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钟报》是宪法研究会的喉舌，社址位于丞相胡同，紧挨着南宋末年抗金民族英雄文天祥祠庙的一个大院里。李大钊经过紧张筹备，创刊号终于出版了，李大钊在创刊号上发表了《晨钟之使命》，公开申明《晨钟报》的宗旨是：唤醒民众觉醒，激励青年急起直追，勇往奋进……索我理想之中华、青春之中华。
《晨钟报》刚刚出版22天，便刺痛了北洋政府的当权者。
李大钊不肯违背信仰，决定辞职，在《晨钟报》上发表了辞职声明，便扬长而去。从此之后，他被《宪法公言》聘为撰稿人，继续著文，抨击黑暗的时弊。
1917年元月，章士钊在北京创办《甲寅日刊》，他到李大钊寓所，请他出任编缉，李大钊且喜且忧，喜的是他又有了一个阵地，很想立即去供职；忧的是老友章士钊做了段祺瑞政府的司法总长，使他犹豫不决。
最终，李大钊因文章激进而遭北洋政府的通缉，由北京逃到上海。
1917年底，李大钊接到章士钊的来信。章士钊已就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兼逻辑学教授。他约李大钊北上，代替他继任图书馆主任一职，并声称得到了蔡元培校长的认可。李大钊喜出望外，即日北上。
李大钊在北大即任图书馆馆长，后兼经济学、史学教授。
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当助理馆员，陈独秀领导新文化运动
1916年11月26日，陈独秀为募集奖金，使群益书社和亚东图书馆合并为公司共同发展文化出版事业，进一步扩大《新青年》的发行，与同乡好友、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从上海赶赴北京。
此时，蔡元培刚刚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位于北京景山东街（马神庙）的北京大学，前身为京师大学堂，创立于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
辛亥革命后，模仿西洋教育制度，于1912年改名为北京大学，然而换汤不换药，学校行政仍由封建官吏把持，教师大半是出身举人进士的老学究，满脑子的封建思想。英文教授辜鸿铭拖着清朝长辫子上课，乱发议论，说什么“现在社会大乱”，主要原因是没有君主，人们不怕法律，不怕“王法”。学生多数是仕宦子弟，吃喝玩乐。
北京妓院最集中的地方是八大胡同，而逛八大胡同最多的是两院（参议院和众议院）一堂（京师大学堂）的人，校风腐败不堪。因此，蔡校长一上任，就求才若渴，办的第一件事就是聘请有真才实学而热心的学者名流到北大，同心治理北大，改造校风。
同时，北大文科学长又缺人。一时间，蔡校长四处访友求贤，忙得不亦乐乎。一天，他去访问在学者中颇有影响的北京医学专门学校校长、浙江杭州人汤尔和，并征询他对文科学长人选意见时，汤尔和向他推荐陈独秀。
一日，陈独秀上街，偶然遇到了北京大学主讲唐诗的教授沈尹默，由于昔日陈独秀曾讥议沈尹默的字“其俗入骨”，促使沈尹默立志书法，终于成为一代书法泰斗，由此两人得以相识。沈教授便也向蔡元培推荐陈独秀入北大任职。
蔡元培久闻陈独秀大名，决意聘用陈独秀。
北京大学是当时的最高学府，文科学长相当于后来的文字院院长，这为陈独秀开展新文化运动提供了极为有利的社会地位。
同年7月，胡适毕业回国，陈独秀立即推荐他到北大任学者，经蔡元培同意，9月10日即到北大任教授，讲授英文学、英文修辞和中国古代哲学。
不久，陈独秀的好友李大钊也来到北京大学。
北大校长蔡元培提出“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教育方针，坚决反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他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余地。
他请提倡新文化的陈独秀为文科学长。胡适、李大钊、李四光、钱玄同、沈尹默、刘半农、鲁迅等新派人物也先后来到北大任教。
陈独秀上任后，他不开课，专心致力于北大文科改革。他所做的第一件大事是延聘名教授，于是，提倡新文化运动的知名人士，大多荟萃于北大文科。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风气，遂大流行。
