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生活在新中国的监狱里。这里的铁栅曾使他虚惊一场。不过他很快就发现；铁栅是军阀时代的产物，梅花才是功德林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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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德胜门外，原有一个叫功德林的庙宇，清朝末年被改建为一座监狱。这座监狱是以效法日本改良司法的名目修建的，所以监狱的构造取型于日本（日本的监狱又是以德国为模式的）。在监狱的大门口，守卫线以内，竖有一块石碑，上面镌刻着13行碑记，记叙着建造这座监狱的经过。民国四年，北洋军阀段祺瑞执政期间，司法总长罗文干才最终完成了这座监狱的全部建造。这就是著名的第二模范监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功德林直属国家公安部管辖，称作北京战犯管理处。管理处处长就是漳河训练班的姚科长。
功德林是一个占地近百亩、有丈余高围墙的大院。大门进去，是一个广场，广场上原有一个绞架，此间尚存插放木桩的深深的洞穴。大门南面有3幢房子，前两幢是二层楼房，第三幢是平房客厅，厅内有沙发、地毯。3幢房屋之间，有两个花园，在后幢花园里，有一株名贵的梅花。开花时节，树叶淡绿，花瓣粉红，甚是雅艳。大门东面，是成排的平房。监狱的中心是电光形的八条胡同。胡同的交叉口，是一座高达几十米的八角楼，一个哨兵站在楼上，便可看见各条胡同的情形。八角楼脚又有几个小八角楼，小八角楼的大门正对着胡同，每个胡同都有一个铁栅。再朝后走，有南北对称的两排平房。平房之间是一个运动场。后院则是一块20多亩的熟土，当中有一口井。院内四周尽是梧桐，环境尤为清静。
邱行湘刚刚走到光线暗淡的八角楼下，就神色不对了。在黄埔村里的半年，在井陉河边的10个月，他看惯了山光水色，听熟了鸟语虫鸣，尽管共产党也设有岗哨，可是那站在四合院门口的岗哨很快就退到村口，而最后干脆从村口退到垭口。所以在邱行湘的意识里，差不多把共产党的监狱和老百姓的村庄的概念等同起来了。现在陡然出现在他面前的是高高的围墙、重重的铁栅、深深的胡同……是的，邱行湘在这里怕得有理。在那电光形多条胡同里还散发着血腥，在那株梅花树根底下还渗透着尸水。段祺瑞在这里对共产党人拉起绞索，蒋介石在这里对共产党人举起屠刀。新旧军阀把文明消灭得干干净净，却把野蛮保存得完完整整。功德林胡同里面的气氛已经阴森到这种程度：一个不是犯人的人，如果在这里连住几天，这个人会在一瞬间惊恐地扪心自问：你究竟是不是犯人？这种气氛对于真正的犯人邱行湘来说，自然是倍觉胆战心惊了。
他不能不思索共产党带他进功德林的理由，倘若他认为共产党是不无道理的话，他就自认晦气了。思索的目标并不难找——他几乎是带有预感性的想起，去年年底，人民解放军总部发布惩办战争罪犯的命令，宣布凡国民党军官及国民党党部、政府各级官吏命令其部属实行屠杀人民、施放毒气、破坏建筑、毁坏物资等罪恶行为者，皆以战犯论罪。今年年初，中共发言人又发表了关于和平条件必须包括惩办国民党战犯的声明。邱行湘心里明白，按照解放军总部的规定，从这个命令下达之日起他的身份就是战犯了。那么，共产党如何惩办国民党战犯呢？他的历史知识告诉他，在旧时代的政治斗争中，胜利者是不会轻易地饶恕一个敌人的，政治永远比军事更残酷、更漫长。他感到他过去估计中应受到的惩戒，有可能是将要承受的十分之一或百分之一。他这样想时，除了诅咒自己的命运以外，丝毫找不到诅咒共产党的理由。他倒是想通了：改朝换代就是这么一回事，一些人走运，一些人倒霉。若是国民党军事得势，就会像曾经得势时的所作所为一样，蒋介石会“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走一个”，贵州息烽监狱、重庆中美合作所会繁荣兴旺，经久不衰。陈诚也是个快刀斩乱麻的人物，邱行湘清楚，早在20世纪20年代，陈诚就系统地看过梁启超的《饮冰室合集》，后来，也研究过程灏、朱熹、张江陵等人的学说，他常常对邱行湘说：“要学商鞅治秦，乱世用重典。”
