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天的战斗，军警无法禁止他们的活动，马骏同志领导代表斗争的坚决，受到群众的爱戴，也为卖国政府所畏惧，卖国政府无计可施，于是设法下毒手，把请愿大队都压缩到天安门里边，包围起来，并声称要逮捕马骏。
但是，他们搜捕很久，也找不到马骏，他们就用枪托，皮鞭乱打学生，胁迫代表们交出马骏。
大家虽受到毒打，仍然设法掩护马骏，不要马骏出来。但马骏不忍同学们挨打，就毅然挺身而出，大喊说：“你们不要打人、骂人，我就是马骏，要逮捕就逮捕好了。”军警们如狼似虎地扑上来，就把马骏抓住了。顿时学生群起反抗，要求释放马骏。反动军警当然不肯，他们有意要使群龙无首，好驱逐解散请愿群众。
马骏当时却毫无惧色，从容地向同学告别，高呼：“同学们我们此来，是抱定牺牲决心的，我今被捕，不必恐惧，坚持奋斗一定会胜利的。逮捕一个，更会奋起十个、百个、千个的爱国者。爱国者是逮捕不完的。暂时告别了！同学们坚持奋斗到底！祖国万岁！”“祖国万岁！”“自由万岁！”马骏的声音如汹猛的狂涛，怒吼起来。
群众虽然被毒打驱散，但全城灯光的辉映，同学们的讲演声、口号声，仍然震撼寰宇。8月23日，第二次请愿的消息传遍全国，全国的学生和爱国人民，都沸腾起来了。全国各地都举行了示威游行，雪片似的通电纷纷打给北京政府，提出斥责，抗议逮捕人民代表，要求立即释放。
第一批山东代表捕进去，第二批请愿代表又来了。这批请愿代表，积极展开宣传活动，到处散发传单，揭露马良暴行。传单有多种，文字简短有力，北京街道的行人，在看到这些传单后，都非常感动。有一张传单诉述请愿代表被捕，全文是：
取消山东戒严令！
惩办马良！
这两件事，是北京、天津、济南、唐山等处的代表向总统请愿的。总统不但不见，反把代表等一帮囚在警厅里！一帮困在新华门前。
啊！只许卖国的官吏横行，不许小百姓爱国！
大家快起来想法吧！
还有一张传单，揭发马良和反动政府的罪行，全文是：
请愿！请愿！要大家发点天良！救山东同胞！救自己！
山东镇守使马良，原是武人，不能尽他的天职，护卫国家，反例干涉行政、司法、外交，现在甚至恃借其势卖国，妄杀无辜，殴辱学生，禁止国民提倡国货，竟公然说道日本卖给他军械，是他的恩人，中国要和日本合并等等荒谬极了的话。这样看来，政府不但不惩戒于他，还要信重他，用戒严令箝制人民的口，又拘留这一次的请愿代表，这不是政府竟想叫山东人民无声无息的做日本奴隶么？
诸位呀！时急矣！事迫矣！大家快起来，求政府中人发点天良吧！
反动政府是不会自动发“天良”的，只有靠人民群众坚持不懈的斗争。
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女界爱国同志会，是估计了这次请愿的艰巨性的，并作了代表可能被捕的准备。当北京请愿代表被捕的消息传到天津的时候，周恩来向学联的干部指出：这正是继续加强爱国运动的时机，用不着惊慌紧张，依照计划进行就是了。被捕，只要经得起考验，不算什么！但营救他们，是我们的责任！周恩来又在天津学生报社联合会召开的临时会议上，报告了请愿的经过，并指出：当前应把注意力集中到请愿斗争上来，必须进一步唤起民众，联合斗争……
当《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关于京津请愿代表被捕的《号外》出现在天津街头的时候，全市沸腾起来了，群众愤怒声讨卖国政府，上千人要求参加赴京请愿斗争。8月25日，天津组成了几百人的队伍，分批赴京。26日，北京、天津两地学生共三四千人，向总统府进发。同日，以“北京天津济南山海关唐山芦台烟台等处各界联合会”名义散发的传单中说：
政府压迫人民，吾们各界的代表，用最后的手段，把牺牲的精神，要求政府的觉悟。吾们第一次的代表三十八人，已经拘在警厅。今日早晨，吾们第二起代表，又向新华门进发。可是政府压迫的方法更高明了，竟把新华门做拘留所。吾们各界的代表，只许出不许进，并且吾们的女代表连大小便都不允许。
