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在组织内部错误地开展反倾向斗争，搞宗派主义，压制不同意见，排挤打击持不同意见的同志，破坏了党团内部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在第三次左倾错误路线统治期间，北方党团内部曾有一些做实际工作的同志对左的指导方针和行动计划提出不同意见或在行动中予以抵制，例如，“九一八”事变后，北平党内的一些同志对“拥护苏维埃”、“武装保卫苏联”等过左口号发表了不同看法，就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曾经担任过北平反帝大同盟党团书记的李铁夫曾经依据其长期在白区工作的实践经验，用大量事实批评了党在指导白区工作中存在的严重问题，指出了党内存在的主观独断、左倾空谈和行动上的盲动主义倾向给党和革命事业造成的危害，提出了他对北方革命形势的估计以及适应于这一形势所应确定的革命方针、任务、斗争策略，并端正对党所领导的进步团体的任务和作用的认识。担任过北平团市委书记的王青士也曾根据北平地区的实际情况，在一定范围内抵制执行左倾冒险主义的行动计划。但是，这些同志的意见和主张不但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采纳，反而被扣上右倾的帽子而受到“无情打击”。根据河北省党团的指示精神，北平党团内部也开展了“反铁夫路线”的斗争，对党团内部一切怀疑不满、不同意、不积极拥护、不坚决执行“左”倾方针的同志，广泛开展“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撤销这些同志的领导职务和工作，甚至以是否积极参加冒险主义的公开斗争检验党团员是否忠诚。这种错误的党内斗争，排斥、打击了一大批政治上比较成熟，实际斗争经验比较丰富的干部，人为地暴露了一些党团干部的身份，也使党内缺乏民主空气，不同意见不能发表，集体智慧无从体现，给党团组织带来了极大的损失。
第三，左倾路线在北平的贯彻，给北平地区的革命和青年运动带来的危害是十分严重的。
首先，执行“左”倾错误的指导方针使北平青年团组织和青年革命力量遭到巨大破坏。自大革命失败以后，北平党团频繁组织的暴动、游行、示威、飞行集会，违背了地下工作的原则，使革命力量损失惨重。例如：1927年10月的“广州暴动”之后，北平青年团有1/3的团干部和团员被逮捕，剩下的团员总数仅及破坏前的1/3.据1930年4月26日中共顺直省委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四二”示威游行使北平党团组织遭受损失，数量减少1/4，质量下降1/3，团组织的战斗力被削弱。另据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下半年到1934年底，北平党团机关遭受大的破坏多达十几次，党团员和干部个别被绑架、杀害的更是无法计算。像这样频繁的组织破坏，常常导致党团领导机构的瘫痪，严重影响了党团组织的战斗力。
其次，执行左倾路线，缩小了革命统一战线，孤立了革命力量，在一定程度上推迟了革命高潮的到来。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人民的首要任务已经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了”，在这民族矛盾上升的时刻，左倾路线的执行者们无视全国各阶层人民一致要求抗日，反动统治集团内部开始分化的事实，继续沿用过去的斗争口号，把党的外围群众团体全部搞成赤色团体，主张一切灰色群众组织和黄色工会都要转变为赤色。在斗争形式上，继续组织以建立苏维埃政权为目标的暴动、游行、飞行集会，鼓励冒险精神，用“怕死”、“右倾机会主义”等大帽子打击那些反对冒险计划的同志；在斗争策略上，不注意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做分化瓦解反革命阵营的工作。结果，失去了发展革命形势的时机，使“九一八”事变后，北平地区一度出现的抗日民主运动高潮很快被镇压下去；一些同情革命，主张抗日的民主人士也逐渐与党、团疏远。
第四，左倾路线得以在北平贯彻执行并不是偶然的，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除党中央、北方局、河北省委的错误指导外，也有其自身的原因。
首先，北平不是一个产业工人队伍庞大的工业城市，而是一个学校林立、学生人数众多的文化古城。从“五四”以来，学生运动在北平的革命运动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因此，学生历来是北平地区革命斗争的主力。北平党团内部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员占了绝大多数，他们身上不可避免地带有小资产阶级的弱点和毛病；又由于他们深入工农少，实际工作经验不足，因此，在一定条件下便不自觉地暴露出小资产阶级的弱点。例如，大革命失败以后，党团组织普遍地认识到夺取政权的重要意义，同时，由于对国民党及奉系军阀推行屠杀政策的愤恨，使北平党团内部出现了强烈的复仇心理和急躁情绪。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指导恰恰迎合了这种情绪，因此，当一系列冒险主义的方针、计划在北平贯彻时，遇到的阻力不大。