原由陈独秀一人主编的《新青年》，于1918年1月改为同人刊物，成立了编委会。编委会7人：陈独秀、周树人、周作人、钱玄同、胡适、刘半农、沈尹默。并规定编委轮流编辑，每人一期，周而复始。
《新青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编委聚会地点常常在陈独秀的寓所，陈独秀的家无形中成了新文化运动的指挥部。12月22日，又创刊了《每周评论》。
陈、李、胡等人在《新青年》和《每周评论》上公开亮出文学革命的大旗，并把文学革命与政治革命联系起来。北大成了全国各地青年向往的圣地。陈独秀也成为名满京华的新文化运动的领袖。
当时年轻的毛泽东是湖南新民学会的成员，为赴法勤工俭学来到北京。经他的岳父杨昌济教授介绍，到北大图书馆当助理馆员，因此，毛泽东认识了陈独秀和李大钊。
毛泽东写过一篇《体育之研究》的文章，登在《新青年》上。《新青年》对于当时年轻的毛泽东来说，影响是巨大的。他第一次见到陈独秀时就是这样说给陈独秀的：
“湖南长沙的青年学生很爱读《新青年》，在它的影响下，长沙成立了新民学会。”
陈独秀听了非常高兴，说道：
“湖南人喜欢吃辣椒，提倡新文化，也是火辣辣的，好！好！”
从此，毛泽东、陈独秀便开始了最初的革命交往。北京箭杆胡同的陈独秀寓所，毛泽东也成了常客。但陈独秀和毛泽东都是各有个性的人物。
同时，陈独秀年龄又长于毛泽东，所以，他们的最初交往中，也常伴随着矛盾。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当助理馆员时，曾经和陈独秀发生过一件不愉快的事：陈独秀坚持要改毛泽东的文章，而毛泽东执意以自己的本文发表。这也可能是中国共产党的两个缔造人之一惟一的一次关于非政党问题的争吵。
当时陈独秀在“五四”前夕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20世纪俄罗斯的革命》一文，这时他的思想开始转向科学社会主义。李大钊在中国宣传马列主义是第一人，他在1918年下半年即连续发表了《论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等论文，满腔热忱地讴歌社会主义革命，赞扬马克思、列宁的业绩。
李大钊、陈独秀在《每周评论》和《新青年》上发表的宣传社会主义革命的文章或译文，主要内容有三个方面：
一是宣传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报道战后德国、匈牙利等国无产阶级革命及东方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形势；二是摘译发表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介绍科学社会主义；三是报道国内劳动状况，如北京男女佣工、河南修武煤矿、唐山煤厂、山东东平县佃户等地劳动者的生活状况。
陈独秀的锋芒毕露不可避免地引起了一股反对势力。而这些势力往往有着政治上的靠山。
顽固派一心想把陈独秀逐出北大。在这种情势下，上海《申报》登出北大教员陈独秀、钱玄同、胡适等四人被逐的消息，谣言一经刊出，读者信以为真，于是舆论哗然，北京、上海各报纷纷发表评论，立即爆发了一场新旧思潮的激战。
北大原订于1919年的暑假实行文理科合并，不设学长，现在迫不及待地提前于4月8日实施，推举马寅初为教育长。为封建势力最为痛恨的文科学长陈独秀就这样被排挤了。
1920年前鲁迅虽然没有在北大任教，但由于他长期在教育部工作，又因为和《新青年》的关系，因此他和北大的一些教授们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新青年同人，思想各有倡导
1918年1月，《新青年》由陈独秀个人主编改为同人刊物。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人都参加到编辑部中来并成为主要的撰稿人。据沈尹默回忆：“《新青年》搬到北京后，成立了新的编辑委员会，编委七人：陈独秀、周树人、周作人、钱玄同、胡适、刘半农、沈尹默。并规定由七人编委轮流编辑，每期一人，周而复始。”1919年1月，《新青年》六卷一号，曾将这种轮流编辑办法公诸于众，据六卷一号封里《本志第六卷分期编辑表》所载名单是：第一期，陈独秀；第二期，钱玄同；第三期，高一涵；第四期，胡适；第五期，李大钊；第六期，沈尹默。
