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社和新潮社，是在“五四”前夕同时成立的，在青年学生中颇有影响的两大社团。黄日葵后来（1923年）对这两大社团作了如下的评述：“五四运动之前年，除《新青年》杂志为教授所主持者不计外，学生方面，有两种大的倾向……一种倾向是代表哲学文学一方面，另一种倾向是代表政治社会的问题方面。前者是新潮杂志社，后者是国民杂志社。新潮于思想改造，文学革命上，为新青年的助手，鼓吹不遗余力……国民杂志社的一群，始初以反抗国际帝国主义（日本）之压迫这点爱国的政治热情相结合。在杂志上可以看出他们对于政治问题，社会问题是特别注意的。他们在民国七年为军事协约问题发起中国第一次的政治示威运动，八年他们发起五四运动，并为这运动的中坚。五四运动之后，这一群的倾向越发分明了，他们显然是社会主义――尤其是布尔什维主义的仰慕者了……新潮社一派，隐然以胡适之先生为首领……渐渐倾向于国故整理的运动。”
平民教育讲演团
在《国民》《新潮》创刊号不久，邓康（中夏）等又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平民教育讲演团，宗旨是：“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
平民教育讲演团在1919年3月间正式成立，团员有39人，多为国民社和新潮社的社员。根据当年3月22日《北京大学日刊》登载的《平民教育讲演团广告》。
这39人，是在讲演团正式成立前即加入者，以后还不断有人继续加入。
3月23日在马神庙理科校长室召开的讲演团成立大会上，选举的讲演团干事是：
在“五四”前，讲演团主要进行了两次较大规模的讲演活动：一次是在东便内蟠桃宫。因为那里从4月3日至5日正举行三天庙会，讲演团便也借此机会每日午后1时至5时在此宣讲。这次宣讲的效果还不错，“是时黄沙满天，不堪张目，而其听讲者之踊跃，实出乎意料之外。惟第三日因为该庙会最终之期，故较前两日稍少。”这次为时三日的讲题，计有：《平民教育之意义》《如何求幸福？》《勤劳与知识》《大家都受教育》《赌博之害》《做一件事当一件事》《勤劳》《改良家庭》《公德》《念书的利益》《人生之要素》《空气》《我和大家的关系》（以上第一日），《国民常识》《什么是善？》《平民教育》《妇女教育》《家庭制度》《信用》《蟠桃宫》《迷信》《是逛庙还是来听讲呢？》《我的慈善事业》《慈善事业之批评》《什么是我？》《结果的树》《职业与息争》《家庭与社会》（以上第二日），《现在的皇帝倒霉了》《迷信》《世界的国家》《都市人民当注重工商业》《爱国》《衣食住》《国民应尽之责任》《利己与利他》《平民教育》《劝勤》（以上第三日）。
另一次是在地安门外护国寺，时间是4月27日，讲题计有：《互相帮助》《头彩十万元》《国家思想》《戒烟》《交友之益》《生尸》《权利》《天赋与人造》《平民》《判别事情的常识》《植物对于人生之利益》《什么是国家？》《寄生虫》《为什么女子要守节？》。
从以上两次的讲题内容来看，似乎还是属于一般的启蒙教育，对于当前的形势结合还不多，但是到了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前后，情况就不同了。例如5月11日，讲演团在东、南、西、北四城宣讲所讲演，就开出了这样一系列的题目：《青岛问题》、《痛史》、《朝鲜独立》、《青岛交涉失败的原因》、《争回青岛》、《国民自决》、《报告学生团的义举究竟为什么？》《中国现在的形势是怎么样？》《国民现时应持之态度》。
讲演团在五四运动中有了很大的发展，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少年中国学会
1918年6月30日，一个在北京新闻界活动的四川人王光祈（曾任成都《群报》和《川报》驻京记者），联合刚刚从日本留学归来的曾琦（王的中学同学）、陈氵育（愚生）、雷宝菁（眉生）、张尚龄（梦九）以及周无（太玄，也是王的中学同学）等，在北京顺治门外’（）云别墅集议，筹建少年中国学会。由于李大钊在新闻界、思想界的先驱地位和他享有的声望，也被邀请参与活动并被列名为七个发起人之一。
