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禹锡和柳宗元是我国唐代的著名作家，后者还是有名的“唐宋八大家”之一。他们为后人留下了大批优秀的文学作品，但是，他们都是仕途坎坷的作家。不过，正是这种仕途和生活的不顺成就了他们的文学贡献，使他们为后人留下了众多的精神食粮。
这两位作家生活在相同的时代，有着相同的政治追求和生活遭际，他们又有着相似的才学，两人之间的情谊深厚，他们的很多故事是有联系的。
很有意思的是，他们俩几乎同时来到这个世界，又有着相似的家庭背景。
刘禹锡生于公元772年，比柳宗元早生一年，柳宗元出生在公元773年。他们都出生在官宦人家。刘禹锡的祖父刘云、父亲刘溆“仕历州县令佐”。柳宗元祖上的官位稍高一些，他是后魏侍中济隐公的系孙（远世子孙），曾伯祖曾任过唐高宗时的宰相，祖父和曾祖父都当过县令，父亲柳镇，天宝末年当过太常博士和一些地方官，最后做到了殿中侍御史。这位柳镇，为人廉直，最后，因触犯窦参而遭到贬谪。柳宗元幼小时期常随父亲前往任所，跟着父亲到过湖北、湖南、河北、河南、安徽等地，得以了解到很多地方的民俗民情。当他在父亲的任所看到河北诸镇和李怀光叛乱的时候，就立下大志，倾慕“古之大有为者”。这一志向，一直激励着他在人生道路上的奋进。
其次，刘禹锡和柳宗元都有着共同的政治历史环境，共同经历了唐朝代宗、德宗、顺宗、宪宗四个王朝；刘禹锡比柳宗元又多经历了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四个皇帝。
第三，他们俩都有着进步的政治要求和政治遭际。他们俩都参加了永贞年间的改革，而且同时遭到贬谪。在贬谪中又都是一贬再贬。中间又都有过被召回的可能，可是后来又都遭到远放。
第四，他们都性格倔强，宁折不弯，不讨饶，不讲情，一条路走到底。当然，他们的文学天赋和素养也是一样的。刘禹锡是“精于古文，善五言诗，今体文章复多才丽”。柳宗元少年时代“聪警绝众”，4岁能读古赋14篇，尤其精于西汉时期的《诗骚》。他文思敏捷，“下笔构思，与古为侔（相等、求得）”，13岁写《为崔中丞贺平李怀光表》而获得了“奇名”。他的文笔精绝，“精裁密致，灿若珠贝”，使得“当时流辈咸推之”。他们俩又都深有文墨，在被贬之中，都为后人留下了大量的诗歌文章。此外，他们又都是早年进士，同登博学鸿词科，早年仕途通达，中年仕途坎坷。
当然，他们也有很多不同。比如，他们俩的籍贯不同，刘禹锡“自言系出中山”。中国叫中山的地方很多，但刘禹锡的出生地肯定不是广东的中山，而可能是今天河北省定县、唐县一带或陕西的又名为“仲山”的中山。这是《新唐书》的说法。而《旧唐书》说他是彭城人，郭预衡的《中国散文史》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编的《中华文学通史》说他是洛阳人。而柳宗元祖籍河东。所谓河东，即今天的山西永济。刘禹锡字梦得，柳宗元字子厚。古人爱用籍贯、宦所称人，所以，刘禹锡又被称作刘宾客（他晚年当过太子宾客），柳宗元又被称作柳河东或柳柳州，因他曾经当过柳州刺史。不过，他出生在长安。另外，柳宗元虽然晚一年出生，但他离世却比刘禹锡早23年，在世间只活了47个年头，而刘禹锡活了70岁。
柳宗元47年的人生岁月，有14年是在贬谪之中度过的。这14年是从公元805年到公元819年去世。刘禹锡的贬谪生涯也不短。不过，因为他寿数较高，获得了一些回召的机会，致仕在太子宾客的位置上。
当然，他们也有各自不同的生活，不过，共同的追求把他们联系在一起了，在后来的生活中，他们像两只蚂蚱，被命运之神牢牢地栓到了一起。
