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颂梅
郑和（1371—1433年）是我国明朝初年伟大的航海家、外交家和军事家。在1405—1433年的28年中，他受明朝成祖、仁宗和宣宗三朝皇帝的派遣，统帅着由大小不一、用途不同的200余艘海船，27800多人组成的庞大远洋船队多次经过东南亚马六甲海峡到达印度洋、波斯湾、阿拉伯海、红海、非洲东海岸古代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史称“郑和下西洋”，创造了人类航海史上的奇迹。
2005年是这位举世瞩目的伟大航海家下西洋首航600周年的纪念，我国和部分东南亚国家都在举办各种精彩纷呈、轰轰烈烈的纪念活动；学术界、出版界有关郑和下西洋的各种观点、“新发现”也层出不穷。在郑和七次出使西洋所访问和经过的国家中，除了现在的泰国、缅甸、斯里兰卡和印度外，绝大部分都属于穆斯林国家，他以一位虔诚的穆斯林钦差总兵身份的过人智慧和胆识，不仅秉承了伊斯兰和平与平等的根本宗旨，而且还积极推动了伊斯兰教在东南亚地区的传播和发展。就是这样一位出生于哈只家庭的虔诚的穆斯林统帅，历经阿拉伯地区之时，他是否上岸到麦加去朝觐过？如果有，是在什么时候去的，换句话说，也就是在哪一次下西洋的时候去的？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去的？这在郑和研究中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笔者根据有关的史料记载，从郑和的家庭背景、宗教信仰和伊斯兰教的情感，以及下西洋的路线等不同角度来对这一史实存在的可能性作一简要的梳理和考证。
一、从郑和的家庭和信仰来看其朝觐的可能性
郑和原名姓马，名和，俗称三宝（亦作三保），世称三宝（保）太监。明洪武四年（1371年）出生在云南昆阳宝山乡和代村（即今晋宁县昆阳镇月山西坡）一个穆斯林世家。史学界根据对云南省玉溪市东营村郑绍明家藏的《郑和家谱》、云南回族民间珍藏的《赛典赤家谱》以及在南京发现的《郑和家谱首序》的记载进行研究考证，认为郑和的先祖是“西域天方国普化力（布哈拉）国王”所非尔，于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年）因被邻国侵略，所非尔舍国适宋，神宗封他为宁彝侯，后又加封为宁彝庆国公；到五世孙赛典赤·赡思丁时，封为咸阳王，任平章政事。
据《元史·赛典赤赡思丁传》记载：“赛典赤·赡思丁，一名乌马儿，回回人，别庵伯尔之裔。其国言‘赛典赤’，犹华言‘贵族’也。”中国著名回族史学家白寿彝先生考证说：“‘赛典赤’是Sayyidal-A-jall的音译，是对穆罕默德及其后裔的尊称，有‘荣耀的贵族’之义。乌马儿是本名，赡思丁是号，意为‘宗教的太阳’。”（白寿彝：《中国伊斯兰教史存稿》，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218页。）据《故马公墓志铭》记载，郑和的曾祖伯颜，是所非尔的八世孙，赛典赤的孙子。伯颜的长子名叫察尔·米的纳，元末被授予滇阳侯。是为郑和的祖父。察尔·米的纳之子，即郑和的父亲，名叫米里金，以马为姓，授云南行省参知政事，袭封滇阳侯。娶妻温氏，生二子四女，长子文铭，次子和。据此碑记载，郑和的祖父、父亲都去麦加朝觐过，故有“哈只”的尊称。
