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词人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而闻名于古今的宋代文学家范仲淹，留给我们这些后人的，不仅仅是这样的文学名句，他还留给了我们如何事政、如何从军和如何做人的很多故事。
范仲淹，字希文，祖籍邠州，后迁徙到江南，定居苏州吴县，所以是吴县人。他生于公元989年，卒于公元1052年。
提到他的身世就想讲一讲他的志气，《宋史》上说他“志操”。据说他是唐代宰相履冰的后人，可是他命运不济，两岁时死了父亲，母亲无以为生，改嫁给了长山一个姓朱的人家，从此改姓为朱，改名为“说”。等到他年纪稍长之后，知道了自己的身世，就流泪辞别母亲，到应天府，投于戚同文门下学习。他刻苦攻读，“昼夜不息”。冬夜，他疲惫不堪时，就“以水沃面”。饭不够吃，就“以糜粥继之”。别人都受不了这种苦，但他不觉得什么。后来，他中了进士，做了广德军司理参军，就把母亲迎接回来奉养。在他当了集庆军节度推官之后，他就把姓改回了范，把名改成了仲淹。就因为他自己有这样的经历，所以，他很同情家境贫寒的学士，也很同情老百姓的痛苦。例如，被晏殊举荐为秘阁校理之后，他不仅热心培养后学，而且拿出一些俸禄来帮助四方的游学之士。
我们现在把范仲淹当作一位文学家，那是因为他有著名的《岳阳楼记》传于今世，其实，范仲淹的传记不是记在文学家栏目中的，而是独立在“文苑传”之外。而且《宋史》本纪中也很少提到他的文学贡献，更多的是记载他的政治和军事成就。可见当时人们并没有把他当成一个文学家，而只把他当成政治家或军事家。
其实，中国古代的文人，大多具有多种才能。有相当多的人都从事过军事活动，还有很多我们今天认为的文学家，有过很突出的政治建树。这种情况的形成，和古代的科举取仕有关。文学家多和官分不开。范仲淹也是这样一位文学家。他有文章，有文集，也有名篇，但是他不以文学为职业。他最多也只能算做一个业余作家。不过，这也说明，中国的古人比较全面发展。毕生从事政治和军事工作的范仲淹，给我们留下了很多政治和军事方面的故事。
首先，范仲淹是一位改革家，他是北宋第一次政治革新“庆历新政”的领导者。在这次改革中，范仲淹与欧阳修等人提出了很多改革方案，但因反对派势力的强大，改革最终失败，范仲淹与欧阳修等人被斥为朋党，遭到贬谪。
其次，范仲淹是封建时代好官员的典型，他无私无畏，站在封建官员的立场上，为他所服务的制度和国家的利益，违背过皇太后的旨意，违背过当朝宰相的旨意，这种违背的结果是招来了自身的沉落贬降。范仲淹一生遭受过多少次贬谪，一时说不清楚，但是他遭贬谪的原因都是一个字——“忤”了上面的旨意。宋仁宗天圣七年，章献太后临朝。她提出在冬至的时候接受大臣的朝贺，由天子带领百官为她上寿。范仲淹极力反对，他说“伺奉亲长，这是自家的礼仪，现在叫百官同列，南面而朝拜，这不可为后世所效法”，而断然反对。不仅这样，范仲淹还利用这个机会，请求太后还政给皇帝，把皇太后得罪了。当时宫廷正要修筑太一宫和洪福院，范仲淹又持反对意见，他说，刚刚修完昭应宫和寿宁宫，现在又要从陕西花钱买木材修这两座建筑，耗费民财，这样的做法，“非所以顺民心，合天意”。他还反对恩幸之臣，在朝廷被降了职而异地升官的做法，认为这不是太平政治。这一切言论和举动，给他带来了降职和贬谪之祸，不久他就被“判”为河中府。古代的“判”就是以高级职位兼任低级职务。后来，他又被贬谪到了陈州。这是公元1029年，范仲淹40岁的时候。
范仲淹为人正直，他不以一己的利害为价值标准。章献太后死后，遭到大臣非议，范仲淹持不同意见，保护了曾对他不利的太后。但是，当太后的行为违反国家利益，如太后死时遗诰立杨太妃为皇太后，参与军国大事决策，范仲淹就旗帜鲜明地反对。
