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林童话》中有个故事——《祖父和孙子》，说的是一对年轻夫妇厌倦了和父亲生活在一起。老父亲的身体越来越弱，他们不再请他上桌吃饭，而是用个洗碟盘盛点饭给他。
一天，他们看到小儿子米沙在地上收集了几块厚木板：好像在做什么。“你在干什么啊？”父亲问。米沙答道：“亲爱的父亲，我在做洗碟盘。这样等您和亲爱的妈妈老了，就可以用它吃饭了。”
夫妻俩对视后感到羞愧，哭了起来。从那时起，他们将老父亲请回饭桌旁，服侍他就餐。
“第一个孩子刚出生后的数小时内，我独自在他身旁坐了一会儿，”53岁的詹姆斯说，“一件深奥的事发生了。过去我对自己的形象评价很低。我知道自己过于自私，也讨厌这点。但在那一刻，我对他充满了爱，我想给予他一切。我意识到自己得到了一件非同寻常的礼物。我突然觉得自己不会再那样自私了。我可以成为一个完全不同的人，就从我对他的无私开始。而这一强烈的感受并非转眼而逝。如今孩子们已经上大学了，而我也比原来要高尚得多了。”
美国人对增进自己快乐感的能力信心十足。20世纪90年代初，多达40%的美国人加入了某种形式的自助或互助小组；书店里充斥着醒目的宏篇巨著，指导成人如何控制恐惧、摆脱困扰，以及应付无法忍受之人，其中我非常喜欢的一本书就是《情感快速愈合术》（EmotionalHealingatWarpSpeed）。只要涉及完善自我及改善情绪，我们对自身人格的可塑性似乎有着无穷的信心。
然而，大多数人甚至从未想到过我们自身道德仍有可能继续成长——这一概念对孩子、对社会，最终对我们自己的幸福要重要得多。大多数人认为，在童年时代的某个时刻，我们的道德品质就基本定型了。虽然我们可能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努力表现得更为诚实或宽容，但我们认为，自己的道德品质即便不是完全无法改变，也已经基本定型。
确实，许多人在成年之后改变甚少。有些自恋的成人从来无法真正理解他人，而有些成人一生都富有同情心与正直感。但认为道德品质一成不变，则是对绝大多数成人生活本质的严重误解。
实际上，最新研究表明，成人的道德品质可能因为许多因素而改变，从而对孩子的道德成长产生重大影响。尽管许多人随着时间的推移丧失了理想，可还有一些人到了中年之后才真正确定了目标。有些成人变得更为睿智，更有能力辨别重要道德真相，而有些人对公平的概念则变得更为刻板、更不敏感。有些成人变得更加自私，有些则更加无私——新的研究表明，与普遍观点相反的是，老年人往往变得更加关注他人。（李尔王直到将死才开始真正对他人产生感情。）如今的美国人崇拜的往往是自私的年轻人，并为衰老带来的损失所困扰，但我们往往是在完全成年之后，才有可能发展出一些最为重要的品质，包括对生活方式不同的人们产生共情，关爱他人（尽管他们存在缺点），以及避免让自己的消极品质影响他人等能力。心理学家吉尔·诺姆（GilnOam）对成人生活进行研究，并对整个道德成熟的概念提出了质疑。诺姆认为，在成年期的每个阶段，成人不仅会产生新的优点，也可能重新产生退化、蜕变及性格刚性。有时成人的自我概念经历了彻底重组——有时这些变化对培养孩子道德品质的能力产生巨大影响。孩子在十几岁时变得自私而冲动，人们普遍认为这是一个重大变化——我们将青春期视为人格结构调整、自我概念重组的一个过程。但如果人到中年变得自私而冲动，我们就会称之为“危机”或认为他们有“问题”。然而实际上，一些成人是在发展截然不同于以往的自我理解及意义来源，它们从根本上改变了他们业已存在的各种关系，对他们身为父母或导师的能力起到了促进或破坏的作用。