从以上史料和谱牒记载，可以知道郑和出生于一个虔诚的显赫的穆斯林家庭，郑和作为“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Muhammad）的第37代后裔”、（孔志远：《郑和与印度尼西亚》，载《郑和研究论文集》，大连海运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103页）。“哈只”子孙，从小就受到伊斯兰文化的熏陶和教育，明了伊斯兰教义，对伊斯兰教充满着虔诚。伊斯兰教义规定，成年穆斯林，除了具有表现在内心世界的六大信仰外，还必须履行表现在行动方面的五大功修，即“认、礼、斋、课、朝”“五功”。其中，“朝”即朝觐，凡有经济能力、身体健康的穆斯林，一生中要前往伊斯兰教圣地麦加朝觐一次，朝觐归来者被尊称为哈只。古代从中国到沙特阿拉伯麦加去朝觐的道路十分遥远而艰险，只有虔诚的穆斯林教徒和不畏艰险的人才能完成此举功修。郑和的祖父和父亲都曾克服艰难险阻前往麦加朝觐过，被尊称为“哈只”。
浓郁的伊斯兰家庭氛围，使郑和对伊斯兰教的虔诚成为情理之中的事。其次，郑和作为穆圣后裔、哈只之孙，他所受到的伊斯兰教熏陶和影响，以及他对伊斯兰教义的深层次理解，必然远胜于其他一般宗教信仰者。伊斯兰教的人生哲学有积极进取、不畏艰险、吃苦耐劳、敢于冒险的内容，以及提倡人与人之间的互助、友善、团结的精神。郑和对伊斯兰教的哲学与精神内涵的理解是十分透彻的，这可以在他七下西洋的航海事业中如何使儒、道、释等互不相容的宗教能和睦共处，能不畏艰险、排除万难，以积极进取的精神完成航海的使命的壮举中得到印证。
从郑和的家世和对伊斯兰教的虔诚信仰角度，以及郑和七次远航的范围都是“西洋”地区，也即大都为伊斯兰教国家，其中第七次就经过“天方国”的经历来分析，作为一个虔诚的穆斯林，在途经圣地时，岂有不上岸去拜谒之理。
二、从郑和在国内的宗教活动及其船队穆斯林成员的构成来看其朝觐的可能性
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朱元璋派大将傅友德、蓝玉、沐英等率兵征讨云南，年仅十岁的马和被掳获，编入傅友德军中，随明军抵京师（南京），后进燕王府邸当了太监。马和“丰躯伟貌，博辩机敏，有智略，习兵法”，深得燕王朱棣的信任和喜爱。在燕王“靖难之役”中，特别是在建文元年（1399年）十一月，燕王军队与曹国公李景隆的部队战于郑村坝（今北京大兴县东），马和出生入死，连破李景隆七营，斩首数万级，燕王军大胜，马和立下了汗马功劳。因此，在朱棣当上皇帝的第二年（1404年），特擢升他为内官监总管，成为商议国家军机要事的宠臣。因朱棣迷信“马”不能登上皇帝议事的尊贵朝堂，故特赐和以郑姓，以奖励他在郑村坝关键一役中的功劳，从此，马和便更名为郑和。
郑和从被掳到后来当了太监，也就是说，从十岁始，他生活的宗教环境发生了较大的改变，由一个对伊斯兰教虔诚信仰的穆斯林家庭的生活环境融入到了一个统治阶级崇尚佛教、尊崇佛教的主流社会中，并且在长达28年的下西洋活动中，他以海洋般宽广的胸怀接纳和尊崇伊斯兰教以外的其他宗教，求得航海事业的顺利进行。
尽管如此，郑和仍不失为一位虔诚的伊斯兰信仰者，仍谨守伊斯兰教规，虔诚地参加伊斯兰教规所规定的各种活动。我们从以下的史实中可以得到证实：
第一，晚清云南首位经济特科状元袁嘉谷先生对《故马公墓志铭》进行了寻访和考证，在他的《卧雪堂集》卷9《昆阳马哈只碑跋》和《滇绎·元条》记载，永乐三年（1405年），在首次出使西洋前，郑和请在京畿的资善大夫礼部尚书兼左春坊大学士李至刚撰写了一篇墓志铭，如今此碑仍存于郑和故乡晋宁县月山郑和公园内。此碑记载如下：
故公字哈只，姓马氏，世为云南昆阳州人。祖拜顾，妣马氏。父哈只，母温氏。公生而魁岸奇伟，风裁凛凛可畏，不肯枉己附人，人有过，辄面斥无隐。性尤好善，遇贫穷及鳏寡无依者，恒保护给，未尝有倦容，以故乡党靡不称公为长者。娶温氏，有妇德。子男二人，长文铭，次和，女四人。和自幼有材志，事今天子，赐姓郑，为内官监太监。公勤明敏，谦恭谨密，不避劳，缙绅咸称誉焉。呜呼，观其子而公之积累于平日，与义方之训可见矣。公生于甲申年十二月初九日，卒于洪武壬戌七月初三日，享年三十九岁。长子文铭奉枢安厝于宝山乡和代村之原，礼也。铭曰：身处乎边陲，而服礼义之习；分安乎民庶，而存惠泽之施。宜其余庆深长，而有子光显于当时也。