其次，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北平党团组织同全国一样还处在幼年时期，缺乏成熟的政治领导和理论指导。特别是当革命形势发生急剧变化，需要重新分析、认识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时，党团干部的马列主义理论基础和对中国社会实际的了解都显得不够，不能自觉地将马列主义理论同北平的社会实际相结合，目标明确、有的放矢地开展工作，而是盲目照搬外国革命经验，盲目执行中央指示。当然，这是与党团干部思想上、政治上都不够成熟分不开的。
再次，本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我们党内存在着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造成了北平党团干部思想上的禁锢，阻碍了他们深入地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而是片面强调学习和照搬苏联革命经验，不问革命形势是否成熟，敌我力量对比是否有利，就盲目号召进行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等冒险行动。
最后，缺乏在地上环境中与武装到牙齿的反动当局斗争的经验，不懂得隐蔽革命精干与发展革命运动的关系，是“左”倾计划得以贯彻执行的又一原因。
第三节 蒋介石倒行逆施，师生拼死抗争
蒋介石宣称：“宁可枉杀千人，不可走漏一个。”
奠都以来，青年之遭杀戮者，报纸记载至30万人之多。
这些书给读者打开了一个新天地，激发了青年学生对社会主义美好未来的向往和追求。
北方人民出版社就是因为出版马恩著作和进步书籍而被查封的。
国民党封锁革命文化的手段虽然毒辣，但是，进步刊物的发行始终没有停止。
随着北平爱国学生的第一声怒吼，一场规模空前的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终于开始了。
左翼文化运动的兴起
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蒋介石建立了更加残酷地剥削、压迫中国人民的反革命专政。蒋介石上台后，立即以“宁可枉杀千人，不可走漏一个”的野蛮和残忍，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进行疯狂的反扑。血腥的大屠杀在全国各大城市里大规模地施行。1935年11月，《平津十校学生自治会为抗日救国争自由宣言》中说：“奠都以来，青年之遭杀戮者，报纸记载至三十万人之多，而失踪监禁者更不可胜计。”据中国红色救济会统计，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到1929年的两三年内，工农群众、革命青年和共产党员被杀害者约45万人。当时的中国，正如毛泽东所说：“内战代替了团结，独裁代替了民主，黑暗的中国代替了光明的中国。”
但是，共产党人和革命的青年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为了挽救革命，中国共产党人组织各地工农群众先后发动了“八一”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上百次武装暴动。在斗争的实践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找到了一条在敌人统治力量相对薄弱的乡村，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实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适合中国国情的正确道路。这样，各地武装起义后保留下来的革命武装先后走上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民主政权的道路。从而出现了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新时期。与此同时，在国民党统治地区，由于反革命力量十分强大，反动统治异常严密，单靠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农民暴动的传统方式进行革命斗争已经很不够，甚至是不可能了。严酷的斗争形势迫切需要白区党组织找到一种适合于新情况的斗争方式。同时，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国民党统治的高压政策和革命志士殷红的鲜血也呼唤着共产党人去重新认识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问题，探寻配合根据地的武装斗争的战斗武器。根据当时城市工作的特点，白区党组织着重开展思想文化工作，以加强革命理论的宣传教育，提高广大人民的思想觉悟。并首先在上海、北平等大城市的知识界中组织进步的文化团体，进行革命的文化活动，继而又在全国范围内推动、领导了声势浩大的左翼文化运动，形成配合革命战争的另一条不可缺少的革命战线。
左翼文化运动出现于30年代并不是偶然的。首先，左翼文化运动是应中国革命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由于种种历史的原因，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的理论准备是不足的，党成立后不久，就投入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无暇深入地研究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投身于革命的文化运动。但是，在经历了革命的挫折之后，置身于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共产党人、革命的文化工作者和进步的青年知识分子开始重新思考中国现实生活中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以及社会的一系列问题，“把在这以前在青年和先进的工农群众中激荡着的，对于革命理论，对于生活和现实社会及历史的理解等等的思想问题和要求，正式作为主要的课题提到文化和文艺运动的日程上来了。”所以，中国革命迫切需要理论指导和文化工作，是左翼文化运动产生的根本原因。
