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一个奇怪的东西，它的成就有时候正和它的优长成反比。极贫极弱的朝代，会结出至臻至美的果实，极强极大的时候，会生出某些毒瘤。宋朝就是一个较为懦弱的时代，但是，在政治上，它却出现了伟大的民族英雄；在文学上，它出现了伟大的文学家和伟大的文学作品；在艺术上出现了精美的陶瓷和伟大的绘画。这似乎也有一些辩证法的原理在里面，在某些方面，也可以说是时事造英雄吧。
宋朝本来是词的时代，到了偏安江南一隅的南宋时期，国势虽然贫弱，但文学却有了长足的发展，出现了抒写爱国主义、民族情绪的高峰。这个高峰滥于南宋早期几位词家，最后由伟大文学家辛弃疾造成。
文学是时代的产物，作家是时代的儿子，辛弃疾作为一个文学新高峰的创建者，有他个人的和时代的原因。
辛弃疾，原字坦夫，后改字幼安，别号稼轩居士，他有印，称自己是“六十一上人”。“六十一”是“辛”字的拆写，“上人”是佛教对具备德志善行的人的称呼。他祖籍齐州历城（今山东济南），生于南宋高宗（赵构）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卒于南宋宁宗（赵扩）开禧三年（公元1207年），在世67年。他在世的这67年，是为祖国的统一大业追求奋斗的67年，也是悲剧英雄的67年。
青年时代的辛弃疾，师从刘瞻，与党怀英同窗。他们两人都有名，被时人称为“辛、党”。据说他们两人在入仕之前都占过卦。党怀英占的是“坎”卦，辛弃疾占的是“离”卦。“坎”主“陷”，所以党怀英留守金地；“离”是“南方之卦”，所以辛弃疾决心南归。后来，党怀英在金显贵，而辛弃疾在南宋成了著名的爱国词人，流芳百世。这当然只是笑谈。
辛弃疾曾是宋的遗民。靖康之乱后，地处东北方向的齐州，陷入金人之手。当是时，辛弃疾因幼年丧父，随祖父辛赞生活。祖父为家计所累，无法南迁，只得滞留北方，并出任过金人的亳州县令。这段在亳州的生活，就是辛弃疾的遗民生涯。辛弃疾的这种生活一直持续到他的弱冠之年。但是，正是这一段遗民生活，打下了他坚定的爱国基础。这一方面是祖父的教导。不得已身陷敌境的辛赞，常常用爱国主义的教育来弥补自己事金的遗恨。他经常带领年幼的辛弃疾“登高望远，指画山河”，教育他不忘国耻，并两次命他去燕山“谛观形势”，做恢复山河的准备。他教导辛弃疾要争取时机“投衅而起，以纾君父所不共戴天之愤”。（《美芹十论》）在这种教导下，辛弃疾曾于1154年和1157年两次到燕京应考，这就是受祖父之命，到燕地做实地考察。祖父的教导，在年少的辛弃疾心中无疑种上了爱国主义种子。另一方面，国难国耻的现状对青年辛弃疾也产生了强大的激励作用，使他时时盼望为收复山河、统一祖国而奋斗。
在辛弃疾的一生中，有几个年代是必须记住的。一是宋高宗绍兴十年（1140年）。这是辛弃疾的出生之年，也是宋代“靖康之乱”后的第13个年头。它标志着辛弃疾出生的时候，宋朝已经南北分割了13年。刚刚出生的辛弃疾所面临的是一个地分南北、贫弱交加的国家。这个国家的统治者，是一个在主和派控制下，放弃中原、不思北伐、偏安一隅、满足于小朝廷生活、懦弱而且昏聩的君主。