现在，邱行湘垂着头，慢慢走进小八角楼。他望着楼台前的柏树，心里顿生一丝脱俗之情；这功德林不正是一座佛家庙宇么，母亲不正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么？他但愿在这里每日举目梵宫僧寮，每时满耳木鱼清磬，虽不能像孙传芳部下们那样重振人生，能像孙传芳晚年在天津紫竹林当隐士那样心身两净，亦得聊以自慰了。
邱行湘站在胡同入口，抬头望了望上方——他不知道这里的胡同过去曾按照“天地玄黄、宇宙洪荒”依次编名，他只看见有“甲乙丙丁戊己庚辛”8块脸盆大小的圆形黑底白字木牌，分别挂在胡同大门上方的灰色墙壁上。
是的，这座为北洋军阀所建造的第二模范监狱，现在正为人民政府第一次利用。在那八角楼下的胡同里，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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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让我们跟在邱行湘的后面，走进戊字胡同里去看看吧。
铁栅打开了——打开以后，就不再关上。新中国的空气流进旧时代的胡同，气流的清浊形成胶着状态，邱行湘立即承受着两种刺激的夹击：恐怖的心境与恐怖的环境，虽然前者不完全是由后者引起的，但是作为旧中国的缩影，作为包括国民党战犯在内的反动统治给人类留下的遗产，我们还是保留一点历史的镜头吧：在60多米长的胡同走廊旁，柏树周身蒙着大大小小的蜘蛛网；一间30来平方米的牢房里，只有一个一张脸大小的通气孔；光线昏暗，空气潮湿；在房内的左角，安放着一个木制的大马桶，桶里的粪便早已干涸，长着毛绒般的白色的东西……每当阳光从通气孔照射进来，牢房里便蒸发着一种腐尸的气味。
这间牢房目前是不能住人的。
邱行湘住的房间虽然经过打扫，但是依然存在着扫不出去的恐怖，而他居然能够在这间牢房里，安然地进入他在功德林的第一个梦乡，这不能不归功于他的一次试探：当他看见在他们的身后跟进功德林来的共产党人都是他熟悉的面孔的时候，他那紧绷绷的神经立即松弛了一半。那文质彬彬的姚处长，几乎是没有脾气的人。邱行湘忘不了黄埔村头、井陉河畔，姚处长与他的一次又一次的谈话，甚至在他红眉毛绿眼睛的时候，姚处长也习惯于静女般的微微一笑，以至于邱行湘曾经暗自纳闷，为什么共产党在战场上是那样顽强，而在战场下是这样软弱。当然，中国人是尊重自我修养道德的，也许正因为姚处长的苦口婆心不可相负，才最后促成了邱行湘提笔写交罪性的《自传》的决心。那农民模样的蒋所长，仿佛只有农民的心计。邱行湘忘不了他那山羊胡须，更忘不了在井陉村庄的四合院里，当他亲手为战俘们包好煮好肉饺子的时候，邱行湘发现他躲在灶台后啃掺有野菜的窝窝头。也许正因为邱行湘在给黄剑夫写策反信后受到华北政府保卫部盛情款待时想起了灶台后的一幕，他才主动提出来再给94军第5师两个副师长写信。现在，连自黄埔村就开始为国民党战俘煮饭的炊事员、煮小米饭的专家老晁也进功德林来了。邱行湘在陌生的环境中目睹着熟悉的身影，虽置身于胡同之中，却心附于那株梅树之上。但是，过去是过去，现在是现在。共产党人会不会因为获得政权而脸色由红转青，甚至长出一对獠牙来呢？当蒋所长走进戊字胡同时，邱行湘大胆地进行了一次试探。他像过去那样捋了捋蒋老头的胡子，蒋老头也像过去那样歪着头憨笑一番。憨笑之余，蒋所长另外增加了一个动作——他拍拍邱行湘的肩膀，努起嘴唇说：“我们对你们不审不判，不作刑事起诉。听见了没有？”邱行湘听见了，从耳朵一直听到心里。身为犯人，不受审判，不被起诉——对于此间的邱行湘来说，还有什么欲望能大于此呢？
胡同两壁的中间，是一个三角形的地带。从下朝上看，可以看见天空的一角；从上朝下看，可以看见土地的一块——在一定意义上，中国共产党正是从改造这里开始，改造着一个龌龊的世界。