时永乐三年（1405年）端阳日资善大夫礼部尚书兼左春坊大学士李至刚撰。
此碑不仅在研究郑和的家世方面具有很高的价值，同时从一个方面揭示了郑和对自己的穆斯林家庭身份的一种特有的感情。因为，在墓志铭中强调了父、祖的“哈只”身份，以及祖上是拜颜（伯颜）的史实。此后，郑和又于永乐九年（1411年）十一月，在第三次下西洋回国后，特选伊斯兰教斋月期间回乡，到“祖家坟茔祭扫追荐”，为祖先圆经祈祷，度过了整个斋月。这表达了郑和对伊斯兰教礼仪的谙熟，不忘对先祖的追思和缅怀。
第二，永乐十一年（1413年），郑和途经西安，访求西安羊市大清真寺掌教哈三，请他当翻译，做顾问，随从出使波斯湾及阿拉伯地区。哈三归国后，重修了西安羊市清真寺，该寺据《西安府志》载称，是太监郑和重修，按杨怀中先生的考证，可能是哈三在修寺之事上得到过郑和的资助。（杨怀中：《回族史论稿》，宁夏人民出版社1991年8月第1版，第249页。）镌立于寺内的《重修清净寺碑记》和《敕建陆次碑记》也有这样的记载：“永乐十一年（1413年）四月太监郑和奉敕差往西域天方国，道出陕西，求所以通译国语可佐信使者，乃得本寺掌教哈三焉。嗣后，哈三随郑和通往西洋，途中遇险，赖教宗保佑而平安往返，遂发洪誓重修清净寺……”参见周文林、郑一钧、杨新华等编著：《郑和史诗》，云南人民出版社、云南美术出版社、晨光出版社2005年6月第1版。
第三，永乐十五年（1417年），在第五次出海前夕到泉州寄泊，除了祈风外，郑和还专程到泉州灵山伊斯兰教先贤圣墓去游坟行香，据《泉州灵山回教先圣墓行香碑》载：“钦差总兵太监郑和，前往西洋忽鲁谟斯等国公干，永乐十五年五月十六日于此行香，望灵圣庇佑，镇抚蒲和日记立。”（冯承钧：《伯希和撰〈郑和下西洋考〉序》，载《郑和研究资料选编》，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6月版，第11页）。蒲和日（又曰蒲日和），蒲氏是东南沿海有名的回回航海世家。
第四，宣德五年（1430年），第七次，也是最后一次出使西洋之前，已是年近六旬的郑和还奏请明宣宗朱瞻基重修南京三山街清真寺，宣宗在赐予这位先帝旧臣的敕文中称：
“敕太监郑和，……其西洋诸番国事皆付托于尔。惟尔心腹智识，老成旧人，以副朕委任之重，尔宜慎之！得尔所奏，南京城内三山街礼拜寺被焚，尔因乞保下番钱粮人船，欲要重新盖造。此尔尊重之心，何可怠哉！尔为朝廷远使，既已发心，岂废尔愿？恐尔所用人匠及材料等项不敷，临期误尔工程，可于南京内监官或工部支取应用，乃可完备，以候风信开船，故敕。时宣德五年七月二十六。”（《中国伊斯兰教史参考资料选编》（上册），第221页。）
该敕文流露出皇帝对肩负出使西洋番国重任的郑和及其船队的高度赏识，同时也体现了朝廷对伊斯兰教及清真寺的重视。更重要的是反映出郑和对自己所信仰宗教的虔诚之心和对穆斯林同胞的重要活动场所的关心和重视，并对南京三山街清真寺嘱“其子孙世守之”。
在国内对伊斯兰教信仰尚有如此虔诚的举动，在下西洋途经圣城麦加的绝好机会时，上岸去朝觐应该是情理之中的事。