有记者写的现场报告中说：“先由警察士兵等齐捕马骏，马骏即挤入人丛中不出，学生有持木棒者即行乱殴警察，警察亦还击，在天安门内循环三周，亦未拿获马骏。”
但是，反动派的逮捕并未能压服群众。8月30日，学生们仍然在北京街头发表演说和散布传单。前门外一带的演说者当众表示：“他（指反动派）押一个，我有十个，他杀十个，我有一百个，我们是不怕他的。”
为了推动请愿斗争的顺利发展，营救全体被捕代表，周恩来亲自到了北京，他一方面鼓舞大家的斗志，一方面领导大家积极开展营救活动。周恩来等学生代表们动员了几千学生，分别包围了北京、天津的警察厅。在广大群众的爱国运动压力下，在各界人士（如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等）的营救、保释下，反动政府不得不在8月30日释放了被捕的全部代表。
被捕代表回津后，受到热烈欢迎。“各界往车站欢迎者，途为之塞，游行街市，直拥商会开欢迎会。”
（摘自《天安门见证录》）
觉悟社的诞生
1919年9月2日，从北京到天津的火车飞驰着，车中坐着周恩来、郭隆真和被释放的天津代表们。他们一面从列车的窗口？望着祖国的大地，一面在思索着和谈论着如何拯救这被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铁蹄所蹂躏的破碎河山。当谈到今后如何活动时，郭隆真认为天津学生联合会女界爱国同志会应该更紧密地合作，成为天津爱国运动的核心。另一位女界爱国同志会的代表则提出，女界爱国同志会应该加入天津学生联合会，以壮大学联的阵容。周恩来除同意以上的意见外，还进一步提出了两点建议：第一，除了把两个组织合并外，还要把这两个组织中的骨干分子结合在一起，另组一个强有力的核心小组来推动各项斗争和工作；第二，由两会各推若干人办一个刊物，来指导运动的方向，并向广大爱国同胞宣传我们的主张。周恩来的这个建议，得到了全体代表的一致赞同。
1919年9月16日，觉悟社这个核心组织在天津草厂庵学联会内诞生了。男女社员各半，男社员有周恩来等10人，女社员有郭隆真等10人。10人男社员中，有7个是南开中学和南开大学的学生，一个高等工业学校的学生，一个第一师范的学生，一个北洋大学的学生，他们或是学联会的正副会长，或是《会报》的主编，或是学生运动中的骨干。10个女社员，都是女子师范的毕业生和学生，也都是女界同志会的负责人或骨干。邓文淑（邓颖超）是年龄最小的社员，当时是学联的讲演部长。
周恩来是学生运动的领袖。在筹办中，天津学联和女界同志会的负责人，便都推周为觉悟社的领导人，但他谦虚地不肯担任，表示应该平等地轮流负责。可是，每次开会，社员们都推他为主席，虽然总要经过一番推让，但推让的结果，最后大家还是异口同声地说：“还是翔宇来吧！”
由周恩来提议，觉悟社的成立大会上，通过了一个方案，其要点是：
（一）用白话文，出一种不定期的小册子；
（二）本“革心”“革新”的精神，以“自觉”“自决”为主；
（三）这个小册子定名为《觉悟》，主办这个小册子的团体就叫“觉悟社”；
（四）内容：甲、通过共同研究发表主张，乙、批评社会生活，丙、介绍名人言论，丁、灌输世界新思潮。
“觉悟社”成立后，通过了许多创造性的决议，如：
决议规定组织机构采取委员制，把社内工作分成几类，大家分工负责。
决议规定新社员的入社，必须有社员3人以上的介绍，经全体社员同意。还通过了女社员的这一提议：发展社员时必须男女各一，以保持社内男女平等的人数。10月21日和12月21日两次通过的新社员，都是一男一女，就是根据这一决议实行的。后来因为请求入社和社员介绍的新社员多起来了，又改用一种“社友”的办法。1920年1月，第一批通过了“社友”10人，也是男女各半，黄正品就是当时通过的“社友”之一。
决议规定“社员用抽签办法决定代表个人的号数，代替各人对外的姓名。”抽签的方法是用50个号码，各人抽一个，再用这个号码的谐音取一个别名，用以通信或作笔名。邓文淑抽的是一号，因此，她别名“逸豪”；周恩来抽的是五号，因此，他别名“伍豪”。
