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徐世昌此番成立总参谋处在计划中不写复辟二字，并非不想复辟。只不过他的复辟办法是迂回曲折的，必须经过种种遮遮掩掩的诡辩程序。而张勋所主张的复辟办法，则是直截了当，“理直气壮”的。他不想进行什么遮饰和诡辩。因而后来张勋的复辟失败后，一些前清遗老常常议论说，“复辟非不可为也。不过，这事本就不该由张勋去办，如果由菊人来办，结果就会不一样。”但是，这种马后炮放得再准确也太晚了。总之，由于张勋的坚决抵制，徐世昌的又一次曲线复辟计划破产了。不久，总参谋处无病而终。梁启超一气之下，代表研究系宣布与督军团划清界线，声明“须保持共和国体及立宪政体，否则不敢与闻矣。”而徐世昌被张勋屡次顶撞，碰得焦头烂额，也气得胸闷头胀，忧愤成疾，又退回天津老巢里闭门谢客，暂避三日红尘去了。
于是，张勋自始至终稳稳地把住了复辟的主导权。他以雄厚的军事实力，在那有枪就是草头王的混沌年代里，勉为其难地强占了本不属于他应占的历史地位。
听信日本“好人”言，“英雄壮举”烧眉毛
张勋终其一生，始终不肯崇洋媚外，不肯出卖国家主权和利益，这是他和北洋派其他军阀显然不同的一个鲜明特点。他对洋鬼子（尤其对法国和日本）的愤恨前文已有铺叙。另据有关史料记载，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段内阁组成时，黎元洪为了遏制段的权势，曾决定任命唐绍仪为外交总长，并商定唐对一切外交事务享有处理之全权，不受段的指挥。段祺瑞表面上赞成，背地里却为自己身为总理而无外交之权感到非常恼怒。正在无可奈何之际，却不料辫帅张勋突然挺身而出，对唐绍仪发起了猛烈的攻击。他先是派人到上海去面见唐绍仪，威胁说：“今闻阁下以某国为助，以某种交换条件出长外交，想来赴任之途必经徐州。届时务请下车一谈，藉聆雅教。故特派使者前往迎驾。”
唐绍仪素知张勋蛮横，见其来使出言诡秘，感到不寒而忄栗，只好委婉地推托说：“本人身体欠佳，陆行不便，拟由海路北上，故不能在徐州停留，有负雅意，深以为歉。”随后，他便由上海乘船径赴天津。张勋得到这一消息后，立即派其参谋长万绳木式急往天津散发小册子，反对唐绍仪出任外长。唐抵津后，从往迎者口中得知张勋已先在天津发难，吓得躲在船上两三天不敢上岸。等到舆论稍稍平静以后，才登陆前往北京。但他在北京继续受到张勋的追击和段祺瑞的刁难，乃至不敢接篆视事，最后连一天外长也没正式当成，便不得不悄然无声地溜之乎也。
原来，张勋此次反对唐任外长，竟也是因为日本人的缘故。因为唐与日本关系密切，有人说唐任外长即为日本政府背后运动的结果。故张勋认为唐必然对日本许诺了某种卖国条件，这是他不能容忍的。他反对别人亲日卖国，自己更是身体力行。1916年11月，日本驻天津军队少将司令官石光真臣在复辟派直隶省长朱家宝的拉拢下，曾亲率翻译中岛比多吉前往徐州向张勋表示，愿意援助复辟，以使“日本天皇为德不孤”。然张勋亦仅表示希望日本在未来实行复辟时，宣统皇帝身边若发生不测，想请日本使馆帮助保护其安全。而对别的援助，他则一口拒绝，可见他与日本人的芥蒂结得多深。
然而，1917年初，却有一名不怕讨嫌的日本浪人孤身来到徐州。几经周折后，意然成了张勋的知心朋友。
这名日本浪人名叫佃信夫，是日本民间侵略扩张主义组织黑龙会的干事。和所有的黑龙会分子一样，佃信夫的抱负也是努力协助政府实现日本对整个亚洲各国的领导地位，使之免受西方列强瓜分。他认为辛亥革命以后，中国政局混乱，不利于日本对中国的独家控制。而之所以会形成这种混乱不堪的政治局面，他认为主要是因为辛亥革命后，中国办共和办坏了。因而他主张在中国实行复辟。他起初曾对巴布扎布的行动寄予希望，并且亲自到郭家店慰问过巴氏。但巴布扎布的马贼队迅速失败，使他感到在中国要想复辟成功，必须找到一位拥有强大武力的人物。他在中国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研究，认为张勋正是他所要物色的最佳对象。他于1916年秋返回日本，想摸清日本政府当局对华政策的动向。这时恰值寺内正毅新任内阁首相，佃信夫即去访晤。他向寺内详细汇报了在中国所了解到的情况，并表明自己对复辟的主张。寺内当即表示：“如果有强有力的人物坚决主张复辟，也是和我们的理想相符的。”