为人父母的经历或许最能考验成人、最能影响他们成年后的发展。作为父母，我们对孩子的影响不是简单线性的：我们与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并且这一关系始终处于变化之中，我们对孩子的态度始终受其影响。成人和孩子的情感与道德发展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强烈的，甚至在婴儿期就是如此。例如，波士顿医疗中心的抑郁症研究人员发现，患有抑郁症的母亲与低体重儿存在一种常见的恶性循环：婴儿对照料者的反应相对不够积极，而这些婴儿的迟钝让母亲更加退缩，从而导致婴儿对母亲的依恋进一步降低，而这反过来又导致做母亲的更为冷漠——这种螺旋式下降可能危及婴儿同理心的发展。有些父母还因为抑郁症等情绪问题与孩子的关系产生退化；也可能是因为发现自己在重复以往那些破坏性的关系模式——这些模式深深扎根于我们的童年记忆。有时，父母自身的发展阶段与孩子的发展需要产生反作用，导致这些关系呈螺旋式下降。成人与十几岁孩子之间关系如此恶化的原因之一，是成人对中年危机产生强烈自我关注的时刻，也正是他们的孩子对青春期产生强烈自我关注之时。
然而，在养育子女的过程中，还有一些家长像上文提到的詹姆斯一样，第一次发现自身拥有同理心、自我牺牲与道德意识的巨大能力。养育子女能够以许多方式消除父母的道德障碍。父母们或许将学会如何应对自私或自身的缺点，因为他们看到自己对孩子造成的损害，或是因为他们在孩子的品质或行为中看到自身缺陷的影子——正如《格林童话》中米沙的父母那样，或是因为他们钦佩孩子身上出现了自己所缺乏的优秀品质。
或许最重要的是，养育子女要求我们全身心地关注另一个人，这对我们来说往往是第一次。面对这样的挑战，如詹姆斯一样，一些成人欣赏关爱他人的能力大大增强——实际上，换位思考能力和欣赏他人的能力存在许多不同，父母可能逐一经历这两种能力。
作为父母和导师，至关重要的是不应认为自己是不变的榜样，我们并不完美，而在与孩子的相处中自己的道德与指导能力仍在不断发展。赞赏他人、宽宏大量、公正诚实，以及树立成熟灵活的理想等细微之处需要我们付出一生的努力：“比别人优秀不算崇高，”民权领袖惠特尼·杨（WhiTneyYOung）说，“唯一真正的崇高在于超越先前的自我。”
那么，到底是什么改变了我们的道德品质？是什么阻碍着我们成为更加成功的父母与道德导师？如何才能消除这些障碍？我们应该怎样促进自身的道德成长？
对孩子的理解与忽视
傍晚时分，我身处一个亮着荧光灯的小房间里。这是一所低度设防的惩教所，我正在进行一个专项小组活动，成员是8名女性——大部分为吸毒惯犯。我正在替当地一个组织调查何种帮助或项目有益于挽救那些具有高风险犯罪倾向的青少年。我希望她们谈谈，什么措施最有益于她们的孩子。
其中几位表现出的只有对孩子的失望与沮丧，特别是一位名叫戴安娜的妇女，似乎流露出对不知感恩的女儿的轻蔑：“她只关心自己。”另外几名妇女坦承因让孩子失望而感到羞耻。还有一位建议为她们的女儿建立一个项目，以稳定的成人形象（尤其是男性形象）帮助和指导孩子。
其中两名妇女似乎在监狱中认真反思了与孩子的关系，并仔细考虑过如何才能成为成功的家长。在格鲁吉亚农村长大的琼关注的是如何避免重蹈母亲的覆辙。“如今人们总在说要提高孩子的自信心，但我小时候可不是这样。那时我常挨打，我是家庭成员但没有发言权，所以有时对我来说，采取与此不同的养育方式确实很难。但我知道听取孩子的意见极为重要。我尝试重视她所说的每一个字，认为没有什么比那更重要。”莱斯利削瘦、漂亮、脸色苍白、神情严肃，她说得更加深入：“我知道女儿不信任我，我不怪她。我曾经三次告诉她我要戒毒，而三次我都复吸了。她可以找个导师。但重要的是我认为她需要一个团队或去处，在那里她可以倾诉我曾多少次放弃了她，她对我有多愤怒。她需要找人倾诉对我的憎恶。”