范仲淹的这种品格，带给他的往往是遭贬谪。他多次纠缠在与当朝宰相吕夷简的矛盾之中。吕夷简几次升沉浮降，他就几次降升沉浮。这说明，他和吕夷简的矛盾是对立的。在吕夷简做宰相的时候，进身当官的多是他的门生。范仲淹认为不好，于是向皇帝上了《百官图》。并说“进退近臣，不宜全委之宰相”，引起了吕夷简的怀恨，在一次议论建都问题的朝会上，吕夷简说范仲淹的意见是“迂阔之论。”范仲淹就写了一篇文章讥讽时政说，汉成帝因为相信了张禹而遭来了王莽之祸，“臣恐今日亦有张禹，坏陛下家法。”吕夷简大怒，说范仲淹离间皇上的君臣关系，他所引用的人，都是朋党关系。这顶帽子可谓不小，古代帝王对朋党关系深恶痛绝，于是把范仲淹贬谪到了饶州。一年后又贬到润州、越州。
作为一个政治家，他有远见，有抱负。他深知，要治理好国家，需要得力的人才和良好的政策，所以他很注重人才的培养。中国自五代天下大乱之后，学校废弛，官员多以举荐门人充当。范仲淹当宰相时提议在各州县设置学校讲授儒学。所以，范仲淹是宋以后学校制度的倡导者。
作为一个政治家，范仲淹向皇帝提出了很多改革的措施，如上书“请择郡守，举县令，斥游惰，去冗僭（多余的机构和人事及不合适的人选），慎选举，抚将帅”等。可惜这些好的建议，没有被皇帝所采纳。庆历三年七月，他又提出了十项政治改革措施。
爱民，是范仲淹的又一品格。当江淮和京东闹蝗灾的时候，他请求“宫掖中半日不食”，使皇帝非常感动。当他被派到江南安抚江淮百姓的时候，他一到任就开仓赈济，上奏请免百姓税役负担，给人民做了很多好事。在一位皇后的废立问题上，他准备率领百官与宰相进行廷争的时候，他又被贬到了睦州。一年多后，又迁移到了苏州。这时，正赶上苏州大水，老百姓的田地不能耕种。范仲淹准备领导百姓疏浚五河，把太湖的水引入东海。在他招募大量人丁，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又要贬他到明州，工程几乎要半途而废，还是一位转运使为他请求竣工之后再成行，才使他的工程得以毕其一役。作为一个好官员，他的命运总在贬谪和尽责之间进行。无论怎样遭贬，他总是兢兢业业，尽可能地为老百姓多做点事情。可是封建皇权往往连这样的机会也不给他。
今天的读者都以为范仲淹是一位文臣，殊不知他也是一位武将。《宋史》说“仲淹为将，号令明白，爱抚士卒”，使“贼亦不敢辄犯其境。”在边陲军民的心目中，他的威望是很高的。敌人害怕他，百姓爱戴他，甚至作为少数民族的羌人，都信服他，尊敬他，称他为“龙图老子”，这大概是因为他在京城当过龙图阁大学士的缘故。羌人还给范仲淹画了像，为他立了生祠，供在家中。就因为这样，朝廷几次要把他调离，他都不愿离开，一直在西部边陲坚持着抗击外来侵略的斗争。
昏聩的北宋统治者虽然不辨忠奸，把他一贬再贬，但是，国家有了危难的时候，还是会想起他这个忠心、正直而且干练的大臣。据范文澜的《中国通史》说，北宋王朝是一个软弱的王朝，在它统治中国的时候，西北部边关一直存有西夏等民族的骚扰。在范仲淹贬谪饶州、越州等地的时候，西夏王元昊又开始不断滋事。为了保境安民，这时的北宋王朝，又想到了范仲淹。朝廷召他到永兴军任职，后来又改任陕西都转运使。“知永安军”、“陕西都转运使”，都是到第一线去抗击入境的进犯者。