在第一次的会议上，周恩来还提议邀请北京的进步学者，如李大钊等，到天津讲演，灌输新思潮。这项提议，得到大家的一致赞同。
9月21日，即觉悟社成立后的第5天，李大钊被邀请到天津来作学术讲演，并被邀请到觉悟社谈话。在觉悟社，李大钊看到这些年轻有为的男女青年，共处一堂，议论国家大事，感到非常高兴。他认为，这是中国历史上的创举。“五四”当时，还是男女分校的，北京大学的学生到女高师去发动，还要和女校代表各坐会客室的两头，由学监坐在中间加以监视，因为孔夫子说过“男女有别，授受不亲”么！现在觉悟社的青年们，却以行动把孔夫子的封建教条粉碎了，这如何不使人振奋呢？李大钊对觉悟社的活动，如办刊物等，都非常赞许。李回到北京后将天津的情形加以介绍，北京的学生们都非常羡慕。
李大钊到觉悟社谈话，他那朴素、慈祥、谦虚而亲切的态度，给社员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走后，社员们朗诵了他在《新青年》上发表的几篇文章，特别是《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战后的妇人问题》《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受到了很好的马克思主义教育。
李大钊在和“觉悟社”的谈话中，特别强调了男女平等的问题，主张应把女子当成“人”看待。女社员们听了，非常感兴趣。有几个女社员，长期反对把女性第三人称写成“她”，而主张用“伊”来代替。
除李大钊外，钱玄同、刘半农等，也到过天津来讲演，也曾到觉悟社来谈话。他们有的是被邀请来的；有的则是在听说天津男女学生合室办公后，特别来参观的。
1920年1月，《觉悟》第一期出版了，封面题字上刊印着醒目的五角星，说明马克思主义的光辉照亮了他们前进的道路，促起了他们的觉悟。
在这本大32开、100余页的杂志中，《觉悟》和《觉悟的宣言》是两篇纲领性的文字，都为周恩来所写。《觉悟的宣言》指出：“我们中国自从去岁受欧战媾和的影响，一般稍具普通常识的人，也随着生了一种很深刻的‘觉悟’；凡是不合于现代进化的军国主义，资产阶级，党阀，官僚，男女不平等界限，顽固思想，旧道德、旧伦常……全认为应该铲除应该改革的。”
周恩来在1919年4月所写的《游日本京都圆山公园》《四次游圆山公园》《雨中岚山――日本京都》《雨后岚山》等几首新诗，也都登在《觉悟》第一期上。
潇潇雨，雾蒙浓；
一线阳光穿云出，愈见姣妍。
人间的万象真理，愈求愈模胡；
――模胡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
真愈觉姣妍。
登高无望，
青山渺渺，
被遮掩的白云如带；
十数电光，射出那渺茫黑暗的城市。
此刻岛民心理，仿佛从情景中呼出：
元老、军阀、党阀、资本家……
从此后“将何所恃”？
这些明快、清新而又寓意深刻的字句，读来十分感人。
总之，天津觉悟社的成立和它出版的《觉悟》，在北京及全国各地引起了很大反响。当时的北京《晨报》，对觉悟社加以评论说：天津的许多青年学生团体，“由纯粹的分子来结合而具有特别色彩的，确是微乎其微了，记者敢对诸君说，天津只有一个这种的团体，可以说是天津的小明星”，“这团体就是‘觉悟社’，该社产生了三个月，会员是天津学界中最优秀、纯洁、奋斗、觉悟的青年结合的小团体”，“他们抱了时时觉悟、刻刻觉悟的决心，所以叫觉悟社。”
10月的斗争
8月下旬北京“总统府”前的请愿斗争，没能达到目的，山东人民很不甘心。9月下旬，山东学、教、农、商各界又在酝酿进京请愿。当时返国的华工（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赴欧的华工，山东人居多数）也积极参加活动，这引起了反动当局的极大恐惧。反动政府三令五申，使华工一律回原籍，并派人暗中破坏、阻挠各界代表的再次进京请愿。但是，有志者事竟成。代表们终于通过各种渠道和天津等地取得了联系。
