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5月24日批：
许多情况我不了解。同意报主席。
姚文元5月24日批：
常委会讨论情况不了解。如还讨论个别的问题，建议也说明一下。
王洪文5月24日批：
继续传阅，传完后送总理阅，是否呈主席请总理定。
这封信几经传阅，又回到周恩来这里。是否报毛泽东的问题，张表示不反对，但说总理的信有些话不确切；姚没有表示态度；王也没拿出意见，让周定：倒是江青表态同意，不过前面也加了一句“许多情况不了解”。实际上她很了解。
“反经验主义”问题，张春桥是主要人物，而且他是政治局常委。5月27日，周恩来给张春桥写了一封信：
春桥同志：
我在五月二十五日收到洪文同志退回我的报告，要我决定是否呈主席。在你的注语中，说我信中有些话不确切。我因头上皮下神经疱疹未好，脚上皮下毛细血管病痛未止，故晚了两天才将当时认为较为确切的语言写出，请你审阅。
当时，你说，由于批判彭德怀反党集团时，主席建议印两本书，都在半年读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有些组织和同志读得多些和较好些，而哲学小辞典三版选辑却很少有人读，几乎没有什么反映，所以主席在批印的指示时就说：我们过去批判了教条主义，但没有批判经验主义。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而后，刘、林反党集团实施阴谋诡计，经验主义者就常常上当，所以你在批林整风时就提出将主席批印《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再印一批发出。这次，主席指示要把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搞清楚，才会防止变修正主义，如果不把资产阶级法权加以限制，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很容易。因此，你联系到十多年的思想，经验主义者由于不多读书，难于总结经验，易于上反党集团的当，甚至陷进去，故你在三月一日总政召开的各大单位主任座谈会上片面地强调经验主义的危险，这在三四月中各政治部向总政来电反映讨论情况，也可看出。
我这段文字，不知是否较为确切。如果仍不确切，请你以同志的坦率勾掉重写或者批回重写，我决不会介意，因为我们是遵守主席实事求是和三要三不要的教导的。
如你的低温已退，我很想在今天下午或晚上到你处一谈。盼复！
周恩来
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七日五点半
27日当天，张春桥在这封信上批道：
总理：已在电话商定，不再改了，现退上。祝你健康。
这封信于当天又回到周恩来那里。周恩来即在此信上批了五个字：
呈主席批阅。
5月27日，初夏的季节，北京街道两旁的树木已经绿了。这天，邓小平根据毛泽东5月3日的指示，主持政治局会议，批评江青等人。到会的政治局委员，各就各位。人们已形成了习惯，在座位上也是阵线分明。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和姚文元等坐在一排，互相紧挨着。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和其他政治局委员则坐在另一边。仅在座位上，便摆出两军对垒的阵势。
与会者，不论是哪一方，都面无笑容。所有的脑子几乎都在进行着紧张的思考。
邓小平此刻的心情是复杂的。毛泽东让他主持会议批评江青，这句话说起来容易，执行起来可就难了。他意识到，这样做无疑是去捅马蜂窝，但他一想到祸国殃民的江青等人，干了那么多的坏事，几乎使国家毁于一旦，他便下了决心，要压一下对方的邪气。
江青心里明白，光和邓小平较量，她可以胡搅蛮缠，蛮不讲理，大吵大闹。但这次是毛泽东授意，不能李逵式地蛮干了，要讲究点策略。
张春桥这些日子心情沉甸甸的。可以说，这是他自“文化大革命”以来最被动、最感压抑的一段时间。身体也不太好，常有低烧。进入1975年，形势愈加令他忧心忡忡，前途莫测啊！毛泽东、周恩来都重病在身，他们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发挥作用的日子不会很长了。问题在邓小平，这个昔日被打翻在地的中国二号走资派居然又重新崛起，而且主持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处于接班人的有利地位。如果这种态势继续下去，毛泽东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就可想而知了。“文化大革命”已经九年。对张春桥来说，确也是惊涛骇浪、奋力拼搏、孤注一掷、义无反顾的九年。