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9月24日，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部正式提出对华北的三点主张：
（一）把反满抗日分子彻底驱逐出华北；
（二）华北经济圈独立；
（三）通过华北五省的军事合作，防止赤化。
日寇侵吞华北的血口在继续急剧变大。
10月4日，日本内阁通过了《鼓励华北自治案》和《外、陆、海三相关于对华政策的谅解》，在这些文件里，将广田外相在日本第68次议会上的演说，即所谓“广田三原则”公诸于世：
（一）中国应该首先彻底取缔排日，并抛弃依赖欧美政策，采取亲日政策。
（二）中国最终应该正式承认满洲国，暂时可对满洲国作事实上的承认，反满洲政策自然放弃。华北与满洲接壤的地区应实行经济、文化融通与提携。
（三）来自外蒙的赤化是日满支三国的共同威胁，中国应依日本排除威胁的希望在与外蒙接壤地带作各种合作设施。
紧锣密鼓，恨不能一步登天――这便是日本帝国策动华北自治的基本心态。中国人有句俗话：“一口吃不成个胖子。”日本人摇摇头，说：不，应该口一张就变成个胖子才对。
没有突破口一切都白搭。他们非常明白这个浅显却并不是一下子就能付诸行动的道理。抓住宋哲元不放，对，就从策动他开始。
但是，一次次碰壁。当然，偶尔也有奏效的时候。
宋哲元很有点稳坐钓鱼台的气度，不点头也不气恼。
日方代表到北平向宋哲元提出《华北高度自治案》，限期宋在10日内宣布自治。
随之便是日军的武力配合：关东军司令官下令调动部分陆军集中在山海关和古北口，部分海军军舰驶向大沽口。日军的飞机像蝗虫一样每天在北平上空掠过。
不能不说是强大的压力，但宋哲元似乎对这一切视而不见。时限已到，他没有宣布自治，也没有给日方一个明确的答复。
别说是日本人，就是蒋介石此刻对宋哲元也有些费琢磨。
土肥原贤二来到了北平。
从东北动身时，他对完成此行所担负的使命满怀信心：“没问题，我一定会努力组织起华北自治政府。”对谁他都是这么说，那份自信从眉眼间足足地溢出来了。
土肥原的工作分为两步走，第一步是切切实实地掌握冀东亲日派殷汝耕；第二步说服宋哲元与殷汝耕合作。
通过殷汝耕来控制冀东，这是土肥原走的一步高棋，算他有“眼光”。
冀东，泛指河北省东北部处于热河省和平津之间的20多个县市，著名的开滦煤矿、天然良港秦皇岛都在这里，通往伪满洲国的铁路干线也必须从这里经过。日本帝国垂涎这块农业发达、资源丰厚的小绿洲已经好久了。按《塘沽协定》划分，这里属于停战区，区内的治安由中国保安队负责，中国军队与日军均不得进入。可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河北省将冀东分为东西两个行政区，西半部以通州为中心，称蓟密行政督察区。东半部以唐山为中心，称滦榆行政督察区。在这片停战区执勤的保安队的大小头目都是日方指派或推荐的，殷汝耕是停战区的“最高”行政长官。开始，由日方推荐殷担任蓟密行政督察区专员，滦榆行政督察区专员由陶尚铭担任。陶曾在国民党政府外交部任过职，对日本军部的话并不是那么顺从，所以殷、陶之间矛盾迭起。后来，陶便愤然辞职，殷就顺理成章地兼任了“滦榆”的专员。
殷汝耕是货真价实的日寇走狗，中华民族的败类。他曾两度东渡日本，分别在鹿儿岛第一高等学校工科和早稻田大学学习，归国后使自己全面“东洋化”，身著和服，口操日语，手挽日妻……他和土肥原等日本实力人物打得火热，求荣华富贵。他曾参与了《湘沪停战协定》、《塘沽协定》的谈判，以出卖祖国主权为乐。
土肥原现在要把宋哲元和殷汝耕捏在一起，从而达到控制华北的目的。从地理位置上看，平津地区的西、北两面已经被日军所控制，如果冀东再落入他们手中，则又可以从东面对平津加以包围。这样，最终侵吞平津乃至整个华北就是手到擒拿的事了。
土肥原频繁接触宋哲元，有时一天三次不请自到，上门讨好，外加威逼。
宋哲元始终没有答应。与蒋介石分庭抗礼这是他从开始跟冯玉祥将军时就抱定的心愿，现在要他沦为汉奸，宋某不愿上钩。
土肥原虽然十分恼火，却没有失望。随之而来的是对宋哲元的最后通牒：11月20日是限定实行“自治”的最后时间。土肥原显得异常坚决，他扬言：如果在规定的时间还不兑现，我们会派五个日本师团到华北，六个师团到山东。
