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出生在一个清寒的文人家庭。父亲苏洵、弟弟苏辙都是当时的文学名家，位列“唐宋八大家”之中。
苏轼十岁时，父亲苏洵出外游学，母亲程氏夫人担起了独自教养子女的重任。程氏夫人家学很深，这使她有在道德和文学方面教养子女的能力。一次她读《汉书·范滂传》，读到范滂母子诀别时的对话，深为感动，不觉“慨然叹息”起来。范滂是东汉人，是一个具有道德学问的人物，曾被地方推举为“孝廉”。当时冀州闹饥荒，百姓生活无着，被迫起义。范滂被授为清诏使，担负着救灾抚民的任务。他深知百姓的痛苦，一到地方就着力治理吏治，所以他每到一处，贪官污吏就纷纷逃窜，他也因此得罪了宦官。当权者把他关押在黄门北寺狱。后来他虽然获救，但汉灵帝即位后，大杀党人，灵帝下诏逮捕范滂。范滂在临入狱时，母亲和他诀别说：“你今天能够与李（李膺）杜（堵密）齐名，就是死了，又有什么遗恨的呢？”。程氏夫人的叹息，使苏轼知道母亲是为范滂母子的行为而叹惋，就问母亲道：“假若我有范滂的行为，母亲能允许吗？”母亲回答说：“你能够成为范滂，我难道就不能成为范滂的母亲吗？”可见这一对母子都有一般人所不及的品格。
少年苏轼博览群书。他特别喜欢读贾谊、陆挚和《庄子》。在他20岁的时候，参加礼部的考试，他写了一篇题为《刑赏忠厚论》的文章，欧阳修看到后，高兴不已。因为当时的文界，仍有浮艳艰涩的文风。欧阳修早就想改革这种风气，但是没有什么成效。现在，发现了苏轼的文章，他似乎看到了一线希望，当然喜出望外了。他想把苏轼取为第一名，但为了慎重起见，就把他取为了第二名。在《春秋》对义的考试中，苏轼得了第一，殿试中他中了乙科。后来欧阳修和梅圣俞开玩笑说：“吾当避此人出一头地。”
1057年，20岁的苏轼考取进士，当了主簿、签判一类的地方官，踏上了一条坎坷不平的为官之路。这里所说的“坎坷不平”，源于当时的政治斗争。宋仁宗时代，北宋国弱民贫。先进的人士看到了这种状况，希图改革现状，因此，就有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在前，王安石的变法在后。苏轼仕途的坎坷，就跟这变法有关。苏轼对于王安石的变法，一般说来是反对的，比方说，王安石主张“大明法度”，苏轼则主张择吏任人；王安石主张多方理财，苏轼则主张“节用以廉政”，反对“广求利之门”。王安石变法，态度比较激进，而苏轼则主张“欲速则不达”和“轻发则多败”，提出在改革步骤上要稳健等等。但是，在具体的某些问题上，苏轼和王安石的主张又有相似之处，比方苏轼也主张“破兼并之门，而塞侥幸之源”等等。这就形成了一种矛盾，正是这种矛盾，决定了苏轼不平坦的仕途和人生。就是说，他因为从总体上不赞成王安石的某些做法，所以，在改革派受最高统治者重用时，他会受到不利影响；但他在具体问题上，和王安石又有一些相似之处，所以，在改革派受排挤时，他也会受到不利影响。这就造成了他两次外放和两次贬谪的生活。
他的两次外放，都是出于自请。这种自请，当然是迫于激烈的政治斗争。第一次外放，是1071年，他被“放”到了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担任过通判、知州等职务。第二次外放是由于当时主张改革的神宗病死，幼帝哲宗赵煦继位，保守的高太后临朝听政，司马光执政，保守势力当朝了。这时，苏轼被召了回京，任了翰林学士、侍读、龙图阁学士等职。但是这时，苏轼却看到了十多年变法确实抑制了豪强，免役法也确实给赵宋王朝带来了一些好处，因此，他对于执政的旧党又提出了一些指责，他认为这免役法有“万世之利”。对于这种说法，保守的司马光不赞同，苏轼就气愤地骂司马光为“司马牛！司马牛！”意思是司马光太顽固。苏轼的这种态度，决不能简单地看作是政治上的动摇，而恰是他以国家和人民利益为重的优秀品格，或者说是实事求是的精神。但是，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却被反对派当作了第二个王安石。这样，他在旧党中也无法存身了，于是，在1086年，他又请求外放。这次，他“放”到了杭州、颖州、扬州、定州，做了比知县大一些的知州。
