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很注重历史著述的国家，历代的统治者都十分注重历史的记载。正是这些历史的记载，记录了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给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
历史的这种重要地位，自然也成了文人学者们关注的对象。早在公元前14世纪到公元前11世纪的商代末期，龟甲上对于王室占卜的记载，就可以看作最早的历史。此后的《尧典》、《周书》之类，都可以看作最初的历史著作。继孔子的《春秋》之后，左丘明著了《左传》，在对古代历史事实简单记录的基础上，对相关的史实作出了演绎和叙述，使中国的历史著作逐渐走向成熟化和文学化。使中国历史具有文学性的划时代的历史著作产生在汉代，当时有两位伟大的学者成就了两部著名的历史著作，一是司马迁作《史记》，一是班固作《汉书》。
此后中国的历史著述就蔚然成风，历代都有史官对朝廷的大事进行如实记录，而改朝换代之后，新的朝代必组织人力为上一代历史编写史志。而从《汉书》之后，各朝各代，都有为前代著史的传统，这几乎成了一种制度。这一传统，为我们后人留下了大量的历史文献，它的意义是难以估量的。中国的历史学科，又几乎是家传的。“崔杼弑其君”的记载使父亲丢了脑袋之后，儿子又继续这样记载，在哥哥为此丢了脑袋之后，弟弟又接着这样记载；司马谈未竟的事业，由儿子司马迁去完成，班彪未竟的事业由儿子班固去继承，班固未竟的事业又由他的妹妹班昭去完成。突显了一种为事业献身的精神。
班固有一个显赫的家世，他的先祖是战国时楚王的后人。但是，楚姓熊，班固家姓班，怎么是楚的后人呢？其实不难理解。中国的历史悠久，姓氏，也就多有变迁。按《汉书·叙传》说，班氏的先祖是“令尹子文之后”。子文是楚若敖的孙子。若敖是“周代楚王熊咢的儿子熊仪，命名为若敖”。那么，班固家是楚国熊氏的后人无疑了。但熊姓又怎么变成了“班”姓呢？这里有一个传说：若敖的儿子斗伯比是子文的父亲，斗伯比因父亲早丧与母亲住在郧地的外祖家。他“淫于郧子之女”，生下了子文。但因非婚生子，得不到家族的承认，被郧夫人弃于“梦（云梦）中”，被老虎叼回洞中用虎乳养大，后被家人发现，带回家中。当时称这孩子为“构於菟”，“构”是楚人对牛羊乳的说法，“於菟”是楚人对老虎的称谓，所以，这个名字是喝虎乳长大的意思。因为老虎身上有斑纹，所以，子文的儿子就被命名为“斗班”（斗是子文父亲斗伯比的姓）。在秦统一七国灭楚时，子文家迁到晋地，就以“班”为姓氏了。
作为“班”的第一代先人班壹在秦始皇之末迁居到雁门的楼烦，以畜牧为业，养牛马数千群。到汉初高帝、吕后时已是富甲边关。班壹有四子一女，都各有成就，女儿的才学很高，成帝时选入汉宫，立为婕妤，以文学才华得宠于成帝，史称班婕妤。后赵飞燕姊妹专宠，班婕妤主动退让，要求终身伺奉皇太后。班婕妤是一代才女，有作品三篇行于当世。她是班固的高姑祖母。她的四代孙班况是班固的祖父。班况有三子，都有令名。班固的父亲是班况的第三个儿子班穉的儿子班彪。
班彪字叔皮，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市东北）人。生于公元3年，卒于公元54年。祖况，成帝时为越骑校尉，父穉，曾任广平太守，姑祖班婕妤，为一代著名宫廷女官。家藏书甚丰，家学渊博，交游多为当世名人，且严守圣人（孔孟的儒家）之道。他“学不为人，博而不俗，言不为华，述而不作”。他20岁时，王莽专政失败，汉光武帝刘秀在冀州即位。当时有个大臣隗嚣趁王莽专权时的大乱，企图乱中获利，找到班彪，企图用其才学为己服务。但是，班彪思想正统，忠心事汉，故写《王命论》表达自己的意见，宣扬封建集权的大一统思想。