尽管成人成长的方式多种多样，但其中几种对塑造孩子的道德成长尤为关键。随着时间的推移，作为家长和导师，我们不仅要加强从孩子角度看待问题的能力，还必须具体了解孩子是如何看待我们的，包括他们是否信任尊重我们，以及在哪些方面信任尊重我们。正如我上文提到的，成功的父母或导师还懂得欣赏孩子的特别之处，能够识别孩子重要的发展变化及性格转变。这些父母与导师对孩子情况的了解是不断变化的。重视孩子的特别之处听似简单易行——我们经常谈论如何识别孩子的独特性，但如果孩子与父母并不相像、没能实现父母的希望，或没有沿着父母设想的轨道发展，那么即便最称职的父母也很难理解尊重孩子。这让我想到曾接触过的一位男子气十足的母亲，她努力想让自己对娇柔时髦女儿的虚荣产生热情；还有一位从事脑力劳动的父亲，他无法理解孩子对体育的兴趣及从商的愿望；另一位父亲并不信仰宗教，很难回答女儿连珠炮似的关于死亡与上帝的问题；还有一位不喜冒险的母亲终于明白，她那热衷于冒险的女儿就是以冒险为乐。
同时，对身为父母与导师的我们大有帮助的是让自己置身于这种关系之外，采取更客观、更全面的观点，并自问：理想自我，或受人尊敬的局外人会如何处理涉及孩子的令人不安的状况。当我发现自己面对涉及孩子的棘手问题时，我会想象妻子会怎么做，或我的一位朋友（他是个出色的父亲）会怎么做。这样我们可以将最高标准与智慧运用到一种关系中，从孩子的利益出发采取行动，即便这与我们自己的希望与需求相悖。最后，心理学家罗伯特·赛尔曼（ROberTSelman）有关换位思维的研究表明，我们不仅有必要知道自己的背景与经历（包括童年经历）对我们理解孩子的需求、经历与生活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和误导，还应该对我们与孩子间曾有的关系有所了解。
在这些不同层次形式的换位思维方面，父母的能力也大有差异。有些父母，例如戴安娜，实际上没有能力从子女的角度看问题，也无法区分孩子与自己的观点。惩教所中那几名妇女明白孩子可以受益于导师，但她们却似乎无法关注自己在孩子眼中导师的角色、关注孩子们更为具体的需求、关注如何修复与孩子之间的关系，或关注自己的经历可能对养育方式产生何种影响——除了琼以外。相反，莱斯利不仅明白女儿对自己的看法，而且还能置身这种关系之外，判断什么因素对女儿以及这一关系最有帮助。女儿的需求与她自己的需求之间界线分明，因此她能够从女儿的角度看待问题，从女儿的利益出发采取行动，即便自己要做出牺牲，即便这意味着女儿将对她的愤怒完全发泄出来。莱斯利亦从个人经历的角度看待这种关系——她认识到自己与女儿关系中长期存在的模式，而且她将高标准运用到母女关系的处理中：她理解女儿对自己高要求的重要性。
道德成长及退化的原因
罗伯特·赛尔曼指出，这些换位思考的能力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依据情形而改变，整个成年阶段都在不断变化。导致这些变化的因素很多，但其中两点或许最为重要。某些情绪，尤其是焦虑和抑郁，可能削弱一个人换位思考的能力。20%的人在成年的某个阶段会经历一次严重的抑郁。这是一种令人痛苦的感觉孤立的疾病——在威廉·斯泰隆（William STyrOn）的《黑暗可见》（DarRnessVisible）之类的畅销书中也曾提到，它的典型特征包括无价值感、愤怒、绝望等强烈情感。此外，无数父母会长时间地经历轻微的抑郁，通常表现为持续感到轻微的无助与无望。