柳宗元21岁考中进士，5年之后，又通过博学鸿词科的考试，授予集贤殿正字，这是一种掌管校雠（核对书籍，纠正错误）典籍、勘正文章的官吏。但他并不满足，心中另有大志，他认为，科举的得意，“于远大者”没什么补益，他向往着更大的作为。但是命运之神和他开了一个大玩笑：他丧了父亲，死了妻子，国家的不安也多了起来，不久发生了淮西之乱，忠臣陆挚、阳城遭到贬谪。国事家事都不顺起来。
29岁时，他调到蓝田当县尉。在这里，他很不顺心，由于他特异的才气，与众不同的风范，引起一些俗人的不解和妒忌，时而被他们称为“狂疏人”，时而又被他们称为“轻薄人”，说他“与卒伍无别”。那些俗吏所感兴趣的，要不就“更说买卖”，要不就“商算盈缩”。与这些俗吏为伍，他很不遂意。
不过，30多岁时，他的生活有了一点起色，公元805年正月，唐顺宗进行改革，改革派人物王叔文当政。王叔文看中了刘禹锡，“以宰相器待之”。刘禹锡把柳宗元介绍到了皇宫，柳宗元被加以官位，得到了重用，与韩愈、刘禹锡同官，并与刘禹锡一起参与了王叔文的改革集团，被调任为监察御史里行。这是一种散官，和清代的“行走”有些相似。
柳宗元对王叔文的改革主张大为赞成与支持。王叔文命他为礼部员外郎，参与政事的改革。他对即将实行的改革也十分热衷，满怀希望。他带着“立仁义，裨教化”的美好愿望，“勤勤勉励，唯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老百姓）为务”（柳宗元《寄京兆许梦容书》），而且付诸实践。在半年的时间内，他们罢宫市、免进奉、放女乐（宫廷教坊乐舞伎）、削藩镇、打击豪族地主集团和与之相勾结的宦官势力、夺回宦官手中的兵权、撤办贪官污吏，在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但是，中国的旧势力太强大了，这项改革只进行了140多天，就在旧势力的猛烈反扑下失败了。那失败的代价，就构成了历史上有名的“二王、八司马事件”，也就是，十位改革者的被贬谪事件。其中，“二王”是王、王叔文。他们二位先后被贬死。“八司马”是包括柳宗元、刘禹锡在内的八位改革参与者，他们同日被贬为司马。这年的八月，主张改革的顺宗便逊位了，新皇帝宪宗即位，一切又回到了过去的老路。
改革流产，主张改革的人也一个个受到了惩罚。柳宗元是一贬再贬。先是贬到邵州当刺史，但还没到任，圣旨又下，又贬到永州当司马。永州是今天的湖南零陵。那在当时是蛮夷之乡，潮湿，闷热，蛇虫横行，蚊蝇肆虐，还有可怕的瘴气，据说人一碰上，就会死掉。柳宗元就被贬到这么一个蛮荒之地。这是在他三十二三岁时发生的事情。从这以后，柳宗元的人生道路就充满了坎坷。
刘禹锡被贬到朗州（今湖南常德），当时也是蛮夷之乡。刘禹锡在这里，一呆就是九年，直到元和十年（公元815年）他们被召回京师。看来，似乎要被任为京官了，但却因为一首《游玄都观咏看花君子诗》，刘禹锡又被贬到播州。因为当政者认为那诗“语涉讥刺”，使得“执政不悦”。
柳宗元也因而再贬为柳州刺史。在这种情况下，他本可以像韩愈那样，向最高统治者上书，认错，请求赦免。可是，他没有。在那么一个蛮荒的地方，他一方面利用自己的职权为当地老百姓做一些有益的事情，另一方面，他把自己的志向寄托在著述上面。他早年丧妻，没有子嗣，而封建的伦理观念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可是在这么一个恶劣的环境中，他没法建立自己的家庭。他“鳏居十余年……无以托嗣续”（柳宗元《与杨京兆凭书》）。如果说，柳宗元有过获得大赦愿望的话，那就是为了香火有人继续。他的确求过援，向当时的御史大夫李简夷写过信，信中向这位当权者发出求援之后说，“生死通塞，决在此举”。这的确是在作他最后的请求了，但是这个最后的请求还是没有得到答复，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十月五日，柳宗元就含恨辞别了人世。