王光祈在回述少年中国学会发起过程时，曾这样写道：
去年（1918年）留东同人归国，首由北京会员王光祈君提出《吾党今后进行意见书》一册，书中历叙同人今后进行，宜为一种有系统的有秩序的，并草拟学会规约大纲数十条。其时东京会员曾琦君等亦正有建设学会之计划，乃先派雷宝菁君归国接洽一切，同人意见遂归一致。曾琦君、张尚龄君亦先后由东京归国，乃有七年六月三十日’云别墅之会议。云别墅者，本会成立史中最可纪念之发祥地也。到会者为：陈君氵育、张君尚龄、周君无、曾君琦、雷君宝菁、王君光祈六人。会议结果，公推王君光祈为起草员。遂由王君光祈草拟规约数十条，复在云别墅会议修改数次，并邀同会员李君大钊商榷一切。于是本会规约七十条全体产出。当时列名发起者，则为陈氵育、张尚龄、曾琦、李大钊、周无、雷宝菁、王光祈七人也。
为什么要定名“少年中国”呢？这原是曾琦等人在日本时的设想，目的是学19世纪建造“少年意大利”“少年德意志”的“少年意大利党”“少年德意志党”，来建造一个“少年中国”。
不过，王光祈对“少年中国”有个解释。看来，这个解释还是不错的，他说：“盖吾人所创造作十九世纪十八世纪之少年中国，亦非二十一世纪二十二世纪之少年中国，实为适合于二十世纪思潮之少年中国。故十九世纪之‘少年意大利党’‘少年德意志党’所造之‘少年意大利’‘少年德意志’，在当时视为少年者，在今日吾人视之，则亦老大意大利、老大德意志而已。何则？彼所创造之意大利、德意志，固非适合于二十世纪之思潮也。同人等因个人观察之不同，故有以英美式民主主义之组织为适合于二十世纪者，亦有以俄国式社会主义之组织为适合于二十世纪者，更有以安那其式Anarchism之组织为适合于二十世纪者。要之吾人所欲建造之‘少年中国’，为进步的，非保守的；为创造的，非因袭的；在并世国家中为少年的，而非老大的也。”
基于王的这种理解，少年中国会学的宗旨在筹备期间规定为：
一、振作少年精神；
二、研究真实学术；
三、发展社会事业；
四、转移末世风气。这几条都是很抽象的，在学会正式成立时，宗旨虽又修改为“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但仍不具体。因为，各种社会活动都是在不同的具体思想指导下进行的。
要不要确定一种主义为学会的指导思想呢？看来在筹备期间学会内部就是有争论的。1919年1月23日，上海会员在吴淞同济学校开会，乘会员周无、李璜将赴法国之际，请王光祈来沪筹商会务。王在会上提出有无决定主义的必要时，李璜立即发言，表示：“将来吾辈究取何种手段，同人皆宜加实研究，若对于一种新学说尚未真知灼解，便附和或痛诋，则非盲从即顽固耳。故兄弟以为对于主义有决定之必要，但今日尚非其时也。”
李璜在会上说的“新学说”，即主要指马克思主义而言。他在自己写的《留别少年中国学会同人》一文中，就说得更为清楚了。他说社会主义学说“所用的手段都失于猛烈”，“每次都生出暴动，不知连累了多少平民。又如现在俄国的社会革命，以致彼此相杀，闹得无有人道了。”
上海会议讨论的结果是：“现在同人研究学问，思想宜极自由，主义亦不必一致，将来大家切实研究之后，有决定之必要时，再为讨论决定。”
看来，王光祈在少年中国学会所执行的也是蔡元培的那种兼容并包的方针，至于王本人的思想，则是倾向于无政府主义的。王在一封和会员的通信中，批评马列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说：“俄国式社会的民本主义，是关于经济组织有所改造，比较的差强人意。但是该国列宁等所奉的马格斯之国家社会主义，采集产制度，国家权力甚大，究竟与个人自由有无妨碍，实是一个疑问。我极反对机械的个人生活，受这种劳农政府支配的国民，处处都有一种国家权力紧紧跟随，个人生活便成一种机械了。况且中国人向来主张个人主义、放任主义、不愿受国家权力的干涉，所以国家主义、国家观念在中国人的脑筋里，实视为一钱不值。我们若提倡俄国式社会的民本主义，拿国家权力来干涉个人生活，实是一件不合民情的主张。”
按照王的主张，他的理想社会是：
一、现在的经济组织，非根本推翻不可；
二、现在社会上的一切虚伪和束缚，非从根本铲除不可；
三、将来的组织，是宜在个人自由主义之下，为一种互助的、进步的、自由的、快乐的结合。