宋哲元的承受力是有限的，在离土肥原的限期只剩下四天时，他给蒋介石发了份电报，既倾诉苦哀，又施加压力。电文说：
“华北局势受环境压迫，危险万分，时下日方又以兵力威胁，更属刻不容缓，日方要求”
（一）地方自治。
“（二）脱离中央。哲元对此丧权辱国之事，决不去做，已均予以拒绝……但力量薄弱，只能支持一时，不能永久。伏乞钧座速示最后整个方针，或派大员来平指导，以全大局，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这时候，土肥原仍在不失时机到宋府威逼利诱，一次次通报日军大军压境的声势。19日午后宋哲元送走了登门“拜访”的土肥原后，立即离开北平到天津探望老母去了。
土肥原跟脚追到天津……
宋哲元仍然软顶硬拖，就是不给日方明确的签复。
日寇按捺不住难以等待的焦急心情，于11月25日将蓟密、滦榆两区合并为滦蓟区，并把不属于停战区的昌平、宝坻、香河、宁河四县也纳其中，在通州成立了所谓“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儿皇帝”殷汝耕被封为委员长。
土肥原显然是一种完成了使命后的轻松喜悦之神态，对新政府的成立表示倾心的祝贺，他在天津某饭店密谋大计的会上，喜滋滋地对殷汝耕说：
“殷君，我们就以香槟举杯祝贺成功吧！”
日本人很喜欢中国的香槟酒，土肥原在喜庆的日子里不能不提到它。
殷汝耕这时候巴不得将天津所有的香槟酒买来与主子倾底而干。不料，全市的香槟酒已脱销，他不得不改变主意，赶忙向土肥原献媚：
“咱们用日本酒庆贺比香槟更有意义。”
土肥原听了，一击殷汝耕的肩头，眉飞色舞地说：“殷兄，你大大的忠心帝国，难得！难得！华北的天下非你莫属。”
庆功宴席至深夜方散。天上无月，厚厚的乌云笼罩着四方。殷汝耕急于到新政府去坐第一把交椅，连夜摸黑驱车驶向通州。
蒋介石根本不给日方好脸色看，面对日寇的为所欲为，他断然采取了几项措施：
撤销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派何应钦为行政院驻平长官；
派宋哲元担任冀察绥靖主任；
罢免殷汝耕，拿办。撤销滦榆、蓟密两区专员公署。
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奉命要求日本政府制止日本华北驻屯军蔑视中国主权的言行。
不能说蒋介石这几条措施都是做给日本人的，另外的一层“杀鸡给猴看”的含意绝对不可低估：宋哲元，你不要在我老蒋面前跷二郎腿，我有能力和气派收拾你。殷汝耕不是被缉拿了吗？还有，何应钦北上代表南京政府就任驻平长官，说明华北不是你的独霸天下。
日本人并没有被南京政府的强硬态度唬住，他们限期宋哲元宣布“自治”的要求没有取消，只是时间又放宽了几天。
宋哲元颇有点两头受夹攻的感觉。谁都在拉他，谁也都在打他。这还是人么？一气之下，他便称病到西山休息去了。
对于蒋介石新委任的冀察绥靖主任的职务，宋哲元坚持不就，连连给南京政府发去电报表达了这个意思。
何应钦奉蒋介石之命匆匆北上，与宋哲元商讨安定华北的方案。没想，宋哲元只和他照了个面，敷衍几句，就躲而不见了。宋哲元知道南京派这个“驻平长官”的良苦用心，不愿让姓何的分化自己的权力。
与此同时，日军的15架飞机列队在北平低空盘旋，何应钦的居仁堂收到了殷汝耕署名的传单，要求南京政府响应“自治”。这是明目张胆地赶何应钦走。
何如坐针毡、如过火海。他感到自己随时都有把命搭在这里的危险。担任北平城防任务的29军的师长冯治安觉得这时候该给自己的军座宋哲元说句话了，便在呜呜的飞机声中请见何应钦，给他说宽心话：“首长，请你放心，你在北平的安全，我完全可以负责。”何应钦对于冯师长的关照自然要表示感谢，但是他总觉得姓冯的这话说得有点欺人太甚，这不是明明白白告诉大家我何应钦的生命完全掌握在29军手中吗？他妈的，准是宋哲元教他的师长来羞辱我何应钦的。真不是东西！
何应钦也是腹背受敌呀。别说他，就是把蒋总裁搭上，也难以承受眼下北平这超负荷的压力。何几经请示总裁，又和来平的几位要员商量，决定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