刘禹锡14年后才被征还，拜主客郎中，负责外交事宜。生性倔强的刘禹锡想到当年因一首《元和十年自郎州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诗（既前文《游玄都观咏看花君子诗》）重遭贬谪的往事，心中愤然，于是又写了一首《再游玄都观绝句》。诗说“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而前一首是“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时过十多年，但两诗前后照应，仍是嘲讽口吻，心怀不满，因而又引起了“执政”的“不悦”，终于他又被外放苏州、汝州等地，最后授予一个太子宾客，在东都洛阳当了个闲差。直到会昌二年（公元842年）七月去世后，才追赠了个户部尚书。
他们在贬谪中度过了多年的岁月，但是，他们在自身的痛苦之中，仍然为老百姓做了很多好事。柳宗元为地方兴利除弊，发展生产，修整州容，广收弟子，兴办教育……特别是改革陋俗，释放奴隶。永州地方有一个恶俗，凡欠债的，到时还不起债款，就以子女抵债，在债主家终身为奴。柳宗元到任后，对那些被典押的穷人孩子，用自家的私钱为他们赎身，使他们回到父母身边。不仅如此，他还大开门户，广收弟子。这一带地方上的读书人，纷纷不远千里来到他的门下求教。凡经过他指点的门生，后来都成为当时的名人。因为柳宗元为老百姓做了很多好事，老百姓为了纪念他，给他著文立碑，在罗池为他建庙立祠，韩愈的纪念文章《柳州罗池庙碑》就立在这里。这个地方，现在被辟为柳侯公园。柳宗元的衣冠冢也建在这里。因此罗池也就成为柳州的一大名胜，“罗池夜月”也成为今天柳州的八景之一。
柳宗元虽然个人生活不幸，但是，他仍然惦记着他的朋友。当时和他一起受贬的刘禹锡，因“花诗”事件从朗州又贬为播州刺史。播州远在千里之外，山川阻隔，来往十分不易。刘禹锡有老母，年逾八十，刘禹锡前往贬所，如果带母同行，老人家势必经不起路途的颠簸劳顿，如不带老母同行，则这一贬谪，也等于母子永诀。所以，柳宗元为这事向皇帝上书，提出愿为刘禹锡代行，将柳州与播州交换。这件事情因为宰相裴度也有同样的奏折上呈，所以刘禹锡被改贬连州而告结束，但是，柳宗元为朋友两肋插刀的品质还是很令人起敬的。
柳宗元深信，“贤者不得志于今，必取贵于后”，于是，他选择了著述的道路。如此，他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柳宗元从事写作多年，但多因只为“辅时及物”，很少考虑如何传诸后世。后来，他意识到最高统治者已经不会再听他的“辅时”之文，他也无意于怎样去“及物”了，于是，他开始考虑如何传诸后世的问题，因此，他把为文当成了一件大事，“垂文以明道”。有了这个目的，柳宗元对于写作自然更加重视。这样的追求，使得他成为一代文豪。生活的砥砺造成了他创作上的成就。永州十年是柳宗元文学创作的丰收时期。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成为古文运动的积极支持者。他以他的大量佳作，显示了韩愈倡导的古文运动的实绩。他一生为后世留下600多篇作品，其中除去百来篇骈文和一些诗歌外，几乎全是古文。