就在北京的街头还充塞着破烂的旧式茅厕的时候，这里的卫生设备已经达到现代化的程度。新建了洗澡间（有盆塘、有淋浴）、洗衣间、公共厕所（有抽水马桶）。牢房里上有天花板，下有水泥地，中间安了窗。由于人们都可以理解的缘故，这里的窗户安的不是玻璃，而是高丽纸。这种高丽纸用桐油浸过，既透明又挡风。房内靠壁处安有床铺，这里的床铺分单铺和通铺，都是木板搭成的，有一尺多高。铺上垫着褥子，褥子之上是床单，被子和枕头都是新制的。每间屋子还配有一张饭桌，桌下有几张木凳……以后有不少战犯称功德林为家，除了另外的含义之外，这里的中国小康之家的格局，正是家之所指。要是人们稍稍留意一下时事，就不能不惊叹中国共产党更为细腻的匠心。就在功德林的高墙内已见缕缕阳光的同时，高墙外又洒下阵阵春雨。1949年6月27日《人民日报》以显著的地位刊登了国民党和平商谈代表团首席发言人张治中将军的一项声明：
……在谈判期间，我们代表团已经同中共代表恳切磋商，并提出书面修正意见四十余处，被中共接受过半数。如战犯只作原则规定，名单完全不提，就是中共最大让步之一例；……至于我们国民党，早就应彻底改造，促进新生，才能适应时代，创造时代，达成革命党人应负的历史使命。在目前，我们如果把眼光放远些，心胸放大些，一切为国家民族着想，一切为子孙万代幸福着想，我们不但没有悲观的必要，而且还有乐观的理由。国家要求新生，人民要求新生，也正在新生，为什么我们国民党和个人独甘落后不能新生呢？
邱行湘走进百丈胡同，走出五里云烟。张岚峰更是捷足先登，在以胡同为新生的跑道的上面遥遥领先。殊不知他的新的生活刚刚开始，生命就进入终点。那是初春的一个早晨，张岚峰与邱行湘等人在寝室里吃饭，因为馒头蒸得特别好，张岚峰一时兴起，打赌似地连吃几个，在他送餐具走出房门的时候突然倒地，不省人事。管理处速派小车送他去公安部医院（即北京复兴医院）急救，奈何张岚峰患高血压，血管破裂，抢救无效。
张岚峰较迟地意识到历史的逻辑，这并不是他人生的不幸；可是他较早地遵循了自然的规律，这不能不是他终身的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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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走进甲字胡同的时候，先认识一位正在苦读诗书的战犯吧。他便是国民党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军统局北方区区长文强。
这位湖南籍的黄埔四期生，是淮海战役中被俘的。被俘时，他自称上尉书记官。当解放军军官手里捏着他的相片，问他认不认识“剿总”指挥部里那位瘦高个、鼻梁突出的副参谋长时，他才尴尬地嘀咕道：“你们既然知道我是谁，还问什么？”文强从战场上下来，被押送到山东解放军官教导团高级组。前不久，他离开济南，被5位解放军押送到北京。这是一位见广识多、智力发达的人。他初入功德林的时候也虚惊过一场。不过不是因为胡同门口的铁栅，而是因为发给他的那个印有“审”字的三角形符号。他以高级参谋的智慧，对“审”字作过肯定的判断：审＝公审＝枪毙。随后他由先前所在的胡同转入标有“甲”字的胡同，他又以军统头目的警觉，对“甲”字作过唯一的解释：甲＝甲级战犯＝枪毙。现在，当他知道“审”字仅仅意味着对他的历史有待审查、“甲”字仅仅表明着胡同的编号时，他又开始致力于文学，特别是诗赋的思索了。
就在这年除夕之夜，蒋大胡子走进甲字胡同，走到文强的跟前，问他：“想不想家？”文强答曰：“我大陆上没有家。”蒋大胡子又问他：“想不想看书？”文强答曰：“想看。”蒋大胡子从身后拿出一本《斯大林选集》，翻开扉页问文强道：“这个大胡子是谁？”“马克思。”又翻一页道：“这个大胡子是谁？”“恩格斯。”再翻一页道：“这个小胡子是谁？”“列宁。”蒋大胡子惊叹道：“你们文化真棒，不看书都知道！”蒋大胡子像想到了什么，突然将话题一转：“呃，你知道国民党监狱有什么规矩没有？”
北伐之后，文强曾在1931年被武汉政府派往重庆，了解四川军阀对中央（蒋介石）的态度。到重庆不久，有在川军任职的与文强黄埔四期同学的人认出了他，四川军阀刘湘即将文强逮捕，关在巴县监狱。文强在巴县听过典狱官宣布的监规，又在1933年参观过湖南模范监狱，了解过监狱章程，所以由他来回答蒋大胡子的问题，是件现成事。可是，文强迟迟不敢启口——他实在难以明白，共产党还有什么需要求教国民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