《王命论》是一篇充满天命思想的政论，它的主旨就是，王命在天，没有这种王命，就不能为王。文章引用一些所谓的事实论证他所说的道理，以证明汉朝的统治是符合于王命天统的。这样的观点，使后人认为班彪是“两汉之际最能代表正统思想的人物”。当然《王命论》中也有一些可以借鉴的言论和思想，如“帝王之祚必有明圣显懿之德，丰功厚利积累之业……未见运世无本，功德不纪，而得屈起于此位者也。”这是说，要享有王位，必须有突出的德、功和业绩，没见过治理无方、功德不显而能登上这个位置的。为此，他与隗嚣的矛盾更加尖锐。
当公元25年汉更始帝被杀后，班彪就只得携带全家避难到河西（今甘肃黄河以西），投奔了河西大将军窦融，帮助窦融“画策事汉”，出了很多好主意，写了很多奏折，受到了窦融的赏识，把他视为“从事”。一次，在窦融见到光武帝时，光武帝问他先前所上的奏章是谁参与拟订的，窦融说是从事班彪所拟，光武帝知道了班彪的才学，因而召他入见。班彪被推举为茂才，当了徐县令，但是不久他就称病辞官了。后来虽然多次应三公之召，但他当官不为俸禄，所去的地方都不合他的意，最后都离开了。
班彪对历史的著述别有志向，“专心史籍之闲”。他认为《史记》只写到汉武帝太始初年，“自太初以后，阙而不录”。其间虽有刘向父子、扬雄等人“缀集时事来续补它”，但“多鄙俗不足以踵继其书”，所以他“继采前史遗事”，加上一些奇闻异事，作《后传》数十篇（一说16篇），是为《史记》的《后传》。
班彪为官时，甚得吏民喜爱。公元54年，他因病死于任中，享年51岁。著作有续补《史记》的《后传》，还有赋、论、书、记等多种，但现在仅有《王命论》存世。
《汉书》的主要撰写人是班固。班固，字梦坚，扶风安陵人，生于公元32年，卒于公元92年。班固少年聪慧，九岁能文，博览群书。13岁时，父亲的好友、著名作家、哲学家王充见他聪慧好学，心生爱意，抚着他的背说：“这孩子将来必记汉事。”事实正如所言，后来正是班固完成了大部分《汉书》的写作，使中国史志著作在有汉一代延续下来，且为中国史志的著写开了一些良好的先例。
班固16岁入太学，学无常师，读书也不在文章的篇章和语句上下工夫，而是以明白大义为目的。他治学有方，学力日进，深得当时人们的嘉评。刚及弱冠，就向当时颇具权势的东平王苍推荐六位才人，目的是希望东平王苍“隆照微之明……少屈神威咨嗟下问，令尘埃之中永无荆山、汨罗之恨。”就是说，希望东平王苍屈身下问，发掘人才，使用人才。东平王苍采纳了他的建议。可见年轻的班固，见地不俗，受人信用。但他性格谦和，待人宽厚，不以才高而骄傲。
二十多岁时，父亲班彪去世。班固认为父亲所续的前史还不太详备，在守服（父母去世，辞去官职，在家守孝）期间就广为搜集史料，潜心研究，一心一意地埋头工作。但是，就在他开始工作不久，却有好事之徒密告皇上，说他私改国史，他被关入狱中。这私改国史的罪名是不可赦的，班固在狱中等待死亡之灾的降临。幸亏兄弟班超“驰诣阙上上书”——骑马奔向皇宫，上书皇帝，极力表白班固撰著《汉书》的意义，同时郡县也上书力保，班固才得以免除一死而获得释放。没有想到，这场官司竟成了班固一生的转折点，他因祸得福地得到了当朝皇帝显宗的了解和赏识，被召为校书郎，还被拜为兰台令史和陈地太守。兰台令史，是一个俸禄百石的官位。俸禄不算太高，但权力却是不小，他负责掌管皇家图籍、典校秘书和上书、弹劾的奏章等。经此大乱后，班固可说是一通百通了，他不仅担任了兰台令史，而且还担任了编著汉光武帝刘秀本纪的重任，又获得了继续作《汉书》的机会。于是，他与陈守、尹敏等人共同完成了光武本纪之后，又开始了《汉书》的写作。