这样，就以《新青年》为中心，大体上形成了一个新文化阵营。
从这些《新青年》同人来看，他们的政治思想是很不一致的。例如，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时，胡适就在美国发表文章，反对留美中国学生的爱国运动，要人们保持“镇静”。他当时就遭到留美中国学生的责骂。
当时，马克思主义还没有在中国传播，在中国思想界影响最大的仍然是进化论，即严复翻译的《天演论》。这仍然是“五四”前启蒙运动的指导思想，《新青年》同人大都是接受的这种思想。
同样是以进化论思想为指导，但《新青年》同人们由于各自的实践不同，又表现出思想的歧异。试以陈独秀和李大钊来比较。
进化论的基本观点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种思想在19世纪末的中国民族危机中曾起了警钟的作用，它摧毁了清朝统治者妄自尊大的心理，号召国人起来“自强”。不自强，弱国一定要被强国所灭亡。
《新青年》编者陈独秀，宣扬的也是这种思想。他在创刊号的第一篇文章《敬告青年》中，即说：“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他在《抵抗力》一文中又说：“万物之生存进化与否，悉以抵抗力之有无强弱为标准。优胜劣败，理无可逃。”
达尔文的进化论对生物科学有着很大的贡献，马克思主义的大师们都给以极高的评价。列宁指出：“达尔文推翻了那种把动植物种看做彼此毫无联系的、偶然的、‘神造的’、不变的东西的观点，第一次把生物学放在完全科学的基础上，确定了物种的变异性和承续性。”
但是，把这种学说用于解释社会现象，却不能不产生一些错误的结论。因为，“优胜劣败”“弱肉强食”，都无疑地给侵略者以借口。因此，恩格斯说：“想把历史发展及其和错综性之全部多种多样的内容都总结在贫乏而片面的公式‘生存斗争’中，真是完全的幼稚。”他指出：“把历史看作一系列的阶级斗争，比起把历史单单归结为生存斗争的彼此之间极少差异的各个阶段，就更有内容和更深刻的多了。”
从进化论的观点出发，陈独秀和他的前辈一样，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没有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在陈独秀看来，中国所以落后，并不在于帝国主义的侵略，而在于自己的不长进。别人强，自己弱，所以活该挨打。《青年》杂志创刊前一年，1914年10月，他在《甲寅》杂志发表《自觉心与爱国心》一文，竟说：“海外之师到，吾民必且有垂涕而迎之者矣。”1918年10月，陈独秀在《克林德碑》一文中大骂义和团，说八国联军攻打北京是由于“义和团无故杀了德国公使克林德”，而义和团所以闹事，则是由于这样五种原因：
（一）道教；
（二）佛教；
（三）孔教；
（四）中国戏；
（五）守旧党。
他说：“要想义和拳不再发生，非将制造义和拳的种种原因完全消灭不可。”陈独秀列举了种种原因，就是没有找出产生义和团运动的最根本原因――帝国主义的侵略。这样，中国人民的一个最主要的敌人，在陈独秀笔下，就轻易地被开脱了。
从进化论的观点出发，陈独秀在创办《青年》杂志的时候，对当时正在泛起的帝制逆流，也没有进行直接斗争。在陈独秀看来，袁世凯所以实行帝制，是由于人民的觉悟不高。《青年》杂志创刊时，有一个读者要求批判袁世凯的帝制运动。陈不以为然，他说：“国人思想尚未有根本之觉悟，直无非难执政之理由。年来政象所趋，无一非遵守中国之法，先王之教，以保存国粹，而受非难，难乎其为政府矣。”
在这里，陈独秀的说法和严复早期的观点有了非常近似的地方。严在翻译《法意》时，曾写过如下的案语：“夫一国之制，其公且善，不可以为一人之功，故其恶且虐也，亦不可以为一人之罪，虽有桀纣，彼亦承其制之末流，以行其暴，顾与其国上下，同游于天演之中，所不可以自拔者，则一而已矣！”用天演公例，把封建暴君的罪恶给开脱了。陈的说法和严的观点如此近似，很可能有些师承的关系。当然，最重要的，是因为他们都用进化论看问题，而不是用阶级论看问题。
由于不能正确地理解“自强”和反帝国主义斗争的辩证关系，由于不能正确地理解提高人民觉悟和反封建专制斗争的辩证关系，陈独秀在创办《青年》杂志时，把自己的事业孤立地放在文化思想方面，而和当时的政治斗争脱节。他说：“盖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批评时政，非其旨也。”又说：“盖伦理问题不解决，则政治学术，皆枝叶问题。”