应当记住的第二个年代是绍兴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当时，国中豪杰并起抗金，一位名叫耿京的人聚兵起事于山东。22岁的辛弃疾也聚众两千人，隶属耿京，做耿京的掌书记。辛弃疾力劝耿京南下与南宋正规军配合，共同抗金。当时，有一个名叫僧义端的人，平时喜欢言谈兵家之事，辛弃疾和他有些往来。这人也聚众千余。辛弃疾极力说服他隶归耿京。没有想到，这个僧义端，竟然偷走了耿京的大印逃走了。耿京知道后，要杀辛弃疾。辛弃疾说：“你给我三天时间，如果三天之内抓不到这个人，你再杀我不迟。”最后，辛弃疾在金营将僧义端抓获了。僧义端对他说：“我看得出你的真相，你原来是一个青兕转生，力能杀人，但请你不要杀我。”辛弃疾不听这一套，杀了僧义端，取了他的项上人头，归报耿京。这样的壮举，使耿京更加器重他了。
在辛弃疾的故事中应当注意的第三个年代是杀僧义端的第二年，即绍兴三十二年（公元1162年），辛弃疾23岁的时候。这年正月，辛弃疾奉耿京之命，前往南京朝见宋高宗赵构，商谈南投事宜。辛弃疾被授予承务郎、天平节度掌书记，并奉节度印回山东，召还耿京。但没有料到，在他还没有到达山东的时候，张安国、邵进已杀了耿京降金了。这年的二月，在北归的途中，他听到了这个消息，气愤之下，就带领五十骑人马，直驱山东，深入五万人众的金营，去捉拿张安国。这时，张安国正与金将饮酒。辛弃疾就在酒宴上当众捆缚了他，同时又号召耿京旧部反正。行动之迅捷，令金人咋舌。等他们追杀出来的时候，辛弃疾等已奔去很远，来不及追赶了。辛弃疾俘获张安国后，一路南下，一直把张安国押到南京建康斩首。这一番轰轰烈烈的举动，表现了宋人的神武，应该给以很高的奖励。但昏聩的南宋小朝廷也只给了他一个“前官”（承务郎一类的官职），改派到江阴当了个佥判（协理地方政务，总管幕府文牍）。
从此辛弃疾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但是，他也开始了不受信任、不受重用的生涯。辛弃疾回到南宋以后的生活，可划分为四个时期，即第一个十年时期，第二个十年时期，18年的置闲时期，最后的起用时期。这也是在他的故事中应当注意的另几个年代。
南归之初，他对于所面对的一切尚缺乏清醒的认识，以为自己一心报国，就有机会一展身手。哪曾想，他的“遗民”身份，决定了他不可能如愿以偿。当一个政权懦弱昏聩到极点的时候，最忠实的臣民都会被当作敌人，何况辛弃疾有过“遗民”的经历？虽然他冒着生命危险，投奔到所谓祖国的怀抱，在他准备将一切献给她的时候，碰到的却是一张冷脸，南宋王朝根本就不信任他。王朝中占主要势力的主和派根本就害怕他的主战主张。所以第一个十年，他位卑职低，只做了些通判一类的小官。但是，他仍是一心图强，所以上了不少奏折，其中著名的有《美芹十论》和《九议》等。在这些奏折中，他劲言“逆顺之理，消长之势，技之长短，地之要害”。但是，因为“讲和方定”，朝廷不准备采纳他的建议了，并把他改派为司农寺主簿，又出知滁州——嫌他烦，把他发放到外地去了。不准抗敌，辛弃疾就修整内治。当时的滁州，由于兵燹的毁损，弄得“井邑凋残”，百姓痛苦不堪。辛弃疾就“宽征薄赋”，减少人民的负担，做了很多好事、实事，后又因平剧盗有功，被委了仓部郎官、提典江西刑狱、秘阁修撰、京西转运判官、江陵知府兼湖北安抚等职。辛弃疾就在这些无谓的职务中度过了生命中最宝贵的十年。
1172年左右，他南归后第二个十年的生涯开始了。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这十年中，他不但没有被派到抗金前线去“攘外”，而是到内地去“安内”，即镇压国内茶民和农民的起义。这一项公差，使他身处在深深的矛盾之中。一方面，朝廷派遣的事务，他必须办好；另一方面，他深知老百姓的暴动是起于不堪承受的重负。因此，他一方面为老百姓讲话，指出民之为盗，乃郡县官吏、豪富、盗贼为害所致，对人民表示同情。