在国内对伊斯兰教信仰如此虔诚，在下西洋的船队中，郑和还任用了许多穆斯林人才，他们与郑和一样，为空前的航海事业作出了贡献。他们是马欢、郭崇礼、费信、哈三和蒲日和等人，他们以自己穆斯林的身份和熟悉阿拉伯语的专长，为中国与阿拉伯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如马欢，浙江会稽回族，因才干优裕，通晓阿拉伯语，以通译番书的身份，先后参加了第四、六、七三次远航，写成《瀛涯胜览》一书。据《瀛涯胜览》记载，“在鲸波浩渺，历涉诸邦，采摭各国人物之美丑，壤俗之异同，与夫土产之别，疆域之制，编次成帙名，名曰《瀛涯胜览》”。该书记载了占城、爪哇、旧港、暹罗等二十余国的疆域道里、风俗物产和历史沿革，为郑和远航留下了珍贵的文字资料。郭崇礼，杭州仁和回族，因“善通番语，遂膺士选，三随并轺，跋涉万里”。他参与了《瀛涯胜览》的编撰，特别是为该书的刻版印刷、找人作序等出力不小。费信，吴郡昆山人，出身于穆斯林世家，通晓阿拉伯文字。先后四次跟随郑和下西洋，任通事之职。费信笃志好学，将每到一地的山关、人物、物候、风俗及光怪奇诡之事记录下来，编成《星槎胜览》一书，分前后两集，前集为作者亲眼目睹之事，后集为采辑传译之闻，该书是《瀛涯胜览》的姊妹篇，具有一定的文献价值。哈三，西安羊市大清真寺掌教。永乐十一年四月，郑和第四次奉敕差往西域阿拉伯各国，途经西安，请哈三任翻译、顾问。在出访期间，为远航船队中的穆斯林兄弟讲经说法、祛凶避灾，充分发挥了他“通国语”、“佐信使”以及安定人心于危险之中的作用。蒲日和，泉州回族，宋末泉州市舶使蒲寿庚家族后裔，伊斯兰教世家。蒲氏家族为东南沿海航海世家，熟知海外事务，故而蒲日和被郑和起用，参加了永乐十五年的第五次航海。临行前，郑和曾到泉州灵山圣墓前行香游坟，蒲日和为之记立碑文，为郑和下西洋留下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此次航海的首站为占城，该地是蒲氏先祖侨居和经营多年的地方，郑和起用蒲氏后人，可谓用人得当。归国后，蒲日和被加封为泉州卫镇抚，并负责管理灵山圣墓。
除以上所列在历次下西洋中为航海事业作出重要贡献的穆斯林外，还有许许多多不为人知的默默无闻的穆斯林人才。从郑和下西洋穆斯林船员的职业构成来看，除了像马欢、费信、哈三、蒲日和等主要从事翻译、作为处理与穆斯林国家事务的顾问、记录沿途各国风土人情的学者专家，以及宗教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阿訇等穆斯林上层精英分子外，随郑和船队远下西洋的穆斯林大部分由火工、舵工、班锭工以及铁锚和水箱修理工匠等非常有航海经验的人员组成。这些经验丰富的水手多是南京、泉州、长乐等东南沿海的穆斯林，对远洋航海以及造船技术具有丰富的经验。这些地方具有造船航海的传统，由于长期与海洋打交道，造就了一批批技艺高强的知风情、识水性、观天象的航海人才。这些人员在郑和下西洋的航海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在一定层面上反映出郑和对自己的宗教信仰和穆斯林兄弟的一种偏爱。反过来说，郑和不仅对自己民族同胞如此器重，任用了许多有技术的兄弟，在有这许许多多有着丰富航海经验的穆斯林同胞兄弟的相伴下，向西的航行中，在离伊斯兰教圣地越来越近的过程中，心中一定充满了去朝觐的愿望。
三、从云南历史上穆斯林朝觐的路线与郑和远航的线路来推断其朝觐的可能性
《故马公墓志铭》记载：“公字哈只，姓马氏，世为云南昆阳州人。祖拜颜，妣马氏。父哈只，母温氏。”从这一史实我们可以知道，郑和的父、祖曾经到麦加朝觐过，因此才有“哈只”的称呼。我们知道，“哈只”不是名字，而是对去麦加朝觐归来之人的一种尊称，“犹言师尊也”。袁嘉谷在《昆阳马哈只墓》一文中，也有这样的记载：
“碑言和本马姓，父哈只，母温氏……又载和祖亦温氏。祖母与母同氏，不足异，祖与父同名，或者疑之，而不知不足疑也。昆阳马氏，本回教巨族，回教以曾经天方觐见者……尊称为哈只。哈只，其字本作，华音译之，或作汉芷。凡有汉芷之称者，乡俗不复称其名，今犹然矣。……当是时，中国回人朝天方，道必出海，赍一岁粮乃达，纵有让皇浮海之传闻，谁敢行险远浮者？和奉君命而往，承其家世探险精神，率二万余人，往来重洋十数次。”《卧雪堂文集》卷九。