其次，在国际范围内兴起的无产阶级文化运动是中国左翼文化运动得以产生、发展的重要条件。中国的文学革命倡导于“五四”时期，到了30年代，无产阶级的左翼文化运动在许多国家都有较大的发展，苏联、日本、德国、美国、法国等都先后成立了左翼文化团体，开展了相应的活动。在共产国际的倡导下，1927年和1930年先后两次在莫斯科和哈尔科夫召开了国际革命作家和无产阶级作家大会，成立了国际革命作家联盟，并且用几种文字发行机关刊物，这些都对中国革命文学运动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再次，左翼文化运动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斗争，虽然斗争锋芒直指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但却减少了与反动军队、警察的直接冲突。在国民党力量强大的白色区域有利于隐蔽和保存革命骨干，发动和争取广大群众，是适合于国统区环境的对敌斗争形式。因此，尽管国民党政府采用种种手段禁止革命文化和革命文艺书刊的出版、发行；动用军队、警察迫害革命文艺战士，但却始终不能根绝革命的文化活动。
最后，30年代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极大地牵制了国民党政府和军队的注意力，使敌人不可能倾全力于“围剿”革命的文化运动，同时，苏区的斗争也给革命的文化工作者以极大的支持和鼓舞，有力地促进了文化运动的发展。
1928年1月，进步文化团体创造社、太阳社，以《文化批判》《创造月刊》《太阳月刊》等杂志为阵地，发起了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化运动，力图创造一种“以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为指导的、为完成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服务的斗争文学，并就革命文学的目的、特点、作家世界观的改造等一系列问题展开了争论。这实质上就是左翼文化运动的开端。1930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创造社、太阳社、鲁迅及其它左翼文化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在上海正式成立。在左联成立大会上，通过了《理论纲领》《行动纲领》和工作方针，确定了左联成立后的迫切任务。
1930年5月20日，文化界进步人士又相继成立了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社联）和左翼戏剧家联盟（剧联）等团体，同左联一起组成中国左翼文化阵营。
中国左联在上海成立后，对北平青年的影响极大。半年之后，北方左翼作家联盟（又称北平左联）在北平建立，成为领导北方地区左翼文化运动的司令部。中国左联之所以在北平产生这样大的影响，是由北平特定的环境和条件所决定的。
首先，从客观条件看，自1928年国民党新军阀取代奉系军阀统治北平以后，推行封建法西斯专政，北平人民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都没有丝毫改善。而连绵不断的军阀战争，更把北平人民投入灾难的深渊。30年代初期，日本又侵入东北、华北，民族危亡的阴影时刻袭扰着北平人民，青年学生更加为个人出路、国家前途担忧。
其次，从主观条件看，北平大专院校、学术研究机构之多，青年学生之众居全国之首，各种思潮流传较快。北平的青年学生是一支经历过五四运动、“三一八”斗争锻炼的革命生力军。自共产党、青年团成立以来，学校就是北平党团工作的重点，许多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在大学和文化界进行了长期的、大量的工作，有一定的群众基础，也锻炼出领导青年知识分子从事革命工作的经验。
再次，这一时期，苏联及其它国家的普罗文学即无产阶级文学（普罗是英文Proletariat的音译，用音译有利于逃避国民党的检查机关）流入中国，有些书刊译成中文后，成为在进步青年中广泛流传的读物。青年们通过这些书刊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知识，加深了对社会主义苏联的了解和向往。于是，北平地下党和一些在大革命失败后失掉组织关系的党、团员，相继在学生中组织起各种进步的文学或社会科学研究团体，引导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革命理论和无产阶级文学问题。为了扩大革命影响，他们还出版了一些刊物。北京大学的展望社、师范大学的Our读书会（Our即英文我们的）就是这类团体中产生较早的两个。这些革命的文化活动是北平地区左翼文化运动的萌芽。