1966年8月，他从上海来到北京，担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中央文革小组那时是毛泽东领导下的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他们这些“革命的笔杆子”和林彪这些人的“革命的枪杆子”紧密配合，实行了一场文斗加武斗的改朝换代的大革命。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八面威风不可一世。九大以后，“笔杆子”和“枪杆子”在权力分配的过程中发生尖锐冲突。毛泽东在关键时刻支持了“笔杆子”，导致了林彪的垮台，为此，他与江青、姚文元受到毛泽东的赞赏，“反刘、林有功”――毛泽东常常这样说他们。但历史常常很难捉摸，十大以后，他们这几个人似乎是沿着一个向下倾斜的路线滑坡。毛泽东对他们的批评多于表扬：批“11次路线斗争”，批“三箭齐发”，批“四人帮”，批“反经验主义”，尤其是把他们说成“四人帮”，压得他们有些抬不起头来。邓小平这个钢铁公司更是立马横刀，步步紧逼，今天又是吉凶难卜。
会议开始后，邓小平说：要安定团结，要“三要三不要”，首先要政治局同志安定团结、“三要三不要”。毛主席告诫、帮助我们，再三讲“三要三不要”，联系实际讲宗派主义，讲“四人帮”的问题。主席问政治局讨论的结果。讨论，无非是对主席5月23日批示，到会同志都讲了话。有同志说，这次会上的讲话过了头，有的同志说是搞突然袭击，搞围攻。其实，40%也没讲到，有没有20%也难讲。谈不上突然袭击和过头。无非是讲历史上的路线斗争，有的来自经验主义，有的来自教条主义，这没有什么过。倒是要提一个问题、三件事：批周、叶……当时钻出一个“11次路线斗争”，这不是主席的，后来主席纠正了；批林批孔，又钻出个批走后门，提到对马列背叛，当面点很多人的名；学理论，是防修、反修，又钻出个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来势相当猛。别的事不那么雷厉风行，这几件事雷厉风行。主席提三个问题，钻出三件事。倒是问一问，为什么？
邓小平还针对“四人帮”强调不要搞小圈子，不要搞宗派，他还强调纪律，说不要以个人名义送材料。
邓小平的讲话没有转弯抹角，虽然远没有把要说的话都说出来，但说出来的这一些已经很有分量了。
叶剑英、李先念也在发言中向江青等人提出质问和批评。
6月3日政治局又一次开会批评江青等人。会议一开始是无言僵局，张春桥在记录本上写着：“沉默、沉默，又沉默。”
打破僵局的叶剑英，他讲了三个问题。先讲反经验主义问题。他说，3月1日出现反经验主义（指姚文元发表的文章），全国报纸跟着来了，用反经验主义代替反修正主义。不要只提一个，放过另一个。一定要学习，这非常必要。不学好就没有武器。今后中央要带头。有些同志读得多，不必拿来作私有财产。叶剑英讲的第二个问题是团结。他说，不要分裂，现在不同于庐山（指九届二中全会），那时有些同志商量如何对付林彪，是对的。现在情况变了，过去可以交头接耳，现在如果不变，就不利。过去一个时期不正常，如果继续下去，就有害团结。历来有小组织存在，就会分裂。第三是讲请示报告、严守纪律。叶剑英说，一个时期以来几乎重大问题都不请示报告，“11次路线斗争”，批走后门，批经验主义，都是如此。以后重大问题要提交政治局讨论，这个问题要引起严重注意。不要事先不请示，事后来纠正。不要干扰主席，这是最大的干扰。
6月3日的会，王洪文多少做了点自我批评。讲到江青、邓小平的争论，他说他只听一方意见，没听小平意见，觉得应向主席报告。征求过江、张意见，向主席报告是对的。对争论的看法有片面性。到长沙报告主席，受到毛主席批评，错误主要是他。关于反经验主义，虽然没发表文章、讲话，但对社论、新华社报告都看了，没有认识到问题在哪里，也没有引起重视。以后要好好学习，要按主席安定、团结、“三要三不要”的指示办事。对27日的政治局会议的看法，他认为多数同志的发言是好的，对他的批评是难得的。王洪文有两个保留，一是认为确实有干扰（即“四人帮”的错误），但形势总的是好的（换句话说，王的意思是对“四人帮”不能全面否定）；二是说11月会议批周恩来，决不能因批评江青而否定这次会议。会议的大方向没有错。
江青也发了言，她说27日的会，自我批评不够，又有新的不恰当的地方，还要加深认识，上次会，她有体会。有些问题还得消化一下。还得看一点东西，再做进一步检讨。
最后，邓小平提议会议结束，讲多少算多少，向主席报告。
迫于毛泽东对“四人帮”的批评，江青无可奈何地做了一个书面检查：
主席、在京的政治局各位同志：
我在四月二十七日政治局会议上的自我批评是不够的，经几次政治局会议上同志们的批评、帮助，思想触动很大，但是思想上一时转不过来，经过思想斗争，我认为会议基本上开得好，政治局比过去团结了。