关于云南回族穆斯林朝觐的历史，据姚继德先生研究认为，云南穆斯林沿着传统的西南丝绸古道前往天方麦加的活动始于元代。而对朝觐人物的确切记载，则始于《故马公墓志铭》中对郑和父、祖的“哈只”记载，这也是迄今为止云南穆斯林中唯一可考的曾到过天方麦加朝觐的首批哈只。参见姚继德《云南穆斯林朝觐小史》，载《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3期。
对于我国穆斯林前往天方麦加朝觐的路线，清代以前史书缺乏记载。大体上认为，我国西北各省都是从陆路到天方；东南沿海各省，考诸各种史籍记载，上自唐宋时期，伊斯兰教徒，来华定居之地多为我国的泉州、广州等沿海城市，因此他们去往天方朝觐的路线自然大多为海路；而西南各省，特别是云南穆斯林的朝觐路线是北上经由古丝绸之路，还是向东走海路呢？早在元代的汪大渊的《岛夷志略》一书的“天堂”条中就有这样的记载：“（天堂）地多旷漠，即古筠冲之地，又名为西域。风景融和，四时之春也，田沃稻饶，居民乐业。云南有路可通，一年之上可至其地。西洋亦有路通。名为天堂。”此条史料虽没有详细说出云南前往天方朝觐的路线，但指出了这条路线的存在，并且根据汪大渊的游历经历，需一年以上的时间才可到达。这条道路应该就是自秦汉时期，经过缅甸等东南亚国家，到达天竺的西南丝绸古道。据姚继德先生《云南穆斯林朝觐小史》一文认为，它是从滇西古城大理往西经永昌（今保山）而入缅甸，亦可由滇中云南府（昆明）或滇西楚雄、大理等地南行经思茅、车里（今西双版纳）入缅甸。在缅甸境内，又可分海陆两途转至天方。海道亦称瘴疠道，若由滇西入缅境，则经腊戍（Lashio）抵下缅甸，由仰光（Rangoon）港出海；若由滇南车里入缅境，亦汇集至仰光出海，经孟加拉湾及阿拉伯海达天方。陆路亦称天竺道，走此道者须由滇西出发，经滇越（今腾冲）入缅境，历上缅甸而达印度阿萨姆（Assam）邦，再由印度转至阿拉伯。
郑和父、祖所历朝觐路线是否是元人汪大渊《岛夷志略》“天堂”条中所记的传统路线，已无确凿史籍可考。但他们确是有史料可考的云南首批穆斯林哈只。郑和生于这样一个受人尊敬的回族穆斯林世家，自幼必定受到父辈的耳濡目染，经常聆听父辈不畏艰险、远蹈万里朝觐事迹，受其感染，正如20世纪30年代初，著名史地专家夏广南先生所指出的：“和之先世及同族盖曾朝天方者，故和之冒险西行，亦有所本。又如‘公生而魁岸奇伟，风裁凛凛可畏，不肯枉己附人，人有过，辄面斥无隐。性尤好善，遇贫穷及鳏寡无依者，恒保护给，未尝有倦容，以故乡党靡不称公为长者。’是则和一生功业，胜传海外，所谓航海数十年，斩俘数十王者，岂非得自祖若父刚方奇伟之遗传耶。”夏光南：《元代云南史地丛考》，转引自姚继德《云南穆斯林朝觐小史》一文。
到了清代，云南穆斯林，乃至我国各族穆斯林前往天方朝觐的路线有了更为详细的记录，这主要得益于马复初用阿拉伯文撰成的日记体游记《朝觐途记》，该书记载他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随大理马元德回族马帮前往天方朝觐，历时八年的游历。经历的路线主要为：从大理出发，经景东、普洱、思茅，到九龙江（即车里），出中国界，进入缅甸。