在《史记》之后，一些文人学士如刘向父子、扬雄，甚至班彪等人所想到的都是续补《史记》，没有一位想到要写一部汉史的。产生这个想法的只有班固一人。班固对撰著汉代历史有自己的追求，他觉得班彪的《后传》不够详备，又不满足于《史记》把西汉的几位皇帝“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的体例，于是“探撰前记，缀集所闻，以为汉书”。《汉书》和《史记》的不同，不仅在于《汉书》增加了《史记》不可能有的内容，而且，开创了一种史学著作的新门类、新体例，也就是在通史的基础上，开创了编年史的新体裁，这是班固对中国史志著作的一大贡献。司马迁所著的是一部中国古代通史，所以他把汉代前几位帝王“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那是通史这种体例的需要。如果要著某一朝代的历史，那就是断代史，也就是班固所写的《汉书》这类史著。历史发展到了汉代，史学著作也有了司马迁的《史记》。那么，在司马迁将中国上古到汉代前期的历史用《史记》那种通史的方式记叙下来之后，以后的历史也就可以按各个朝代分别写作了，这也就是各朝各代断代史的写作。这样的历史著作由班固开创了一个先例，这是对司马迁开创的纪传体通史史著的延续与发展，这不能不说是班固对我国史学的一大贡献。
《汉书》对于汉代前期的历史，采用了《史记》汉初部分的一些史实，但是因作者的思想和观点都有了变化，所以也有了一些新的评价和取舍，因此班固沿用这些史料的同时，增补了一些新的内容。《汉书》与《史记》不同的地方很多，如《汉书》把《史记》中的“本纪”简称成了“纪”，“书”改为“志”，不用“世家”，把《史记》中纳入“世家”的人物如陈涉、外戚等都和汉代诸王一律编入“传”内，把《史记》的“列传”简称为“传”。这些体例上的变化对后世的纪传体史书影响很大。
《汉书》起于汉朝的第一个君王汉高祖刘邦元年（公元前206年），止于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这一时期的汉朝，史称前汉或西汉。《汉书》包括了前汉12个皇帝的230年历史。这12个皇帝是汉高祖、惠帝、吕后、文帝、景帝、武帝、昭帝、宣帝、元帝、成帝、哀帝、平帝等。由此看来，这是一部规模宏大的历史著述。可惜这部巨著，班固没有完成。后来，由班固胞妹班昭和马续继续写成。
所以，班固的《汉书》也只是前汉史或西汉史。后汉（东汉）的历史，就不得不由他人来写了，这个人就是南朝宋的范晔。他所写的那部分汉书史称《后汉书》。
在班固担任了校书郎之后，逐渐得到了皇帝的亲近。当时，王莽篡位平息，汉光武帝重建刘汉，拟将都城建在洛阳。正要修筑宫室、浚缮城隍的时候，有一些关中耆老还望朝廷能够“西顾”（即建都在西边的长安）。班固很赞赏司马相如、东方朔等辞赋家以文章讽喻时政的作法，因此，写了《两都赋》，把东京洛阳当作主方，把西边的关中耆老称作“西宾”，以赋体文章常用的手法——主客对答的方式写成了这篇文章。文中盛赞洛阳的建制之美，用来对付关中耆老的淫侈之论。这篇文章受到了肃宗的嘉奖。肃宗雅好文章，从此，班固更加受到了重用，他得以经常去皇宫，陪同皇帝读书，有时甚至连日继夜。皇帝行巡狩猎，他必相跟随，而且，每每都有佳作赋颂其事。朝廷有重大议论，如果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他便与众公卿辩论于廷前，而且往往得到皇帝的认可，所以得到的赏赐也很多。虽然这样，班固的官位却不高，只不过是一个郎一级的官职，既不如东方朔、扬雄，也不如魏国的亡命徒范睢和山东的匹夫蔡泽，因此他写了一篇《宾戏》来安慰自己。皇帝见到这篇文章后升迁他为玄武司马。建初四年（公元79年）十一月，皇帝召开白虎观会议，集合很多儒者讲论五经，班固以史官兼记录参与其事，后撰成《白虎通德论》，又叫《白虎通议》。《白虎通议》将董仲舒以来今文经学的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哲学思想作了进一步发展，把西汉末年兴起的纬书记抬高到和经书同等神圣的地位，使儒家的经典进一步宗教神学化。但这部书中保留了不少经书的古义和当时的名物制度，有一定的学术价值。此外，班固又根据当时流行的五行学说，以为汉承尧制，作了《典引》。“典”是“尧典”，“引”是“续”，即汉代继续了尧的威望和德行的意思，是一部叙述汉德的著作。从这两部著作中可以看出班固正统的儒家思想。