当我认识到“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我才认识到有发展成分裂党中央的宗派主义的可能，我才认识到为什么主席从去年讲到今，达三、四次之多。原来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主席在原则上是从不让步的。
江青
一九七五年六月二十八日
江青的狂妄、狭隘、极强的仇恨心理，使她无论如何也忍受不了这样的压抑。不久，她离开了北京。她想换个环境，找地方宣泄心中的郁积。9月，她到了山西大寨。
含沙射影评《水浒》
除了社会实践，毛泽东一生酷爱读书尤爱读中国历史。光是一部《资治通鉴》，他足足读了17遍。如果不是历史把他造就成为一位伟大的革命家，他可以成为一位一流历史学家。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他的肌体出现了许多严重障碍，心脏、肺、腿都不行，走路需要别人搀扶，说法也已经吐字不清，游泳――他最喜爱的体育活动是绝对不能进行了，即使散步也已经很困难，只有书成了他最好的依伴，卧室、床头、客厅到处摆满了各种各样的书。当他已经卧床不起的时候，躺在床上还是要看书。他让人准备了两副眼镜，一副没有左腿，一副没有右腿，以便在两边侧卧时分别使用。书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
1975年8月14日，毛泽东同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员芦荻谈了对《水浒》的一些看法。芦是有关部门挑选来为毛泽东陪读的。芦荻向毛泽东请教了关于几部古典小说的评价问题。毛泽东先讲了《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几部书，然后谈到了《水浒》。芦荻把毛泽东的谈话做了记录并整理出来：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
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会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三闲集？流氓的变迁》）
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了二十多回。砍掉了，不真实。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专写了一篇评论金圣叹的文章《谈金圣叹》（见《南腔北调集》）。
《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种都要出。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前面。
毛泽东
一九七五年八月十四日
毛泽东的上述谈话当天便传到了姚文元那里。
姚文元坐在办公桌前，眼睛注视着毛泽东这几段不足300字的谈话，脑子飞快地转动着，考虑如何把这些本来是针对一部古典小说的个人的评论与现实斗争结合起来。
姚文元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大，已经开始秃顶，身体也已经发胖。其实，1975年他才不过44岁，比王洪文仅大4岁。姚文元思路敏捷，文笔熟练，颇有制造文字狱的功夫。1966年，他只有35岁，便写了闻名天下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揭开了史无前例、震惊世界的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这一年，他一跃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九大以后，他是政治局委员，兼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他的主要工作在京，主管宣传。
姚文元考虑成熟，立即动手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这封信说：“关于《水浒》的评论‘这个问题很重要’，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中国无产阶级、贫下中农和一切革命群众在现在和将来，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应当充分发挥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姚提出把毛泽东的这篇谈话和他给毛的信“印发政治局在京同志，增发出版局、人民日报、红旗、光明日报，以及北京大学批判组谢静宜同志和上海市委写作组”，并“组织或转载评论文章。”