范仲淹考虑的不是个人的得失安危，他不仅积极要求前往，而且提出了一系列的战略设想，不仅进行了一系列边防改革，而且上书提出各种建议。这些都表现了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的另一能力——卓越的军事才干。到了任所之后，他首先改革了前任的“官卑者先出”的作战方针，认为“将不择人，以官为先后，取败之道也”。一针见血地指出，打起仗来是不选择对象的。若以官职的大小决定出击的先后，不是取胜的办法，而是自取失败。然后，他大修营寨，改革编制，加强训练。他还“大兴营田”，“听民互市”——让老百姓进行商贸交换，互通有无。这种“屯田久守”的政策，加强了边关的建设，也加强了边关的保卫。为了减少国库开支和老百姓的“远输劳苦”，他提出以附近地区的税租充当军需，籴粮费用减少了十分之三。当时皇帝身居京城，边境情况一概不知，下令在正月对敌人实行讨伐。范仲淹上书说冬季不宜出兵的道理，说服了皇帝，免除了不必要的损失。
在边关，他险些丢掉了脑袋。那是在西夏王元昊出言不逊之时，他一怒之下，当着敌方的来使烧掉了他给敌方首领的一封戒喻信。远在京城的官员们认为他不该随便给对方写信，更不该动辄就烧信，所以“请斩仲淹”。幸亏仁宗皇帝这时脑子还算清楚，权衡了厉害关系，没有杀掉范仲淹，范仲淹才没有成为专制制度下的又一名冤魂。
关于范仲淹在西部边陲所作的保边工作，史书上记载很多，不必一一列举。总之，范仲淹戍边之后，使得宋朝西北边关得到了较长时期的稳定，以至当朝皇帝也不得不说“若仲淹出援，吾无忧矣”，“吾故知仲淹可用也”等。
晚年的范仲淹，身患重病，为了治病，他请求调到邓州，后来又迁徙到荆南。但邓州百姓纷纷挽留，他只得在邓州留任一个时期，但不久仍然调他到杭州、青州等地。后来，他的病势严重了，朝廷依请，调他去颖州，但他不幸病逝于途中。范仲淹去世那天，“四方闻者，皆为叹息”。“羌酋数百人，哭之如父，斋三日而去”。宋仁宗赠谥号为“文正”。
范仲淹为人内刚外和，极为孝顺。他生活简朴，“非宾客不重肉”，妻子儿女的衣物也仅能“自充”。但他好施舍，在故乡设置义田，帮助家乡的族人。他“泛爱乐善”，经常帮助贫困的学士。他为人谦和，“虽里巷之人，皆能道其名字”。
范仲淹的文学作品有多种，都收集在他的《范文正公文集》中。他的作品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岳阳楼记》。这篇散文，从描绘在岳阳楼上所见之八百里洞庭的浩淼烟波、茫茫气势之后，发出了对人生的感叹。当时他正被贬在湖南，已经远离了“庙堂”，但是他发出了“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无尽忧虑，这是一个忧国忧民的政治家真实的内心独白。“然则何时为乐欤？”他自己的回答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表现了他仁爱博大的政治家情怀。
他的另一篇有重大影响的作品是词作《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有心的读者会发现，它似乎和高适、岑参的边塞诗风很一致。是的，这的确是一首以边塞生活为题材的词作。宋代虽然是一个以词的写作为时代特色的朝代，可是在它前期的词作中，仍然受着五代花间词的影响，风格比较缠绵委婉，内容多写风花雪月和女性。而范仲淹的这首《渔家傲》，却打破了百年来花间派对词作的影响，跳出了花间派的桎梏。而且将最具阳刚和悲壮之气的戍边军旅生活引入词作的题材中。所以，从这两个方面来说，这首词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一提起柳永，人们的脑海里也许就会立即浮现出“杨柳岸晓风残月”的诗句。有这种联想很自然，因为柳永就是抒写这种景物和情怀的高手。他的词作，在后世，仍有很深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