在缅境经由闷（即孟瑙）、扪、护博城、罗觉城、阿瓦城（即曼德勒，Mandalay）、白庞（即Burma）、漾贡（即仰光，Rangoon），而后再在仰光候得谆德（即吉达，Jiddah）大船，历欣德（即印度）、邦果腊（即孟加拉，Bangala）、克来克特（即加尔各答，Calcutta），又在就加尔各答候得母呵（Mocha）之船，经赛依喇岛（即锡兰，Ceylon）、买来波（Mole）、数孤篆喇（即索哥德剌岛，Sokotna）、尔当城（即亚丁，Aden）、母呵城（即摩哈）、野庞（即也门，Yemen）、哈代德城（即荷台达，Hodeida），于海上行受戒仪式，到达谆德城（即吉达，Jiddah），由此上岸，赶往满克（即麦加），完成了朝觐功修。见（清）马德新撰，马安礼译《朝觐途记》，载《云南史料丛刊》第12卷，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马德新，即马复初，德新为其名，复初为其字。
如果说马复初所历到天方麦加朝觐的路线与云南穆斯林历代朝觐所走的路线一致的话，也就是说，这是一条云南穆斯林去往天方朝觐的传统路线。那么，从郑和船队七次下西洋所到的占城、暹罗、苏门答腊、满剌加、锡兰、古里、忽鲁谟斯、天方等国家和地区来看，这两条线路大体是一致的。换句话说，郑和下西洋的航线是从小对父辈朝觐麦加一种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的影响和接受，这与他成年以后率领庞大舰队远下西洋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也就是由于这种种的千丝万缕的联系，郑和秉承祖志，奋蹈西洋，再谒天方，完成朝觐功修是非常有可能的事。
四、从郑和七次下西洋所历地区和国家及其文献记载来看其朝觐的可能性
如前所述，郑和出身于云南昆阳一个穆斯林哈只世家，为郑和对伊斯兰教发自内心的虔诚信仰奠定了坚实的精神基础，其父、祖二代赴麦加朝觐的冒险经历，又为其后来奉旨统率宝船七下西洋奠定了坚实的精神动力；从其在国内时期，积极参与伊斯兰教的各种宗教活动，以及对父、祖的祭奠，对伊斯兰教宗教活动场所的修缮所做的工作和努力，可以看出其对伊斯兰教的虔诚，这也是促使其下西洋过程中有可能去朝觐的内在的动力；在多次下西洋的过程中，随行的翻译、船员有很大一部分是穆斯林，在这样的穆斯林氛围很浓的环境下，郑和极有去朝觐的可能；在下西洋的过程中，路线是从东向西航行，远下西洋，是向着西方麦加的方向而去的，有经过麦加的契机，这为郑和创造了朝觐的条件。理论如此，推论如此，但是，郑和真的朝觐过吗？这只有从郑和历次下西洋的路线及所历的国家和地区来作一考证。
《明史·郑和传》记载：
“和经事三朝，先后七奉使，所历占城、爪哇、真腊、旧港、暹罗、古里、满剌加、渤泥、苏门答腊、阿鲁、柯枝、大葛兰、小葛兰、西洋琐里、琐里、加异勒、阿拔把丹、南巫里、甘把里、锡兰山、喃渤利、彭亨、急兰丹、忽鲁谟斯、比剌、溜山、孙剌、木骨都束、麻林、剌撒、祖法儿、沙里湾泥、竹步、榜葛剌、天方、黎伐、那孤儿，凡三十余国。”（清）张廷玉：《明史》，卷340，中华书局版。
又南京刘家港天妃宫石刻《通番事迹之迹》记载：
“和等自永乐初，奉使诸番，今经七次，每统领官兵数万人，海船百余艘，自太仓开洋，由占城、暹罗、爪哇国、柯枝国、古里国，抵于西域忽鲁谟斯等三十余国，涉沧溟十万余里。”
从以上两条史料，以及随郑和一起下西洋的马欢《瀛涯胜览》、费信《星槎胜览》和巩珍《西洋番国志》等一系列的记载，郑和船队下西洋，到达了印度洋、波斯湾、阿拉伯海、红海、非洲东海岸，遍访了亚非三十余个国家和地区。绘制了《郑和航海图》，全名为《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图》，该图收录于明茅元仪所辑的《武备志》卷240中，其成书年代已无确考，但是它详细地绘制了沿途的山川地理位置、海岸、岛礁、沙滩和港口等地形地物以及航路远近、航行方向等；所收地名达500多个，其中有300多个外国地名，有的沿用至今。这是我国迄今为止最早的航海图。