姚文元的这封信也于当天到了毛泽东那里，毛泽东批示“同意”。
8月31日，当人们打开当天的《人民日报》时，看到在一版头条位置和二版的整版上刊登了《红旗》杂志短评《重视对〈水浒〉的评论》和署名“竺方明”的长篇文章《评〈水浒〉》。短评引用了毛泽东关于批判电影《武训传》的指示。两篇文章明显地暗示：评论《水浒》有其现实政治斗争的背景和意义。
9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提出评论《水浒》“是我国政治思想战线上的一次重大斗争”。
于是，毛泽东对一部古典小说的即兴评论在姚文元等人手里起了化学反应，变成了另外一种性质的东西，成了向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发动新的进攻的重型武器。
毛泽东本人当时的确没有赋予他的这几段话以特别的政治含义。
9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大寨召开农业学大寨会议。到会的有邓小平、华国锋等，江青也来到大寨。
邓小平强调整顿。
江青则大讲评《水浒》，影射攻击周恩来、邓小平。
“评《水浒》要联系实际，宋江架空晁盖，现在有没有人架空毛主席呀？我看是有的！”
“有人弄了一些土豪劣绅进了政府！”
江青要求在会上放她讲话录音，印发她的讲话稿。
华国锋请示毛泽东。
毛泽东答复：
“放屁，文不对题”，“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
当江青在山西昔阳大寨污蔑周恩来的时候，周恩来再次病危。
1975年9月20日，周恩来进行第四次手术。手术一切准备就绪，周恩来就要上手术台。
这时，一份手写稿件送到周恩来面前。周恩来用颤抖的手在稿子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并写了这样一行字：
“于进入手术室（前），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日。”
病危中的周恩来漏写了一个“前”字。
在场的人意识到这是一份非常重要的文件。
是的，它很重要。这是周恩来于1972年6月23日在中央召开的批林整风汇报会工作的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专题报告。周恩来签署的这份手写稿件，就是这个报告的记录稿，是周恩来委托邓颖超亲手根据录音记录整理的。
周恩来知道，有人要打倒他，即使他活着的时候没有被打倒，死后那些人也不会放过他。而“伍豪启事”问题就是一颗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可以用来把“周恩来”三个字炸得粉碎的定时炸弹。这次手术，能不能从手术台下来，很难说。他要把事实真相可靠地存放起来，一旦在他离开人世之后，在有人再次借“伍豪启事”陷害他的时候，这些材料就可以为他作证。
“伍豪”是周恩来的化名。1931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在上海的党中央机构面临严重威胁。顾顺章家人对中共在上海的领导人的情况十分熟悉。为保卫中央领导人的安全，特科采取了非常措施。顾顺章认为周恩来是这件事的祸首，便把仇恨集中在周恩来身上。顾顺章与国民党特务机构合谋，伪造了《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企图用这种反间计陷害周恩来。这个《启事》首先刊登在1932年2月18日的《新闻报》上。而在这之前，周恩来早已于1931年底离开上海抵达中央根据地。在当时的情况下，各类报纸都不可能再刊出《否认声明》。临时中央决定：请《申报》先转登伪造的《伍豪启事》，然后再刊登一个拒绝伍豪要求否认这个启事的声明。这种巧妙的做法造成了伍豪已在要求否认《伍豪启事》的效果。
这就是所谓《伍豪启事》问题。
“文化大革命”中，这件事又被翻了出来。
1967年12月23日，北京大学6406信箱有人写信给毛泽东，反映1932年2月上海的报纸刊登过《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
1968年1月16日，毛泽东对此信批示：
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
毛泽东
一月十六日
1968年5月，国内全面内战，打倒一切进入高潮，又有人向中央反映“伍豪启事”问题。5月13日，周恩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