苏轼虽然外放，但他仍是抱着“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观念，为所贬地方的老百姓做了很多的实事、好事，如计惩悍卒就是一例。他徙至密州时，当地正闹盗匪，一些衙门凶悍的衙役就假借捕盗名义而横行霸道，夺人财物，欺压百姓，入户杀人，甚至将要为乱。老百姓有冤不能伸，有仇不能报，只好投奔到苏轼那里去诉告苦衷了。了解到这一情况后，苏轼用计安定了恶衙，然后把他们杀掉了。
又如，他到徐州之后，赶上黄河决口，大水向徐州涌来。当时城内的一些有钱人家纷纷出城避水。苏轼说：“有钱的人都出城避水去了，引起了人心的动摇，谁来为我守城？今天我在这里，水绝对淹不了城。”于是把逃离的人都赶回来，对守卫的卒长说：“大水即将破城了，事情急在眉睫。你们虽然是守城的卫队，也必须为我尽力守城。”卒长说：“太守都不怕被淹了，我们还怕什么？一定效命。”于是军民一起筑起了很长的堤坝。苏轼“建庐于其上，过家不入”，使官吏“分堵以守”，终于抗堵了洪水，保卫了百姓的平安。
苏轼到杭州的时候，正直杭州大旱，饥疫并作。苏轼向朝廷提请，减少途中供米三分之一，救助灾民。第二年春天，青黄不接的时候，农民遇上大难，苏轼又下令减价卖粮给百姓，同时施以粥药，并“遣使挟医分坊治病”，救活了很多灾民。杭州是水陆交会之地，发生瘟疫的情况比别处多，苏轼就聚集了盈余的银钱两千，又从自己的口袋中拿出了黄金50两，开设了“病坊”。这可能就是医院的雏形。
当时的杭州，还不是今天能够和天堂相并提的杭州，它地近海边，“地泉碱苦，居民稀少”。唐代刺使李泌引西湖水，开凿六井，到了白居易又疏浚西湖，引西湖水灌田，人民才开始殷富起来。但是，到了宋代，这一切都废弛了，水中长满了水草，湖水干涸，漕运失利，河流多淤，六井也几乎废弛。苏轼到了杭州之后，开凿河渠，开通漕运，又筑堰坝蓄泄湖水，使得江潮不能进入市区。接着，又修复六井，取湖泥，堆积湖中，形成一条南北长30里的长堤供人通行，这就是我们现在所称的“苏堤”。苏轼又号召当地人民在湖中种菱，以克制其他水草的杂生。这些菱角的收益，就用来修湖和备灾荒。由于苏轼给杭州人民带来了好处，杭州人民怀念他，给他立了生祠。但是，由于他不得执政者的宠爱，他的一些很好的设想和措施不能得到实现。
苏轼所遭到的两次贬谪，一次是因为“乌台诗案”。“乌台”，是御史台的别名。《汉书·朱博传》说，当时御史府中有很多柏树，上面栖息了上千只乌鸦，它们晨去暮来，称为朝夕乌。根据这个典故，后来就把御史府称为“乌府”或“乌台”了。这里所说的“乌台诗案”是专指苏轼所遭到的一场冤案。
那是王安石罢相以后，王安石的变法逐渐被投机者所利用。围绕变法所形成的新旧两派的斗争，也逐渐变成了一场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倾扎和报复。苏轼不幸就成了这场报复的对象。当时苏轼在湖州，曾因事上表，因为有些事不好说，就“以诗托讽”，希望对国家有一些益处。到了1079年，当有人将一场改革变为倾扎和报复机会的时候，就有谏官李定等人，从苏轼的诗中摘出一些反对新法的诗句来，对他进行弹劾。苏轼因此而下狱。他“逮赴台狱，欲置之死，锻炼久之不决”。“锻炼”在这里有“罗织罪名”的意思。在狱中受尽了残酷的折磨，还是神宗怜悯，才没有被人置于死地。后来他被贬到黄州，成了一个团练副使。
在黄州，他“与田父野老，相从溪山间”。他在东坡筑了居室，自居其间，自号为“东坡居士”。这就是“东坡”这个号名的由来，也是“黄州”一名的由来。苏轼的代表作《念奴娇》（赤壁怀古）就写于这个时期。中国的赤壁有三处，这一处赤壁，又称黄州赤壁，因苏轼曾贬谪到此，且有著名词章传世，所以，这个赤壁，也就被人称为“东坡赤壁”了。相对着赤壁之战的那个赤壁，有人也称这个赤壁为文赤壁。
苏轼的第二次被贬是在1094年，宋哲宗亲政，新党重新上台，对当年排斥新党的“元祐党人”实行报复，苏轼又成为他们打击的对象，于是说他的词章中有“讥刺先朝”的内容，这样又把他贬到英州（今广东英德），降级一等。还没有到达，又贬到惠州。在惠州，苏轼生活了三年，再从惠州又贬到了“天涯海角”的海南儋州。哲宗在位6年，苏轼就被贬谪了6年，直到1100年（元符三年）哲宗去世，徽宗继位，大赦天下，他才获赦回到常州。