佃信夫得到了首相的支持，顿时信心百倍，决心再去中国大干一番。他先同几位黑龙会内的同志到伊势大神宫参拜了皇祖神位，祈求皇祖保佑自己一帆风顺，马到成功。然后于1917年元旦独自乘船前往中国。他在上海下船后，分别访问了前清旧臣姚文藻、郑孝胥、李经迈和升允等人，就复辟问题交换了意见。随后由李经迈介绍来到了徐州。
然而，张勋出于对日本人的深刻成见，竟决定不予理睬。佃信夫在宾馆里一连住了好几天无人搭理，据他自己说是“深切感受到了中国文章中常有的‘白眼相加’或‘侧目相视’等词句，恰好就是自己此刻处境的写照”。直到某日偶然遇上张勋幕府中一位名叫蔡国器的僚属，情况才算有了转机。
原来，蔡国器曾在日本东京留学，了解日本情况，会讲日语，且当年在日本就曾闻知佃信夫的大名，并和他见过一回面。他见佃信夫困居宾馆，大为惊异，问明来由后，决定帮助佃信夫与张勋晤谈。为使张勋对佃产生好感，蔡国器还给佃出了一个主意。蔡知道佃虽不会讲中国话，但能写汉文，他便建议佃在自己居室的白墙上，用毛笔写一首中国诗，以表示对中国文化的尊重和爱好。他说：“如果大帅知道先生尊重中国文化，他必会改变对先生的态度。”
佃信夫听了蔡国器的主意，当即请蔡帮忙弄来了笔墨，提起笔来想了一想，觉得诗词格律太严，无法充分表达自己的心思，便临时改变主意，不写诗而在墙上写成了一段散文。其文曰：
先儒有言曰：以龙逄比干之心，行苏秦张仪之术，是谓之大丈夫之士焉。然而苏秦张仪之未足称大丈夫之士也久矣。秦岁三十左右，已佩六国相印，余岁五十又二，才为长江巡阅使少轩张君幕宾，是诚可愧也。然秦呼六国侯伯以大王，侯伯呼秦以君，与臣僚无少异也，在余则不然，少轩呼余以君，则余亦以君应之；呼以先生，则复以先生答之。应酬尔，少无芥蒂，是稍足可慰矣。即名吾室曰“可愧可慰斋”，以为记云尔。大正六年二月。大日本处士佃信夫议。
这段文字自然谈不上什么高妙，其意思很直白，令人一看便知是吹嘘自己不仅有龙逄比干之忠诚、苏秦张仪之本领，而且有着远比他们高得多的国格和外交地位，表示了他对张勋故意怠慢他的强烈不满。但作为一名外国人，竟能较恰当地运用龙逄比干、苏秦张仪的典故，几个汉字写得也还算工整，而且多少表现了几分委命输诚之意，也真是难为这东洋鬼子一番苦心了。因而当蔡国器把这个情况报告给张勋之后，张勋真的受到感动，遂表示愿意与这日本人一谈。
“先生熟谙汉文，真叫人钦佩！”张勋称赞说。蔡国器在旁边翻译。
“不敢，不敢，不过日中两国同文同种，理应相互提挈。作为大日本帝国之士，我尤其感到有责任扶助贫弱的中国结束混乱局面，走向自治和繁荣。”佃信夫说着说着，又情不自禁地流露出几分东洋自大的神气来，接着，他警告张勋说，“先生如以敌视日本的态度进行复辟，那是非常错误的，必须事事接受日本指导，方可获得成功。”
蔡国器听着吓了一跳，他一面尽量把佃信夫的话翻译得软和一点，一边向佃信夫以目示意，请他在大帅面前说话放谦虚一点。
果然，张勋对佃信夫所流露的那种大日本优越感颇不受用。他立即拉下脸来抗议说：“关于复辟之举，本人并无向日本求援之意，先生若想喝酒，则敝府常备有故乡所产之四特酒数缸，愿陪先生小醉一场；先生若想来教训鄙人如何复辟，则鄙人虽不敏，亦自有几分主张，岂有烦劳先生之理？”
佃信夫至此方知张勋的中国式自尊心竟是如此之强。为了打破僵局，他只得请蔡国器代为诡辩说，日本人所谓之“指导”乃中国人所说之“帮忙”是也，因而佃信夫所言，并无教训大帅之意云云。张勋听了这番诡辩，方才转怒为喜。会谈气氛亦始转入正常。