李大钊在“五四”前接受的也是进化论的思想。
在这种思想影响下，他号召人们积极进取，自强不息：“他人之国，既依其奋力而造成，其间智勇，本不甚悬，舜人亦人，我何弗若？”
在这种影响下，他也错误地歌颂过德意志帝国，并说它在大战中会得胜。他说：“惟德意志与匈牙利，此次战血洪涛中，又为其生命力之所注，勃然暴发，以挥展其天才矣。由历史考之，新兴之国族与陈腐之国族遇，陈腐者必败；朝气横溢之生命力与死灰沉滞之生命力遇，死灰沉滞者必败；青春之国民与白首之国民遇，白首者必败，此殆天演公例，莫或能逃者也。”
同样是受进化论的影响，但李大钊的早期活动，和陈独秀相比，显现出一些特点：
第一，直接参与政治活动。在反对二十一条的斗争中，在反对袁世凯帝制运动的斗争中，李大钊都是积极的参加者和倡导者。他为留日学生总会写的《警告全国父老书》，是十分激动人心的。
第二，积极的爱国主义精神。1914年10月间，陈独秀在《甲寅》杂志上发表《自觉心与爱国心》一文，对中国前途流露了极端悲观的情绪，认为“其国也存之无所荣，亡之无所惜”。虽然陈的意图也在于促起国人之自觉，但所起的客观影响，却是“风诵回环，伤心无已”。各地因忧国愤世而自杀者，时有所闻。针对这种情况，李大钊在1915年8月间出版的《甲寅》上，发表《厌世心与自觉心》一文，阐发了积极的爱国主义精神，指出了应有的自觉之道。他说“自觉之义，即在改进立国之精神，求一可爱之国家而爱之，不宜因其国家之不足爱，遂致断念于国家而不爱。”
第三，对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否定。1917年3月，李大钊在《甲寅》日刊上发表《战争与人口问题》一文，举出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四大缺点，并揭露了侵略者利用此说发动战争的事实。他并且进一步指出：“今日战争之真因，不在人满乏食，乃在贪与惰之根性未除……惟贪与惰，实为万恶之原……欲有以救之，惟在祓除此等根性，是乃解决人口问题之正当途径，消弭战争惨象之根本方策也。”
李大钊这时还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因此，他还不可能揭示资本――帝国主义的本质及其规律性。但是，他指出了战争策源于贪和惰。贪和惰，这不能不说是道破了剥削阶级的一些特性。
李大钊由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看出了社会进化论有给侵略分子发动战争以口实的危险，从而对社会进化论产生了怀疑以致否定。这对于他转变成一个阶级论者，创造了很好的条件。不久，他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很快地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绝不是偶然的。
第四，孕育着唯物辩证法的因素。李大钊当时虽然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在他的文章中，却不时地闪耀着一些唯物辩证法的观点。例如他在1916年9月所写的《青春》一文中说：“宇宙果有初乎？曰，初乎无也。果有终乎？曰，终乎无也。初乎无者，等于无初。终乎无者，等于无终。无初无终，是于空间为无限，于时间为无极。质言之，无而已矣，此绝对之说也。若由相对观之，则宇宙为有进化者。既有进化，必有退化。于是差别之万象万殊生焉。惟其为万象万殊，故于全体为个体，于全生为一生。个体之积，如何其广大，而终于有限。一生之命，如何其悠久，而终于有涯。于是有生即有死，有盛即有衰，有阴即有阳，有否即有泰，有剥即有复，有屈即有信，有消即有长，有盈即有虚，有吉即有凶，有祸即有福，有青春即有白首，有健壮即有颓老，质言之有而已矣。”基于这样的观点，他认为“其变者青春之进程，其不变者无尽之青春也。”“吾族青年所当信誓旦旦，以昭示于世者，不在龈龈辩证白首中国之不死，乃在汲汲孕育青春中国之再生。吾族今后之能否立足于世界，不在白首中国之苟延残喘，而在青春中国之投胎复活。”
恩格斯在给拉甫洛夫的信中说：“在达尔文的学说中，我同意发展的理论，至于达尔文的证明方法（生存竞争、自然淘汰），我认为只是被发现的事实的初步的、暂时的、不完全的表现。”