少年中国学会的筹备期约一年。
看来，少年中国学会从筹备开始，就包含着三种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以王光祈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曾琦、李璜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少年中国学会是在1919年7月1日在北京回回营陈宅正式成立的。当时会员共42人。成立时，已建有成都分会（6月15日成立）。此后，学会有了很大发展并在各地建立了分会（南京分会在11月间成立。此外在湖北、湖南、山东、山西、福建、安徽、辽宁、陕西、上海、杭州、天津、广州等省市都有会员。国外，设有巴黎分会，在德国、美国、英国、日本和南洋也有它的会员）。先后参加该会的有100多人（1925年底，学会因会员分化而停止活动）。
由于李大钊的关系，北大社团中的许多骨干，都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如黄日葵、邓康等，都是当时的会员。先后参加该会的，还有张崧年（申甫）、杨贤江、恽代英（子毅）、张闻天、毛泽东（润之）、高尚德（君宇）、刘云汉（天章）、刘仁静等人。
从少年中国学会的政治思想及其人员构成来看，是极其复杂的。它只能说是三部分知识分子的统一战线的组织，或者说它是一个松懈的联盟。
虽然如此，但是它既然包含了大量的先进分子，同时又由于开始时分化还不明显，因此它对五四运动仍起着一定的推动作用。
新民学会
以上所述，还都是在北京地区成立的几个著名的社团。此外，在各个省区也都有社团的出现，其中以湖南的新民学会为最著，成立的时间也最早。
学会是由长沙湖南第一师范的学生毛泽东（润之）在1917年秋天发起的。
毛泽东，湖南湘潭韶山冲人，他在幼年时期曾“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辛亥革命后至1918年又在长沙湖南第一师范“读了七年资本主义的书”。
毛泽东在第一师范读书期间，思想主流是民主主义的。他对所读之书是有分析、批判的，而且是接近社会主义的。例如，他在第一师范的哲学教本上，曾写下批语说：“吾国三纲者必去，而与宗教、资本家、君主国四者，同为天下之恶魔也。”
毛泽东是《新青年》的热心读者，不仅反复阅读其中的重要文章，而且积极投稿。他虽然和其他急进民主派一样，要求民主和科学。但是，他却很少有那种形式主义的毛病。1917年暑假，他在致友人黎锦熙的信中说：“吾意即西方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
毛泽东在求学期间很注意德、智、体的全面发展。1917年4月，他以二十八画生的笔名，在《新青年》上发表论文《体育之研究》，阐述了体育的目的、作用和方法，论证了德、智、体三育的关系，主张三者并重。
毛泽东在求学期间，已比较注意接近工农群众。1917年暑假，他利用一个多月的时间，步行近1000里，考察了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个县的广大农村。同年11月，他以第一师范学校学友会教育研究部的名义，创办了工人夜校。
“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毛泽东为了征求和聚集志同道合的朋友，他在1917年的秋天写下了大约300字的征友启事。这个启事的首句就是“嘤鸣求友”，尾署“二十八画生启事”。这个启事的大意是：“二十八画生要求和有爱国热情的青年做朋友，邀请能耐艰苦、有为祖国牺牲决心的志士和他通信联络”。信封上批着“请张贴在大家看得见的地方”。
这个启事被张贴在长沙的几个城门口，也被登在报纸上。这样，在毛泽东的周围，便经常聚集着一些奋发有为的青年，激扬文字于爱晚亭畔，指点江山于橘子洲头。经过几个月的联络、酝酿、商讨、在南国的湘江之滨，一个著名的青年社团――新民学会便应运而生了。所以取名“新民学会”，是来源于“大学之道在新民……日日新，又日新”。