当然，因为以上情绪而忽视许多家长所取得的巨大成功是很不公平的——面对抑郁仍努力做个好父母往往需要不小的决心与勇气。但抑郁可能导致强烈的自我中心，削弱父母倾听、共情，或以局外人角度来看待问题的能力，有时父母自身也会痛苦地意识到抑郁带来的危害：“我女儿个性很强、固执己见，我心情好时觉得这是她的优点，”一位和善宽容的母亲告诉我——她患有严重的间歇性抑郁症，“但我感到抑郁时就无法容忍。上一回心情抑郁时我对她说：‘我再也不想当你母亲了。’当时我就像个坏巫婆。”毫不奇怪，父母抑郁将对孩子情感和道德的成长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与其他孩子相比，父母患有抑郁症的孩子更可能吸毒，患上抑郁，并遭遇行为问题。在以下章节我将对抑郁症进行更详细的讨论。
幼年时代的幽灵
父母在换位思考方面的能力或许更常受到另一重要因素的影响。父母在与孩子的交流中不知不觉再现了过去某种破坏性的关系模式。20世纪70年代，著名心理分析学家塞尔玛·弗雷伯格（SelmaFraiberg）写到，父母常常并未意识到自己对孩子的习惯性思维是由他们与自己父母关系决定的。弗雷伯格提到“幼年时代的幽灵”——即“来自父母已忘却回忆中的访客，在洗礼仪式上出现的不速之客”。在幼年时代与父母的交流中，我们已形成了基本的依恋模式，对家庭关系的理解，以及与父母和睦相处的基本方式。这些模式在我们处理以后的关系中，包括往往最为深奥的与子女的关系中得以再现并重新采用。
通常这种重新采用是完全健康的。然而，特别是在父母感觉脆弱、受到忽视、或在自己与子女的关系失控时，他们很容易退化到以往熟悉的那些模式中并恢复他们认为已经永远摆脱或摈弃的行为——无论过去的那些模式多么失败。当家长以更简单的方式对待孩子，孩子的反应通常也更简单。而这种反应往往进一步阻碍了父母理解子女感受、置身于关系之外，以及积极面对孩子的能力。
我们以丽塔和她17岁的儿子韦恩为例。丽塔是位和蔼乐观的单身母亲，韦恩则继承了母亲可爱迷人的优点。我认识他们母子已经很多年了，而在韦恩进入青春期之前，他和母亲都认为他们之间的关系相当亲密。韦恩对丽塔一向关心备至，包括严格审查她的追求者。可是大概在韦恩14岁那年，一切开始改变。韦恩开始很晚回家、逃学、对母亲的简单要求置若罔闻、把她看成个傻瓜。韦恩告诉我，母亲几乎天天指责他，而且只关心学习成绩糟糕的妹妹，这都让他感觉受到了伤害。但是对丽塔而言，韦恩的态度是她最讨厌的那种男性傲慢。“他就像我认识的很多男人，”丽塔告诉我，“他和我父亲、我过去的男友，以及我前夫一模一样。前几天我听到他给一个女孩打电话，那口气好像对方一钱不值。这让我受不了。”因为对韦恩的愤怒，丽塔完全丧失了从他的角度看待问题的能力，并且对他越来越专制，而这只能让韦恩更蔑视她。有一天，我恰好在他们家，看到韦恩一回来，丽塔就不停地抱怨，全是指责他的自私与懒散。韦恩对她竖起了中指。丽塔的反应毫不含糊：“给我滚出去！”
