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康熙年间发生过一件震惊中国的文字狱案——《南山集》文字狱案。案件的主要受害人就是戴名世。
戴名世，字田有，在安徽南山筑庐后，又字南山，人称“南山先生”，号褐夫、药身，别号忧庵，晚年号栲栳。戴名世的远祖是西周的宋戴公，所以被害于文字狱后，时人尊敬他，避讳而称之，称他“宋潜虚先生”，取隐潜不出的意思。他是安徽桐城人。生于清世祖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卒于清圣祖康熙五十二年（公元1713年），在世60年。
从他的生卒年代看，戴名世生活在清朝的前期，当时社会上反清复明的情绪还很强烈，这一情绪在戴氏家族中又表现得尤为突出。戴名世的曾祖父戴震（字孟庵）是著名的明代诸生（明清时期，经省各级考试录取入府、州、县的学者）。他因感于故国的沦亡而削发为僧，隐居龙眠山中埋头读书写作。戴名世的祖父戴宁，明代曾任江西新淦、乐安县令，被推为良吏，后来以奉养双亲为名，辞官归隐，数十年中以饮酒度日，隐逸而终。戴名世的父亲戴硕因故国的沦亡而忧思百结，无一日不忘怀朱明王朝，因此48岁便忧郁而死。他临终前曾对戴名世说：“我死于忧郁之中。我死之后，祸患一定会降落在你的身上，你千万不要像我一样忧郁啊！”这样的家庭影响，势必在戴名世的思想中留下深深的烙印。
戴名世少年聪慧好学，11岁即能背诵全套“四书”、“五经”，十七八岁就常和地方名流学者置酒聚会，切磋文章，探究名节。他还根据曾祖戴震的《响雪亭铭》“不阴常雨，盛暑犹雪”的意境撰写成《响雪亭记》，被时人广为传诵。由于几代人的辞官隐逸和战乱不断，到戴名世时，家境已经十分困顿了。他尚读苦写，但读物常感不足。在困顿之中，一位被他称为“终生为师”的同里学者潘红襄助了他。这位同乡学者极为赏识戴名世的文名，称赞他的文章有司马迁和韩愈的风格，因而在戴名世无力购书的情况下，把家中的藏书借他阅读。戴名世的文章确实非同凡响，当时，只要他的文章一写成，就有书商“随即为之刊布以售”，以满足人们先睹为快的需求。
戴名世的文章虽好，但是他的科举之途却并不如意。从28岁到55岁，在这条路上他一直跋涉了几十年。文章卓著的他，28岁时才获得一个秀才的称号，五年之后才以文行兼优获选贡生，这时他已经33岁了。学位与名分虽然有了，但朝廷对他仍是大材小用，他一直怀才不遇。到了康熙二十六年，他才以选贡生考取了补正蓝旗教习，得到了一个知县的头衔。但他感于“悠悠斯世，无可与语”（这么大一个世界，但是没有可以与之说话的人），而没有到任。他不屑于与村野学究为伍。但是迫于生活的压力，他又走进了顺天府乡试的考场，这一考还算不错，中了第59名举人，但紧接着的会试又落榜了。不过他仍然没有灰心，康熙四十八年（公元1709年）他又去参加会试，结果高中第二名进士，又获殿试一甲二名，也就是人们所说的榜眼。有了这个名分，他获得了一个翰林院编修的职务，得到了参修《明史》的机会，算是达到了修史的目的。但是，他已经57岁了。两年后，一桩天大的祸事降临到他的头上，他为之送了命。所以，从戴名世的追求来看，虽然他才情卓著，见地高远，著作丰厚，但命途多舛，终身困顿淹蹇，最后莫名其妙地断送了性命。
戴名世的杀身之祸首先源于清朝的统治者。康熙是清代的第三位皇帝，前两位皇帝在位期间都非常短暂，因此，康熙即位时，仍可谓清朝的前期。这一时期，一切都有待稳定。在朝廷的万机之中，巩固满人的统治被视为重中之重，急中之急，舆论的宣传与武力的征服都是同样重要的统治之术。所以，当时的文字狱大为盛行，连“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这样写实的语句都会引来杀身之祸，那直接议论当朝朝政，肯定是罪莫大焉了，戴名世就因此而进入了这种可怕的狱案中。
另外，戴名世的杀身之祸也与他特立独行的性格有关。他高傲嫉俗，狂放不羁，恃才傲物。在他心中没有什么权势，即使见到宰辅大官，也就是一揖而已，此外，别无他言。他常说自己生平无其他嗜好，只独好文章。他以激浊扬清为己任，因此，他好骂世，常与三五个志同道合的朋友聚集狂饮，醉后就嘲谑讥骂，言语中渗透着一种感慨忿怼之气，使人以为他是这些狂士的首领，由此成为了众矢之的。他的激愤和讥骂，使得达官贵人害怕，又由怕转为了恨。这样，即使在京的一些桐城老乡也都以“毋道戴生名”（不要提戴名世的名字）为戒。赶上一个多猜多忌的时代，赶上一个狂放不羁的性格，这就犹如烈火碰到了油，一触就可以爆发起来。因此，当戴名世的理想之途刚刚开始的时候，一个名叫赵申乔的左都御史就以私人之仇告发了他的《南山集》。