进化论，在当时中国思想界中是占主导的思想，而先进的思想家则掌握了达尔文学说中的这个合理的核心，即发展的理论，歌颂青春之长存，催促青春中国之诞生。在这方面，李大钊是一个典范。正因为如此，启蒙的思想家才能起到各种不同的进步作用。
“法兰西文明”
《新青年》提出了两大口号，一曰民主，一曰科学，即“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新青年》明确宣告：“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新青年》针对辛亥革命后中国还没有民主政治，还是孔家店统治中国，针对中国群众思想蒙昧和落后的状况，提出了为民主和科学而战斗的口号，这是很对的。
特别是民主。由于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和将近80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统治，形成了顽固的封建专制主义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因而使中国人从娘肚子里一生下来就没有民主。
近代以来，中国人为争取民主，曾进行了长期的斗争。毛泽东说：“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
许多人都向西方找真理，但根据各自立场和观点的不同，又各有着不同的学习重点，大致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
开始是向英国学，如早期改良主义者介绍西方的议会制度，便主要是以英国为典范；
接着是向日本学，如康有为、梁启超搞戊戌变法，就是学日本的明治维新。
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孙中山，主要是向美国学习。他的政治理想，是依照“欧美之法”，“创立合众政府”，“建设一个驾乎欧美之上的真民国”。
“五四”前的一些启蒙思想家们，仍然是向西方找真理，不过他们主要是向法国学习。《新青年》编者陈独秀，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
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发表的第一篇发刊词性质的文章是《敬告青年》，紧接着的第二篇文章就是《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他在这篇文章中说；“近代文明之特征，最足以变古之道，而使人心社会划然一新者，厥有三事：一曰人权说，一曰生物进化论，一曰社会主义，是也。”“欧罗巴之文明，欧罗巴各国人民皆有所贡献，而其先发主动者，率为法兰西人。”
文中所说社会主义，即指圣西门、傅立叶的学说而言。陈独秀在文中也提到了这个学说的发展情况，但他所称道的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第二国际的社会改良主义。他说：“各国之执政及富豪，恍然于贫富之度过差，决非社会之福，于是谋资本劳力之调和，保护工人，限制兼并，所谓社会政策是也。晚近经济学说，莫不是以生产分配，相提并论。继此以往，贫民生计，或以昭苏。”
陈独秀最向往的是人权说，即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所发布的《人权宣言》。所谓“人人于法律之前，一切平等”的说法，在当时十分流行，也深深地吸引着中国的启蒙思想家。陈独秀于1915年2月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一文中，继续阐发这个思想说：“法律之前，个人平等也。个人之自由权利，载诸宪章，国法不得而剥夺之，所谓人权是也。”
陈独秀以人权说作武器，要求仿效法、美等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实现中国的共和。他说：“美利坚力战八年而独立，法兰西流血数十载而成共和，此皆吾民之师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