫非自工作代价而来，故做事不能存侥幸心，即云失败，亦勿灰心，以物质与能力有不灭之道者在。又物质与能力，人人得而尽量利用之，惟无权力与资格，得而浪费其丝毫。
二、自然定律运动方向———牛顿三定律———使物无外力，则静者恒静，而动者恒动，其动者且依等速度前进无已。此理今日视之，无大新奇，而非牛顿则无以明于世。物质静止，占一点地位，此一点即对称之中心。使无外力，则无理由使其东挪或西移，只得安于静止，若其既动，则亦无理由使其作左右倾，只好依等速前进无已。如渐缓固非好，渐快亦非好，过犹不及，终其两失。吾人瞑目思之，此种直前无已，等速进行，不左不右之运动，其在自然中，构成一若何美妙之图案？而在现实社会中，吾人使物体行止不一，究为毫末事，而无动于物体本身与自然定律也。中庸有言，“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此与牛顿定律乃相吻合，因微知著，发人猛省。
自然之中使我人事事予以思维，皆可得大教益，仅以此两事为诸君告，然使即此二者以事努力，精微孟晋，影响实深。事关老生常谈，然予今以科学之根据为报告于诸君，且愿知而行之云。
原刊于《国立浙江大学日刊》（１９３７年４月１３日）
§§梁庆椿农家会计与中国农业建设
梁庆椿（１９０４—），广东中山人。农业经济学家。早年毕业于国立东南大学，获商学士。后赴美国哈佛大学就读，获经济学硕士、农业经济学博士。１９３５年３月到浙江大学任教。
梁庆椿先生时任浙江大学教授、农经系主任。
一个人生了毛病去请医生，他必加以诊断，然后才可以对症下药。我们要复兴衰落了的中国农村，也须先明白吾国农家经济的状况，以事为根据而计划建设的方案。寻找农家事实的方法很多，但是各有各的优点和缺点。农村调查就是寻找事实的方法的一种，也是普通应用最多的。这种方法，很有它的优点，现在把几个重要的列举如下：
一、可于短时间之内，明了农业状况。
二、可得大量观察的利益。因为农村调查，往往包含几十家至几千家的，再加以精密的选样的方法，则农村种种特殊情形和形成此情形的种种因素，都可查到。
三、用费并不甚大。
但是，农村调查这几种找寻事实的方法，也有些美中不足的地方：
一、农村调查往往博而不精。因为调查项目很多，而农家平时又没有记录，所以每项目都是凭农家记忆所及，是否可靠，不得而知。
二、农村调查仅仅只能表示时间上片段的状况，很难表示长时间状况及变化。
三、农村调查的结果，只能代表一般状况，至于个别农家的特殊情形，往往不能从整理后调查报告获得。
今天我讲的是农家会计。为什么要把农村调查讲了这一大套呢？因为我们既承认农村调查是寻找农村事实的一个好方法，我们为了要补救它的缺憾起见，不得不借重其他的方法以补足农村调查的不足，这就是我们要说的农家会计。比方说，农村调查代表时间一片段，而农家会计可以表示一长时间的状况。因为记账是积年累月的有继续性的。农村调查所得的项目不很精确，有了农家会计，它的准确性就可以增加了！又如农村调查往往牺牲了个别的特殊情形，有了农家会计，就可以知道每家个别情形，可以根据个别情形，个别加以指导。比较就一般情形，加以改良，更加确当。由上可知农家会计与农村调查之不同。所以我们复兴衰落的农村，固然可用农村调查的方法，去寻找事实。但是要得到精密的个别的和长期间的农村事实，则非借重农家会计不可。农家会计在中国很少有人提倡，我们应该多多注意。
什么叫做农家会计呢？（农家会计又称农业簿记，当它是技术，就叫农家簿记，当它是科学，就叫农家会计。）就是用表册的方式，在一定的时期，将农家的一切业务，以及可以影响资产债务或损益的经济行为，无论是对外的债权债务或内部资产的变动，一一用文字，按照一定的分类方法，记载下来，到了相当的时期，加以总结和分析。这种科学或技术，就叫农家会计或农家簿记。