当日，何应钦与秦德纯、萧振瀛等人拟定了一个“暂纡组织大纲十二条”，规定由宋哲元任委员长兼绥靖主任，管辖河北、察哈尔两省和北平天津两市。第二天，萧振瀛赴天津，向土肥原、多田骏转告了这个方案。之后，何应钦、宋哲元见面，对于设置冀察政务委员会一案作出最后协商。
全国人民用极大的愤怒回击即将诞生的这个机构。这是向日本帝国主义妥协、投降的机构。首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北平学联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反对“华北自治”。全国各地的学生以及民众跟着从北平街头传来的怒涛也纷纷举行示威活动。
即使在南京方面也不可能没有人谴责宋哲元等人勾结日本的行径。监察院还特地举行紧急会议，建议政府下令惩办降敌辱国的宋哲元。国民党“北方元老”张继难以按捺一腔激怒，找到蒋介石痛哭流涕地怒骂宋哲元，恳求中央严办这个卖国贼子。蒋介石自有他的考虑和打算，这样回答张继与一切不同意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的人：单去责怪宋哲元不是办法，他奉命于败军之际，受任于危难之时，撑持华北危局，一切都本中央意旨行事，我们不会真心与日本合作的。
显然，蒋介石没有不批准设置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意思，但是何应钦心里却有点发毛，惟恐蒋介石把这事“搁浅”，便努力地给蒋做工作。终于，他如愿以偿，国民党南京政府在12月11日发布了《国民党政府组织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命令》，预定12月16日成立。宋哲元任委员长，日本推荐汉奸王揖唐、王克敏、曹汝霖为委员。
众怒难犯。举国上下都在声讨出卖国家的人，处处可见这样的标语口号：“‘政委会’是变相的华北自治，我们坚决反对这个丧权辱国的机构”。何应钦在北平根本无法呆下去，每日每夜都有成群结队的人在他住所的街上或门前示威，叫响着他的名字骂他。他不仅仅是处境尴尬，而是生命安全也没有保证了。于是，12日晚他悄不声地乘平汉线专车返回南京。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宣布“政务会”延期成立。
蒋介石的主意没变，南京政府也没有收回成立“政委会”的命令，何应钦更是贼心不死，铁了心要设置这个机构。1935年12月18日，冀察政务委员会在北平外交大楼举行了成立仪式。主办的当局如临大敌，当天一早就在外交部街及东单牌楼一带布置大批军警，戒备森严。大会是悄悄举行的。会前未敢公布日期，所以会场十分冷落，仪式也很简单。宋哲元和其他委员出席了成立仪式。宋哲元致开幕词，从他的神态、表情能看出，他的某些企求得到满足，因而显得颇为称心。但是，细心人还能看出，他仍然有心病，这毕竟是鬼子们下了力气扶植起来的一个政权，鬼子，侵略中国的日本鬼子呀！所以，他的眉头有时皱得像核桃皮，不讲话。开幕词就几句话，讲得简单、含糊，完全是客套话，看不出任何倾向性，使人感到他很滑头。
相比之下，他在当天发表的“就职演说”就有些分量了，那是一篇他心灵的自白。
“应本善邻原则，力谋邦交之亲睦，凡以平等互惠待我者，皆我友也。况自《塘沽协定》以来，冀察两省与日本有特殊关系，为两国利害计，为东亚和平计，尤应互维互助，实行真正亲善，哲元愿以最大之诚意，为最后之努力。”
如果不用指名道姓地点出这番话出自谁的口，大概一般人不会想到这是长城抗日战斗中那位“抗日英雄”的心迹。当然，人们绝对不会用他的言语去定论他的行动，更重要的是大家要看他怎么做。
冀察政务委员会是一个特殊的机构，属于半自治政权，它既同国民党有联系，又同日军有联系；它不同于国民党政府领导下的各省的地方政权，也不是日本帝国主义所要求的那种“高度自治”的傀儡政权。这实际上是日本蚕食华北的侵略政策与国民党政府的妥协退让政策相结合的产物。也有人说它是变相的“自治”政权，这是很确切的评价。