丽塔内心的愤怒源自男性曾给她造成的伤害，而这种退化可能呈现多种形式，并出现在父母生活的不同阶段。例如，有些父母童年时代曾受到不必要的干涉或意想不到的攻击——无论是来自反复无常的家长，或是过分依赖孩子照料的父母，还是恶言谩骂的哥哥姐姐，他们因此在主要关系中变得严厉刻板，喜欢控制他人。这些父母不管面对学步的幼儿，还是十几岁的青少年，只要孩子喜怒无常情绪敌对，他们就可能陷入当年经历所导致的愤怒情绪和脆弱之中，从而阻碍他们从孩子的角度看问题，导致他们斥责孩子，而这根本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而早年经历所导致的愤怒情绪和脆弱还可能以其他许多方式削弱父母作为道德导师的影响。如果家长因为担心失去孩子的关心而对管教孩子产生恐惧，或是因为担心遭到孩子抛弃而阻止孩子走向独立，那么，此时作祟的往往是以往的脆弱情感与相处方式。一些家长面对孩子的独立与叛逆产生了退化，但还有些家长的退化则是因为孩子的依赖。担任治疗师时我曾接诊过一位父亲，他不断羞辱5岁的女儿，认为她苛求且不知足，其实他没有认识到真正问题之所在——他无法忍受女儿对他的依赖，而羞辱女儿只能使孩子更脆弱、依赖性更强。
抑郁和焦虑还会从许多方面破坏父母的道德与指导能力。过去几年中，我曾接触过一些父母患有抑郁症的大孩子及年轻人。其中几个孩子谈到父母那种没完没了令人难堪的无端的敌视与批评，谈到自己“必须像踩着蛋壳那样小心翼翼”，谈到父母那“杰基尔_海德”（Jekyll_and_Hyde）式的情绪波动。希拉是波士顿的一位家长，她承认在参加家庭帮助项目之前，在她感到无助或紧张时，她会打孩子、会冲他们歇斯底里地叫喊，“因为他们是我生活中唯一可以控制的对象”。有些孩子感到非常羞耻——他们相信父母的挑剔是自己应受的，甚至相信自己是造成父母抑郁的原因。“抑郁的父母通常对自己的抑郁感到羞耻而不愿意谈论此事，”儿童心理学家威廉·比尔兹利指出，他是最早研究抑郁症的学者之一。“孩子对父母避而不谈的原因会有所揣测，而且往往是自我中心和自我谴责的一些揣测。”
成人道德成长的巨大潜力
然而，事情还有另外一面。父母所经历的脆弱与挫折可以激发更深层的道德能力及新的更积极的养育方式，正如《格林童话》中米沙的父母一样。事实上，自觉地进行自身道德成长的那些成人能够抓住许多不同机会，可以更清楚地认识孩子的观点，约束其破坏性行为，并在与孩子的关系中获得重要的道德能力与理解。
研究心理学家唐娜·维克提到的那位认为宝宝离不开自己的母亲，她幼时就曾经历过失能性的分离焦虑症，无法忍受自己母亲即便是暂时的离开。17这位母亲认识到，父母的养育方式对她造成的伤害影响了自己在与宝宝关系中的需求，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使她变得不那么自我中心。她不仅意识到她混淆了自己和女儿的需求，而且意识到这种混淆是出于自己的私心；这是与女儿保持亲密、防止她独立的一种方式。
有时家长与子女可以为对方的道德优点提供相互支持。波士顿的一位母亲安妮·雷登在发现女儿越来越不愿意发表自己观点时，她努力地更有效地坚持自己的意见，并指导女儿培养这一品质。
在采访中，有些家长详细介绍他们是如何向孩子学习的——他们并不是仅仅将孩子看作可以存入自己智慧的空存钱罐。他们让孩子在重要方面为自己提供指导。底特律的一位父亲肯·温纳斯告诉我，在共情方面，他从儿子身上学到的比儿子从他身上学到的更多。瑞加娜·琼斯是一位小学教师，她觉得班上一个10岁的男孩从其他孩子角度看待问题及解决矛盾的能力比她更强：她说自己正在努力向他学习如何建立一个更为公平的班级。迈克·赖安是一位白人篮球教练，他认为球队中的一些白人孩子比自己更能够理解黑人球员、更容易与他们沟通——他正努力向他们学习。玛利亚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从女儿身上学到要坚持真实正确的东西，无论他人是否认可。“我女儿在学校遇上了麻烦，我担心别人会怎样看她，而她却成熟地对我说：‘我要考虑的是自己的行为，判断到底是对是错，而不是别人怎么想。’她不愿意像株风滚草似地随波逐流。而这些话竟出自一个十几岁孩子的口中。这让我想到自己是多么在意他人的评价，于是我开始克服这种情绪。”