农家会计，在各国都很普遍，很发达，尤其是瑞士和丹麦等国，已有长久之历史。有些地方，例如美国，有许多农家，每户拿出十块钱或廿块钱，合作地组织农家会计协会，雇一位专门的记账员，按时指导他们记账。到了相当时期，来替他们结算分析，并指导改良经营之方法。我们中国是否需要农家会计呢？毫无疑义的，是需要的，农家会计与中国农业建设，有莫大之关系，兹列举重要之点如下：
一、我国农业技术方面，或经营方面，都比外国落后。但是不能够短期之内，全部加以改良。我们仅可以就其中之最重要者，先行着手。比方说，种子、肥料、农具、耕耘技术、土地劳力的利用等，项项都有缺点，究竟哪一种最感觉有迫切需要呢？我们有了农家会计，就可以决定了！
二、现代农业逐渐商业化，和以前自给自足时代不同。以前账目有无，毫无关系，现在可不行了。对外交易增多，债权债务的关系就因此日繁。此种趋势，日甚一日。故有提倡农家会计的必要。
三、我国农家，负债日渐加重，有调整之必要。负债轻重与否，是相对的，某一数量的债务为重为轻，要看资产的多少和还债能力大小而定。使债务超过了资产，那么这个农家就叫破产。要知道资产的多少，必须有农家会计。债务上发生纠纷，法律上往往以账簿为凭的，外国农人向金融机关借债，也往往须提出账簿审查的。所以就农业金融说，农家会计也很需要。
四、从农业统制说，农家会计也很重要。一切的统制，可以归结至价格的统制，价格不统制，是无用的。价格太高太低，皆不好。而价格之规定，须找寻客观的标准。规定价格之标准，不止一种，而生产成本为最要之一种。比方稻子须四块钱一担的成本，而规定价格低于此数，则农家不免亏本。若比此数过高，则又不免伤民。我们有了农家会计，可就各项分析成本多少，而公正地规定了价格。
五、从租税方面说，农家会计很重要。租税究竟是轻还是重，要看农家负担力而定。怎样知道其负担力？要看收支相抵与否，及盈余之多少而定。要知收支及盈亏情形，非记账不可。故欲改良租税，也必须以农家会计为根据。
六、从改良家政说，农家会计很需要。吾国农民虽然很穷，但是也有许多开支是不当的。我们有了农家会计，就可将农家衣、食、住、教育、娱乐、嗜好、交际等开支数目，加以分析研究。可以断定开支当与不当。譬如发现农家婚嫁交际等用费太大，我们就应当纠正他。故可知农家会计可以改良家政。
七、农家会计富于教育意义。教育农民识字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以往各处提倡农民识字，然他们识了字需用文字的机会很少，因此怀疑到识字的用途。农家会计，正是给他一个用文字的好机会。而且记账，不但可以练习手，并可以练习脑。练习手脑，就是一种教育。会计可以训练他们有精密的思想。以前问他们收获如何？他们都说大概多少吧！有了账目以后，可以有精确的数字报告。而农民精准的思想，可以渐渐养成。所以农家会计，也就是一种最良好之教育。
以上所举，不过仅说了几点重大的关系而已。我今天提出农家会计与吾国农村建设的关系，无非是希望各位，到农村去，无论是自营农业，或担任推广工作，都应注重提倡农家会计。而后我们中国的农业建设，方能定于科学的基础之上。
原刊于《国立浙江大学日刊》（１９３７年４月１９日）
§§冯言安园艺与中国
冯言安（１８９９—），安徽来安人。园艺学家。早年毕业于日本北海道帝国大学农科，后赴法国巴黎大学就读，获理学博士。１９３６年８月到浙江大学任教。
冯言安先生时任浙江大学农学院园艺系主任。
诸位先生，诸位同学：
方才听郑教务长报告，对我有所扬誉，不禁自愧！前周一度谢绝此种讲演，以为与其献丑，毋宁藏拙。然固辞不获，而本题之选定，又几经扬弃。兹讲计分八项，殿以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