觉悟社成立后仅两天，就迎接了山东来的一个秘密代表团。代表团共六个人，他们都是济南、青岛、烟台等地爱国团体推选出来的。他们要求天津各界联合会邀集各省区代表到北京为山东问题再来一次大请愿。为此，天津学联电请上海全国学联出名约集，并派出代表和山东代表一同到了上海。在他们的提议下，上海全国学联邀集各团体代表开了一个联席会议，大家约定号召全国各地派代表到天津集合，讨论行动计划。
9月20日，各地代表在天津集合，除湖北代表施洋等二人因故未能赶到外，计到有上海、南京、天津、烟台、青岛、济南、蓬莱、黄县、河南、长辛店、通县等地的代表共31人。9月下旬的三个夜间（均在12时以后），这些代表们在天津法租界一个教堂的地下室内先后开了3次秘密会议，讨论了进京请愿的内容和具体步骤。
9月30日，北京东城米市大街的青年会内，发生了一场争论。原来，各地代表进京后，想约请北京学生共同行动，因此邀请了北京学联代表在这里开会。可是，这时把持北京学联的负责人是张国焘，他在会上公开表示请愿不会有什么结果，主张北京学联不参加这一活动，并具体地说：北大、清华都不参加。因此，各地代表和他展开了争论，其中争论最激烈的是黄正品（黄爱）。张国焘说：“学生无盾。”黄正品慷慨陈词，据理以驳，并拍着自己的脑袋说，担保天津全体学生誓作后盾。结果，这次会议不欢而散。由于张国焘的破坏，北京学生没有能参加这次斗争，上海学联的一位代表也宣告退出了。
10月1日上午8时，各地的31位代表在中央公园集合后，即向新华门总统府进发。于是，又一次的请愿活动开始了。这次请愿的五项要求是：
一、山东主权未恢复之前，不得补签德约，及与日本直接交涉；
二、取消二十一条件及军事协定，高徐、顺济、满、蒙四路条约，胶济路换文与各种密约，以保主权；三、要求外交公开，及言论、集会、出版之完全自由；
四、解散安福俱乐部，以清乱源；
五、惩办马良、张树元，并取消山东戒严令。
当时的新华门（总统府）外，还有一道铁制的栅栏，里边设有全副武装的卫队防守。当代表们从东辕门进入铁栏以后，东西辕门就被立即关上了。这时，周恩来率领的一队学生，也从天津赶来了（天津的请愿代表是郭隆真等），他们被阻在铁栏的外边。里边请愿的代表在传达处一直等到下午3时，才走出一个名叫曾彝进的参议，敷衍塞责，传出：“大总统谕：政务殷繁，不暇接见，如有文书，尽可交收发呈递，劝令散归。”这一传谕当然遭到代表们的拒绝。这位头顶已秃、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曾参议，进出往复三次，都被代表们顶回去了。
当代表们准备冲进去的时候，总统府的大门忽然关闭了。反动派的恶劣态度，使代表们气愤已极，天津代表郭隆真站立在新华门前东边的石狮子上大声呐喊：“徐世昌为什么不见我们？”一呼百应，此起彼伏，铁栏外围观的人群报以热烈的掌声。8点钟左右，正当代表们已经感到饥饿的时候，周恩来率领的天津学生送来了面包点心，增强了代表们的斗志。
夜里10点左右，警察们开始捕人了。警察头子一声令下：“抓起来！”马路上的电灯也突然熄灭了。黑暗中，反动军警如狼似虎地拥上来，把代表们压缩在一个狭小的圈子里，然后几个警察架着一个代表，奔向警察厅、宪兵司令部、侦缉队等处而去。代表们沿途高呼：“惩办马良！”“反对日本强占山东！”“拒绝直接交涉！”
反动派很想找出代表中的为首之人。但当警察总监吴炳湘正式开堂分别提审代表，讯问“这次请愿，是谁主使？”时，代表们都斩钉截铁地说：“爱国出自本心，并非由于别人主使！”众口一辞，吴炳湘毫无办法，只好拍桌乱骂。
代表们在狱中受着非人的待遇。如关押黄正品等九人的侦缉队（在天桥鹞儿胡同），“囚房，看去很像一座座阴森森的地狱，里面又黑又臭，脏不可言。”当时被捕的代表回忆说：“侦缉队队长姓马，绰号活阎罗，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过去多少爱国的同胞，就曾在他的手里丧失了自己的生命。他对我们很坏。态度也最凶恶。我们九人被关在一间小屋内，裤带和一些重要的衣物都被搜走。每逢我们疲倦得想睡的时候，他就来提讯我们，先后提讯了两次。在讯问时，有一个同志顶撞了他几句，他就立刻下令把他单独关在另一间小屋内，而且还戴上了脚镣手铐，以后也就不再提讯。”