因郑和历次下西洋的时间、所到之地，各种典籍、史料记载不一，根据《明史》、《明实录》以及《瀛涯胜览》、《星槎胜览》、《西洋番国志》及《郑和航海图》等的有关记载，将郑和七下西洋的情况整理如下：序次出洋时间归国时间主要随从人员所历主要国家和地区一永乐三年（1405年）冬永乐五年九月（1407年10月）占城、爪哇、苏门答剌、旧港、锡兰山、古里二永乐五年（1407年）冬永乐七年（1409年）夏末占城、爪哇、满剌加、暹罗、渤泥、苏门答剌、锡兰山、小葛兰、柯枝、古里、加异勒等三永乐七年九月（1409年10月）永乐九年六月（1411年7月）费信、马欢占城、爪哇、满剌加、苏门答剌、暹罗、阿鲁、加异勒、南巫里、甘巴里、阿拔把丹、柯枝、小葛兰、古里四永乐十一年（1413年）冬永乐十三年七月（1415年8月）费信、马欢、哈三占城、爪哇、满剌加、苏门答剌、阿鲁、柯枝、古里、南巫里、溜山、忽鲁谟斯、加异勒、急兰丹、彭亨、比剌、孙剌等五永乐十五年（1417年）冬永乐十七年七月（1419年8月）费信、蒲日和占城、爪哇、旧港、满剌加、苏门答剌、南巫里、锡兰、溜山、木骨都束、卜剌哇、阿丹、剌撒、忽鲁谟斯、柯枝、古里、沙里湾泥、彭亨、榜葛剌、麻林等六永乐十九年（1421年）春永乐二十年八月（1422年8月）马欢占城、锡兰山、忽鲁谟斯、阿丹、祖法儿、剌撒、卜剌哇、木骨都束、古里、柯枝、加异勒、溜山、南巫里、苏门答剌、阿鲁、满剌加、甘巴里等七宣德六年十二月（1431年1月）宣德八年七月（1433年8月）费信、马欢、巩珍占城、爪哇、旧港、满剌加、苏门答剌、锡兰山、南巫里、溜山、阿鲁、甘巴里、忽鲁谟斯、剌撒、祖法儿、竹步、加异勒、古里、柯枝、卜剌哇、木骨都束、天方、小葛兰、麻林、阿拔把丹等资料来源：周文林、郑一钧、杨新华等编著《郑和史诗》里的相关史料。
从以上对郑和七次下西洋路线及所历国家和地区的梳理，可以看到，郑和途经麦加，即天方是在第七次奉命出使西洋时，并且在此次出使西洋时随行的人员有费信、马欢、巩珍等穆斯林，因此，可以这么说，郑和如果去朝觐极有可能是在第七次下西洋的过程中。但是关于郑和第七次下西洋时是否上岸去拜谒伊斯兰教圣地？这恐怕得要从当时跟随郑和的随从的笔记和有关记录中去进一步考证。
从上表所列郑和历次下西洋的基本情况来看，郑和船队到达麦加，即当时的天方国的航海是在第七次出使西洋时，并且在第七次随同郑和出使的随从为费信、马欢和巩珍三人同时参与。关于对第七次航海的记载在马欢、巩珍、费信三人的《瀛涯胜览》、《西洋番国志》、《星槎胜览》三本航海日志“天方”条中，均分别作了记载，而其中以马欢《瀛涯胜览》的记载最为详细：“此国即默伽国也，自古里国开船，投西南申位，船行三个月方到本国马头，番名秩达。有大头目主守。自秩达往西行一日，到王居之城，名默伽国。奉回回教门，圣人始於此国阐扬教法。至今国人悉遵教规行事，纤毫不敢违犯。其国人物魁伟，体貌紫膛色。男子缠头，穿长衣，足着皮鞋。妇人俱戴盖头，莫能见其面。说阿剌毕言语。国法禁酒。民风和美。无贫难之家。悉遵教规，犯法者少，诚为极乐之界。婚丧之礼皆依教门体例而行。自此再行大半日之程，到天堂礼拜寺，其堂番名恺阿白。外周垣城，其城有四百六十六门，门之两傍皆用白玉石为柱，其柱共有四百六十七个，前九十九个，后一百一个，左边一百三十二个，右边一百三十五个。其堂以五色石叠砌，四方平顶样。内用沈香大木五条为梁，以黄金为阁。满堂内墙壁皆是蔷薇露龙涎香和土为之，馨香不绝。上用皂丝为罩罩之。蓄二黑狮子守其门。每年至十二月十日，各番回回人，甚至一二年远路的，也到堂内礼拜，皆将所罩丝割取一块为记验而去。剜割既尽，其王则又预织一罩，复罩於上，仍复年年不绝。堂之左有司马仪圣人之墓，其坟俱是绿撒不泥宝石为之，长一丈二尺，高三尺，阔五尺，其围坟之墙，以绀黄玉叠砌，高五尺余。