作为宋哲元本人，他也是在历史的夹缝中“忍辱负重”，苦撑局面。他的工作既受到日本军方的干扰，又得听命于南京的蒋介石。日方企图逼迫宋哲元进一步脱离南京政府，而提出了“华北明朗化”的要求，以使宋哲元投向日本的怀抱，蒋介石的算盘珠子也拨得蛮如意，他一再派人给宋哲元送去亲笔信，要他“忍辱负重”，拖延时间，明明白白告诉他：我们赢得了时间就赢得了胜利。宋哲元难做人了，双方都有压力，两边都有诱惑，怎么办？他经过一番苦想、权衡，终于有了对付日本的策略。对日本提出的无理要求他的对策是：“不说硬话不做软事。”他要求自己的部下对日本要“表面亲善，实际敷衍，绝不屈服”。
日本方面曾极力干涉冀察政务委员会的人选，想尽多地把亲日派塞到各个重要岗位上。最初，他们推荐了30多人的名单，其中一大半是他们的心腹，宋哲元拒绝了。后来经过何应钦与日方反复协商，由国民党政府公布了一个17人的名单。17人中，属于东北军系统的4人，属于西北军系统的6人，这10人是反日的实力派，是宋哲元力争的结果。
对于政务委员会中的亲日派，宋哲元的态度很明确：他不可能把他们排除掉，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讲，他需要他们平衡自己的心态。但是，他不允许这些人在他的手下胡作非为。他们公开的出卖国家同时也出卖自己的灵魂，他鄙视这些人。姓宋的虽然主张中日亲善，但他有脊梁骨，他还不会堕落到在鬼子的胯下爬行。
日方在政务委员会安排的亲信主要有：
潘毓桂任政务处长；
陈中孚任外交委员会主任；
陈觉生任交通委员会主任兼北宁铁路局局长；
王揖唐任委员会常委。
……
这些人身居要职，能量很大，国人对他们无不恨得咬牙切齿。这，宋哲元心里是有数的，基本的态度是：像对待政务委员会其他各派系势力代表人物一样，一律给以礼遇，但是当他们做出十分扎眼的有损国格和宋哲元脸面的事情时，便毫不客气地坚决除名。
宋哲元是军人性格，说一不二，有话音就有行动。
宋哲元硬，日本人也不会软，他们把自己的势力安插进来就是为了给宋哲元施加压力，使政务委员会成为得心应手的工具。那是政务委员会成立不久，宋哲元接到了潘毓桂、陈觉生等人递上来的一份“冀察自治方案”和“自治政府组织法”，让他审批。
宋看完这份报告，心里的火气直冲脑门，他把潘、陈二人找来，责问他们：
“你们的心劲不小啊，汉奸殷汝耕费尽心血没有干成的事，看来你们是死心踏地地要干成功！”
一语戳到痛处，潘毓桂们的额上立即渗出了汗珠。他们的这个“自治方案”与殷汝耕的那个方案几乎一模一样，这些人就是要把华北从政治、经济以至信仰，一律纳入日本统治之下。
宋哲元的火气还没消去，他进一步逼问道：
“是谁指派你们搞这个方案的？蒋总裁、还是华北的民众？”
潘毓桂们额上的汗珠又渗出一层，他们无言答对。
宋哲元早就知道，他们的这个方案是在接替土肥原担任北平特务机关长的松室孝良亲自授意下出笼的，他就要问这些日本人的亲信们，要他们交出自己的“后台老板”。见潘、陈只是言词闪烁地支吾着说不出什么名堂，宋哲元便将文件当场撕毁，摔在了潘毓桂面前。
土肥原没有办成的事松室孝良同样也达不到目的。
宋哲元绝对不允许自己的身边有这样的日本暗探存在，随之他就对冀察政务委员会进行了清理，先撤了潘毓桂的政务处长职务，换上了跟随自己多年的秘书长杨兆庚。就在这时候，王揖唐又公开站出来强烈要求实行华北独立，宋哲元坚决拒绝，两人发生争吵。宋下令将王免职。一不做二不休，随后宋又借故驱逐了陈中孚，把外交委员会主任换上自己的儿女亲家贾德耀，然后让29军参谋长张维藩担任平绥铁路局局长，以与陈觉生的北宁铁路局长相抗衡。
宋哲元该松口气了吧！不。他说：只要冀察政务委员会存在一天，日本人就一天也不会让他安生。他已经做好了应付一切麻烦事的足够准备。
这期间，天津市市长萧振瀛被迫辞职。原因是肖总是背着宋哲元答应日本提出的一些无理要求，29军的将领对此极为不满。想想看，一市之长，失去了自己所辖地面上实力派军方的支持、不仅仅是不支持的中立态度而是强烈反对时，他还能存在一天吗？天津市市长空缺，谁来顶缺？
日本方面自然不会放过这个可以安排自己亲信的极好时机；宋哲元也不会使日方的愿望就那么轻而易举地得以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