随着各学校进步文学研究团体和读书会的不断出现，随着日益广泛激烈的政治斗争，就产生了统一左翼文化团体的组织和行动的需要。1930年3月，在中共北平市委领导下，北平各普罗文艺社团，社会科学研究团体共同组成了北平普罗文化运动大同盟。参加这个同盟的团体有20多个，成员有胡锡奎、谢冰莹、杨刚、段雪笙、蒋晓海、杨纤如、马季刚、杨秀怡等。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正在大学读书的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普罗文化运动大同盟是北平左翼文化社团的大联合，也是后来北方左联的雏形。
1930年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后，出版了不少刊物和书籍，这对北平左翼文化运动的深入开展起了推动作用。1930年夏季，一些在上海参加过中国左联成立大会的同志，如潘漠华、杨纤如等陆续来到北平，他们按照党的指示，联络北平的部分进步学生、作家和教员，积极着手筹备成立北方左联。中共地下党对北方左联的筹备工作十分重视，委派段雪笙、潘漠华等共产党员具体负责这一工作，组成筹备委员会。一些进步青年在筹备建立左联的过程中，受到教育和锻炼，加入了共产党。
1930年9月18日下午，在北平大学法学院的小礼堂（即北洋军阀时期的国会众议院礼堂），召开了北方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大会。到会的有段雪笙、郑文波、刘尊祺、谢冰莹、张章、梁冰、张秀岩、陈璧如、李长路、郑伯奇等30多人。会上，中共北平市委的代表王文正分析了当时的国内外形势，说明了北方群众面临的斗争任务。接着，美国《新群众》社、北平反帝大同盟、革命互济会的代表在大会上相继发表演说，祝贺北方左联的成立。随后宣读了北方左联的《理论纲领》、《行动纲领》和成立宣言，并一致通过了这三个文件。大会还选出了由段雪笙、潘漠华、谢冰莹、刘尊祺等十人组成的执行委员会（其中正式委员七人，候补委员三人）。最后，代表们通过了参加革命互济会工作、通电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中国苏区和红军；发展组织，打破狭隘方式，欢迎劳苦大众参加等提案。
当晚，北方左联执委会召开了第一次会议，研究了编辑、出版左翼刊物等问题。从此，北方左联作为中共地下党的一个重要外围团体，开始活跃在对敌斗争的战场上。
北方左联的诞生是党在进步文化界工作的结果。左联内部设有党团，党团一般由三人组成，其中两名党员、一名团员，负责统一左联内部党团员的组织与活动，随时将党的指示及时贯彻到左联的工作中去。北方左联成立后，陆续在北平的一些大、中学校设立了左联小组（后来发展为支部），其中左联成员较多、小组规模较大的单位有：北京大学、北平大学法学院、北师大、中国大学、燕京大学，有的学校甚至同时有两三个小组在活动。清华大学、辅仁大学、中法大学、民国大学、大同中学、汇文中学和贝满女中也成立了左联指导下的文学研究社、马克思理论研究会、戏剧研究会、新兴美术研究会等进步团体，以此团结进步的青年学生和教员。北方左联还派出盟员分赴天津、济南、太原、保定、张家口等地，帮助当地爱好文艺的进步青年建立了北方左联的支部或小组。
北方左联成立后不久，北方的社会科学研究队伍和教育、文艺、音乐、美术等领域也先后成立了左翼进步团体，即社联、剧联、语联、教联、乐联、美联等，当时称为八大联。八大联的相继成立及活动，标志着北方左翼文化运动有了较深入的发展。此后，为了统一各左翼文化团体的活动，加强团体之间的联系和协作，在河北省委的指示下，1932年5月，北平各左翼文化团体代表在南池子欧美同学会秘密召开会议，成立了北平文化总联盟（简称北平文总），全国文总的代表在大会上作了报告。会上就今后如何开展左翼文化运动等问题作出决议，并决定出版刊物，作为传达指示、讨论问题、提出建议、交流情况的中心。还通过了《北平文化总联盟纲领》和《北平文化总联盟章程》，“作为全体盟员今后一致的方针。”北平文总的成立使北方的左翼文化运动出现了更加统一、协调的局面，同时也进一步加强了党对北方左翼文化运动的领导。
北方左翼文化团体的活动
北方各左翼文化团体成立后，党根据北方文化界和青年知识分子的特点，发动、组织了许多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话动，为促进革命运动向深入方向发展做了大量工作。其活动的主要内容是：
1.创办左翼刊物，出版进步书籍
创办进步刊物，宣传革命思想，是左翼文化运动中一项重要的工作。1930年9月，北方左联成立后的第一次执委会上就决定出版机关刊物《前哨》，1931年2月即开始发行。这个刊物曾登载了陈沂写的报告文学《我们冲破敌人的最高机关》，记述了北平学生南下示威团与上海等地学生联合攻打、捣毁国民党中央党部的斗争。以后，随着左翼文化团体及其附属组织的不断涌现，各种进步刊物更如雨后春笋般应运而生。计有《我们周报》《北方文艺》《大众文化》《尖锐》《文学杂志》《文艺月报》《北平文化》《科学新闻》《社会科学》《今日》《泡沫》《浪花》《新大众》《开拓》《理论与创作》《北国》《北星》《榴火》《世界文化讲座》等数十种。这些刊物主要是发表左翼盟员进步的文学创作，介绍国内外的政治新闻，报道国内外左翼文化运动的消息，针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发表一些短小精悍的街头诗、墙头小说、小品文、小杂文等，具有较强的战斗性。除了自己出版左翼刊物外，左翼盟员还争取机会在当时的一些报纸（如《京报》《北辰报》）上开辟文艺副刊，刊登进步的文艺作品，左联各支部还组织盟员写稿，投寄给北平的《世界日报》、天津的《大公报》的专刊、副刊，利用公开的发行面较广的报纸传播革命思想与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