还有些父母在开始更注意自己为孩子所树立的榜样时，他们的道德标准得到了提升。“一旦你成为父母，你就会更在意自己是个怎样的公民，”住在芝加哥郊区的一位家长说，“就在前一阵，我和妻子要填写一张表格以证明陪同儿子驾驶的小时数——要开满一定小时数才能取得驾照。我们本可以捏造一个数字——以前我也做过类似的事。但随后我们想：这是一条有益的法律，捏造数字将给儿子传递什么样的信息？对他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公民或社区成员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还有一些父母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体验到一种更强烈的博爱：“女儿出生时，我心中充满了对她明确的深深的爱，这是我从未体验过的，”芝加哥的一位父亲告诉我，“而且这种爱延伸开去。你会觉得整个世界都不一样了，觉得与他人的关系也发生了改变。你心中对他人有了更多的关爱。”还有位家长感受到另一种意义上的更广泛的联系：“有了孩子之后，我开始觉得与任何为人父母的人、与文化背景、社区不同的父母之间都产生了一种联系。你会将每个孩子看作是自己的孩子，将每位父母的困境视为自己的困境。大家有着共同的经历与语言。”
掌控自身的道德发展
当然，并不存在简单划一的可以阻止父母退化的策略，也没有哪种神奇的灵丹妙药可以帮助我们发挥道德潜力。但是在这两方面我们还是可以作出许多尝试。
其一，我们可以努力驾驭抑郁及其他破坏性的情绪。这意味着如果我们在自己身上发现抑郁的征兆，就必须克服种种内外阻碍去接受治疗——不仅是为我们自己，也是为了我们的孩子。例如，绝望感既是抑郁的起因及后果，也是接受治疗的一个主要障碍。如果我们发现自己连续几周感到绝望，就必须立即寻求帮助。近年来对于抑郁症的治疗已有长足的进步——约80%的人得到了帮助。对于父母来说，寻求帮助以应对抑郁是一种强大的道德行为。我们也可以鼓励配偶以及身为父母的亲朋好友在出现这些症状时寻求帮助。由于抑郁患者通常对治疗抱有抵触情绪，情感空虚，身体疲惫，所以有时需要有人陪伴他们一同迈出无数小小的步伐，并且需要与专业的心理医生长期保持联系。
作为父母，我们也可以与孩子谈论自己的消极情绪。通常，父母不仅很少和孩子谈论抑郁症，也很少提及其他消极情绪，而且理由往往非常充分。当然，孩子并不需要获知我们所有的低落情绪，也没必要定期追踪我们的情感。我们是否谈论自己的情绪以及应该如何谈论取决于许多因素——包括孩子的年龄、我们认为孩子会如何理解这一信息，以及孩子特殊的脆弱性等因素。但是当我们发现自己因为与孩子无关的原因变得暴躁或愤怒时，或当我们过分孤僻时，我们至少有责任直接告诉孩子不是他们的原因。正如威廉·比尔兹利的书中写到，通常对孩子造成伤害的还不是父母消极情绪的严重程度及持续时间，而是孩子对这些情绪的理解——特别是他们是否将自己视为父母恶劣情绪的起因。岁的马特是个重感情的年轻人，他在母亲身边长大，而母亲的抑郁症时好时坏。他告诉我：“过去我总以为母亲就是不愿意当我的母亲，她想做的是别的事。现在回头看看过去，我改变了观点，感觉也好多了。我明白了所有的愤怒是来自她的内心。她感到抑郁，那是她自己的原因。那与我毫无关系。”