《南山集》是戴名世的门人尤云鹗所汇刻的一部戴名世的文集。这部文集收入了戴名世古文一百余篇，当时题名为《南山集偶钞》。以“南山”命名，是因为当时戴名世将自己一生授徒、鬻文之所得，在桐城南山购置田产房屋的原因。
从有关的史书中可以看出，《南山集》的罪名大抵是两个方面，一是用了永历的纪年。“永历”是明代后裔在两粤称帝的一个年号。另一是他认为清朝应该将明朝后代弘光等在明亡之后称帝的年号载入历史。内容是这样尖锐，再加上赵申乔的一番上纲上线，说戴名世恃才放荡、私刻文集、肆口游谈、倒置是非、语多狂悖、逞一时之私见，为不经之乱道，实属“滥侧清华”的“狂诞之徒”。这一番深文周纳，引起了康熙的盛怒，于是戴名世的罪名就由“狂悖”、“狂诞”上升到了“悖逆”，最后竟至于“大逆”。封建时代，“大逆”是一个不赦的罪名，因此康熙亲自给了戴名世一个凌迟处死的判决，而且，不准讲情，连大学士李光地的疏请都被拒绝了。
戴名世的死是难免的了。要命的是，封建时代讲究株连。这一案件，共株连了三百余人，连当时的另一位有名的文人方苞也因为给《南山集》作序而被株连下狱，后经多方营救，方苞才得以获救，但命隶于旗籍——给旗人当家奴。康熙五十二年二月（公元1713年），改判戴名世免于凌迟，但是，“著即处斩”。
其实，戴名世是一位很有志向和报负的文人。他的文章盖世，但是他并不以此为意，而是另有大志。他的志向大抵可分三类，一类是修撰明史，一类是改良时文，一类是重订古籍。
为了修撰《明史》，他留心先朝文献，用20余年的时间傀求前朝遗编，与人讨论掌故，致使“胸中觉有百卷书，怪怪奇奇，滔滔汩汩”，达到了“欲触喉而出”的程度。为了修撰明史，他放弃了好不容易获得的正蓝旗教习等职务，而走遍江淮各地，游历燕赵齐鲁，探寻闽粤山川，求访明末遗老，搜求明代史料。而且，在父死妻亡的情况下，他用了9年的时间，撰写了大量的明人记略、传记和明人遗诗序文。他具有优异的史才，又有正确的史识。为撰写明史，他呕心沥血几十年。但由于生计所累，特别是最后身陷囹圄，这个夙愿没有得以实现。
在改良时文方面，他着力矫正当时文坛的雷同抄袭和生吞活剥的弊病，提出“以古文为时文”的口号。他还与朋友一起，在北京的萧寺作八股文百多篇，以警世人。为改良时文，他提出文章要“率其自然”的主张。倡导古文创作应当“立诚有物”，应当“道、法、词合一”，“精、气、神并重”，“纵横百家而能成一家之文”。
在重订古籍方面，他立了两大宏愿，一是重订“四书”、“五经”大全，一是续写《通鉴纲目》。他所完成的著作有《朱子语录》、《四书朱子大全》、《明史》的《孑遗录》和明末大事记略及大量人物传记等。此外还有如《芦中集》、《困学集》、《天问集》、《柳下集》、《周易文稿》、《自订时文全集》、《意园制义》、《齐讴集》等，编选评点了《唐宋八家文选》等诗文集和其他理论著作，真可谓著作等身。可惜，这些著作，有的已经散失了。
关于戴名世，史书上记载了一些故事，其一是有关他作品风格的。康熙四十四年的某一天，一些文人聚集一处谈天说地，其中也说到了文学。一位姓杨的先生突然从衣袖中取出一篇文章说：“各位看看这篇文章怎么样？”一位和尚接过去看了后，一口断定说：“这一定是戴田有作的。”杨先生非常惊愕，问他从何而知，和尚说：“我常听说当今的文人，不雷同的只有戴田有一个。现在看到的这篇文章，没有一点雷同之语，因此，我断定这篇文章为他所作。”这个故事说明，戴名世文风的独创性是相当有名的，为世人所知。
另一个故事是戴名世身后的事。康熙五十二年二月初十日，戴名世被绑赴菜市口刑场就刑，因为清朝的株连政策，没有一个亲朋仆役敢到刑场相送。早春二月，春寒料峭，天阴雨斜，雾浓霜重，一代文学大师，就要这样冷落地离开人世，好不愁苦凄凉！这时，一个老人的身影出现在观斩的人群之中，他就是戴名世的老友杨千木。为了最后给朋友送行，杨千木雇了一辆马车，跟随在刑车的后面。人们都怕他的行动会给自己带来横祸，为他捏着一把汗。他却说：“谁说上头一定派人监视，不准接触行将毙命的人？即使真的这样，我也不会理睬！”他不仅给戴名世送了行，而且毅然将戴名世的遗体收敛入棺，尽到了朋友最后的义务。戴名世的灵柩最后由堂弟戴辅世护送回到桐城研庄之南。
戴名世与清代的另一位大文学家方苞的关系极好，他们不仅是文友，而且也是表亲。戴名世的文学理论对方苞有极大的影响，而方苞是清代散文重要流派桐城派的创始人。所以说，戴名世虽不属于桐城三祖之列，但他的影响，在桐城文学中也是不可忽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