在这种贬谪生涯中，苏轼依靠着佛老思想的支撑，对现状仍然采取一种超然豁达的态度，同时坚持着对人生、对美好事物的追求。这种心态，表现在他的一些很有影响的作品中。比如写在他贬谪期间的《书临皋亭》和《答秦太虚书》。在《书临皋亭》中苏轼写道：“东坡居士酒醉饭饱，倚于几上，白云左饶，清江右洄，重门洞开，林峦坌入。当是时，若有思而无思，以受万物之备，惭愧！惭愧！”在《答秦太虚书》中讲到自己生活的窘况时说：“初到黄，廪入既绝（收入几乎断绝了），人口不少，私甚忧之。”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他就“痛自节约。日用不得过百五十”。怎么才能保证这个计划呢？他就“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钱，断为三十块，挂屋梁上。平旦用画叉挑取一块，即藏去叉。仍以大竹筒别贮用不尽者，以待宾客。”从这里可以了解到苏轼在黄州时生活的情况和在那种情况下的心态。
元符三年他被赦后，本来被调去任玉局观，当朝奉郎，那就是回到京城。但是，第二年（1101年）七月，他就病死在了常州。
苏轼是一位封建时代的官员，他为当时留下了很多政绩。但是，在今天读者的心中，他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他的文学成就是多方面的。首先他是一位散文大家。“唐宋八大家”的称誉已经标识了他这方面的成就。他的散文有谈史议论的，有叙事纪游的，有书札题记的，还有笔记之类的。这些散文中，以叙事纪游的艺术性最高。如《喜雨亭记》、《超然台记》、《石钟山记》等等。由于传播和接受的方便，读者似乎对苏轼的诗词更为熟悉一些。而且，似乎都以为苏轼的词是宋词中豪放派的代表，以为苏轼只写豪放诗词。其实苏轼也写了很多细腻委婉，柔情妙曼的词章，如《浣溪沙》“道字娇娥苦未成，未应春阁梦多情，朝来何事绿鬟倾？彩素身轻长趁燕，红窗睡重不闻莺。困人天气近清明。”古书《词荃》说：“子瞻有铜喉铁板之讥，然《浣溪沙》词，‘彩素身轻长趁燕，红窗睡重不闻莺’。如此风调，令十七八女郎歌之，岂在‘晓风残月’之下？”这就是说，苏轼词章的风格也是多样的。不过因为他曾写过“大江东去”那样的作品，情势的确豪迈，所以人们把他归入豪放派了。
苏轼的豪放使他有时忽略词的音律。“苏门四学士”之一的晁补之说：“居士词，人谓多不谐音律，然横放杰出，自是曲子内缚不住者。”苏轼自己也有同样的说法，他说自己写诗填词，“如万笏泉源，不择地皆可出。”由于思绪的奔涌，来不及使其合乎音律，故有不谐音律的现象。可贵的是，苏轼看重了诗的内核，认为它比外在的音律更为重要。这应该说是符合创作规律的。古人也懂得这个道理。《苕溪渔隐丛话》说，“盖其文章之妙也，语意到处即为之，不可限仪以绳墨也。”
关于苏轼的词，历史上有很多传说。苏轼有一首名词《卜算子》，内容是：“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时（有人作‘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桐（有人作‘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这首词写在贬谪黄州期间。对于这首词，古代一些评家作过一些评论，其中有一部《古今词话·女红余志》说了一个故事，为这首词的创作动机作了一番人所不知的解释。它说黄州一个姓温的人家有一个女儿名叫超超，到了及笄的年龄还不肯“字人（许嫁于人）”。一天，听说苏东坡到了黄州，她非常高兴，说这就是我的夫婿，整天徘徊在苏轼的窗外听他吟咏，“觉则亟去”（被发现后就赶紧离去）。苏轼知道这个情况之后，说“我将呼王郎与子为姻”。不久，苏轼被贬到了琼州（今日的海南），几年之后回到黄州，但这时超超已经死了。看来古代女孩子中也有追星族。不过，苏轼还真是一颗星，一颗闪烁千古的明星。超超为他而死，值得。因此，苏轼作了这首词纪念她。其中的“检尽寒枝不肯栖”，从字面上讲是咏雁，但“当别有寄托”。这是一家之言，聊作谈资吧。