“本人所忧者，惟段祺瑞耳。其人亟欲逐黎以自代。他的主张是自己要当一个不叫皇帝的皇帝，故对本人的复辟之举绝无赞成之理。此点已十分清楚。本人前此举行徐州会议之时，各省督军都表示赞成复辟，段祺瑞的代表徐树铮也表赞成。但其真意如何，一时尚难预料。因此，将来发动复辟之时，势将难免与之一战。如果与段交战，则北京宣统皇帝身边可能发生不测。若届时日本使馆能予以接引，并多加保护，则本人可以毫无顾虑在与段决一雌雄。本人这意思，前不久跟贵国天津的一位什么少将也曾谈过。该少将当时表示要电请日本内阁的训示，但至今已两个月了，还没有回音。本人今天再给先生重申这一意思。愿烦先生尽力者，仅此而已，不知意下如何？”张勋仍然坚持不向日本人祈求物质援助的立场，隐示他不会同日本人作权利交易，彼此的合作只能是道义上的和有限度的。接着，他又说：“不过，从目前情况看，日本政府还正在以援段为条件，拉段参加协约国对德宣战。日本如长期实行援段之政策，则必然对本人的复辟方针有碍，这是本人所不能谅解的。”
于是，佃信夫便对张勋详细介绍了去年与寺内首相晤谈时，寺内所表示的态度。最后，他信心十足地说：“寺内首相当会满足阁下的希望，赞成复辟并尽力保护宣统皇帝之安全。但从程序上来看，大帅应直接向日本政府证明，复辟是全国舆论之归趋。幸而大帅早已多次召开徐州会议，立有誓约。徐州会议虽南方五省督军未曾出席，但其余十三省督军全部参加，并均表赞成复辟。故该誓约即可视为舆论的代表。如能将该誓约持往日本提示寺内首相，不但寺内首相将增强信心，即其他有心之人，亦将受到鼓舞。如有适当的人持誓约前往日本，本人愿做引介，使之与寺内首相直接会见。”
张勋听后，立表同意，答称：“如是，就劳升允老人走一趟吧！”从此，张勋对佃信夫完全解除了芥蒂。慢慢地，佃信夫便成了张勋眼里的第一个“日本好人”。
佃信夫回国，果然促成寺内正毅接见了张勋使者升允。升允出身蒙古王公贵族，清末曾任陕甘总督和陕西巡抚等职；辛亥革命后，他极力抵抗革命，纠集满蒙王公、八旗残部拼凑起所谓“勤王军”，与革命军发生过冲突。他的军事力量被消灭后，本人流浪青岛，投入宗社党余孽们的怀抱，专门策划勾结外国势力，图谋复辟。此番张勋派他东渡向日本求助，正合了他的心愿。
寺内正毅在他细听完佃信夫的介绍之后，接过升允交出的装在木函里的徐州会议誓约，以庄重的神情启函阅读，然后以温和的语调说：“张勋氏的希望本人业已详知。当命驻北京日本公使馆注意保护宣统帝的安全，尽可放心。诸君已根据十三省督军联名宣誓的精神图谋复辟，日本没有理由加以反对，请勿顾虑，尽可按计划行事，张氏既已声称不要求日本给予任何援助。本人也但愿如此。然而，此等事体是需要多方准备的。故请转达张勋，如万一遇有需要援助之处，尽可提出。听说先生寓居青岛，归国后，可能遇到某些不便之处，届时尽可与日本驻军司令官大谷商量，不必客气。本人亦将致函大谷表明此意。”
据说寺内谈话十分恳切、富于感情。升允听罢，在感激之余不禁啜泣起来，老泪横流，不能自已，连连称谢，竟至泣不成声。连寺内也被感动得流下泪来。
升允和佃信夫带着寺内正毅的允诺回到徐州，张勋听了汇报颇感欣慰。随后升允回到青岛，佃信夫则留在张勋身边继续帮助策划复辟进程。不料大约10天之后，升允忽由青岛密派使者给佃信夫送来一封意外的急函。信中夹着日本陆军大臣大岛健一发给青岛驻军司令官大谷的一道训令。其令曰：
关于复辟之事，望贵官与升允会谈时应注意下列立场：
日本政府对于中国的内政问题本无干涉之意。但在此时发动复辟，造成混乱，不但对中国不利，即对宗社党的前途亦颇不利。故望贵官无论在任何情况之下，都应力劝升允：发动复辟，目下尚非其时。
升允在来信中说，日前与大谷司令官见面时，大谷还曾表示非常关切的态度，但现在突接本省训令，感到左右为难。力求得升允谅解，他不得不把陆军省训令原文交给升允。升允怕此电挫伤张勋复辟之锐气，故不敢向张勋汇报，而仅将情况密报佃信夫。可见在升允眼里，日本爸爸佃信夫比中国辫子大帅张勋毕竟还更亲近一层。这也正是张勋在对待日本援助问题上与其他复辟者的显著区别之所在。