代表们被捕后，周恩来立即和北京学联商量，如何营救代表。大家决定于双十节（10月10日是辛亥武昌起义日，民国成立后订为国庆节）举行一次较大规模的示威。这次示威，除提出一般救国口号外，把释放请愿代表作为一项特殊的要求。
周恩来回天津后，即领导学联立即开始双十节示威游行的准备工作。
10月10日上午，天津西南城角南开学校的大操场上，聚集了约5万群众，举行庆祝双十节大会，参加者不仅有大、中各校的学生，还有各界的群众，有许多胡须皓白的老人也不畏恐吓前来参加。
大会开始，首由天津各界联合会负责人致词，然后由天津学联的四位讲演员分别讲演，说明当时国内的形势和朝鲜亡国后的惨状，号召大家起来展开爱国斗争。讲演人声泪俱下，慷慨激昂，听讲人掩面而泣，全场无不动容，情绪极为高涨。
会后准备游行，但这时，会场四周已被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外号杨梆子）派来的大批军警团团围住。
示威群众愤怒地冲出重围，喊着爱国口号，直奔金汤桥口，包围了警察厅，纷纷厉声质问：“为什么不准人民庆祝国庆？”“为什么用军警围困我们？”“杨梆子，你出来！”结果，杨以德不敢出来和群众见面。有的市民还借来打更用的木梆子，一面喊一面敲，倾泄对杨以德的愤恨。
群众还推出代表10人去省公署向省长请愿，抗议杨以德用军警包围游行队伍，殴打学生（学生10余人受伤），要求惩办杨以德。省长拒不见面，只派了一个代表出见。
10月13日，天津学生联合会（包括女界爱国同志会）发出短期停课宣言（由周恩来用白话文起草）。宣言质问杨以德：国庆是举国同庆的节日，为什么不准开会庆祝？警察厅是保护地方治安的，为什么竟殴打刺伤男女学生？宣言要求惩办杨以德，并说明议决短期停课，表示决心。
在这次斗争中，觉悟社的社员在周恩来的领导下担当了各项具体工作。有几个社员，还集体编写了一个传单，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描写了双十节这一天杨以德是怎样破坏共和的。传单上署名“李宁二”，即“列宁第二”的意思。因为社员们不久以前听了李大钊的讲演，读了他的文章，对列宁无限崇敬，“李宁二”也就是表示要做列宁的学生。
北京被捕的代表们，10月10日这一天也在狱中实行集体绝食，表示抗议。
迫于形势，反动派不得不于11月初释放了被捕的各地代表。北京学联迎出了代表们，并在中法大学开了一个盛大的欢迎会，还集体拍照留念。不久，代表们回到天津，又受到天津各界联合会的开会欢迎，并由天津各界联合会送返各地。
全国各界联合会的成立
人民群众从实际斗争中感到联合起来的必要。特别是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很敏感地意识到这个问题。罢免曹章陆是联合斗争的结果，拒签和约也是联合斗争的结果。青年学生虽然起了某种先锋作用，但单独依靠他们，没有各界人民群众的联合斗争，也是不可能取得结果的。因此，一些先进分子在斗争中便提出了“民众大联合”的问题，如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便以此为题提出了各界联合的问题，先有各界的许多小联合，“进为一个大的联合，由许多大的联合，进为一个最大的联合。”
1919年12月28日，李大钊在《新生活》第十九期上以孤松的笔名发表《大联合》一文，也明确提出：“‘五四’‘六三’以来全国学生已成了一个大联合”；“盼望全国的教职员，也组织一个大联合”；“全国各种职业各种团体，都有小组织，都有大联合。”李大钊的这些思想是和毛泽东的“民众大联合”思想一致的，所见略同。他们的思想代表了当时五四群众爱国运动的发展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