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为朝廷效忠。这种矛盾，使他时时都做着归隐的准备。年逾不惑的辛弃疾，对当时时事的看法深于二十多岁的时候了，他认识到了统治者对他的基本态度，因此，除了更加失望之外，他也更加现实了。不过，骨子中的报效祖国的精神，仍然使他想要为国家多做一些贡献，他在湖南建立“飞虎军”就是一个例证。建立这支军队，一方面保一方平安，另一方面，也为富国强兵、再图大业作一些准备。但是，昏聩的南宋统治者以辛弃疾的种种措施“不为众人所容”为借口在淳熙八年把他革职了。这样，他就开始了长达18年（一说20年）的闲置生活。
这种生活约始于1183年（淳熙十年），这时他43岁左右，正是年富力强、大展宏图的时候。在这18年中他除了任过一个时期的福建提点刑狱和安抚使外，一直隐居在江西带湖和瓢泉二地，在带湖，他筑了新居，取名稼轩，自称稼轩居士。在瓢泉，他写了《念奴娇》，副题为瓢泉酒酣和东坡韵。在这种时候，他的报国之志是难以实现了，在壮志难酬的痛苦中，他写下了大量的词章，用以寄托他深广的忧愤。同时，他得到了与广大农民接触的机会，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为此，他也写下了大量的词作。所以，这18年的闲置生活，倒是成就了他这个伟大的词人。他的大量词作，都产生在这一时期。
1204年和1207年，是应该记住的辛弃疾的最后两个年份。1204年，宋宁宗赵扩突然召见他。他喜出望外，以为北伐大业有望了。当他明白底细之后，才知道是宰相韩胄想利用辛弃疾的名望，派他当镇江知府。辛弃疾又一次失望了。但他到任之后，仍积极备战，计划募兵一万名，准备军服一万套，训练士兵，为渡淮抗战做准备。可是权臣韩胄借口把他调离了。辛弃疾辞职回到了铅山。1207年的秋天，金人提出以韩胄的首级为讲和条件。韩胄大怒，再次请辛弃疾出山支援，但诏命到达铅山的时候，辛弃疾已经卧病在床，农历九月十日，这位忠诚的爱国志士含恨离开了人世。
辛弃疾一生希冀着自己成为一名战士，但是生活却将他砥砺成了一位伟大的诗人。他的伟大，在于他的巨大贡献。辛弃疾在词的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是划时代的。他是中国词坛第一个伟大的开辟手。这个称号，主要表现在他对词的境界的开辟上。
词，最初只是“诗余”。诗，在中国文坛上才是正宗。所以，当词这门艺术形式出现的时候，文人们只把它当作表现个人闲情逸致的东西。或抒一己之情，或状眼前之物，特别是写一些儿女之情，女性之态，所以，这门艺术充满了柔弱之风，脂粉之气，如花间词之类。古人毛子晋说：“词家争斗秾纤，而稼轩率多抚时感事之作。磊砟英多，绝不作妮子态。”这就是说，辛弃疾把“词”这门艺术的境界从吟花弄月、儿女之情方面提高到了表现爱国之情、壮士之志的高度。所以清人陈廷焯说：“南宋而后，稼轩如健鹘摩天，为词坛第一开辟手”。
我们没法对稼轩词中写这种雄壮之气的作品作统计学方面的研究，但是，“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英雄气概，是他词章的主旋律。在稼轩词中混响着黄钟大吕般的爱国激情和时代强音，激荡着连天巨浪般的奔腾气势，糅合着失意英雄的深沉忧愤。所以他的词被誉为“大声鞺鞳，小声铿，横合六绝，扫空万古”。
在稼轩词中，这样的作品比比皆是，仅举其《水龙吟》（甲辰岁寿韩南涧尚书）一首作个代表：“渡江天马南来，几人真是经纶手？长安父老，新亭风景，可怜依旧！夷甫诸人，神州沉陆，几曾回首！算平戎万里，功名本是，真儒事，公知否。