1918年4月14日，一个春光明媚的星期天，13个经毛泽东约集的青年学生和青年教师在岳麓山下蔡和森（林彬）家里（潆湾寺旁的刘家台子），满怀激情地讨论和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会章，选举了职员。会议的参加者――萧三在他的日记中记下了这次会议的真实情况：
三月初四日 四月十四日（日）晴
“新民学会今日成立开成立会于对河潆湾寺侧刘家台子蔡君林彬寓。到会者：二兄及余、何叔衡、陈赞周、毛润之、邹彝鼎、张昆弟、蔡林彬、邹蕴真、陈书农、周明谛（名第）、叶兆桢（以上皆第一师范同学）、罗王敖阶（长郡中学毕业）诸君。未及到者：陈章甫、熊火昆甫、周世钊、罗学瓒、李和笙、曾以鲁、付昌珏（现在日本东京高工）、彭道良诸君。以上皆基本会员。是日议决简章，选举职员，写会友录等事。关于本会之规律，所定者为：一不虚伪。二不懒惰（此项余所主张加入者）。三不浪费。四不赌博。五不狎妓。全章俟后录。职员：二兄被举为总干事；毛泽东、陈书农为干事。蔡君家备午饭。自上午十一时到齐，议事至下午五时后始闭会。”
学会的简章规定：“以砥砺品行，研究学术为宗旨”。入会的标准是：心意诚恳，人格光明，思想向上。学会成立后，湖南第一师范和其他各校的进步学生和长沙的中小学优秀的青年教师，陆续被吸收入会。到1920年底，该会会员达70余人。
学会的经常活动是讨论学术和时事问题，会员间互相砥砺思想、品行、工作和学习。1918年6月，毛泽东在第一师范毕业，他召集新民学会会员专门讨论“会友向外发展”问题。这时，十月革命虽已发生并取得胜利，但由于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的阻挠，中国人还不可能直接在俄国学习。恰好，吴玉章和蔡元培等这时正倡导赴法勤工俭学运动。为了到靠近俄国和东欧的法国去了解世界革命情况，毛泽东发起了湖南青年的勤工俭学运动。
1918年8月19日，毛泽东为了组织湖南青年的勤工俭学，第一次到了北京。
这时，毛泽东在第一师范学习时的老师杨昌济（字怀中，即杨开慧之父），应蔡元培的聘请，已在北大担任伦理学和伦理学史的教授，全家住在豆腐池胡同九号。
地安门外，鼓楼东大街，道北，有一个比较宽敞的胡同，名宝钞胡同。进此胡同，一直往里走，快到北头的地方，路西又有一胡同，即豆腐池胡同。杨寓门牌，原为九号，现为十五号。当年，这个院落里，北房有两排，中排三间后排三间。杨家父女即住在中排房里，杨昌济住东间，杨开慧住西间。除北房外，还有三间南房，即一进大门靠左侧的房屋。毛泽东初到北京，和蔡和森一起，就住在这三间南房的东间里。
毛泽东在杨家住了不久，即迁居三眼井（现名景山东胡同）吉安东夹道（现名吉安所左巷）七号（现八号）。这里院落比较狭窄，房屋比较低小，毛泽东和湖南准备赴法勤工俭学的蔡和森、罗学瓒等八个新民学会会员，就住在这个小院的北房西间，“隆然高炕，大被同眠”。八个人挤在一起，翻身时都要事先打个招呼。毛泽东在这里住了半年左右，条件虽差，但距离北大红楼很近，工作和听课，都很方便。
这时，经杨昌济教授介绍，毛泽东已在北大图书馆任助理员（月薪八元，和当时北大工友的工资相差无几），和李大钊共处红楼。毛泽东当年的工作地点是北大图书馆第二阅览室（“日报阅览室”“新闻纸阅览室”），即沙滩红楼一层西头南面的第三大间。他的具体任务是登记每日报刊和阅览人员的姓名。
毛泽东充分利用了北大这个学习环境，他积极参加北大的哲学会、新闻学研究会，旁听大学课程，并和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接触。北大的老工人曾有过这样的回忆：毛泽东不爱修饰，经常穿着一件蓝布大褂，上午在图书馆管理书报，登记阅报人数。下午到李大钊办公室外边的一间会议室，坐在窗下的一张三屉桌前帮助李大钊拆看公文和信件。当时的进步学生也经常在那间会议室里开会。
毛泽东第一次来到北京，正是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的时候。李大钊论十月革命的几篇文章正陆续发表。由十月革命而引起的新思潮，正在中国汹涌澎湃，一泻万里，势不可挡。北京大学各种研究新思潮的学术团体，正纷纷成立，青年毛泽东，如饥似渴地学习、探讨各种新思潮。他除了积极做好赴法人员的准备工作外，抓紧一切时间在北大旁听、阅读，参加各种学术活动，并和老友邓中夏一起讨论中国社会问题，多次到长辛店了解工人状况。