当时北匈奴单于遣使献贡，欲求和亲。皇上召集朝廷大臣议论此事。大臣们议论纷纷，有人认为匈奴从来不讲信义，只不过是借重汉朝的势力，威胁南匈奴。如若和北匈奴建成翁婿关系，恐怕和南匈奴失去善交。对于此事，班固有不同看法。他认为，与匈奴的修好，是汉代的一贯政策，所以，既然单于来求和亲，还是应该依照从前的政策，假若以后北匈奴强大了，可以成为屏障，挡住敌人，因此，不如施以恩惠，这才是长策。
永元元年（公元89年），班固被命为中护军，随大将军窦宪征讨匈奴，后失败，班固也因而免官。《后汉书》说，班固治家不严，子辈和仆人常常不遵守法度，使得地方官非常恼火，但畏于窦宪的势力不敢怎么样。曾经有一天，班固仆人拦住洛阳令种兢的车骑，而且当街大骂，种兢大怒，但畏于窦宪之势，不敢发作。现在，窦宪失势了，种兢就下令逮捕了班固。班固被下狱后，死在狱中。
班固兄妹都极有成就。兄友弟恭，手足情深。弟班超曾上书救兄于囹圄，使班固重获二次生命，因而成就了伟大的事业。不仅如此，班超个人也可说事业辉煌。他不仅是著名的“投笔从戎”故事的主人公，而且，从军后在汉代抗击匈奴的征战中立下过丰功伟绩。“投笔从戎”的故事，说班超青年时因家贫，常给官府抄写文字来奉养母亲。但每日抄写文书，不仅劳苦，而且浪费生命。当时正值匈奴入侵，他认为好男儿应该拼杀疆场，因此常常停下手中工作，感叹道：“大丈夫无他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研间乎？”于是丢掉手中的笔杆，投入军旅，为国家在沙场立功。这一入伍，就是一辈子。他带领士兵南征北讨，直到七十来岁。皇帝虽多次想把他召回，可是找不到替手，所以班超仍点兵在边关沙场。还是妹妹班昭为他上书皇帝，引起了皇帝的重视，最后才获准回国。回国后没几个月他就辞世了。
班固妹班昭（一名姬，字惠姬，又作班惠）是当代才女，学问渊博。14岁嫁与曹世叔为妻。可是世叔早死，她便少年孀居。因她学问渊博，被召入宫，在东观藏书阁续写班固未竟的《汉书》，深得和帝尊重。明皇后、贵人都以师礼相待，被尊为“曹大家”。在邓太后临朝时，她曾参与过政事。《汉书》古字奇字很多，非常难读，始出的时候，没有人能够读懂，班昭就奉命宣讲。连当时的大儒马融都“伏于阁下从她受读”过。她寿纪很高，活了七十多岁。死后，皇太后素服举哀，使人监护丧事。她的著作，有《东征赋》、《女诫》等。她的最大功劳是完成了其兄班固的遗愿，完成了写作《汉书》的大业。
《汉书》从班固任职兰台令史开始，到公元82年基本完成为止，共经历了二十多年。班固逝世时尚未完成的表、志等部分，均由班昭和马续完成。
《汉书》是“《史记》之后第一部可与《史记》媲美的体大思精的著作”（郭预衡《中国散文史》）。《通史·六家》评说它“穷刘氏之兴废，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练，事甚赅密”。
《汉书》的巨大贡献除了完备地保留了汉代的史料之外，还创立了“古今人表”、“百官公卿表”、“艺文志”等内容，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古今人表”记录了从传说时代太昊到秦朝的吴广等众多的历史人物，将他们分为九等加以评价。《百代公卿表》分叙了秦汉分官设职的情况，他们的权限、俸禄、升降等。《艺文志》记录了汉代及汉以前文学作品的篇目。这些内容对后世的文史研究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