这些作品又可分为哲学政论、寓言讽刺、山水游记、人物传记、骚赋等。这些作品各有特色，各有成就。他的哲学论文，宣传的是他朴素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如《天说》、《天对》、《非国语》等。他的政论文，宣传他的政治主张，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封建论》、《断刑论》等。《封建论》针对当时一些士大夫主张藩镇割据，因而竭力鼓吹分封制的时弊，全面分析了分封制的弊端，总结了秦代开始的郡县制的经验和它的进步作用，驳斥了那些鼓吹分封，主张藩镇割据者的谬论。当然，在柳宗元的作品中，影响最大的是他的寓言讽刺文和山水游记文。柳宗元寓言讽刺文的特点是，将古代寓言中的一些设寓片段，拓展成完整的文学短篇。其中最为人称道的是“三戒”。这“三戒”的名目是旁人给加的，它实际上是《临江之麋》、《黔之驴》、《永某氏之鼠》。这三篇小寓言，借三种动物麋、驴、鼠的故事，讽刺那些恃宠而骄、妄自尊大、得意忘形的人们。这类文章中还有一篇《蝂传》讽刺那种贪得无厌之徒的嘴脸。柳宗元的山水游记堪称游记中之一绝。它的特色是将自己的人生感受融入对山水景色的记叙和描绘之中，使客观的山水景物，饱含了主观的人文色彩。这可以说是对山水记游文学的一大发展。这中间的代表作是“永州八记”中的一些作品，如“永州八记”之二的《钴潭记》、之三的《钴潭西小丘记》、之四的《至小丘西小石潭记》、之八的《小石城山记》等。这些作品中的景色描写可以说是进入了化境，如《小石潭记》中对潭水清澈无痕、游鱼动若于静的描绘。至于说到景物和作者心境统一的描写，如《小石潭记》中的结语和《钴潭记》中的“清冷之状与目谋，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等。
此外，柳宗元还写了很多人物传记。由于他多年身处江湖之远，得以与很多山野细民交往，所以他为一些不见经传，不能登大雅之堂的小人物立传。其中有为能工巧匠杨潜写的《梓人传》，有为种树人郭橐驼立传的《种树郭橐驼传》，有为智杀匪徒的越地少年区寄的英勇行为所作的《童区寄传》，有为经营有方的药商所作的传记《宋清传》等等。和一些以往的传记文学相比，不同的是，这些传记中都有作者的寄托。《梓人传》中寄托着作者的治国之道，《种树郭橐驼传》中寄托着治国必须安民的思想，《童区寄传》中揭露越地官吏恶霸狼狈为奸、纵容匪徒和买卖人口的恶俗，《宋清传》中寄托着作者对官场趋炎附势和士大夫嫌贫爱富丑恶现实的批判。
对现实批判得最为深刻有力的是《捕蛇者说》。这是一篇极有震撼力的作品，它形象地告诉人们，苛政猛于毒蛇，人们苦于苛政，胜于苦于毒蛇。这一现象的出现，向世人道出了人民苦难的深重。“贤者不得志于今，必取贵于后”，柳宗元凭借这些名作名篇，名留千古。
刘禹锡也以他的创作实绩为后人留下了不朽的篇章。刘禹锡的文学成就以诗歌为主，他的特殊贡献是在民歌的运用和新民歌的创作上。朗州地方，巫术流行，巫术活动常伴以歌唱。但这些歌曲往往悲怆凄厉。刘禹锡就将它们加以改造，编写了很多“竹枝词”，而且改编很多的民歌。有名的“东边日头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就是他改编的。此外，有名的“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也是他的名句。它用历史唯物的眼光，道出了历史的发展并不以某些事物的衰朽而停滞、生活也不会因为某些事件的阻挠而不前的道理。这不但表达了他自己不因贬谪而灰心丧气的心态，也把一个历史的真理告诉了人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