况有文章山斗，对桐荫、满庭清昼。当年堕地，而今试看，风云奔走。绿野风烟，平泉草木，东山歌酒。待他年，整顿乾坤事了，为先生寿。”这是一首贺寿之词，应算作是应酬之作，一般都是些客套言语，但这首祝寿之词，写的却是自己对国事的关注，民生的怀念，而最后落脚在报国之心上。等于说，我今天没有给您做寿，“待他年整顿乾坤事了”再“为先生寿”。这“整顿乾坤事了”，当然是指平定外侮，收复河山，重振旧山河。从词的结尾句，我们似乎看到了作者平虏安国的强大决心和必胜信念。
辛弃疾对中国词坛的贡献，还表现在他丰富了词的风格。我国的闲适诗歌作品，多表现作者的闲适心情，给人以幽闲宁静、平和恬淡的审美感受。可是辛弃疾的闲适词却不是这样。他在置闲的18年中，写了不少闲适词，但这些词作，给人的审美感受是“闲”而不“适”。他虽然被统治者排挤到主流生活之外，但他魂系中华，这就造成了他这类作品“闲”而不“适”的风格。在这些词中，他曾说“白发空垂三千丈”（《贺新郎》），也曾说“可怜白发生”（《破阵子》），他还说“如今识得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丑奴儿》）等等。这都是他赋闲时期的作品，但是还有这么多的“愁”！这么使他放不下的“愁”是什么？是英雄失意的迟暮，是抱负不得伸展的无奈，是国家分割的忧患，是报国无门的愤懑。他的忧国忧民之心，感时伤事之意，丝毫没有因为自己的被排挤而减轻。这就是他闲适词闲而不适的原因。毫无疑问，这种“闲适词”，提供给人的是别一样的审美感觉。它隽永，耐人寻味，敲击人的灵魂。
辛弃疾对中国词坛的贡献还在于他开拓了词的题材。他无事不可以入词，无意不可以入词。且看这首小词吧：“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亡赖，溪头卧剥莲蓬。”（《清平乐》）这就是一幅农村生活的画面。辛弃疾信手把它拈来，写成了一幅妙趣横生的农家图。再看这首小词：“三三两两谁家女，听取鸣禽枝上语：‘提壶沽酒’已多时，‘婆饼焦’时须早去。醉中忘却来时路，借问行人家往处。‘只寻古庙那边行，更过溪南乌桕树。’”（《玉楼春》）这完全是几句对话，可是，竟被辛弃疾如此生动有趣地记录在他的词里。由此可见稼轩词的又一特点——口语化和散文化。这些特点，得力于时代的造就、生活的砥砺、思想的深邃、际遇的坎坷，同时，也得力于他对这门艺术的精通、谙熟而生出的机巧。古人彭羡云说：“稼轩词，胸有万卷，笔无点尘，激昂排宕，不可一世。”
辛弃疾可谓中国词坛的一位伟丈夫，但他也有婉约的柔情。他写了一些爱情词，那种缱绻也不亚于柳永、李清照。他写过“却把泪来做水，流也流到伊边”（《祝英台近》），也写过“哽咽梦中语：‘是他春带愁来，春归何处，却不解、带将愁去！’”（《祝英台近》）。这又说明，稼轩词的多样性。据说，辛弃疾每有佳作，就请人演唱，供人欣赏，并且向客人征求意见。客人们都很客气，说一些赞美之词。有一次岳飞的孙子岳珂在座。他因年轻，不懂客套，就说了自己的意见，说一篇的警句有些相似，另一篇用事多了一点。用事用典多，是稼轩词的一个瑕疵。辛弃疾听到后，大喜，斟满酒对客人们说，“丈夫啊，说中了我的毛病了。”于是就进行修改，“日数十易”，一个月也没有修改完。
辛弃疾一共写词629首，存诗133首，文若干。就创作成果来看，也是古今少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