佃信夫得知这一情况，被弄得进退维谷，狼狈不堪。经过彻夜不眠的苦思焦虑之后，他还是觉得按照日本武士道精神，应该把情况如实告诉张勋，并与之共商办法。主意打定之后，他即把陆军大臣的训令译成中文，呈示张勋，并对张说：“寺内首相本是一个几乎近于固执的坚定人物，堪称日本武士道的典范。他从前对我们许下那样的诺言，如今命令陆军省发这份电报，其背后必然有着万不得已的隐衷。因此，本人愿赴济南发出电报，询明寺内首相的真实意图，以明个中原委。愿假以十天半月的时间，希予谅解。”张勋表示同意，并建议佃赴济南时，就便登泰山一游，一路由张勋部下少将张杰陪伴照顾。
佃信夫在济南接到东京黑龙会同志长岛隆二的回信，转告寺内首相致意：“其一，陆军省给青岛驻军司令所发训令，他并不知道，系陆军省独自所为。其二，目前中国内外情况目趋复杂。当此之际，切忌轻举妄动。”
由于寺内正毅这两点意见语意含混，互相矛盾（前一点似乎想表明他与陆军省意见并不一致；而后一点又似乎表示他赞成陆军省关于勿擅行复辟之举的意见），佃信夫理解首相可能受某些部门的制约，处于两难境地。基于此种情况，他向张勋表示愿返东京再见首相，并说服陆军当局一道赞成复辟。张勋即举行宴会，为佃饯行。
佃信夫刚离开徐州，日本陆军参谋部次官田中义一接着又到。原来，日本陆军省虽已电令青岛驻军司令官大谷制止升允的活动，但对佃信夫在徐州的活动仍不放心。故又派田中义一亲至徐州了解情况。田中与张勋晤谈后，对张勋表示的复辟决心没有明确表态。只说要等他赴南京、上海、汉口转北京了解情况回国研究办法后，有信来，才可作出某种行动。但田中义一在以上几个口岸兜过一圈之后，很快便发现情况有异，因此他不待回国即从北京派中岛比多吉来见张勋，告以各省态度暧昧，所谓共举复辟的“誓书”万不可恃，最好不要即行复辟。
但张勋觉得，自己既不指望日本人的什么援助，当然也就可以不管日本人的态度如何。日本人若肯支持当然可取，但日本人如果不支持，难道复辟之大业就不干了吗？去他妈那个出尔反尔的日本首相，老子且不管你什么“寺内”“寺外”，老子要复辟就复辟，你能怎么着？
恰巧这时候，北京政局已出现了对张勋非常有利的情况，使他觉得连宣统皇帝的安全问题也不必烦劳日本人帮忙解决了。这就更坚定了他独立解决问题的决心。
原来，第四次徐州会议结束后，由于各省督军纷纷拥兵独立，加上议会中钱能训的交通系和梁启超的研究系议员又纷纷辞职，弄得议会也无法开会，黎元洪困居北京，完全孤立无助，情势已经十分狼狈。张勋料定黎菩萨已无法收拾时局，便趁机特派李盛铎来到北京，向黎递交了一份言词恳切的议政书，表示如总统召他入京，他愿担任调停。黎元洪突然回想起，自从对德外交分歧发生以来，张勋虽曾发表过反对罢免段祺瑞职务的电报，他却从未发表过赞成段祺瑞绝德外交政策的言论。如此看来，他似乎确像是一个处于中间立场的人物，说不定召他进京，还真能解决几点问题。于是，他决计下令道：
据安徽督军张勋来电，厉陈时局，情词恳挚，本大总统德薄能鲜，诚信未孚，致为国家御侮之官，竟有藩镇联兵之祸，事与心左，慨歉交深。安徽督军张勋功高望重，公诚爱国，盼即速来京，共商国事，必能匡济时即艰，挽回大局，？予望之！
此令。
中华民国六年六月一日
张勋得了这道命令，兴奋得浑身热血奔涌。这可真是吉人天助。借着黎菩萨这道通令，他现在已经可以“光明正大”，大摇大摆地带着辫子兵畅行无阻地开进京城了，何愁复辟之不成！
这个消息即时便传到了日本，当时正在东京说服外务省和陆军省赞成张勋复辟的佃信夫得知消息后，也兴奋得夜不能寐。尽管外务省和陆军省并不肯接受他的游说，他还是觉得张勋确实已经遇到了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他抱着这种信念又去拜访了首相寺内正毅，向他分析了中国所出现的新情况，认为张勋拥有十三省督军的支持，现在又得到合法进京的理由，只要他指挥得当，定能必胜无疑。寺内听完佃的分析，也面露喜色，说：“如果这样，当然很好。”佃信夫认为自己的观点已再度得到了首相首肯，他便信心满怀地再次奔向了中国。当他于6月30日在北京见到张勋时，一场惊天动地的“英雄壮举”已经迫近眉睫了。
辫子帅莅任“调人”，段祺瑞巧设陷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