1919年3月12日，毛泽东为送勤工俭学生出国，离开北京去上海，在那里停留了20天。他在上海期间，经常住南市斜桥湖南会馆看望候船赴法的湖南青年，并亲到码头送走了第一批去法国的新民学会会员。
同年4月中旬，毛泽东由上海回到长沙后，即向新民学会会员报告了此次北上的经过，号召他们注意和研究十月革命的经验，准备迎接革命的风暴。
其他
除以上所举的几个著名社团外，在各地区及各种学校内还有很多类型的社团的建立。有的是公开活动的，有的还带有一定的秘密性质。如1918年学生请愿后在北京高等师范中由匡互生等人组织的同言社，就是为避开学校干涉，以练习讲演为名，为秘密准备再一次的请愿活动而成立的。这是一个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而成立的爱国主义组织。后来这个组织的成员逐步接受了工学主义思想，并在1919年5月3日成立了工学会。
除同言社、工学社，有几个学校的少数学生还组织有共学会。这三个小组织的成员，起初都是比较倾向于无政府主义的，他们都激烈反对强权主义。在五四运动中，这三个小组织的几个成员，包括匡互生等，曾对友人委托后事，立好遗嘱，准备牺牲。
匡互生在1925年所写的回忆录，分析1918年反对《中日共同防敌协定》的斗争后成立的各小团体情况时说：“几个月内，各校学生独立自由组织和联合组织的小团体，相继成立的至少在20以上。大家所共知的团体，如各校少数抱着爱国主义的学生所联合组织的国民杂志社和北京大学少数抱着文艺革命思想的学生所组织的新潮社，大家所不曾共知的并且我现在也不愿把他们的学校的名字宣布的团体，如某校少数抱着激烈的主张的学生所组织的同言社、工学会，和某某三个学校少数学生所组织的共学会等，都是当时比较有力的团体。并且因为前面所述的新出版物一天多似一天，和各种事实的压迫一天紧张一天，这些团体的弹性也就跟着一天强固一天。到了民国八年四月，这些团体就不约而同的有一个举行五七示威运动的大预备，同时并且得了全体同学加入的同意。”
综上所述，各种社团的兴起，说明了知识界的文化运动发展到了这样一个新的阶段：文化斗争不仅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了，而且在斗争中知识界已感到了组织起来的必要。上述各种社团的出现，实际上为五四爱国运动作了组织上的准备。
（摘自《五四运动史》）
第五节 幻想的破灭：巴黎和会中国外交的失败
走进中山公园的大门，迎面矗立着一座高大的石头牌坊，白（大理石）身蓝（琉璃瓦）顶，上面还雕刻着飞禽走兽，很是威风。
赛金花洋洋得意地说：“经我这样七说八说，她才点头答应了，这也算我替国家办了一件小事。”
整个北京大街小巷，悬满了大大小小的五色国旗，电灯昼夜照耀着。锣鼓声、乐器声响成一片。好一片热闹的景象。
北大校长蔡元培的情绪特别好，“兴致最高”。他特向北京政府教育部借了天安门的露天讲台，邀北京大学教员于15、16日举行对民众的演说大会。
11月30日晚，北京大学的学生举行提灯游行，竟到段祺瑞住宅门前表示祝贺。
王、顾二人赶忙整理装束，急匆匆赶往会场。
中国代表闻此消息，如雷电劈脑，痛不欲生。
签还是不签？这是令徐世昌等人极费脑筋的问题。
对巴黎和会幻想开始破灭的时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传播的时候。
克林德碑拆迁改名“公理战胜”碑
走进中山公园的大门，迎面矗立着一座高大的石头牌坊，白（大理石）身蓝（琉璃瓦）顶，上面还雕刻着飞禽走兽，很是威风。这就是最早的克林德碑。这座碑，原先在东单牌楼的北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才迁到这里，改为“公理战胜”碑；全国解放后，又改为“保卫和平”碑，郭沫若亲书的这四个金色大字，现在仍闪闪发光。
克林德碑是怎样树起来的？又是怎样迁到中山公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