城内四角造四堆塔，每礼拜即登此塔喝班唱礼。左右两傍有各祖师传法之堂，亦以石头叠造，整饰极华丽。……又往西行一日，到一城，名蓦底纳。其马哈嘛圣人陵寝正在城内，至今墓顶豪光日夜侵云而起。墓后有一井，泉水清甜，名阿必糁糁。下番之人取其水藏于船边，海中倘遇飓风，即以此水洒之，风浪顿息。宣德五年，钦蒙圣朝差正使太监内官郑和等往各番国开读赏赐。分到古里国时，内官太监洪（保）见本国差人往彼，就选差通事等七人，带麝香、磁器等物，附本国船只到彼。往回一年，买到各色奇货异宝，麒麟、狮子、驼鸡等物，并画天堂圆真本回京。其默伽国王亦差使臣，将方物跟同原去通事七人献于朝廷。景泰辛末秋月望日会稽山樵马欢述。”《瀛涯胜览》成书于1451年，其对同一个国家的描述，在《瀛涯胜览》、《星槎胜览》和《西洋番国志》三书中是最为具体详赅的。
《星槎胜览》成书于1436年，比《瀛涯胜览》更早，其作者费信也是郑和下西洋史地“三书”的作者中下西洋次数最多的作者。《星槎胜览》一书的有些内容采自元人汪大渊的《岛夷志略》，同时补充了《瀛涯胜览》所未收录的二十多个亚非国家和地区，关于对“天方国”条的记载，以《瀛涯胜览》一书较为详尽；《西洋番国志》，在条目篇章设置、顺序、国家地区的译名等方面与《瀛涯胜览》一样，在内容上也与《瀛涯胜览》基本类同，但《西洋番国志》的文笔要好一些。《西洋番国志》在“三书”中成书最早（1434年），但因为它依赖于通事（很可能是马欢）的翻译记录，如巩珍自己所言“汉语番言，悉凭通事转译而得，记录无遗”（《自序》）。可见《瀛涯胜览》一书对“天方国”条的记载是最为可信和详细的。
因此，对以上随郑和下西洋的随从当时所记录的文字资料来看，郑和委派太监洪保率马欢、费信、巩珍等七人是以郑和贴身的回回通事身份前往圣地麦加“代其朝谒天房，得以遂愿”，也就是说郑和本人并未亲自前往麦加朝觐。据有的学者研究，是因其太监的残身而未能前往；有的学者研究认为，是因为郑和第七次率船队下西洋时已年迈体弱而未能亲自前往。
总之，从以上对郑和七下西洋的时间、所历国家、随从人员的梳理，郑和虽出身于哈只世家，有着深藏于内心的朝觐初衷，但由于一些客观的原因，郑和并未亲自去麦加朝觐。
五、结语
在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之际，本文就史学界多年来争论不休且扑朔迷离的关于郑和是否去麦加朝觐一题，从郑和本身和下西洋过程中的客观条件及其郑和对宗教信仰的一种主观情感来对郑和下西洋的可能性进行考证，认为从郑和的家庭环境熏陶及对伊斯兰教的虔诚信仰的分析，认为郑和去往麦加朝觐是作为一个穆斯林履行功修应为之事；从客观条件上来分析，郑和每次出海航行都是前往西方，何况历次航海船队中都有自己的穆斯林同胞，在他们的感染之下，极有可能去往天方朝觐。另一方面，云南穆斯林拥有通过东南亚各国前去西方朝觐的传统路线，郑和作为出身于云南的回族穆斯林，应该很熟悉这条传统路线，也就是说，客观上存在着这种去西方朝觐的有利条件，从推理可以得知，郑和非常有可能去朝觐。但是推理归推理，郑和是否真的上岸去朝觐？这得从事实根据中找到答案。对郑和七下西洋的路线、随从人员等作进一步的梳理及研究相关的史籍记载后得知，郑和并未亲自上岸去朝觐。这是我们所要尊重的历史史实。
当然，对郑和朝觐问题的探讨，有的学界学者通过对郑和下西洋途经国家的访问，以及一些田野调查，认为郑和亲自去朝觐过，并且是在第四次，也即永乐十一年（1413年）统率船队下西洋时去的。参见马利章《郑和朝觐记闻》，载《回族研究》2003年第1期。这可以作为另一种说法，学术问题可以争论，本人将不作任何评论。当然，由于个人学识及涉猎范围的有限，对于这一问题难免会有局限性，还将求教于各位方家。