苏轼有一首《虞美人》词，副题标为“扬州别少游（秦观）”，词中写道：“波声拍枕长淮晓，隙月窥人小。无情汴水自东流，只载一船离恨向西州。竹溪花浦曾同醉，酒味多于泪，谁教风鉴在尘埃，酿造一场烦恼送人来！”（《唐宋词鉴赏辞典》）对于这首词，人们有一些传说，说苏轼当初并不认识秦观，秦观听说苏轼将要到淮扬，就模仿苏轼的风格和笔调写了一首词题在一座山寺的墙壁上。苏轼果然分辨不出是自己的作品还是别人的，大为吃惊。后来孙莘老（秦观好友亦长辈）拿出了几十首秦观的作品给苏轼看，苏轼感叹地说，前面题壁的那位就是这个人了。后来苏轼与秦少游在淮扬饮别，作这首词。这是有关苏轼和秦观交往的一段佳话。
还有一个与苏词有关的故事十分有趣，也很能看出苏轼被贬生活的处境。那首词牌为《临江仙》，内容是，“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觳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这首词分明是写作者夜晚与人饮酒，回家时晚，小童已睡，无人开门，诗人独立门外江边时所发的一点人生感慨。但是，第二天谣言就传开了，说苏轼高唱“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的歌句挂冠服江边，拏舟长啸而去。急得守郡徐某听到后“惊且惧，以为州失罪人”。由此可见，苏轼虽为逐臣，但生活态度仍然豁达，词章写得生动有趣，另外，也可见他处境之艰难，统治者对他看管之严紧。
苏轼的代表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宋神宗读到“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的时候感叹地说：“苏轼终是爱君”，随即把他“量移”（改变一个放遣的地方）到了汝州。当时一个有名的歌者袁说，他与苏轼等人游金山，正直中秋之夜，当时天宇四垂，一碧无际，加上江流倾涌，一会儿，月出东山，月色如昼，于是大家一起登上金山山顶的妙高台。苏轼命袁唱《水调歌头》，唱罢，苏轼为之起舞，同时对周围的人说，这就是神仙了，我们这些写文章的人，真是千载一回了，后世还能够再得到吗？
苏轼的又一名作《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崩云，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樽还酹江月。”当时有人说，柳郎中（柳永）词，“只合十七八岁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苏轼）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一语道破了两种词风的区别。从此，便有了婉约派词与豪放派词风格的形象区别。
正因为苏词如此高绝，当时流传极广，除了文人墨客诵读之外，里闾细民也常有读之。苏轼的一首《永遇乐》：“明月如霜，好风如水，清景无限。曲港跳鱼，圆荷泄露，寂寞无人见。如三鼓，铿然一叶，黯黯梦云惊断。夜茫茫、重寻无处，觉来小园行遍。天涯倦客，山中归路，望断故园心眼。燕子楼空，佳人何在，空锁楼中燕。古今如梦，何曾梦觉，但有旧欢新怨。异时对、黄楼夜景，为余浩叹。”当时，苏轼任徐州太守。这首词刚写完，人们都还不知道。可是，突然有一天，城中传遍了。苏轼很奇怪，向人们打听原由。有人说，这发端于一个巡逻的士卒。苏轼把那个士卒找来询问。那人说，我稍知一点音律，常常夜间借宿在张建封庙里，听到有歌声，仔细听来，原来就是这首词曲，就把它记下来，传开了。这说明，苏轼的词是如何深得人心。
宋代的“苏门四学士”，指的是苏轼门下的四位学人，他们是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和张耒。我们在这里要讲一讲黄庭坚和秦观的故事。黄庭坚在文学史上颇有名声，有人甚至认为他与苏轼相配，因而有“苏、黄”之称。黄庭坚字鲁直，因贬涪州而自号涪翁，又因爱三祖山上的山谷寺而别号山谷道人，洪州分宁人，生于公元1045年，长秦观四岁，卒于公元1105年，比秦观晚去世五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