孩子也有必要知道父母正在努力负责任地应对自己的消极情绪。家长可以对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说：“我情绪不好是因为我和某个同事产生了冲突。这不是你的原因，但我希望你理解为什么我一直这么暴躁。如果这种状态持续下去，我会寻求帮助的。”
此外，只要我们发现自己与孩子的交流非常消极，或难以从他们的观点看问题，只要孩子经常对我们不够尊敬，或我们发现自己厌恶他们时，我们都应该问问自己：是什么样的往事又幽灵般地回到我们脑海之中，我们正在再现的是什么样的关系。通过自我反思以及与可信任的家庭成员或朋友进行反省，我们会发现许多影响我们养育方式的隐蔽的东西。反过来，这种反思可能需要我们摆脱一些日常压力，也需要暂时和孩子保持距离。
可以肯定的是，仅有自觉意识往往还不够。丽塔知道自己对儿子韦恩的愤怒源自对其他男人的愤怒，但还是无法停止对他的斥责。在这种情况下，有时深思熟虑的计划、自我约定，再加上其他方法，或许可以奏效。每当丽塔对韦恩发火时——例如当她无意中听到韦恩给女孩打电话时口气轻蔑，她可以约束自己至少一天之内不向他提起此事，同时找个值得信赖的朋友商量一下。我们也需要勇气和克制才能得到亲人的回馈，才能知道自己的行为是否有所改善。有时家庭治疗也有必要——特别是像丽塔这样的父母，他们深陷于对子女的愤怒之中。这类治疗通常指导家庭成员如何通过置身于关系之外来避免消极的关系模式，即如何成为一名“旁观者”，并且帮助父母理解他们幼时的家庭关系是如何对他们现在的家庭产生影响的。
显然对许多人来说，突然采取这种反省的态度有些困难，特别是美国文化既没有为成人道德成长提供什么支持，也未为父母提供自身道德发展的相关知识。尽管有些成人是宗教机构的成员，会定期进行严肃的道德反省、培养道德意识，但此类经历仍然罕见。书籍及脱口秀节目的专家从未警告家长注意道德退化的危险，或是提示他们注重道德成长的机会。在有关养育子女以及家庭的文学作品或研究中，总是讲述孩子在成长，父母则很少改变。专家也往往不会将养育孩子视为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复杂且相互作用的关系，也未能帮助父母理解令他们对孩子的感受视若无睹的种种原因。
然而，缺乏进行反思的能力本身向孩子传递的就是一种自我陶醉的信息，即道德将随着年龄的增长自然而然地神秘到来——用教育学家戴维·韦伯（David Weber）与哈佛·诺尔斯（HarvardKnOwles）的话说，“就像灰白的头发及萎缩的肌肉”。孩子应该注意到自古以来伟大的剧作家一直要告诫我们的道理：清晰的道德观往往是在许多相互冲突的兴趣与真相中被痛苦地挖掘出来的，而道德行为通常是坚持不懈地与自己的缺陷与弱点进行斗争的结果。此外，这种反思不仅对孩子的道德极为关键，而且对父母与子女的幸福感至关重要。丽塔与韦恩的悲剧在于丽塔没能欣赏韦恩，而且她所采取的保护自己的策略严重破坏了他们之间的关系，而这关系对韦恩的道德成长非常重要，对他们的幸福感更是如此。
当然只是向孩子反复灌输必须遵循的道德规范是最简单的办法。但这种灌输永远无法达到目的——我们要理解的是，成人的不断成长是与自己孩子的成长过程相互作用的。因为孩子的道德品质往往是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得以塑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